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江右”習慣上用作江西的代稱，以與江左稱衡，這比“江西”作為行政的稱謂承載著更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后者在當代人心中，似乎沒有特別的印象。相比長三角的繁華和珠三角的熱鬧，江西好像被人忘記，在現(xiàn)代化的光影中黯然失色。但我們還是要喚起記憶，走向未來。

江右文學極盛，特出者如陶淵明、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湯顯祖等，論者繼踵，著述充棟，一般讀者難以分享這樣的成果，只需文學的熏陶。另一方面，則以江右文學之盛，學界的關(guān)注十分有限，許多未出現(xiàn)在文學史教科書的作者和作品湮沒不傳。因此，整體呈現(xiàn)江西的文學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在全景式的回視中，讓人們了解歷史上的江西和江西人，輝煌燦爛，英特卓杰，勢將破除固有的偏見，乃至超出我們的懸想，引發(fā)深沉的感慨。

一、腹心奧區(qū)與人物淵藪

作為江西人，我們總是對王勃《滕王閣序》的贊美心存感念，所謂“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幾乎已被任何一個地方用為標榜，實際上只屬于江西。惟有“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才配這樣的稱譽。曾經(jīng)的江西，正以得天獨厚的地域形勝成為物產(chǎn)的淵藪、人才的靈區(qū)?！敖笕鴰搴?，占盡天下地利；“控蠻荊而引甌越”，扼據(jù)東南戶樞。是謂“雄州霧列，俊采星馳”，形成經(jīng)久的繁盛，造就無數(shù)的髦英。煙波浩渺的鄱陽湖連接滾滾東去的長江，滋潤這片物產(chǎn)豐盈的沃土，十景匡廬，三清獨秀，龍虎受封，景德聞名，這些萬眾趨赴的名勝留下無數(shù)包括江西士人的歷代題詠，但更為平常的是家山風月，田陌瀟霖，春明漲淥，秋晚醉醺，梨花院落，籬角黃昏，總是呈現(xiàn)江右的風情，觸動敏感的詩心。而且我常執(zhí)念于江右的漫山翠竹，千載之下，賦心遇會，“其竹則筼筜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jié)，往往縈結(jié)，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1］（P86），惟以其物清逸雋秀，非賴壤之肥腴、氣之溫潤、風之靈動、水之晶瑩，不克叢生于斯壤，而作鳳引龍吟、春瀨秋聲，亦如江右多產(chǎn)才俊，豈非秀毓鐘靈！

距今約5萬年到1.5萬年前，這片古老的土地相繼進入新舊石器的時代［2］（P8），到文明史的商代中期，即已出現(xiàn)樟樹、吳城等大型的城池。戰(zhàn)國時贛西歸楚，漢初置豫章郡，納入帝國的統(tǒng)治。漢末三國紛爭，江西歸吳，相傳九江就是周瑜操練水軍的所在。從東晉渡江到南朝都于江左，江西已“在腹心之內(nèi)，憑接揚、豫，藩屏所倚”［3］（P2208），遂為“國之南藩，要害之地”［3］（P2114）?！白钔韽奶拼衅谝灾燎迩捌?，江西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生產(chǎn)基地和經(jīng)濟、文化最為發(fā)達的區(qū)域之一”［2］（P33）。中唐詩人白居易已謂“江西七郡，列邑數(shù)十，土沃人庶，今之奧區(qū)，財賦孔殷，國用所系”［4］（P974），也許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作為今天“欠發(fā)達”的內(nèi)陸省份，卻在中古后期和整個近古的歷史，已經(jīng)持續(xù)了一千多年的繁榮。

這是繁衍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贛人創(chuàng)造。從遠古五帝到商周之世，再到戰(zhàn)國楚人入贛、漢初齊民編戶及漢末中原移民，古越土著漸被同化；從永嘉之亂、中原陸沉再到安史之亂以迄宋金之戰(zhàn)，北方居民遞相遷入，包括明代閩粵遷入和客家的形成，江西人口代蕃。于是發(fā)生明代“江西填湖廣”［5］（P365）及云、貴、川等地的大規(guī)模向外遷移，或逃役避亂，或朝廷強制，遷往湖湘最多，蓋元末兵燹，其地人民荼毒，田地荒蕪。在云貴，則如明萬歷年間王士性以云南瀾滄兵備副使巡視全省，見“撫人居十之五六”，乃謂“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撫州”［6］（P80），入鄉(xiāng)隨俗，卒成土著。在中國移民的歷史上，贛人的遷徙乃是一次悲壯的大舉征行。無數(shù)永成土著的移民后代，也許還能從世代口傳或族譜記載約莫知道自己的身世，崇山峻嶺隔斷了遙遠的追緬，一口蠻腔已經(jīng)沒有贛音的孑遺，但與江西人邂逅之際，卻仍存對于祖籍的自豪。他們不僅理應(yīng)分享江西的驕傲，而且在他鄉(xiāng)逆旅也傳播著江西的文化。他們理應(yīng)被視為江右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包括成為文士的后人。

自來習慣于以貧窮落后看待江西的人們，包括當今自嘲“會讀書，會養(yǎng)豬”的我們自己，諒必感慨于古人筆下的贛人形象。明代張瀚《松窗夢語》說：

今天下財貨聚于京師，而半產(chǎn)于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于東南，江右為夥，浙、直次之，閩、粵又次之。［7］（P76）

