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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 【摘要】本文通過介紹清代奉天地區(qū)私塾發(fā)展概況及教育內容，探究私塾作為封建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擴大受教育群體、提高群體文化素質等方面發(fā)揮的社會功能。 【關鍵詞】清代；奉天；私塾；教育 一、清代奉天私塾發(fā)展概況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相對由官方營建的官學而言，由私人辦理的學?；蚪逃问椒Q之為私學。私學產生于春秋時期，歷時二千余年，在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私學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便是私塾，傳授儒家經學知識及醫(yī)學、陰陽、商業(yè)等科學技能知識。 本文擬將清代奉天地區(qū)私塾分為三種形式來進行介紹，分別是私人設帳授徒的教育形式，個人或團體捐資辦學的教育形式，以及以家庭和家族為核心的教育形式。 （一）私人設帳授徒的教育形式 私人設帳授徒的教育形式在奉天地區(qū)較為普遍。首先創(chuàng)辦此類私館的為謫居奉天的流人群體。“奉省昔屬邊徼，由內陸遷謫諸人，多寓于此。”流人群體“止禮讓，化風行”，以“詩禮傳家或，以教化訓俗”，對當地的教育文化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著名的有郝浴創(chuàng)辦的致知格物學堂。順治十一年（1654），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的直隸定州人郝浴，字冰滌，被吳三桂誣以“冒功妄奏”罪，流放鐵嶺。郝浴于鐵嶺建書屋三間，題“致知格物之堂”。一時，流人士子邀集于此，從學者十余人。郝浴創(chuàng)辦的致知格物學堂主要傳授朱熹理學，為私塾的高級階段?？滴跏哪辏?/span>1675），郝浴被赦回京，書屋更名為“銀州書院”，成為奉天地區(qū)最早的一座書院。 康熙二十年（1681），福建人陳夢雷被發(fā)至盛京給披甲新滿洲為奴，奉天府尹竟使其脫離奴籍，以優(yōu)禮延至府中，主持修撰盛京通志等地方志。陳夢雷學問功力深厚，精通滿文，流放期間，公卿子弟多從之受業(yè)。奉天的官吏也不乏招徒講學之士。 海城候選知縣王耆齡“幼孤，事母最孝，設教多年，又主講蓋平辰州書院，以敦品勵行訓士，校規(guī)極嚴，從學者日眾”。 遼陽知州張鼎鏞亦授業(yè)課士，善書工詩文的劉元芝開始便受業(yè)于張鼎鏞。官員歸家不仕后，多設帳收徒。 錦縣人朱自新，“家貧嗜學”。嘉慶二年進士，選宣化府學教授，后告養(yǎng)歸奉天，“教讀于家，一時英俊多從之”。 高步瀛，字仙舟，錦縣人，“少有才名，讀書無不記憶”。錦郡初試古學，即于童子中奪冠，遂入泮。“道光丁酉科中選拔以直隸州州判，老歸而教授生徒，朝陽、義州一時俊秀多從之游。”“課余之暇，時與三五同志以詩律相贈答?！庇葟脱芯坷韺W，設帳四十余年，循循不倦，戚族有貧乏者周恤之，風義之高，士林稱美。 京都鑲黃旗訥泰，由文生致取筆帖試升通判，嘉慶十四年（1809）調任岫判，“后以微譴罷去，惟設帳授徒”于鄉(xiāng)里。 同時，接受封建教育取得功名或具有一定學識的當地讀書人也紛紛投入到私塾教育中。 