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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圓”推崇備至，世間百姓喜歡用“圓”祝福一切：家人相聚，叫“團圓”；夢想實現(xiàn)，叫“圓夢”；新婚夫妻同房，叫“圓房”；高僧逝世，叫“圓寂”；事情成功，叫“圓滿”，與之相關(guān)的例子不勝枚舉?！皥A”成為中國文化宇宙的基本輪廓，也成為瓷器上美好吉祥寓意“團花紋”的基本輪廓。
明成化 斗彩團花菊蝶紋罐“團花”可算是中國典型的圖案結(jié)構(gòu)形式，反映了陰陽平衡、和諧統(tǒng)一、團圓圓滿的觀點。而在瓷器上，還有一種圓形的紋樣——皮球花紋，被稱作是“小團花”，常被大家誤認為是中國傳統(tǒng)團花的演變體，事實上兩者可不是母子關(guān)系，皮球花紋里流的可是異國血液，不知大家更喜歡哪一個呢？所謂皮球花，不是指自然界的花卉，其實是一種變形的裝飾方法，是把各種花卉紋樣變形成團形，在清雍正官窯瓷器上開始普遍使用，乾隆及其之后歷朝，景德鎮(zhèn)開始大量燒造皮球花民窯瓷器。繁而不亂的皮球花，靈動活潑，零散秀麗，頗有一些日式小清新，而事實上，若追本溯源，這創(chuàng)新紋飾皮球花，確確實實來源于日本。馬未都先生在其著作《瓷之紋》中寫到“皮球花的形式來自東瀛日本，日本漆器上有這種紋飾，進入中國后被中國陶瓷工匠學習并加以利用”。德國瓷器學者康蕊君女士也曾撰文：“皮球團花，層疊相蔽。此圖紋可淵源至日本，原乃家族徽章，呈圓形。”皮球花與日本徽章有相同的“不對稱、散點分布”的布局形式，從日本家徽的色彩、圖案，可以知道這個家族的出身、血統(tǒng)、階層、門第甚至職業(yè)。在日本江戶時期，一般平民不許有自己的名字，卻可以有家徽。日本家徽作為裝飾，在陶瓷器、漆器上廣泛應(yīng)用。清康熙時期，日本蒔繪漆器大量傳入中國，至清雍正及乾隆，由地方官員進奉入宮廷。從《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記錄中可知，雍正皇帝喜歡蒔繪，并常仿作洋漆，更是依照喜好修改樣式，同時也常將洋漆的裝飾紋樣移植到其他器物中。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庫常保、首領(lǐng)太監(jiān)李久明持出洋漆盒一件，奉旨：此盒花紋甚好，嗣后造辦處如做漆盒可照此花紋，不必獨照此盒款式?！?/span>在這里，雖無“徽章”、“皮球花”二字，但仍可以大膽推測形式活潑、布局自由的徽章紋即是模仿的對象之一，而雍正的審美一向以清新脫俗著稱，所以他會喜歡皮球花一點兒也不奇怪。雍正時期的皮球花紋，雖花樣百出，色彩眾多，整體卻顯得嫻靜素雅，艷而不俗，極為難得。而自雍正之后，不論是乾隆、道光，還是光緒、宣統(tǒng)，都對以皮球花極為著迷。馮先銘主編《中國古陶瓷圖典》中，對皮球花紋的解釋如下：“以多個大小不一、花色不同的團花，似有規(guī)則似無規(guī)則地分布在裝飾畫面上，宛如跳動的花皮球，因而稱作皮球花紋。”從這我們可理解，團花是單個的，而皮球花則是由團花“似有規(guī)則似無規(guī)則地分布”組成的，側(cè)重的是一種組合形式；團花是中國傳統(tǒng)瓷器紋飾，瓷器上始見于隋朝，宋臨汝窯青瓷刻、印團花較多，明宣德、成化、隆慶三朝的青花瓷器與清康熙、雍正、乾隆朝瓷器上團花均十分流行。團花紋的內(nèi)容多彩豐富，除了植物花卉外，還包含了動物、文字以及幾何圖形，相較于皮球花單一的花卉題材，內(nèi)容題材更為廣泛。另外，比較皮球花紋與團花紋，皮球花紋“較小，排列自由活潑”，團花紋“對稱排列，比較刻板”。 2011年蘇富比春拍會上，一對雍正時期的斗彩皮球花紋碗，以1130萬港幣的高價成交。這件雍正時期的粉彩皮球花紋罐，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極為相似，也在北京中漢2011春季拍賣會拍出667萬元高價。清代嘉慶、道光時期，隨著飲茶嗜好的盛行，這套道光時期的粉彩皮球花紋蓋碗，溫潤如玉，在2016年以264.5萬元成交。這件清代山西出品的黑釉金彩皮球花罐，屬于地方民窯的黑瓷精品，在2018秋季第12期臻品拍賣會上，以人民幣318萬元的高價成交。另一件清乾隆年間的粉青地粉彩云蝠皮球花“八吉祥”圖長頸膽瓶，由香港蘇富比公司在2010年春季拍賣會以人民幣75.68萬元拍賣成交。“君子和而不同”，源于日本家徽，最終卻逐步演變?yōu)橹袊慕?jīng)典紋飾，皮球花瓷器的風采深深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多元與包容。眾多差異化元素也是為這一份兼并包容，在中國得以演變、融合，隨著時間洪流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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