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聿 孫正聿,1946年11月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文|章|來|源| 哲學研究,2001,(01):3-9+79. 當我們把哲學作為被定義項而界說為“世界觀理論”或“理論化的世界觀”的時候, 作為定義項的“世界觀理論”本身并不是沒有歧義的;事實上, 正是由于人們對“世界觀理論”賦予了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釋, 因而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也被賦予了迥然有別的理解和解釋。這里, 我們主要討論三個問題:其一, 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與它的“基本問題”是何關系?或者更為明確地說, 能否離開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去解釋哲學的“世界觀理論”?其二, 哲學作為“世界觀理論”, 這里的“世界觀”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 還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關系”作為對象而進行“反思”?進而言之, 能否在非“反思”的意義上界說“世界觀理論”?其三, “世界觀理論”同“認識論”、“歷史觀”和“價值論”是何關系?究竟怎樣從“世界觀”與“認識論”、“歷史觀”和“價值論”的統(tǒng)一中去理解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一 在總結哲學史的基礎上, 恩格斯明確地提出了一個綱領性的論斷:“全部哲學, 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 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19頁) 應當注意, 這里所說的“基本問題”不同于“主要問題”?!爸饕獑栴}”是在眾多問題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問題, 但它并不直接規(guī)定其他問題;“基本問題”則是在特定的“問題域”當中起規(guī)定作用的問題, 它決定該“問題域”的全部問題的特殊性質。正因如此, 列寧在從哲學基本問題的高度稱“辯證法也就是 (黑格爾和)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時候, 曾經(jīng)尖銳地指出, “這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而是問題的實質” (《列寧全集》第55卷,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215頁) 。這就是說:只有從“哲學基本問題”去理解“世界觀理論”, 才能把握“世界觀理論”的“哲學”性質;反之, 如果離開“哲學基本問題”去理解“世界觀理論”, 就會把“世界觀理論”變成某種非哲學的實證知識。在我看來, 對于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的種種誤解, 從根本上說, 都在于離開哲學的“基本問題”而闡釋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 通常是把“世界觀”表述為“關于世界的根本看法”, 并因此把“世界觀理論”表述為“關于整個世界的普遍規(guī)律的理論”。這種表述并不是沒有根據(jù)的。人類思維面對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世界, 總是力圖把握其內在的統(tǒng)一性, 形成“關于世界的根本看法”, 特別是形成“關于整個世界的普遍規(guī)律的理論”, 從而對世界上的一切現(xiàn)象以及關于這些現(xiàn)象的全部知識作出最深層次的統(tǒng)一解釋。因此, 作為人類思維及其現(xiàn)實基礎——實踐活動——的“意向性”或“指向性”, 只要有人類思維, 這種“關于世界的根本看法”的“世界觀”及其“理論”就會存在下去。問題在于:這樣界說“世界觀”及其“理論”, 并沒有理解恩格斯為什么強調“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 列寧為什么強調哲學的“基本問題”并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而是問題的實質”。 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之所以“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而是問題的實質”, 是因為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并不是要“表述”對“世界的根本看法”, 而是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當作“問題”, “反思”和“揭示”思維與存在之間的“矛盾”, 并從這種“矛盾”中去推進人對自己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的理解和協(xié)調。我們應當從這個“問題的實質”出發(fā)去理解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在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論斷中, 恩格斯的表達方式是發(fā)人深省的。他不僅強調“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 而且具體地指出, “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在近代哲學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 “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19、220頁) 在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之前, 古代哲學尚未自覺地從“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出發(fā)去揭示“思維和存在”之間的“矛盾”, 而是離開“思維和存在”之間的“關系問題”, 直接地“斷言”世界的存在。這種“獨斷論”的、“非反思”的哲學, 是科學尚處于哲學母體之中、哲學尚承擔科學功能的產物, 也就是哲學作為“世界觀理論”與科學作為描述和解釋“世界”的理論尚未分開的產物。正是在這種哲學與科學尚未充分分化的背景下, 人們把哲學視為關于整個世界的“世界觀”。 