隨著經(jīng)濟繁榮的是文教的昌盛，“人文”不僅顯示人創(chuàng)造了文化，也表明文化陶染了人。從人猿揖別到石斧磨缺，再到中原青銅黑鐵傳入，再到大規(guī)模墾山造田，穩(wěn)定的農(nóng)耕培養(yǎng)了文教的興盛。當魏晉玄學興起，儒學式微之際，江西儒學卻方興未艾。從西晉鄱陽內(nèi)史虞浦在郡內(nèi)大興學校、傳授儒學，到東晉豫章太守會稽孔沖以《詩》《書》《禮》《易》及《孝經(jīng)》《論語》教授諸生，并范宣授業(yè)、范寧興學，再到宋代理學及明代江右王學之盛，乃至“家孔孟而人陽明”［6］（P79），江西卒成儒教首善之區(qū)。從東漢張道陵、東晉葛洪淬土煉丹、許遜民間傳道到劉宋天師道陸修靜廬山修書以迄于今，江西自來就是道教傳播的圣地。從東晉慧遠結(jié)社匡廬，到唐代禪宗遍布江右，天下釋子，往來于江湖之間，贛地尤勝，開悟智慧，啟發(fā)文心，蓋“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11］（P27）。當此之時，南昌馬祖道一，奉新百丈懷海，高安大愚禪師等，咸以宗師弘傳南宗。我的家鄉(xiāng)宜豐洞山就是著名的曹洞祖庭，黃檗寺則是臨濟宗門。而江西書院的建立在文化教育上史尤為重要，中唐以來，遍布全省，整個古代中國莫出其右。據(jù)曹松葉先生研究，宋代江西書院125所，占全國總數(shù)31%，元代59所，占全國26%，明代251所，占全國20%［12］（P490），實際上遠非此數(shù)，以劉錫濤先生的估計，宋代江西書院至少在264所以上，最為著名的有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及陸九淵創(chuàng)辦的象山書院等。鵝湖書院曾是著名的文化中心，朱、陸鵝湖之會，乃是中國儒學史上影響深遠的盛事。書院之興極大地促進了江西理學和包括文學的人文傳播以及科舉的考績，正是“家家生計只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13］（P249），猶讓我們遙想當時的盛況，而江右文學家大都進士出身，往往以仕顯文，政治地位促使文名的傳揚和文學團體的形成。

其它省份罕有資格輕視江西士子的科舉業(yè)績，據(jù)彭適凡先生《江西通史·先秦卷》所列統(tǒng)計資料，自隋唐至清代科舉廢除，江西共產(chǎn)進士10506人，占全國進士98689人的10.7%，其中宋代5145人，居全國第二，明代3114名，為全國第三。全國狀元總計494人，江西40人，占8.09%，居全國第五，宋明兩代江西狀元共30人，居第二［2］（P34）。南宋饒州汪藻在《浮溪集》中不無自豪地說：

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14］（P220）

國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其大者古文經(jīng)術(shù)足以名世，其余則博學多識、見于議論、溢于辭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眾者。［15］（P5149-5150）

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于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yǎng)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18］（P682-683）

二、朝士重臣與文學大家

仕流能文，多有駿譽，甚至成為名家，或精一學，亦多淹通，或有科場不遇，固亦含章抱學，都是士人的功業(yè)，江西尤其如此。在大多數(shù)人，仕宦文章，相得益彰，或兼才學，文藝相通，尤以文學溥遍。仕進必以能文，但能文未必仕進；擅文未必進學，然學問之富，往往發(fā)為文章。在歷代江西各類名流中，多有文辭傳世，或為德望學藝所掩，亦見江右文學，顯于仕進，根于學術(shù)，溢為技藝，一在向?qū)W使然。

江西朝臣而為文學大家者，如歐陽修為一代文宗，王安石七絕宋代第一，二人與南豐曾鞏并列“唐宋八大家”，晏殊并子幾道稱“大小晏”，三洪“俱擅詞章之譽”［19］（P913），與“三蘇”并稱，洪適“以文學聞望”［20］（P11564），弟洪邁為龍圖閣學士，著《容齋隨筆》，被推南宋說部之冠［21］，《夷堅志》“端足擅文豪”［22］（P2371）。周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九流七略，靡不究通，“制命文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20］（P11968），“巋然負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楊萬里、陸游外未有能及之者”［23］（P1）。王安禮為文“踔厲駿發(fā)”［24］（P705），詩則曠達超邁，寄情高遠。徐俯是黃庭堅的外甥，為江西詩派重要詩人，清謝啟昆詩稱“橫塘春綠滿東湖，不肯因人作步趨”［25］（P316）。陳彭年是著名的學者和文學家，吳居厚有詩文集百卷。京鏜與豐城劉德秀雅善作詞。京鏜有《松坡集》《松坡居士樂府》。劉德秀以宋寧宗開禧元年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有《默軒詞》。施師點與王剛中并通經(jīng)史。施文醇古，有文集。王剛中宋孝宗時官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有《東溪集》。馬廷鸞有《玩芳集》《木心集》，陳宗禮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文天祥有《文山集》。

宋代宰相王欽若、夏竦并明代首輔皆有文名。解縉與楊慎、徐渭并稱“明代三大才子”。明代首輔文集，有《胡文穆集》（胡廣）、《彭文憲公文集》《可齋雜記》（彭時）及陳循《芳洲集》、陳文《聚齋集》《澹軒文稿》、費宏《鵝湖摘稿》《湖東集》、夏言《桂洲集》、嚴嵩《鈐山堂集》等。宰執(zhí)、首輔之外，宋則新喻劉奉世為著名史學家劉敞之子，官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有《自省集》；洪皓為“三洪”之父，官至禮部尚書，富詩文；廬陵胡銓為“南宋四名臣”之一，有《澹庵集》；玉山汪應(yīng)辰官至吏部尚書，有《文定集》；南城包恢度宗時召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有《敝帚集》，也是文學批評家。元則南城程鉅夫為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名臣，文雍容大雅，詩俊偉磊落；金溪危素官至禮部尚書，散文為元代大家，詩風骨遒勁。明則吉水毛伯溫官至兵部尚書，有《東塘詩集》；泰和歐陽德官至禮部尚書，有《歐陽南野集》。清則新建曹秀先官至禮部尚書，雅善文學；宜黃黃爵滋為禁煙名臣，亦以詩文著稱。乃至永豐劉繹在道光十五年成為江西最后一名狀元，任翰林院修撰，亦力主禁煙，晚年著述不輟，有《存吾春齋詩鈔》，自謂“平生進未嘗有一日詭遇，退未嘗有一日暇逸”［26］（P779），可以視為歷代江西舉子勤勉好學的最后總結(jié)。

