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跡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作者：方生

編輯：馬戲團長

眾所周知，失業(yè)人口再就業(yè)，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放在古代也沒能例外，農民商人一旦無地可耕、無商可做，大概率會淪為流民，困厄至死。于是乎，在社會保障不發(fā)達的情況下，找一份快速再就業(yè)的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

放在古代，快速再就業(yè)的職務只剩下當官了，問題官員經常是前腳被免，后腳就換個衙門當官。

萬歷六年（1578年）兵部郎中、長沙知府、山東按察副使林紹因徐州督修河堤一事，被責令冠帶閑住

在現(xiàn)代社會，官員一旦被免職，就沒有了權力和相關待遇，但古代官員卻不存在這些問題。古代官員的免職大多屬于“冠帶閑住”。冠帶閑住是指某位官員的職務被免掉了，但其官員身份和相關待遇還在，他在閑住故園時還可以穿著相應級別的衣冠參加社會活動。

簡單說，一個官員去年是縣太爺，今年是知府，明年可能就被彈劾罷官，但他官員的身份不會變。

古代官制中，對于官員有了“官身”和“官職”的定義。官職可以經吏部調動、任免，但官身一旦取得，卻成為了一種身份的象征。即使因為犯了錯被罷了官，但只要功名還在，這些特權就還能繼續(xù)享受。在地方上還是最有頭臉的人物，而且還有免除丁役、遇官不跪、應訴不跪的特權。

由于你身處的這個階層不一樣，所以在朝廷用得著你的時候，你隨時可以再次上崗。

官員在遭遇停職或免職之后，隔幾年趕上圣上開恩或者大赦天下，這些落馬官員還會被收敘任用，也稱敘復。敘復在宋朝最為寬容，就算是這幾年皇上都沒開恩，也不耽誤官員復出，沈括在《夢溪筆談》里寫的很明白，免職的官員，三年以后可以在原來品級上降兩等起用，這樣的制度幾乎讓所有的免職都是暫時的。

除了敘復之外，官員們還有一種卷土重來的機會，就是依賴朋黨，跟緊自己的隊伍準沒錯。

在古代中國，朝堂之上的權力紛爭，大多涉及朋黨之爭所謂黨爭，皆由政見之爭，最終演變?yōu)橐鈿庵疇?，因私憤而相互攻訐排斥。黨爭一旦形成，就往往會失去理性的判斷，進而夾雜大量的情緒。

他們并不需要客觀的分析情況，因為排斥的情緒已經根植于內心。在爭執(zhí)當中，原本不屬于兩派之間的無辜人員亦被卷入，黑與白之間不能允許有灰色的存在，界限這個詞在朋黨心中清晰不已。

牛李黨爭

中國古代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黨爭，當屬“牛李黨爭”，兩黨每一次權力更迭都帶來了非常大的人事變動。

牛李黨爭始于公元808年，牛僧孺、李宗閔批評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一同被貶。五年后，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閔重見天日，入朝為官。

又過了七年，李宗閔的女婿蘇巢進士及第，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聯(lián)合了元稹、李紳等人，在宦官段元昌的支持下揭發(fā)這場考試有內幕，使得牛黨集團里李宗閔這些人二度被貶。

牛僧孺

隨著唐文宗登基，牛黨依附的宦官得勢，牛僧孺入朝拜相，李黨等人盡數(shù)罷黜，李德裕被貶到四川。十幾年后唐武宗繼位，牛黨主要人物又全部被貶往嶺南。武宗駕崩后，唐宣宗把李德裕貶死崖州，牛黨諸人再度上位，牛李黨爭，至此結束。

這場黨爭歷經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三十多年，一旦李黨執(zhí)政，則牛黨必定卷鋪蓋走人；一旦牛黨當政，則李黨便盡數(shù)被貶。在這樣的沖突中，個人的權勢則跟朋黨的勢力息息相關，是非對錯已經沒有了明顯的界限。

簡而言之，只要站好了隊，就有卷土重來的那一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德裕曾寫過一篇《朋黨論》，他還曾與文宗、武宗兩個皇帝縱論朋黨。在他看來，前史上的奸邪小人串通一氣，營私舞弊，禍殃國家，就是朋黨；而正派忠貞的大臣在一起共同為國家理政，即便交結，那也是情投意合，而不是朋黨。他對朋黨疾惡如仇，并嚴加痛斥；當然，在他看來，他首要自己不是朋黨，也永久不會成為朋黨。

然而，李德裕卻以“李黨黨魁”的身份出現(xiàn)在后世史籍記載中。

李德裕（787年～850年），字文饒，小字臺郎，趙郡贊皇（今河北省贊皇縣）人。唐代政治家、文學家、戰(zhàn)略家，中書侍郎李吉甫次子。

牛李黨爭還牽扯到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晚唐詩人李商隱，早年間李商隱結識令狐楚，令狐家作為“牛黨”的中堅力量，將李商隱收入麾下。在令狐楚逝世后不久，李商隱接受了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做他的幕僚兼女婿。

王茂元和李德裕關系匪淺，所以自然被視為李黨的成員。就這樣，李商隱被冠上了“忘本”、“背叛者”的帽子，昔日情誼深重的令狐家，也與他斷了聯(lián)系。處在黨爭的尷尬境地里，他的仕途一再受阻，接連被貶至偏遠之地，與妻子也被迫分隔兩地，在無限愁苦中，李商隱才寫下無比婉約的千古絕唱：“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在唐宋時期官員有一定的勢力，所以經常出現(xiàn)一黨黨魁上臺，頂層就換一批人的情況。明清時期隨著皇權的不斷集中，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情越來越少。