與此相反, 實現(xiàn)“認識論轉向”的近代哲學, 則凸現(xiàn)了“思維”與“存在”之間的諸種“矛盾”, 從而使“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真正成為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具體地說, 由于近代哲學從對“認識”的反省出發(fā)去研究“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 因而不僅從“內容”方面提出和研究了“客觀世界與意識內容”的關系問題, 而且特別地從“形式”方面提出并研究了“意識內容與意識形式”、“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外延邏輯與內涵邏輯”、“知性思維與辯證思維”、“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思維規(guī)律與存在規(guī)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等一系列關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就不僅使哲學的“基本問題”獲得了“完全的意義”, 而且也使哲學的“世界觀理論”獲得了“真實的意義”, 即:作為哲學的“世界觀理論”, 它不是直接地斷言“世界”的理論, 而是“揭示”和“反思”思維把握和解釋世界的“矛盾”的理論, 是推進人對自己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的理解和協(xié)調的理論。 二 從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去理解作為哲學的“世界觀理論”, 我們就會進一步提出問題:所謂“世界觀”, 究竟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 還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關系”作為對象而進行“反思”;所謂“世界觀理論”, 究竟是“觀”世界而形成的關于“整個世界”的理論, 還是“揭示”和“反思”人同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關于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理論? 顯而易見, 如果“世界觀理論”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而形成的關于“整個世界”的理論, 如果這種“世界觀理論”是為了讓人們對“整個世界”作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適性”的解釋, 那么, 這樣的“世界觀理論”就不是以“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問題”, 而是以“世界”本身及其運動規(guī)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這樣理解“世界觀理論”的理論后果和實踐后果, 必然是混淆“哲學”與“科學”的區(qū)別, 乃至于仍然把“哲學”當成是凌駕于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不僅如此, 這樣理解的后果, 還必然混淆馬克思關于“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區(qū)分, 以至于把“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混同于“解釋世界”的舊哲學。 馬克思曾經(jīng)明確地提出,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 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9頁) 哲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 它與 科學的根本區(qū)別, 在于它不是把“整個世界”作為對象而“解釋世界”, 恰恰相反, 它是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當作自己的“重大的基本問題”, 揭示“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之間的無限豐富的矛盾關系, 從而引導人們“改變世界”。然而, 哲學對自己的“重大的基本問題”的自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與此相適應, 哲學對自己的“改變世界”的使命的自覺同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在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的基礎上所實現(xiàn)的“實踐論轉向”, 才把“解釋世界”的傳統(tǒng)哲學變革為“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因而才出現(xiàn)了真正是“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解釋世界”的傳統(tǒng)哲學, 從根本上說, 是以科學與哲學尚未完全分化為前提的哲學, 也就是把哲學當作凌駕于全部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與此相反, “改變世界”的哲學則是以科學與哲學的高度分化為前提的哲學, 也就是擺脫了把哲學視為“科學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的革命變革, 首先就是以19世紀科學的巨大發(fā)展為背景, 變革了充當“科學的科學”的傳統(tǒng)哲學。因此, 這種“改變世界”的新哲學并不是企圖對世界作出某種永恒的終極性解釋, 而是不斷地為人們提供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世界觀理論”。正是在與“解釋世界”的傳統(tǒng)哲學相區(qū)別的意義上, 恩格斯曾經(jīng)強調指出, 這種“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jīng)不再是“哲學”, 而只是“世界觀”。 從“改變世界”的立場理解哲學的“世界觀理論”, 我們就會超越對人與世界關系的簡單的二元理解, 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實現(xiàn)的“實踐論轉向”為基礎, 提出構成“世界觀”內在矛盾的三個基本概念, 即“自在世界”、“世界圖景”和“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謂“自在世界”, 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著的世界, 處于生生不息地運動和變化中的世界。把它稱作“自在世界”, 不僅僅是指它外在于人而存在,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而且主要是強調“自在世界”這種提法本身就意味著還沒有從人對世界的關系出發(fā)去看世界。一旦從人對世界的關系出發(fā)去看世界, 世界就成了人的“對象世界”, 人的“世界圖景”。 所謂“世界圖景”, 就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為中介而形成的關于“世界”的“圖景”。