若位不甚顯而為文學大家者，自東晉陶淵明成為偉大詩人以來，代不乏人。北宋分寧（今修水）黃庭堅為江西詩派領(lǐng)袖，與蘇軾并號“蘇黃”，創(chuàng)作和詩論引領(lǐng)一代風尚，影響久遠；吉水楊萬里為“南宋四大家”之一；鄱陽姜夔以大詞家為宋末張炎、清初浙派所尊；明代臨川湯顯祖則是偉大的戲劇家。他們并歐陽修、王安石等，不僅是江右一流的名家，也是享譽世界的文豪。又宋代廬陵劉辰翁為著名詞人，文則在元初“突兀而起，一時氣焰震耀遠邇，鄉(xiāng)人尊之，比于歐陽（修）”［27］（P368）；崇仁虞集則是元代中期文壇盟主，與清江范梈、豐城揭傒斯等并稱“元詩四大家”；清則寧都魏禧為國初散文三大家之一，鉛山蔣士銓與袁枚、趙翼并稱“乾隆三大家”，亦以劇作聞聲。其后臨川樂鈞、東鄉(xiāng)吳嵩梁并負盛名。吳與黃景仁齊名，又與龔自珍、魏源等并稱，海外號為“詩佛”［28］（P13389-13390）。樂鈞詩文名重一時，“諸體之文，靡不綺麗”［29］（P5940），駢文與張惠言、李兆洛等并稱“后八家”。萍鄉(xiāng)文廷式為近代著名詩詞家，義寧（今修水）陳三立則是同光體詩派的重要代表。

三、燦若繁星的文章才士

江西歷史上尚有眾多以文知名者，可以歸于較為專務(wù)的“文士”一類。唐代如殷璠《河岳英靈集》所選開元、天寶間最為杰出的詩人24家，江西南康綦毋潛、奉新劉昚虛、洪州王季友在焉，都是進士出身，王季友更是江西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名狀元。鄱陽吉中孚為大歷十才子之一，與盧綸、錢起齊名；上高任濤、袁州（今宜春）鄭谷則是唐末“十哲”之二，盧肇、黃頗也是宜春人，分別為會昌三年狀元、進士第三人。信州吳武陵為翰林學士，高安幸南容為太常寺卿、國子監(jiān)祭酒，并布衣豫章來鵬、鄱陽陳陶、永豐王貞白等俱擅詩名，“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就是陳陶的著名詩句。五代則有筠州（今高安）沈彬、廬陵劉洞、夏寶松以及流傳極盛的傳奇《唐摭言》作者南昌王定保等。據(jù)《全唐詩》所載晚唐五代江西詩人42家，“上升速度之快為全國之最，表現(xiàn)出一股不可遏止的迅猛勢頭，這預示著到兩宋時期，江西文學將邁進到全國文學的先進行列”［30］（P267）。

宋代江西文學豈止“先進”，自宋至明包括文學的中國歷史，都不可缺少江西人的重頭表演。根據(jù)夏漢寧先生的統(tǒng)計，《全宋詩》中江西籍詩人占8.6%［31］，《全宋詞》中的江西籍詞人占12.46%，《兩宋名賢小集》江西籍文學家占26.11%，《四庫全書》江西籍作者別集占20.75%［32］。除了歐、王、曾、徐、黃、楊、姜、劉、湯并諸輔臣外，南宋清江彭龜年、泰和劉過、劉仙倫并以詞名，劉過與劉克莊、劉辰翁合稱“辛派三劉”。又臨川危稹詩文清新潔秀，有《巽齋集》；寧都曾原一與浙江黃巖戴復古結(jié)“江湖吟社”，海內(nèi)宗之；宋末廬陵鄧剡詩格渾涵，有《中齋詞》。而以鄉(xiāng)黨、詩派相與者，如曾鞏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xié)、曾敦號稱“南豐七曾”。江西詩派中的江西人士，徐俯和“三洪”（芻、朋、洪）都是黃庭堅的外甥，還有臨川謝逸及其從弟謝薖、饒節(jié)、汪革“四才子”并建昌李彭、新建楊符。謝逸詠蝶三百首，人稱“謝蝴蝶”；饒節(jié)出家后法名如壁，張邦基《墨莊漫錄》稱其詩“佳句可喜，不愧前人”［33］（P70-71），陸游稱為“近時僧中之冠”［34］（P14）；李彭與蘇軾、張耒等勝流酬唱，有《日涉園集》，呂居仁稱其詩文富贍宏博［21］（P4013）。此外如北宋中期新喻蕭貫、分寧黃庠、南城王無咎等，并入《宋史·文苑傳》，王無咎是曾鞏的妹婿、王安石的學生。北宋后期有新淦孔氏文仲、武仲、平仲兄弟等，南宋初期則遂川孫逢吉、清江徐夢莘、崇仁吳曾等，并有詩名。吳曾詩“宏大奇?zhèn)?，言高旨遠，當與江西諸名公并稱”［35］（P1510），尤以筆記《能改齋漫錄》著名。又孝宗時南昌石孝友為詞人，以俚語入詞，獨具風格。

元代主要以文人知名的江西人士，如初期崇仁甘泳效林逋平生不娶，尤工于詩，東鄉(xiāng)艾性夫與其叔可叔、可翁為“臨川三艾先生”，其后則有范梈門人新喻傅若金、安福周霆、吉水郭玨等。而樂平趙善慶、饒州汪元亨、南昌劉時中、臨江俞用等，則以散曲著稱。劉時中《上高監(jiān)司》最負盛名，揭露民生困苦、官吏奸弊，觸目驚心。趙善慶又著雜劇《教女兵》《村學堂》等。

明代江西以文名著稱者益眾。國初臺閣體以三楊為主，主要成員大多為江西人，胡廣、陳循在其內(nèi)，其余則金幼孜、梁績、王英、王直、李時勉、周敘、曾棨、錢習禮等。臺閣體之后的明代文壇也以金溪吳伯宗、泰和劉崧、陳謨等江西詩派流衍為宗。同時新喻梁寅、胡行簡、泰和梁蘭、王沂、清江劉永之、吉安劉于等一批江西文士活躍于詩壇。盡管明代中、晚期前后七子詩派以北方和江左人士為主，公安、竟陵諸人都產(chǎn)湖北，江西人則埋頭舉業(yè)，但取得了傲人的科舉業(yè)績，而且產(chǎn)生了一批時文高手。湯顯祖就是公認的時文大家，其后臨川艾南英更以時文領(lǐng)袖名揚天下，同鄉(xiāng)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等人聲氣相應(yīng)，并稱“江右四大家”，推崇唐宋，力抵王世貞、李攀龍等秦漢派，又與陳子龍為首的云間派“互持不相下，至于攘臂”［36］（P142）。在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則以廬陵李昌祺《剪燈馀話》、饒州鄧志謨的神魔小說最為有名，鄧志謨的六篇爭奇小說極饒異趣，古今罕見。其他筆記小說如南昌胡儼《胡氏雜說》、臨川伍?！遁鸵白肼劇贰哺⒃洹顿t奕編》《應(yīng)諧錄》、泰和郭子章《黔類》、新淦朱孟震《河上楮談》《汾上續(xù)談》《浣水續(xù)談》等，都有一定影響。

