北宋仁宗時，三川口一敗于西夏，宋朝走馬換將，以夏竦為主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負責對西夏的防御與作戰(zhàn)。

隨后，西夏兵指韓琦坐鎮(zhèn)的涇原路。韓琦排兵布陣積極迎敵，在好水川卻是再次慘敗，一萬五千人幾乎全軍覆沒，任福等大將陣亡。

消息傳回汴梁，韓琦成為眾矢之的。他沒有推脫責任，而就在他請罪的奏章到京、即將給予重罰之際，一份公文披露出此次戰(zhàn)敗另有內情，使韓琦最終僅受小懲。

那是一份戰(zhàn)場上撿回來的公文，證明是領兵大將任福不遵命令、輕敵妄進以致大敗。但敗因盡數歸于任福就公平么？人們?yōu)槭裁床粦岩稍摲莨牡恼鎮(zhèn)文兀?/strong>

一、好水川悲歌

三川口戰(zhàn)役后， 夏景宗李元昊搶在宋朝發(fā)兵討伐前率先出兵，十萬西夏軍侵入大宋涇原路。

李元昊是個軍事天才，對宋情報工作很到位，對宋軍動向一清二楚。他謀定而動，以小部攻打懷遠城，主力悄然南下，埋伏于好水川河谷。

韓琦堅信宋軍有鏟滅西夏的能力，因此決定自己正面堅守，另派環(huán)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萬余宋軍自鎮(zhèn)戎軍經懷遠城、得勝寨，抵達羊牧隆城，從而繞到西夏軍的側后，伺機發(fā)起突襲。

韓琦雖是文臣，也知戰(zhàn)兇兵險，因而囑咐任福，如果沒有好的戰(zhàn)機，就在西夏軍返回的路上據險設伏，不可貿然出擊。

行軍路上，任福得到西夏軍攻打張義堡的消息，當即改變路線、急赴戰(zhàn)場。宋軍士氣高漲，擊殺數千敵軍。眼見西夏兵敗如山倒，丟盔卸甲，狼狽逃竄，任福下令輕裝追擊。

一路追殺到好水川口，任福命朱觀、武英率部進駐籠洛川，約定次日于好水川合擊西夏軍。但宋軍的一舉一動都在李元昊的算計之中，將宋軍引來的西夏敗軍正是他派出的誘敵之師。

2月14日，任福、桑懌，朱觀、武英各率宋軍進入西夏軍的包圍圈。懵懂的宋軍發(fā)現道路旁有數個奇怪的盒子，任福命令打開，一群鴿子騰空而起，鴿哨聲響徹原野。

這是西夏的攻擊信號，霎時間，伏兵四起，宋軍未及列陣，就被騎兵為主的西夏軍沖散。

宋軍將士拼死廝殺，經過一上午的激戰(zhàn)，時至中午已大部戰(zhàn)死、敗局已定。主將任福身負重傷，手下勸其突圍，任福慨然道：“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隨即沖向敵軍，寡不敵眾落馬后，自扼咽喉而亡。此戰(zhàn)宋朝眾多將官陣亡，僅千余人幸免。

得知宋朝環(huán)慶路、秦鳳路援軍將至，李元昊見好就收，全師得勝而歸。

二、誰該負責？

對西夏的崛起，宋朝是高度重視的。因而才會將朝中重臣夏竦，韓琦、范仲淹齊派往西錘。三人均是文臣，卻是意見各異。

韓琦主張主動出擊與西夏決戰(zhàn)，認為分路防守使兵力分散，國家財政負擔日益沉重，應該一舉滅夏。

范仲淹則認為畢其功于一役一難以實現，應該穩(wěn)定防御，步步為營，伺機出擊，再結合經濟封鎖，雙管齊下才能解決西北問題。

夏竦對兩位副使的主張難以定奪，老江湖的他決定責任上移，將二人的主張上報宋仁宗，由朝廷定奪。

長痛不如短痛，宋仁宗及宋廷最終采納了急功近利的主張。

大政方針已定，但宋朝兵馬未及動做，西夏卻率先出兵了。主攻的韓琦踐行了自己主動出擊的思想，派出奇兵繞道敵后，試圖打個大勝仗。結果事與愿違，損兵折將。

韓琦這一敗，引發(fā)了朝堂上的物議紛紛，即將降罪時，陜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送來了打掃戰(zhàn)場時、士兵從任福遺體上發(fā)現的公文。

當日，韓琦擔心福違背自己的命令，特意追發(fā)了一份公文以著重強調軍法：“又移檄申約，茍違節(jié)度，雖有功，亦斬。”

公文澄清了韓琦的責任，大敗是任福輕敵、違命的結果，而任福雖有過，但戰(zhàn)死沙場，家屬受到優(yōu)撫。

任福因何會違命？

一則是，宋朝官制文武間牽制、上下級間牽制，任福并非完全受韓琦領導。二則，任福從皇帝侍衛(wèi)起步，一步步成長，皇帝給了他一定的特權。

任福曾在保安軍路與西夏作戰(zhàn)，偷襲白豹城，消滅了41個黨項族帳，因功擢升為高級將領。任福自認知兵，心有輕視韓琦之意，因而中了李元昊的詭計。

歷史將好水川之敗的責任歸因于任福輕敵。其實，即便他是個聽話的將領，韓琦的失敗也只是早晚的問題。嚴格地說，韓琦在文臣里算是知兵的，但比起對手李元昊差距甚大。

文人用兵在于一廂情愿，韓琦以為西夏能戰(zhàn)的總兵力不過四、五萬，而好水川之戰(zhàn)，李元昊帶來的就有十萬之眾，且絕大部分是騎兵，野戰(zhàn)能力絕對超出宋軍的預料。

為將者既不知兵又不知敵，焉能不敗。與之對比，范仲淹領兵打仗也不如李元昊，但其戰(zhàn)略思想上更勝一籌。在更上一層的高度，范仲淹知道宋朝的優(yōu)勢，西夏的劣勢，因而揚長避短，知道短期打不過你，但長期一定能夠耗死你。

結語：

宋朝對外戰(zhàn)爭的弱勢，究其根本在于重文輕武的國策。

其實，宋朝的行為也可說是歷史上的一次實踐，是對唐朝后期及五代十國亂象的反操作。只是矯枉過正，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韓琦短暫降職后不久又受到重用。在西北，他與范仲淹一道構筑了堅固的防線，日后又成為了宋朝的宰相。

那封公文，歷史上從未被懷疑過真?zhèn)?。原因之一，在于韓琦的為人非常正直。在任諫官時，面對災荒官員的無所作為，直斥庸臣，使當朝四相同日罷職。四川救災韓琦真抓實干，使蜀民認其為再生父母。

再者，其生活在名臣鼎出之際。范仲淹等正直大臣同列于朝，如有瑕疵，必遭彈劾，有了這些名臣背書，這件事順理成章地無可置喙了。

文臣直、武將勇、君主賢，宋仁宗時的敗仗只剩制度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