這種解釋表明了“世界圖景”的不可或缺的二重內涵:其一, 世界圖景是關于世界本身的圖景, 是關于人與世界關系的圖景, 而不是某種與人或世界無關的圖景 (即使是宗教的幻化的世界圖景, 也只能是以幻化的方式所構成的關于人與世界關系的圖景) ;其二, 世界圖景不是自在的世界, 不是自在的人與世界的關系, 而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多種方式為中介而構成的圖景, 這樣的“世界圖景”離不開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謂“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簡潔地說, 就是人類把“自在世界”變成自己的“世界圖景”的方式。人類在其漫長的形成和演進的過程中, 逐漸地形成了人與世界之間的特殊關系, 即:人類不僅是以其自然器官與世界發(fā)生自然的“關系”, 而且特殊地以自己的“文化”為“中介”而與世界發(fā)生“屬人”的“關系”。常識、宗教、藝術、倫理、科學和哲學等等, 就是人類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與世界發(fā)生真實關系的“中介”, 也就是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人類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為“中介”而與世界發(fā)生關系, 這表明人是歷史的、文化的存在, 人的“世界圖景”是與人的歷史性的存在與發(fā)展密不可分的, 因此, 不能從“純自然”的觀點去看待人與世界的關系, 不能從“純自然”的觀點去理解“世界觀”, 而必須從歷史的、文化的觀點去看待人與世界的關系, 從歷史的、文化的觀點去理解人們的“世界觀”。合理的“世界觀理論”, 只能是從恩格斯特別強調的“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出發(fā)而構成的哲學理論。因此, 在對“自在世界”、“世界圖景”和“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這三個重要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中, 重新理解與闡釋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這本身正是意味著一種理解人與世界關系的真正的“世界觀理論”。 哲學的“世界觀理論”, 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 而是人在自己的歷史發(fā)展中不斷地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的理論。因此, 哲學并不是以“世界”為對象去形成“關于整個世界”的理論, 而是以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所構成的“世界圖景”為對象, 通過對這些“世界圖景”的“反思”而構成自己的用以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世界觀理論”。 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基本方式, 在其直接性上, 首先是為人類提供了豐富多彩的“世界圖景”, 即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世界圖景”;而它們之所以能夠提供各種各樣的“世界圖景”, 則在于它們本身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 即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基本方式”;這些基本方式不僅為人們提供各種各樣的“世界圖景”, 而且為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提供各自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規(guī)范”, 即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規(guī)范。這樣, 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基本方式, 就以“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guī)范”的三重內涵而構成哲學反思的對象。這表明, 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并不是直接地以“世界”為對象而形成關于“世界”的“觀點”;恰恰相反, 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 它是從“思維和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出發(fā), 以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所構成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價值規(guī)范”為對象, 批判性地“反思”各種不同的 (同時態(tài)的和歷時態(tài)的) “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guī)范”, 為人類提供規(guī)范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的各個時代水平的真、善、美的哲學理念。這就是哲學的“世界觀理論”——從總體上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理論。 三 哲學作為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世界觀理論”, 它對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理解與協(xié)調, 既要反省人對世界的“認識”問題 (認識論) , 又要反省人對人與世界關系的評價問題 (價值論) , 更要反省人自身的存在與發(fā)展問題 (歷史觀) , 因此, 認識論、價值論和歷史觀是“世界觀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而不是彼此外在的“結合”。 人類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種基本方式所建構的各種“世界圖景”, 人類通過這些基本方式所建構的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各種“思維方式”和“價值模式”, 都是以人對世界的“認識”為前提的, 因此, 人類哲學思想從其產生開始, 始終關注黑格爾所說的“對認識的認識”, 這就是所謂的“認識論”。以“認識論轉向”為標志的近代哲學, 則以區(qū)別“意識外的存在”與“意識界的存在”為前提, 始終聚焦于對“思想客觀性”的追問, 從而使“認識論”問題成為近代哲學構建其“解釋世界”的“世界觀理論”的前提與基礎?,F(xiàn)代哲學的“語言轉向”, 則把近代哲學在“認識論轉向”中所實現(xiàn)的對“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的追問, 訴諸于對“思維和存在”的中介——語言——的追問?!