清初則寧都魏禧與侯朝宗、汪琬為散文三大家，與兄祥、禮號曰“三魏”，又與彭士望、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等并稱“易堂九子”，治學為文，積理練識，以待致用。新建陳弘緒為明末清初文學家、史學家、藏書家，工古文，晚明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風頹廢，他與同縣徐世溥、萬時華、曾堯臣等入社豫章，提倡古文，振興時文，有《石莊集》《陳士業(yè)全集》等。新建徐世溥長于古文辭，名噪三吳，兼工書法，有《榆墩集選文》《榆墩集選詩》。清初江西文學家尚有南昌王猷定以及隱逸者流新建歐陽斌元、永新賀貽孫、宜春張自烈等。王猷定為明末清初詩人和散文大家，書法名重一時。賀貽孫畢生著書不輟，有《水田居文集》和詩話《詩筏》等。又南豐旅行家梁份少負奇氣，亦工古文辭；臨川湯儲璠少慕宗賢湯顯祖，取“玉茗堂”號曰“茗孫”，詩為汪廷珍、林則徐所賞。

四、經(jīng)史為本與心性所發(fā)

凡上文學已為大觀，其中不少并以學術(shù)知名者，于學專精兼詣，或經(jīng)史心性，或文字音訓，或天文地理，或音樂書畫，乃至農(nóng)工科技，歷代江西人都有突出貢獻，絕大多數(shù)并善文辭。而“文章”之為一學，自漢揚雄已然，學有所通，相得益彰?；蛎骼硪蚤_悟，或格物以煉識，或淵深以積氣，或博綜以廣知，或取物事之富，或通人事之理，或歌、樂、詞相通，或詩、書、畫為一，總之學之所趣，文之所發(fā)，窮理開物，感事會心，恒以心之所觸，物之所召，莫不鐘靈于茲域，秀毓于斯土。其卓犖者，如歐陽修以一代文宗而堪稱北宋諸儒治學最廣、貢獻最大的學者，兼通經(jīng)史金石、樹藝譜牒，并書法亦佳。長子發(fā)“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20］（P10382）。王安石托經(jīng)變法，撰諸經(jīng)“新義”，子雱幼負神智，巧辨獐鹿，長訓《詩》《書》《語》《孟》《老》《莊》，詩詞殊有“乃翁思致”［37］（P133）。又廬陵段昌武撰《毛詩集解》、蕭楚撰《春秋辨疑》，德興張根撰《吳園易解》等，并有詩文。

陳彭年、李覯、劉敞、劉頒、劉恕、王庭珪是北宋最為杰出的學者。劉恕史學最著，宜用領(lǐng)起一學之述。陳彭年諳熟典章制度，精通音韻，主持重修《廣韻》，而以辭藻被遇。南城李覯著《禮論》《易論》等，“在北宋歐、蘇、曾、王間，別成一家”［38］（P268），也是北宋重要詩人。新喻劉敞“自六經(jīng)、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yī)、數(shù)術(shù)、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16］（P928-929），著《春秋傳論》等，歐陽修輒疑而請教。劉攽與兄敞齊名，也是著名的詩人和文學家，歐陽修稱其“辭學優(yōu)贍，履行修謹，記問該博”［39］（P1715），協(xié)纂《資治通鑒》，著《經(jīng)史新義》《東漢刊誤》《彭城集》《中山詩話》等。安福王庭珪著《易解》《論語講義》并《瀘詞》《瀘溪文集》等，楊萬里謂“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剛渾大”［15］（P3242），兼善書法。元明清之世，江西經(jīng)學代不乏人，乃至晚清婺源王曜南著《禮書條考》《春秋繹義》及《務(wù)本堂文集》等，與王士杰、楊希閔并稱經(jīng)學大師。新城楊希閔深于經(jīng)學，雅善文辭，東渡臺灣，主講海東書院，授經(jīng)書及宋儒性理之學，啟發(fā)島域士子，學風為之一新，有《榕陰日課》《詩榷》《遐憩山房詩》《痛欽詞》及詞學批評著作《詞軌》等。

經(jīng)學有小學類，為經(jīng)籍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而金石雖在四庫史部，但多考釋文字，故可合而敘之。北宋宰相夏竦以文學起家，“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經(jīng)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尤長偶儷之語……為詩巧麗”［40］（P982），著《聲韻圖》《古文四聲韻》等。劉敞亦得先秦彝鼎數(shù)十，因以考知夏、商、周三代典章制度，并歐陽修金石學著作《集古錄》、王安石《字說》、南宋洪適《隸釋》，下迄元代高安周德清《中原音韻》、明末清初宜春張自烈《正字通》，可見江西小學一斑。周德清善音律，工散曲，是元代著名的音韻學家和戲曲作家；張自烈又著《古今文辨》《四書五經(jīng)辨》，有《詩集》《芑山文集》。此外則南宋洪遵《泉志》收錄五代以前中外歷代錢幣三百余種，今屬文物學，但也因幣存文。

南宋以后的經(jīng)學往往出于理學闡釋的需要。江右向稱理學淵藪，北宋為始，南宋極盛，蓋歷靖康之變，士大夫砥礪氣節(jié)，江右為甚，紛紛死節(jié)，理學之講節(jié)義，乃是江右士人品格的思想反映。周敦頤與婺源朱熹、金溪陸九淵并為百世大儒，都是代表中國哲學的偉大思想家，亦饒辭章，周敦頤《愛蓮說》至今膾炙人口，朱子足為文學大家，詩論自成體系，影響后世至深。周敦頤是理學開山祖，本湖南道縣人，但與江西關(guān)系密切，語子“吾后世子孫遂為九江濂溪人”［41］。南宋則以朱熹、陸九淵為主，在江西境內(nèi)形成以撫州陸九韶、陸九齡、傅夢泉、傅子云、羅點、陸持之、包揚、包恢和吉州、臨江劉靖之、劉清之、胡銓、謝諤、周必大、楊萬里、彭龜年、張洽、章穎、歐陽守道、文天祥及饒州、信州汪應(yīng)辰、李璠、趙汝愚、陳景思、柴中行、饒魯、曹彥約、湯千、湯巾、唐中、謝枋得為主要成員的三大理學中心。諸人為學所主，或朱或陸，或兼二氏，相與發(fā)揚光大，導源分宗，枝繁葉茂，多有詩文傳世。其較著者，如楊萬里為文學大家，周、彭、胡、包、謝等亦稱名家。謝枋得學通六經(jīng)，淹貫百家，而文章奇絕，有《疊山集》傳世。