如寧遠人李延齡，字介梅，乾隆乙酉舉人。“家貧，設帳授徒，學規(guī)嚴肅”。 錦縣人王三聘，字仲伊，道光乙酉科舉人，任涿州學正。“理境淵深，經學邃密，一時俊秀多出其門。” 岫巖蒙古正藍旗人李克昌，字子駿，居邑北沙里圖。“能文善詩賦，由優(yōu)貢取漢教習，與上達堡多隆阿，木耳山許文運，時稱為岫巖三才子，教授鄉(xiāng)里以終。 張德倫，漢軍旗籍，“少患咳血而讀書不輟，病劇，居家仍復手不釋卷。雖“領鄉(xiāng)薦，后不求進仕，惟居鄉(xiāng)里設教以奉老母。”胡鼎元，附生，居遼陽邑西，“初入庠，后設教于鄉(xiāng)”。 吳三多，原籍鳳城蒙古鑲黃旗人，清光緒八年（1882）遷居安東榆林村太平甸，幼失故，家又寒，素賴教授為生。 安東榆林村太平甸人李長祥，“通小學、四書、詩禮及短篇古文，年十四始出就外傳，十八以家貧親老，就近村訓蒙以為養(yǎng)，課余之暇，專究心于易”。 海城人王獻章，字瑞圖，歲貢生，經學為一邑之冠。“父歿，設童子帳以自給”。 地方志中此類記載很多，本文不一一贅述，但從記載中可以看出，童試后取得功名或有一定儒學功底的人，一邊以教職謀生，一邊繼續(xù)參加科試。他們多承載地方的蒙學教育，成為奉天私塾教育的主體人群。 （二）個人或團體捐資創(chuàng)辦的教育形式。由個人或團體捐資創(chuàng)辦的義塾、義學則具有明顯的慈善屬性。 如遼陽人王世芳，字正儒，祖籍山東。“出義地，修文廟。又設義塾，冬設粥廠。其子君義，字延翰，克承先志就義學創(chuàng)設襄平書院。” 蓋平和美村人崔崇齡，“字九峰，恩貢生，家境殷實，往往施衣食，立義塾”。 沈陽人，董宗舒，字輔臣，光緒壬午舉人，候選知縣。“大饑，宗舒于本村設義倉”，“附設義學教育貧家子弟”。 朱登甲，字曉樓，居遼陽城內，由武庠生加捐守備以辦商團，在城北望水臺自立義學一處。 遼陽人李毓芬，字香圃，光緒初每冬舍棉衣，設粥廠。又捐銀二千兩發(fā)商生息，每年以息金設義塾一處。后由其胞侄文發(fā)經理，光緒三十二年（1906）義塾基金統(tǒng)交于遼陽縣勸學所，以常年息金改設李氏私立學校。 清光緒十七年（1891），知縣潘文鐸創(chuàng)設義學兩處，延師訓課。“此為安東官立學塾之初。安東縣內未建有書院，惟有義學兩處，一坐落于家溝里，草房三間，塾師貢生張春樵，學生無定額，一在元寶山前大橋頭北匯海居，草房三間， 塾師增生于鴻藻，學生無定額及日俄戰(zhàn)起同時廢 止。” 光緒十三年（1887），岫巖知縣金作塤于縣城關帝廟內設“騰姣”、“起鳳”、“登瀛” 三座義塾，招收貧寒子弟就讀。 值得注意的是，奉天地區(qū)的義塾，既有由官方出資興辦帶有官方色彩的義學，如安東義學、遼陽義學；又有民間獨辦的，如李氏、王氏、崔氏等族塾、義塾。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義學均有人數、學業(yè)、經費等明確規(guī)定，公舉紳董進行管理。 除此之外， 還有大量個人慈善助學行為。 如承德縣人蘭天成，字汝平，“每歲欠輸，倡義賑，施粥梁，舍衣藥。嘗修學宮，建義塾，助書院肄業(yè)生童膏火?！?/span> 義州漢軍正白旗人洪兆麟，光緒壬辰進士，家貧無力求 學?！氨疽毓⒘貞c泉許為有造之才，進而教之，兆麟感師恩，終身父事之。” 洪贊廷，附貢生，性孝友敦儒術，“家居講學以文章經術相砥礪，貧士來學每不收束金”。李上林，從學師友多名流，“戚族中無力讀書者，必代籌學費，且供薪米。” 義州人李錫文，字子壽，家貧，無力就學。“聞村塾書聲徘徊不忍去，塾師張某奇之，不取束金，授之讀”。 （三）以家庭和家族為核心的教育形式。清代富家巨戶常為自家子弟延師設家塾，親鄰子弟亦有附學。 