罢Z言”作為歷史文化的“水庫”, 它蘊含著人類思維的“歷史和成就”, 凝聚著“思維和存在”相統(tǒng)一的歷史成果, 因此, 對“語言”的追問, 使得“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獲得了現(xiàn)代的內容與形式。 現(xiàn)代哲學認為, 傳統(tǒng)哲學的認識論實際上是對認識的心理現(xiàn)象和心理過程的描述, 而不是對“意義”的認識論分析, 因此應當把它作為心理學而歸入經(jīng)驗科學;對“意義”的認識論分析, 則是闡明人類通過其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 (諸如宗教、倫理、科學、哲學等等) 而構成的概念系統(tǒng)和命題系統(tǒng), 從而澄清這些概念系統(tǒng)和命題系統(tǒng)所蘊含的真實“意義”?,F(xiàn)代解釋哲學進一步提出, 人類運用語言來理解和表述對世界的理解, 反過來看, 語言又是對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達, 因此, 對語言的“意義”分析, 就不僅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 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對世界的“理解”。理解的可能性條件首先是人的理解能力。哲學解釋學認為, 人的理解能力就是歷史給予人的延續(xù)歷史的能力。這種能力首先表現(xiàn)為每一代人都處于由歷史而來的“前理解”即歷史的文化積淀之中, 因此, “理解”的可能性在于人的“歷史性”。馬克思曾經(jīng)指出, 人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歷史, 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 (參見同上書, 第603頁) 顯然, 在每一代人“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中, 既包括物質條件和一般文化條件, 也包括哲學解釋學所著力闡揚的“前理解”條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xiàn)代哲學的演進過程中, 不僅僅是凸現(xiàn)了以語言為對象的“認識論”問題, 而且不可避免地由語言——歷史文化的“水庫”——而使“認識論”與“歷史觀”融匯在一起。 在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中, 人的存在與發(fā)展——歷史——是一個最具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哲學對“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的理解, 從根本上說, 取決于哲學對人的歷史性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在哲學發(fā)展史上, 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前的全部舊哲學的根本問題, 就在于“非歷史”、“超歷史”地看待“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的德國古典哲學, 也仍然是以“非歷史”、“超歷史”的觀點去解決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在黑格爾那里, “思維和存在的關系”是馬克思所批評的“概念規(guī)定”與“無人身的理性”的關系;在費爾巴哈那里, “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則是馬克思所批評的“感性對象”與“人的感性存在”的關系;而無論是黑格爾還是費爾巴哈, 在他們所理解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中, “思維” (人) 和“存在” (世界) 都是“非歷史”的、“超歷史的”、抽象的存在。正是這種本質上是“非歷史”和“超歷史”的“歷史觀”, 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理論”只能是一種“解釋世界”而非“改變世界”的哲學。他們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歷史觀”只能是“解釋世界”的“統(tǒng)一”。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 馬克思就從他對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歷史的、實踐的理解中, 形成了以實踐論為標志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歷史觀的統(tǒng)一, 從而鮮明地提出了“改變世界”的綱領性的哲學宣言。馬克思認為, 人的“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 因此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發(fā)展出發(fā)去理解“思維和存在”、“人和世界”的關系。正因如此, 馬克思既尖銳地批評舊唯物主義“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事實、現(xiàn)實、感性”, 又深刻地揭露唯心主義“抽象地發(fā)展了”“能動的方面”, 并進而精辟地闡述了二者的共同之處, 即它們都不懂得“真正現(xiàn)實的、感性活動本身”, 都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因此全部舊哲學都只能是“解釋世界”的哲學。 (參見同上書, 第16頁) 馬克思的實踐論的世界觀, 則是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fā)展出發(fā)去理解“思維和存在”、“人和世界”的關系, 把人同世界的關系理解為人類能動地“改變世界”的過程。這種實踐論的世界觀既是實踐論的認識論——革命的、能動的反映論, 又是實踐論的歷史觀——人類以實踐方式實現(xiàn)自身發(fā)展的歷史觀, 因此, 馬克思所創(chuàng)立的新哲學是實踐論的世界觀、歷史觀和認識論的統(tǒng)一, 也就是“改變世界”的世界觀、歷史觀和認識論的統(tǒng)一。 在關于哲學的理解中, 我們還應當看到, 無論是“解釋世界”的哲學, 還是“改變世界”的哲學, 它們對“思維和存在”、“人和世界”關系的關切, 都有一個共同的旨趣, 那就是為人的思想和行為提供某種根據(jù)、標準和尺度。如何看待人與世界的關系, 怎樣評價人與世界的關系, 這是激發(fā)各個時代的人們進行哲學思考的深層動力。這就是“價值論”問題。 人對世界的價值關系, 是由人對世界的特殊關系決定的。人的生命活動不是純粹適應自然以維持自身的存在, 而是改變自然以創(chuàng)造人的生活世界。這就是人類所特有的對世界的否定性統(tǒng)一關系, 即以否定世界的現(xiàn)實存在、把世界變成自己理想的存在的方式而實現(xiàn)的人與世界的統(tǒng)一關系。