元代理學仍然是江西的天下。程鉅夫?qū)W尊程朱，以位望促成元廷科舉開考并主程朱義理。崇仁吳澄是元代杰出的理學家、經(jīng)學家和教育家，經(jīng)學直承朱子，融匯陸學本心，并弟子虞集、危素等，也是元代最為杰出的文學家。豐城熊朋來宋亡后隱居傳儒，是著名的經(jīng)學家和音樂家，有《天慵文集》等。都昌陳澔、吉安李廉、新喻梁寅長于治經(jīng)，都以朱學為宗，兼采眾長，澔擅《禮記》，寅號“梁五經(jīng)”。而南豐劉壎、貴溪陳苑則是元代陸學的代表，壎博學雄才，長于四六，也是文學批評家，著《水云村稿》《水云村泯稿》等。

明則崇仁吳與弼為理學大儒，創(chuàng)“崇仁學派”，位列《明儒學案》第一，有《吳先生集》，文章取法歐、蘇。該學派的江西著名學者尚有吳氏弟子金溪胡九韶、上饒婁諒、永豐羅倫、余干胡居仁、胡氏弟子鄱陽余佑、婁氏弟子永新夏尚樸等。今存《胡文敬公集》《胡敬齋先生詩集》、夏尚樸《東巖文集》《東巖詩集》等。夏詩饒理趣，山水游記頗具特色。羅倫任翰林院修撰，為文有剛勍之氣，詩作磊落不凡，有《一峰集》等。泰和羅欽順在明代中期是堪與王陽明分庭抗禮的江右大儒，以對程朱理學的改造、對“氣學”的創(chuàng)建、對佛學的批判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富于詩作，有《整庵先生存稿》等。

崇仁學派為江右王學的傳播光大奠定了基礎(chǔ)。安福鄒守益、劉文敏、劉邦采、王時槐、劉元卿、泰和歐陽德、胡直、吉水羅洪先、鄒元標、永豐聶豹、雩都何廷仁、黃弘綱、南城鄧元錫及其他載入《明史》《明儒學案》者，都在理論和實踐上維護和發(fā)揚王學，使之得以不墜，王學遂以江右為宗，蓋明假程朱理學而行峻法，大臣文士多被其害，及中、晚思想放松，江右諸人乃是順此潮流的時代精英。鄒守益有《詩集》《東廓文集》，王時槐有《友慶堂合稿》，何廷仁有《善山集》，黃弘綱有《洛村集》，聶豹有《雙江集》。鄒元標幼負神童之譽，有詩二百首傳世。又永豐何心隱承王學泰州學派，學與諸人不同。

清初則以魏禧等為首的“易堂九子”不僅以文學聞世，而且相與問學，總體上是以實學思想對道學空談心性展開批判，反映清代學術(shù)思想的實學轉(zhuǎn)向。同時有南豐謝文洊及其弟子組成的“程山六君子”和星子宋之盛、吳一圣等“髻山七隱”。臨川李紱特立獨行，不畏逆流，恪守陸王之學，在沉悶的清代乃是思想自由的罕見堅持者，袁枚稱其有“揚休山立”“千夫奪氣”之慨［42］（P1725），梁啟超嘆為“奮身任艱巨”“屹然作干城”，其“氣象俊偉……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乃“陸王派之最后一人”［43］（P58-59），典型地反映江西士人的剛正品格，其文直達肝膈，詩則才氣凌厲。

史學是江西學術(shù)的又一大宗，宋元明清都有杰出貢獻。北宋潯陽陶岳著《五代史補》，有《陶陵州集》等。歐陽修同時則劉敞、劉頒為著，其后史學，則以劉恕為宗。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shù)千載間，巨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應(yīng)詔修《資治通鑒》，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事，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20］（P13118-13119）。恕著《五代十國紀年》等，子羲仲助父成《通鑒外記》，自著《通鑒問疑》等。劉敞子奉世則與父、叔共撰《三劉漢書標注》，且文辭雅贍。而神宗詔中書門下謂“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44］（P795），有《隆平集》，記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南宋則洪皓使金被質(zhì)，撰《松漠紀聞》，子適輯《唐登科記》等。又清江徐夢莘、弟得之、并得之長子筠、次子天麟皆詩書起家，而以史學聞名。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等，得之著《左氏國記》并詞集《西園鼓吹》等，筠著《漢官考》等，天麟著《西漢會要》《東漢會要》等。尤其趙汝愚纂《宋名臣奏議》以進孝宗，自來為學所重。而廬陵羅泌精習詩文，慨乎孔子“刪書”斷自唐堯，乃博采群書，敘錄皇古之事，撰成《路史》，“路”義為大，即為“大史”，雖不盡足據(jù)，但考索甚深，猶于姓氏源流言之頗詳。元則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成為中國史學的巨著。又富州（今豐城）揭傒斯為遼、金、宋三史總裁官，金溪危素、吉水解觀亦預《宋史》纂務(wù)。

明代江西史學貢獻尤巨。高安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詩文亦有影響，為文敦厚有氣，有《蓮華房集》。明代若干史書受命集體編纂，大批江西官員主持或參與其事，出現(xiàn)了一個規(guī)模較大的江西史學家群體。本朝歷代實錄之纂均由大學士領(lǐng)銜，翰林院、春坊官參與，明代前期江西人多充其職，故自永樂修《太祖實錄》至宣德修《太宗實錄》《仁宗實錄》、正統(tǒng)修《宣宗實錄》以及成化修《英宗實錄》，都有大量江西官員預事。如《太祖實錄》總裁官三人中，一為文淵閣大學士吉水胡廣，一為國子監(jiān)祭酒南昌胡儼，十位纂修官中翰林院學士新淦金幼孜、泰和楊士奇、翰林侍讀學士永豐曾棨、侍讀泰和梁潛、侍講吉水鄒緝、金溪王英、修撰泰和羅汝敬、刑部主事安福李時勉，并《太宗實錄》總裁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士奇，纂修官前八位曾棨、王英、泰和王直、吉水周述、安福李時勉、吉水錢習禮、泰和余學夔、陳循，以及《英宗實錄》兩位總裁官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廬陵陳文、刑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安福彭時，兩位副總裁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新劉定之、泰和吳節(jié)，都是江西人［45］（P427）。上述諸人多以大學士本擅詩文，修史為其職事，不像當代文史分離，例如金幼孜著《北征錄》《后北征錄》《金文靖集》等。特出者如曾棨永樂二年狀元及第，有《西墅集》《巢睫集》，楊士奇稱其文“如源泉渾厚，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四方求者，無問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yīng)”［46］（P160）。下迄清代，猶有南昌尚镕博覽群書，落拓不羈，工詩文，著《史記辨證》《持雅堂文集》《三家詩話》等；萍鄉(xiāng)李有棠著《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永新龍文彬有《永懷堂詩鈔》，所撰《明會要》，堪稱巨制；陳寅恪更是近現(xiàn)代中國最為杰出的歷史學者，詩亦卓然名家。