奉天地區(qū)各地望族多設有家塾。如詩文字賦均為士林所稱的劉文翰，字西林，家貧，初受雇于郭氏家塾。負責灑掃，“兼司先生，撰師生所講讀”。文翰一一能記誦講讀內容，學生所不知者均向其請教。郭家遂聘其為主講?！皩W三年而甲其他所作詩文，塾師無以易也。”上文中提到的李上林所設私塾既有家塾性質，其“延師課諸弟讀，日與講學，稱益友焉”。學生中有戚族、有鄰人，“儒者為之講學，業(yè)農商者勉以勤儉，于人無指摘。” 代代相授、父子相傳的家學在奉天地區(qū)較為普遍。本文視家庭教育為私塾的特殊形勢加以介紹。 如盛京工部正黃旗人，佟漢源，字鏡泉，居遼陽西南馬驛屯。“父德風，字子春，歲貢生，以詩書傳家，漢源幼受庭訓，長從董琪書游，中式道光乙亥科舉人。” 蓋平人崔學讓“ 曾撰家訓數則，以遺后人?！?/span> 沈陽人劉純善，性格忠直樸厚。有六子，在家傳教育影響下均“業(yè)儒”，“長子歲貢生”。有孫四人，均習儒術。增孫廣涵丙午武魁。后世子孫多為歲貢生、廩善生。 值得一提的還有沈陽人梁鳳鳴，其父為庠生。作為長子，其天資穎邑，篤志好修。“初太宗皇帝設立學校即補博士弟子，以病乞退居林下，惟課子訓孫為事。”在其教導下長子梁述祖，中順治甲午科舉人，戊戌充御前侍衛(wèi)兼管佐領；次子梁光祖，善騎射，精滿語，康熙 甲寅以署參領隨征；三子梁繼祖，年十九領順治辛卯科鄉(xiāng)薦，初任山西五臺縣知縣；四子梁耀祖，鳳鳴，重厚寡言，制行端方，精通清書滿語，處授九門提督；五子梁顯祖，自幼力學，為文敏瞻，應院試一日八藝，入泮后八旗科目停止，肆習清書翻譯，考授翰林院筆帖式，官至秘書院撰文中書，內外章奏密疏翻譯皆出其手；九子梁敬祖，精通滿漢，初任貴州黎平府永從縣知縣，三十七年奉召赴京候補部員。其后世子孫無論在學術還是功名上均有成。沈陽科舉家族繆氏，不僅成其家學，對地方文化發(fā)展上貢獻巨大。 二、清代奉天私塾教育內容 奉天私塾教育高級階段圍繞科舉應試開展考試培訓，或針對儒家經典繼續(xù)學術深造。童生應試以前教育為啟蒙和基礎培訓階段。童生應試后，入庠泮官學或取得功名的生員進入高級階段的學習。低級階段的教育內容為啟蒙教育，主要授以八股以及生活實踐中識字、運算、識藥等基礎知識。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將遼寧各地方志中記載奉天童生科舉考試內容加以梳理，以了解清代私塾教育的主要內容。 清代奉天府尹下設教授一職專管教育事務。奉天地區(qū)各州、縣設有學正、教諭主管學校事務，并設訓導協(xié)助管理。“州學生每科歲童子試，民籍先由州試，由省錄取文生。民籍定額六名，又撥府學一名，旗籍分滿合號，由府院試滿號，全省額二十一名?與歲試而無科試已錄取入學者為附生。所試科目設有八股文與試帖詩??清末文生改試經義、策論。”康熙三十六年（1697），定例考試童生用小學論。康熙三十九年（1700），“改用性理、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并命題?！笨滴跛氖迥辏?/span>1705），“仍定用小學論”。雍正六年（1728），“改定論題用孝經”。乾隆元年（1736），“定論題一道，孝經與小學兼出。致是復定各省學正歲科兩試及府州縣試于復試時用四書題作時文一篇， 外仍用小學命題作論?！?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定考試童生文藝之例”，將常規(guī)出題范圍中“四書文二篇，經文一篇”，裁去書文一篇，增試排律，以“一書，一經，一詩命題”。 清代奉天地區(qū)私塾的高級階段，如名仕專館、大館以授詩 、書、禮、易、經、義等封建文化，進行書法帖闊和八股作文等舉業(yè)訓練為主。