一個官員能否復出，最為重要的便是背后有沒有靠山。只要靠山足夠硬，那么就算免職多少次，都能卷土重來。

李侍堯（？一1788年），字欽齋，清朝乾隆時期大臣，漢軍鑲黃旗人，清朝戶部尚書李元亮之子，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孫。

比如說清朝的李侍堯，他就抱上了朝堂之上最大最粗的一條腿——萬歲爺。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堯在云貴總督任上時，被人舉報說貪腐，乾隆將他革職，押赴北京治罪。

那段時間，乾隆皇帝正在大力澄清吏治，掀起反腐風暴，沒想到就有人撞到槍口上來，自然很是生氣。派出政壇新星，戶部侍郎和珅前往云南查案，欽差們經過審理后，建議將李侍堯斬立決。乾隆皇帝卻有意放他一馬，下旨讓各省總督、巡撫們議定。

江蘇巡撫閔鶚元深知乾隆皇帝的心思，上奏稱：“侍堯歷任封疆，干力有為。請用議勤議能之例，寬其一線。”乾隆皇帝一看：正合我意。于是，順水推舟地下旨，將“斬立決”改為“斬監(jiān)侯”。死刑改死緩。

青年時期的愛新覺羅·弘歷

第二年，甘肅回民造反，乾隆特旨賞給李侍堯三品頂戴，赴甘肅作戰(zhàn)。不久，陜甘總督也因為貪腐問題被雙規(guī)，李侍堯立刻接任，短短三年，他就從總督到死刑犯再到總督。李大人在陜甘干了四年，又被查出來經濟問題了，又被判了個斬立決，等皇帝拍板的時候又被網(wǎng)開一面，沒多久就被釋放，歷任湖廣總督閩浙總督，把地方督撫當了個遍。

乾隆為啥這么偏袒李侍堯呢？因為李大人太會來事了。

自1752年任熱河副都統(tǒng)起，到1780年第一次被雙規(guī)，28年間共上貢129次。最多一年上貢9次。這些上貢的貢品，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價值不菲，當然不會是李侍堯自掏腰包。就憑每年1萬多兩銀子的合法收入，李侍堯也承擔不起。來源就是從當?shù)乩习傩疹^上搜刮。

對于這一點，乾隆皇帝心知肚明，不過面對這么多奇珍異寶，皇帝怎么舍得對李大人下殺心？

清世宗孝圣憲皇后鈕祜祿氏復原圖

乾隆四十二年，皇帝生母，孝圣憲皇后崩，皇上一直標榜自己孝順，太后健在時每天早晚都要去太后寢宮請安，如今更要標榜自己是帶孝子。因此陛下下詔打造一座金塔裝自己老媽頭發(fā)，不過在造塔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預算嚴重不夠，出現(xiàn)了1200兩金子的缺口，乾隆皇帝在彰顯孝的同時，又想體現(xiàn)自己公私分明，堅決不從國庫支取。

在眾愛卿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這塊燙手山芋被交給李侍堯處理，果然李大人經過一番運作，搞到了1200兩黃金。按照李侍堯的收入，拿出這筆錢只能靠貪?？韶澪鄣淖罱K目的是孝敬陛下，陛下又代表著大清國，四舍五入就是我愛國無罪，面對這么可愛的貪官，乾隆怎么能舍得治他的罪？

不過皇上的大腿不是那么好抱，也不是誰都能抱的，要是萬歲爺跟你沒那么親，你還想盡快上位，可以考慮最簡單，最直接也是最俗套的辦法——花錢。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清軍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道光皇帝授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東主持戰(zhàn)爭。不想，琦善到前線后，瞞著朝廷和同僚，私自答應割讓香港給英國，并商訂通商章程。

這下子琦善喪權辱國，立刻成了人皆可殺的賣國賊。

電影《林則徐》中的琦善（左）與林則徐

道光震怒，下令將琦善革職抄家，并將他逮捕入獄。惹得如此天怒人怨，別說官運，琦善的命也該保不住了。沒成想琦善使了點銀子，沒幾天就給他釋放了，懲罰也只是發(fā)配充軍，并不危及性命。

過幾年重新復出，但因為剿匪的時候有濫殺無辜的嫌疑，琦善又一次被免職。可這時候正趕上太平天國造反，琦善立馬又拿出一大筆錢，贊助鎮(zhèn)壓太平軍，他本人也因為這筆錢再次復出，代理河南巡撫，加都統(tǒng)銜，授欽差大臣，專辦防務。

這種捐錢復出的做法，是清朝的一種正式制度，稱為“捐復”。

捐復又分兩種：向皇帝行賄，也就是錢財充入內務府，供皇帝私人使用；向官府捐錢，也就是錢財用于政府公務。其實皇帝也對捐復的官員不放心，一個有前科還行賄的人，人品能好到哪去？不過清朝人窮志短，到處都需要錢，不得不將官職當商品賣。

總的來說，古代的落馬官員想復出還是比較容易的，只要你有錢、人脈足夠廣，在宋朝那樣的朝代甚至什么都不用有，只靠時間就能熬出頭獲得再就業(yè)的機會。

總之，在古代社會當官可以說是一個穩(wěn)賺不虧的買賣，因此無論是讀書人還是有錢人，都要削尖了腦袋找個官做，這樣一來就導致了官僚團隊魚龍混雜，同時官員們犯錯誤的代價也極低，長此以往，就造成中國古代社會極其黑暗的情況無法得到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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