五、百家學藝與才性辭章

歷史上江西固以“文史哲”為盛，本省人士確實多稟靈心悟性，尤長性理文學，而如乾嘉吳、皖則以“實學”見長，但江西人在經(jīng)史等“實學”領(lǐng)域亦非見弱，而且在文獻及天文、歷法、地理乃至自然科學領(lǐng)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歷史上幾部大型叢書的編纂，都少不了江西人的功勞。北宋王欽若與楊億等主修《冊府元龜》，為“宋四大書”之一，夏竦亦預其事。元則虞集以副總裁主修《經(jīng)世大典》，乃是本朝文化的重要成就。尤其是明代吉水解縉首倡并主編《永樂大典》，被稱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同縣曾棨為副總裁之一，泰和梁潛、余學夔等亦與力焉。

在天文歷算方面，北宋宜黃應(yīng)垕著《天象義府》《渾天左右全體星圖》等，馬端臨稱“其書考究精詳，議論新奇”［47］（P6091）；臨川王安禮主持重修《靈臺秘苑》，為我國現(xiàn)存第二份星表。南宋弋陽周執(zhí)羔《歷議》《歷書》《五星測驗》及宜春歐陽之秀《律通》、廬陵胡銓《審律論》等，都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其中王安禮、胡銓文學成就最著。宋末元初則鄱陽趙友欽以宋宗室為道士，其人“極聰敏，天文、經(jīng)緯、地理、數(shù)術(shù)莫不精通”［48］（P106），是我國古代卓越的科學家，在天文學、數(shù)學和光學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著《革象新書》等。金溪吳伯宗是明朝開科的第一位狀元，參與會修《大明日歷》，以武英殿大學士奉命同譯西域《回回歷》等書，且才思敏捷，有《榮進集》等。明末清初廣昌揭暄則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和數(shù)學家，于諸子、詩賦、數(shù)術(shù)、天文、軍事、岐黃無所不涉，撰《璇璣遺述》，獨立提出天體自轉(zhuǎn)理論，梅文鼎稱“深明西術(shù)而又別有悟入”［28］（P13944），同時方以智稱為“生千古下，集千古智”［49］（P36）并“出于大西諸儒之上”［49］（P1）的千古奇人，又著《揭子兵法》等，時人驚為“異人異書”［50］（P65）。又清上高傅九淵著《有不為齋算學》，其人并光緒間南豐吳嘉善等，都是著名的算學家。

江西人在地理學也有卓越的成就，不少學者同時也是有名的文學家。北宋宜黃樂史以篤學博聞見信于太宗，撰《太平寰宇記》，是繼《元和郡縣志》后又一部采摭繁富的歷史地理學總志；歐陽修族孫廬陵歐陽忞撰《輿地廣記》，“凡自昔史官之作，與夫山經(jīng)地志，旁見雜出，莫不入于其中”［51］（P1）。元則臨川朱思本宋亡不仕，周游各地，繪成長廣七尺的《輿地圖》，所至亦多詩文，有《貞一齋詩文稿》。南昌汪大淵兩度出海遠航，歸撰《島夷志略》，張翥序稱“非其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征也”［52］（P1），被譯多種文字流傳。富州（今豐城）熊夢祥是位書畫家，“以藝事入都，有聲于公卿間”［53］（卷50），撰《析津志》，為最早介紹北京歷史地理的著作，文筆秀美，頗為流行。明則心學家羅洪先以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罷歸專志心學，考圖觀史，繪成《廣輿圖》，堪稱與墨卡托同時代東方最偉大的地圖學家，有《念庵集》。泰和郭子章是一位十分博學多產(chǎn)的學者和文學家，任職中外，宦轍所至，隨地著書，幾于汗牛，尤其《郡縣釋名》為地名淵源解釋的集成之作，而且“能文章”［54］（P34）“于書無所不讀”［55］（P18），堪稱歷史上最為博識的學者之一。吉水陳誠永樂初以吏部主事升任員外郎，屢奉命隨使西域，歸撰《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名儒方孝孺稱其“端方雅重，好學有文章”［56］（P21），有《陳竹山文集》。

此外，在書法、音樂和經(jīng)世、科技、醫(yī)學等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輩出。不少文學家兼善書法，如歐陽修、朱松、朱熹、陸九齡、謝諤、胡銓、姜夔、文天祥、解縉等及前文略述者，并廬陵周必大二兄必正等，都以書法聞名，至如北宋黃庭堅為大書法家，五代鐘陵（今進賢）董源、徐熙、明末清初南昌朱耷、寧都羅牧以至現(xiàn)代陳衡恪、新余傅抱石則多是開宗立派的大畫家。詩、書、畫本自相通，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畫可視為詩的視覺表現(xiàn)。而南宋姜夔以大詞人雅善度曲，新建魏良輔則是明代杰出的戲曲音樂家，被稱昆曲之祖，并尊“曲圣”，所著《曲律》為論昆腔唱法及南北曲流派的重要著作。乃至瑞金陳熾為中國近代早期維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庸書》《續(xù)富國策》等。至如北宋泰和曾安止《禾譜》為中國第一部水稻品種專著，蘇軾貶惠州途經(jīng)泰和獲睹其書，作《秧馬歌》相贈［57］（P4368）；饒州德興布衣張潛撰《浸銅要略》，其人天資聰穎，無書不窺，喜賦詩，工楷書，有詩集十卷。而明代貴溪徐貞明著《潞水客談》，在水利方面，清人乃謂“終明代良策無以逾此者”［58］（P1），“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59］（P106）。當然江西也不乏像“清初三大名醫(yī)”之一新建喻嘉言那樣的著名醫(yī)學家，醫(yī)術(shù)冠絕一時。明代奉新宋應(yīng)星更是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杰出的科學家和自然哲學思想家，其《天工開物》被譽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就是這樣一位畢生獻身科學之士，卻也雅善辭章，有《思憐詩》數(shù)十首傳世。