即“以讀書、作文、習字為主，讀書于誦讀諸經及解釋經義而外，尤注重時文以其利于科場也?！笨婆e考試改試策論后，各塾經史古文兼授，間及算數、輿地、格致諸書，時謂之西學作文。錦縣人朱自新所授私學，以理學為著。“晚年學益進，浸淫含咀于枟朱子全書枠枟理學宗傅枠諸書，文式品格，嘗稱之為錦縣理學第一人”。學生中以德惠和楊宗程成就為最。德惠理學益深，為諸生冠。錦縣人王三聘，授業(yè)對象為一縣“俊秀”，主講性理與經學。馬琈林，“字仲玉，居遼陽，文端心存知之??博群書，交結四方之名士，尤嗜吟詠工篆，多收古今金石文器??晚年筑精舍，院東額曰養(yǎng)花種菜之 居汲汲焉”，以育才為己任，傳授封建文化。劉文翰無論在私塾中學習，還是獨自設帳均以詩文、字賦著稱，“詩文、字賦”為私塾的主要內容。 私塾中的低級階段，如村塾、義塾等則注重傳授啟蒙知識，同時為童試打好基礎。期間，八至十五歲兒童學習封建道德倫常，掌握認字閱讀能力，具備一定的自然知識、生活知識與歷史知識。教學內容以枟弟子規(guī)枠枟圣諭廣訓枠枟千字文枠枟百家姓枠枟三字經枠枟唐詩三百首枠等韻律自然、通俗易懂、易于記誦的蒙學教材為主。同時枟笠翁対韻枠枟聲律啟蒙枠枟古文觀止枠等八股行文的基礎教材也是低級私塾中常見教學內容。據枟遼陽縣志枠載，蒙童入私塾以“四五年為限，教科以三字經，百家姓，起而四書五經以次。及間授唐詩、古文，亦有由孝經小學起者。然一二年學生均以誦讀為主，三四年生始授講解詞句。”村塾中亦有“授以農工商雜字及珠算、薄記者”，“習字亦私塾教授之主科”。海城人王獻章，設童子帳教授學生啟蒙知識，以圖生活自給。 義州人李錫文，性聰穎，進入私塾學習七載，主要內容包含經、子、史等蒙學內容。洪贊廷，幼讀蒙學之“書目數行”，后流暢行八股文，參加童試“則冠軍”。沈陽人戴格，經常游走于遠近村塾，分售大學圖等蒙學用書。 以家庭和家族為核心的教育內容則更為豐富，主要分為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兩方面。奉天地區(qū)條件優(yōu)越的家族或家庭，以家訓、家學教育后人文字、經史、詩歌、詞賦等知識。“盛京工部正黃旗人佟漢源，居遼陽西南馬驛屯，父德風，字子春，歲貢生，以詩書傳家。漢源幼受庭訓，長從董琪書游，中式道光乙亥科舉人。”錦縣人陸勇格，“光緒乙酉拔貢，幼喜學書，其兄善格，指授用筆之法”。遼陽人翰玉書，字仲麟，“少承家學，喜為詩歌古文詞”。義州人李錫文，居家以實學課子，“子如蘭，侄如芝，孫國璋皆承家學入邑庠”。張斗垣，“光緒丁酉考取宗室學漢教習，少承家學，早歲通經工詩詞篆刻”。韓玉書，“少讀書，承家學，喜為詩歌、古文詞”。劉純善，“性成樸厚傳家，子六業(yè)儒，長子歲貢生，孫四習儒術，增孫廣涵丙午武魁，后世多為歲貢生、廩善生?！奔彝サ赖陆逃麚P敬祖、忠君、孝悌等封建倫理，及吃苦耐勞、起居有時等生活內容。劉汝敬，“歲貢生，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敦品勵行講學，傳家夙禮好施與。”鳳凰城駐防滿洲正黃旗人副都統(tǒng)爵瑚圖之子賈坎，席祖父余蔭而能折節(jié)讀書，喜詩畫，“居家以詩書教子，尊師重道為務”。蓋平人崔學讓，“秉性樸厚，世業(yè)耕讀”。其六子崔中環(huán)，字玉堂，“幼承庭訓與人無忤，有長者風，喜讀書且擅書法，起居有常度以設教終身”。婦女在家庭教育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一些婦女知書識禮，親自教授子女。葉氏，奉天人，“為嗣教之讀書，助其膏火，以底于成，母教之力居多”。