這正如馬克思所說, 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物種的尺度和需要進行它的生命活動, 而人則不僅懂得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 而且隨時隨地都能用自己的“內在固有的尺度”來衡量對象。 (參見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0頁) 這種人類特有的用以“衡量對象”的“內在固有的尺度”, 正是人對世界的“價值尺度”;人們以這種“價值尺度”去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 就構成了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價值論”。 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價值論”, 與作為“世界觀理論”的“認識論”是密不可分的。人對世界的價值關系, 從根本上說, 是一種目的性要求與對象性活動相統(tǒng)一的實踐關系;反之, 人的實踐活動作為創(chuàng)造生活意義的目的性、對象性活動, 作為否定世界的現(xiàn)存狀態(tài)而使之變成人所要求的理想狀態(tài)的目的性、對象性活動, 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活動, 從而構成了人與世界之間的價值關系。人類的實踐活動, 是把“自在的世界”變成“屬人的世界”的過程, 也就是把“自然界”變成“價值界”的過程。人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所實現(xiàn)的人與世界之間的價值關系, 使人的“認識”有了真正的目的性和能動性。人對世界的認識關系與人對世界的價值關系密不可分, 就此而言, 能動的反映論是以實踐論的價值論為基礎的。 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價值論”, 與作為“世界觀理論”的“歷史觀”同樣是密不可分的?!敖忉屖澜纭钡呐f哲學, 它總是試圖以“超歷史”、“非歷史”的方式去獲得某種終極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 也就是試圖獲得某種“超歷史”、“非歷史”的關于真善美的最終的根據(jù)、標準和尺度, 即獲得某種對人類具有普遍適用性或普遍約束性的“終極價值”。這種“終極價值”是“超歷史”地衡度人類全部思想和行為的“最高標準”, 也是“超歷史”地支撐人類全部思想和行為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 這種“超歷史”的“終極價值”總是陷入難以解脫的歷史性的“二律背反”之中:這種“終極價值”試圖充當“超歷史”的“安身立命之本”, 而人類的歷史發(fā)展卻不斷地向這種“終極價值”提出挑戰(zhàn), 動搖它的“永恒性”和“終極性”;這種“終極價值”試圖以自身作為評價一切的最終的根據(jù)、標準和尺度, 從而造成了自身無法解脫的“解釋循環(huán)”。而在“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觀”中, 則對“解釋世界”的舊哲學作出“歷史”的解釋:作為“世界觀理論”的哲學追尋作為“意義統(tǒng)一性”的“終極價值”, 這是人類對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關系的深層關切, 這種關切促使人類不斷地反思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為, 不斷地調整、評價和規(guī)范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的標準和尺度。人類對人與世界關系的認識和評價, 只能是在人類自身的歷史發(fā)展中取得現(xiàn)實性。認識論、價值論和歷史觀在理解和協(xié)調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世界觀理論”中是內在統(tǒng)一的。 人同世界的關系是一種以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而構成的、并通過人的實踐活動而深化發(fā)展的關系, 即“歷史”的關系。“歷史”, 用馬克思的話說, 就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 用恩格斯的話說, 就是“具有意識的、經(jīng)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的活動過程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43頁) 。在對“歷史”的這種理解和解釋中, 已經(jīng)凸現(xiàn)了以實踐論為基礎的世界觀、歷史觀、認識論和價值論的統(tǒng)一。但是, 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理論”的理解中, 我們特別需要思考馬克思關于“歷史”的兩個重大結論:其一, 馬克思從“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出發(fā), 拋棄了關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條件的議論, 而去考察和揭示人類歷史的現(xiàn)實基礎, 從而在社會有機體眾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 在社會形態(tài)曲折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 在社會意識相對獨立的歷史更替中, 發(fā)現(xiàn)了生產力的最終的決定作用, 從而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其二, 馬克思從宏觀的歷史視野, 把人類存在的歷史形態(tài)概括為“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以個人全面發(fā)展為基礎的自由個性”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 ,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04頁) 。人類的歷史, 就是人類以自己的實踐活動使自己超越“人的依賴關系”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 并使自己獲得“以個人全面發(fā)展為基礎的自由個性”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理論”, 則是“揭示”和“反思”人對世界這種實踐關系的理論, 是“引導”和“促進”人類爭取自身解放的“改變世界”的哲學。這種“改變世界”的哲學, 以實踐論為基礎而實現(xiàn)了世界觀、認識論、歷史觀和價值論的統(tǒng)一, 是一種真正的實踐論的“世界觀理論”。 文稿 | 王帆 編輯 | 王帆 審核 | 王帆 排版及文字稿由本公眾號設計,轉載請注明來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