六、文章節(jié)義的錚錚表現(xiàn)

江右素號“文章節(jié)義之邦”，文章、節(jié)義相與表里，乃是認識江右士民和文學的重要基點。周鑾書先生指出，“江西文化的精神，應(yīng)該是剛正義烈”，“他們剛正義烈的思想作風，必然影響和反映到江西的文風、士風，以至民風，尤其在朝代交替之際，江西的義烈之士特別眾多，為國捐軀者難以數(shù)計”，究其原因，“既是數(shù)千年小農(nóng)經(jīng)濟所固有的堅毅、頑強的本性在文化、思想領(lǐng)域的表現(xiàn)，也是儒學尤其是理學在江西特別興旺發(fā)達的影響”［60］（P39）。從宋代忠烈直到現(xiàn)代革命志士，正如葉劍英元帥悼念方志敏詩云，“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片楓”［61］，是猶浩蕩西江流未歇，沉泥染血迄今紅，譜寫了一曲慷慨壯烈的歷史悲歌。

在國家遭受恥辱和異族入主中原之際，無論朝野，江西人總是表現(xiàn)出剛正義烈的民族氣節(jié)，大多數(shù)人本以文學稱名，正是“文章節(jié)義”的雙重顯現(xiàn)。北宋末臨川聶昌以同知樞密院與耿南仲使金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zhèn)不讓被殺，剜目碎之；樂平洪皓以禮部尚書使金被羈荒漠十五年，全節(jié)而歸，高宗謂“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20］（P11557-11562）；臨川崔縱以試工部尚書遣使通問徽、欽二帝，大義責金，被徙荒絕，握節(jié)以死；朱熹叔父、婺源朱弁請使金論辯被拘，自擇墓地，欲畢命報國，善詩文，“為文慕陸宣公，援筆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20］（P11551-11553），有《聘游集》《南歸詩文》《風月堂詩話》等；胡銓上書乞斬秦檜、王倫，并玉山汪應(yīng)辰、浮梁程禹、故丞相晏殊曾孫禮部侍郎臨川晏復敦、權(quán)吏部尚書德興張燾都斥秦賊、力抵求和。汪應(yīng)辰紹興五年舉進士第一，召為秘書省正字，以上書斥和觸秦被貶，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20］（P11877）。崇仁布衣歐陽澈年少“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于天性”［20］（P13362-13363），及高宗即位，徒步赴行在，伏闕上書，極詆和議并用事大臣，與太學生陳東一同被斬，震動朝野，時許翰為尚書右丞，聞之失色，遂求自罷，為撰哀詞，有《飄然集》行世。靖康之變中，清江李邈以河北西路制置使守真定府城，吉水楊邦乂為建康府通判，南豐曾怘以溫州通判待官缺，同縣曾悟以進士為亳州士曹，玉山鄭驤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泰和曾如驥為寶慶通判，皆矢志不降，盡忠死節(jié)。曾如驥遺《題考功印紙》絕筆詩云：

謹將節(jié)義二字，結(jié)果印紙一宗。了卻神游何處，澄江明月清風。［62］（P40655）

在宋度宗咸淳二年，史館檢閱黃震尖銳地指出，當今之大弊，乃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21］（P12992）。北宋滅亡前夕，建州簡陽游酢也曾對徽宗論士風之壞，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65］（卷24）。宋亡，元廷征謝枋得，對曰江南無人才。但就在江西，卻有一批剛正節(jié)烈的義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蓋理當如此，“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66］（P2777），面對異族的屠刀，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其最著者，則“南人無如天祥”［20］（P12539），恒以民族氣節(jié)，激勵千秋萬代。而胡銓在秦檜死后復官，朝中大臣十四人論事，主和者半，言不可和者，只有胡銓一人［20］（P11585）。直到清代，龔自珍猶謂“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67］（P18），亦如孔尚任《桃花扇》所寫，兩相對照，判若霄壤。在民族危難的緊要關(guān)頭，江西士民真如“田橫五百人猶在”，總是挺身而出，千載之下，想望其人風貌，猶且令人為之色變，慷慨悲歌。

江西士人秉承剛正節(jié)烈之氣，在奸佞誤國、異族入侵面前可以不顧安危，慷慨赴死，在國家大事上也是“只知有是非”，堅毅前行，剛倔正直，無所畏懼，不趨厲害，不事逢迎。歐陽修積極支持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此前范與宰相呂夷簡構(gòu)怨被貶，諫官高若訥從而落井下石，歐陽修寫了著名的《與高司諫書》，可見剛直。王安石變革取進，朱熹謂“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20］（P10553）。周必大為“廬陵四忠”之一，以剛直見信于孝宗，寧宗親書“忠文耆德”予以褒揚［20］（P11971），清王夫之稱其與楊萬里等“錚錚表見”［68］（P793），宋孝宗褒以萬里“仁者之勇”。

時至明代，江西士大夫中更多涌現(xiàn)“為著自己的理想而克己奉公、興利除弊乃至舍生取義者……在明代政局的所有動蕩之時，總有江西士大夫挺身而出，代表社會輿論與傳統(tǒng)道德，張揚正義，鞭撻邪惡”［45］（P307），明代江西士大夫的氣節(jié)，在解縉、楊士奇任內(nèi)閣以前，即已酣暢展現(xiàn)?！睹魇贰肪?41贊曰：

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fā)，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69］（P4029-4030）

七、倔強爭勝的士民氣性

江西人的剛正節(jié)烈出于只認是非、不知厲害的認真態(tài)度和執(zhí)著精神。只要在事理上認準的事情，就一條道走到底，倔強而不退縮，特立而不趨附，認真而不茍且，不計得失，一往前行，這是江西人深于骨髓血液里的普遍性格特征?；蛞皂频Z自我，卒成大事；其過之者，或強非其人，不免罹禍。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明代貴溪夏言以“好剛”屢遭構(gòu)陷，卒以致敗［71］（P77），成為明朝270余年間唯一以宰執(zhí)蒙殊眷而罹極法者。而其學問淹博，一時向慕，詩文宏整，詞曲擅名，書法貞珉法錦，天下視若拱璧。做官剛正為難，明代尤難，故忠義剛直，恒遭禍毒，令人畏怖。