李文耀之妻田氏，“讀書通大義，青年守節(jié)，家貧設館課蒙以自給”。 王國輔妻孫氏，“夫歿，遺一子，朝夕督課，教育有方，后襲佐領”。王兆銀妻于氏，“幼習書，明大義”，教育遺腹子王慶山。普通婦女在對子女的教育中，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辛勤勞作，在經濟上和情感上激勵子女完成學業(yè)。“世榮，字仁甫，蒙古土默特氏，奉天撫順縣人，三歲父歿，母葉氏勵節(jié)撫孤，紡織易緡錢營子，母以成其學，中光緒癸巳舉人”。 海邑大新屯人尚維瀚，“家貧，母陳氏以紡績佐學資”。遼陽縣張萬全妻張氏，“年十九歲歸萬全，次年夫故，遺腹子名玉珍，家故貧，氏以紡績度日，教子成立”。蘇尚允妻劉氏，“漢軍正黃旗劉克忠女，年十九嫁給蘇尚允，二十九歲夫故，遺二子，氏教養(yǎng)孤子，長子聘入邑庠，次子有志未償”。王清源妻邵氏，“遺二子，無寸土，甚至日僅一餐，以紡績縫紉之資供子讀書。”趙鴻飛妻李氏，“教子有方，以慈母而有嚴父；張玠妻李氏，教子款中有嚴，力戒浮華?！蓖跷醭狡蘩钍?，“夫故以氏夫兄子為之嗣，年五十歲繼子與媳又相繼逝世，遺孫二人，家道中落，氏勤儉持家，延師課孫”。王延仕妻巴氏，“夫、翁姑故，遺夫妹十一，夫弟六歲”，巴氏辛勤勞作為他們“備妝遣嫁，延師課讀，夫弟入邑庠”。 三、奉天私塾教育的社會功能 奉天地區(qū)，遼金時代文物頗興，明代教育機構已相對健全。清朝定鼎中原后，奉天地區(qū)的經濟文化發(fā)展迅速，至清末其教育水平已近關內，恰是在這一基礎上奉天地區(qū)的近代化教育得以成功轉型。私塾教育作為清代奉天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奉天學術名流提供了交流平臺，承擔了全部啟蒙教育、部分社會教育和職業(yè)技能教育，豐富了以科舉為核心的教育體系。私塾雖有辦學規(guī)模、塾師資望等差別，但均發(fā)揮了擴大受教育群體，提高群體文化素質等社會功能。 清代私塾教育擴大了奉天教育范圍，與官學一道成為教育體系中必要組成部分。奉天私塾教育幾乎承擔了全部的蒙學教育，即近代教育體系中的幼兒園、小學階段教育。清代文獻中罕見涉及奉天私塾的詳細統(tǒng)計，但根據近代教育改革檔案，我們可以了解私塾的覆蓋范圍。近代學校創(chuàng)建的重要前提是培養(yǎng)新式教育師資和招收適齡學童。師資一方面來自師范學堂畢業(yè)生，另一方面便是對原有塾師的培訓再上崗。 塾師通過考取師范學堂或師范傳習所的方式融入到近代學校教育體系，私塾中的學生亦并入小學堂學習。同時，大部分未列入官方統(tǒng)計的私塾、私館等零散私學機構的學齡兒童一并招入新式學堂學習。例如遼陽第二民力學校，其校址在遼陽城東南街文廟束東院，文昌廟舊址。清宣統(tǒng)元年（1909）二月成立，學董張東壁獨立創(chuàng)辦。“其始只有初等小學二十八人，復歸并私塾生共計七十三名，二年（1910） 改初小為高小”。從新式小學堂首批入學生源中可見奉天地區(qū)的私塾為舊式教育體系中的基礎力量。根據民國十七年（1928）遼陽縣志記載，清末成立的小學校有172所。清代遼陽官學僅有遼陽州儒學、遼陽義學、遼陽襄平書院等幾所教育機構機構，而且學額極為有限。岫巖地區(qū)雖有廳治，但未設官學。據枟岫巖縣志枠記載民國十五年（1926），岫巖縣共有小學堂192所，村立小學52所均為民國之后開辦，區(qū)立小學校140所，除去23所學校建立年代缺失，有創(chuàng)建年代的區(qū)立小學校 117所，其中清代創(chuàng)辦的小學校39所，占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加之未記錄在籍的63處私立小學校，這百余所小學校的生源和大部分師資均來自當地私學的貢獻。