但在宋代，則太祖遺訓“不殺士大夫及言事官”［20］（P11700），雖或有例外，然開明遠非歷代所比，遑論明清，尤其是“仁宗盛治”，國家太平，經(jīng)濟繁盛，名臣輩出。如歐陽修與范仲淹以觸呂相被貶，但非置于死地，而是貶而后用，后呂上言任范為龍圖閣直學士，范乃當面致謝，又范仲淹以事致宋庠議斬，呂從杜祁言，乃從輕發(fā)落［72］，每上疏，言多采納，是皆仁宗明察。及駕崩，“京師罷市巷哭，數(shù)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nèi)之前”，洛陽城中“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天日無光”，邊遠如劍州普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73］（P16），甚至“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遼主也聞訊號慟，謂“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為造衣冠冢［74］（P5），此后遼國歷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73］（P16）?！叭首谥Q盛治”［75］（P77），宋朝優(yōu)厚士人，確是歷史的事實。歐陽修并王安石等為宋臣之與解縉、夏言為明臣，都秉江右剛正之性，而一以終老旌節(jié)，一以死非其命。只是江西人剛正特立，并不逢時而變，乃是生于斯土的氣性和血脈基因的流傳。北宋黃庭堅即已具有贛人自我的深切認知：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76］（P296）

吉士之以氣節(jié)行義，先后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jié)；氣節(jié)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妒嫉偏驁之私。士流于矯拂，民入于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是以為氣節(jié)，若是者容有之乎？［78］（P247）

江右俗力本務(wù)嗇，其性習勤儉而安簡樸……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積蓄，技業(yè)人歸，計妻孥幾口之家，歲用谷粟幾多，解囊中裝糴入之，必取足費。家無囷廩，則床頭瓶罌無非菽粟者，余則以治縫浣、了征輸，絕不作鮮衣怒馬、燕宴戲劇之用……蓋憂生務(wù)本，俗之至美。［6］（P80）

盡管江西之地孕育了“四大聲腔”之一的弋陽腔，也有朱權(quán)和他的《太和正音譜》，更產(chǎn)出了偉大戲劇家湯顯祖，但終未形成江浙那樣的消費風尚，或以贛人克勵儉嗇使然，也是現(xiàn)代以來江西退落繁榮的深刻原因?！督魍ㄊ贰っ鞔怼纷叻街具h、謝宏維先生論曰：

蘇杭號為“人間天堂”，豈止是富人的天堂，也為窮人準備了無數(shù)的就業(yè)崗位和致富機遇。富人的財富固然是由窮人創(chuàng)造，但沒有富人的消費，便沒有窮人的生計。［45］（P10）

雍正間，朱文端公軾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游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擔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后，李敏達公衛(wèi)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蒱，不廢茶坊酒肆……公雖受知于文端，而為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為，所謂“敏則有功”也。［79］（P25）

江右節(jié)義在文學的表現(xiàn)乃是一種共性，不是“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形式”分析的趨同性，而是作者氣性的深層相通和戛戛獨造，在江西文學體現(xiàn)為歷史的普遍性。從陶淵明的隱居不仕，到歐陽修對宋初文風的扭轉(zhuǎn)、王安石睥睨千古的卓絕議論，再到黃庭堅以“蘇門四學士”自開江西詩派而倡導艱澀拗折的造語格致，再到朱子所到之處的理學論辯及其論詩和創(chuàng)作的高處著眼、姜夔獨辟蹊徑的清空冷峭，直到陳寅恪“獨立之精神”，在我們眼前似乎浮現(xiàn)出一個個江西人的形象，或如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目空塵囂、黃庭堅“青眼聊因美酒橫”［85］（P1144）的傲然不屑，或如姜白石貌不勝衣、陳寅恪瘦骨嶙峋，或如曾鞏古文書寫的犖確端穩(wěn)、楊萬里“泉眼無聲惜細流”的偏至獨察，或如晏幾道之于相思的切骨刻寫，湯顯祖對于“至情”的極度張揚，無不顯示江右文學基于倔強氣性的獨特追求。不是眉山蘇軾的沖口平和、高郵秦觀的傷心欲絕，也不是明代七子派的正大渾融、湖北公安派的調(diào)笑自適，而是讓讀者能夠感受到一種迥然不同的精神風貌，表明江右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特創(chuàng)造。

江西文學不僅顯示為歷代作家的獨創(chuàng)性，而且總是引領(lǐng)“天下”的文風。歐陽修作為北宋詩文革新的領(lǐng)袖，他的創(chuàng)作既是個體的，也開啟了時代的風格，占盡了百世的風騷。王安石亦以詩文尤其七絕擅名，并以宰執(zhí)行政影響文風，在野的文人創(chuàng)作很難發(fā)生這樣的作用。而黃庭堅及“江西詩派”對于其后的宋詩創(chuàng)作和理論的影響更是深入詩法講求的各個層面乃至字句之表，宋以降唐宋之爭，于宋實惟尊黃，迄清道、咸“宋詩派”猶然。至于明代湯顯祖的戲曲文學創(chuàng)作，則突出反映了中晚明以來崇尚性靈的“思想解放”潮流。凡此都是文學史的重要內(nèi)容，然有隱而不彰、略而不詳者，例如明代臺閣體與時文極盛，也以江右主盟。在其所處時代的文壇，江西人往往占據(jù)主導的地位，獲得帝王的褒揚和士人的追捧，享受了當時的榮聲，這是他們時代的文學，無與現(xiàn)代的評價。

在“地域文學”或“文學地理學”盛行的今天，江西文學尤可為學者提供太多的選題，不僅整個江西文學，而且在江西文學的體系中，尚可分為多層級的文學區(qū)域和團體，例如廬陵、饒州、信州、鄱陽、筠州、豫章等等，都以杰出作家群體形成地域或家族的文學傳統(tǒng)。然而既往的歷史與當代的研究并不對等，也許由于江西文學及其地域、團體、流派多半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反而難以納入“地方主義”的視域。對于江西文學，不是我們的研究有待加強，而是尚且缺乏基本的認識，不僅學界為然。喚起人們的認識，即為本文之作由，期于人們認識歷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學，并不是晚近以后的寂寂無聞。曾經(jīng)的榮耀不是過眼煙云，而是再度輝煌的想望，必將實現(xiàn)于將來，重煥錦繡的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