從教育機構的數量上來看，奉天私塾占教育體系的絕大部分。 清代私塾提高了奉天地區(qū)的教育質量。清代教育制度中以官學為科舉入仕，培養(yǎng)封建治士人才的主要途徑。官學“教官召諸生于學宮明倫堂，講述經義”只發(fā)生在節(jié)日、祭日等特定日子。學子前往官學舉行完祭奠等儀式即可離開。官學僅存其名，“其實地求學無論生童均在私塾”。如德惠師從朱自新，道光五年壬辰科中會魁，“內用轉外班，官至翰林院侍讀”?！巴踝蚤F，字錦堂，少從朱自新，道光二十九年，乙亥恩科舉人?！鄙w平人李建牧，“同治時優(yōu)附生，有學行，設帳于鄉(xiāng)門，多桃李，舉人李多三，附生董毓璋，王寅峰，錢英智，王子飛，崔政仁皆其高足也。”義州漢軍正白旗人洪兆麟，設帳多年，“其高足或貢成，或選拔或登閑書成進士，義邑人才半出其門”劉青藜教授生徒專為舉業(yè)，“每歲科試獲雋者恒出其門”。“朱鏡涵，寧遠州朱家屯人，受業(yè)吳景春，道光間歲貢生。”岫巖人許壯觀，“每夜自塾歸，其父于燈下命題限一炷香，援筆立就謂之燈香草，中式咸豐乙卯舉人，官內閣中書。” 私塾教育亦普及了封建思想文化，提高了奉天居民的文化素質，為社會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作出了貢獻。私塾教學形式靈活，所授內容政府控制較少，勢必成為學士究研義理、暢談古今的陣地。同時，士、農、工、商各行人才均通過私學打好基礎。董琪樹，海城安家堡人，“早歲列膠庠，精四音書， 尤達于易，以理學著”。遼陽人劉文麟，經私學教育“九歲能詩，道光丁酉戊戌聯捷歲進士，廣東即用知縣，總督林則徐器之 ?！睆涂h馬廠人馬延齡，“品端學博，同邑張振甲、劉振鐸、高云峰、楊基贏，遼陽進士張平格皆得其傳?！边|陽南七嶺子村鄧則孟，家貧，在蒙學階段接受良好教育，后“考取覺羅學漢教習”。懷德人魏奉璋，“初入吉林學時，開墾未久，昌圖廳亦未設學，居民力穡鮮知誦讀，奉璋家居教授，以啟迪后生為務，一方文化實提倡之，尤子晉禎由進士官至即補道，門下士承其指教有至開府者，士論稱焉。”劉東烺，鐵嶺人，“父臨終囑東烺捐圖書，集成于銀岡書院”。 光緒十六年（1890），劉東烺主辦銀岡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首捐書籍創(chuàng)辦學校，勞怨不辭，全境學校百數十處多其提倡，尤注重女校?！狈◣烊肆喝f昌，經私學讀書明智，“后經商致富，周濟邑中書院、學校。法庫人王安通過私學掌握蒙學知識，后“入藥肆，精醫(yī)術”。滿洲正黃旗陸福，字善一，世居遼陽城西常家莊，“少貧讀書數年，入旗充差”。遼陽人梁國璽，“字半農，居邑西朱家堡子，少業(yè)農，粗知詩書，性慷慨”。遼陽人顧德昌，“字子陽，世居邑東南甜水站，稍讀書，頗好學，有膽氣，庚子變亂，組織鄉(xiāng)團以抗匪”。塾師設椅坐于孔子神像前，“學生輩皆整容讀書于其下”，惴惴不敢旁視。塾師“矩步規(guī)行，非禮不動”均可示范村鄰。有私塾的鄉(xiāng)里發(fā)生“爭訟”，鄉(xiāng)賢、耆老調節(jié)后即可“息訟平爭”。私學在易一方風俗之弊，化愚民守法知禮方面發(fā)揮著巨大作用 。
（作者系遼寧鞍山人，鞍山師范學院社會發(fā)展學院講師，碩士。遼寧鞍山114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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