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初建，國力正盛，建設一座偉大的新都即是元朝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的需要，更是國家實力的象征?！按髽I(yè)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邑，非矩麗宏深，無以雄八表”（《圭齋文集·卷九》引“馬合馬沙碑”），大元皇帝忽必烈把這個重大的任務交給了他的重要謀士劉秉忠。據(jù)《續(xù)資治通鑒》記載：“景定四年（1263年）春正月，蒙古劉秉忠請定都與燕，蒙古主從之。”

劉秉忠是元初著名的政治家，大都城的主要規(guī)劃設計者，忽必烈的重要謀士。他精通易經(jīng)和天文、地理、律歷、風水，是中國古代不可多得的堪輿學家和詩人。他曾為元朝設計督建了元上都，元朝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曾拜他為老師。

都城的選址與規(guī)劃設計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元大都并沒有沿用金中都的舊址，而是修建一座“新址新城”。元至元三年，忽必烈派劉秉忠來燕京相地，劉秉忠看到金代宮殿和城池慘遭焚變，一片荒草萋萋的破敗景象。再看蓮花河，“水流涓微”，“土泉疏惡”。于是決定重新選址，另建新城。

元大都的選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水環(huán)境的影響，大都的營建也以水為中心展開，元大都因此成為古代充分利用水資源和充分發(fā)揮水系作用的都市。

元大都城是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巨大的城市營建工程和水利營建工程，這兩項工程相互關聯(lián)、相互影響，在設計的過程中，設計者讓城市營建與水系建設形成一個整體，很好地處理了“城”與“水”的關系。劉秉忠把自然水體作為大都城的中心、中軸、城墻位置的參照；而大都城空間結構的確定，又反過來決定了水在城市中的位置和作用。元大都規(guī)劃的這一特征，可以概括為“以水定城”。

“定城”首先意味著要規(guī)劃一條貫穿南北的中軸線。這是中國古代早就采用過的做法，是《周禮·考工記》中理想都城的規(guī)制，劉秉忠對這種規(guī)劃手法十分熟悉，他結合當時積水潭和瓊華島周邊湖泊的自然地形綜合考慮，選擇緊挨著當時積水潭最東側的岸邊，設計了一條貫穿大都城南北的中軸線。當時積水潭的水域面積很大，東岸最東側的位置，也就是確定中軸線的地點，是今天后門橋所在的位置；橋的西邊是當時水面很大的積水潭，也就是今天什剎海的前身；下游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海。這條中軸線，是宮殿建筑群以及禮制建筑的對稱軸，也是整個城市輪廓與路網(wǎng)的對稱軸。

萬寧橋與大都中軸線示意圖

在確定中軸線的同時，劉秉忠又在積水潭的東北岸今鼓樓所在位置，確定了大都城的幾何中心，并建造中心臺、中心閣作為標記。以積水潭東岸為基準確定城市中軸以及中心后，下一步則需要確定城市的輪廓?！吨芏Y·考工記》中規(guī)定，理想王城的輪廓應為正方形。方形的城市輪廓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的一大特點，是在不受地形限制的條件下最常見的選擇。

大都城建立在一片開闊的平原之上，其輪廓接近于正方形；大都城的東西寬度，則是依據(jù)水域面積確定的。依據(jù)實地測量，由中心臺向西一直到積水潭西岸最西側的距離，大體為大都城寬度的一半；大都城的南北長度略長于東西寬度，可以視作一個近似的正方形?？梢姰敵踉谠O計時，很可能就已經(jīng)有意地把積水潭全部水面包含在城墻之內(nèi)。

積水潭這片水域，被整體納入城市之中，并處于相對中心的位置，因此有更加豐富的象征意義。據(jù)《元史·地理志》記載，積水潭在元代水面“汪洋如?！保虼擞址Q“海子”，并且“恣民漁采無禁，擬周之靈沼云”。這說明積水潭是都城百姓與君王共享的湖泊，“漁采無禁”是帶有象征含義的“惠民政策”，也與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靈沼”一詞出自《詩經(jīng)·大雅·靈臺》中的“王在靈沼，于牣魚躍”。描繪的“周文王之樂”為“與民同樂”，而“文王之治”正是元大都“總設計師”劉秉忠所追求的理想。因此，積水潭對于元大都的意義，不僅是漕運，也是君王與百姓共享天然湖泊的都城建設思想。

在皇城與宮苑建設方面，元代利用水景觀開發(fā)宮苑。在修建皇城時，以太液池，即瓊華島所在的水域作為景觀中心，東側建設大內(nèi)，西側建設隆福宮，北側建設興圣宮，形成三宮圍繞太液池的格局，太液池成為宮苑區(qū)景觀的核心。

太液池曾經(jīng)是一片自然湖泊，即今天北海、中海的前身。在公元1224年，成吉思汗下旨將太液池上的瓊華島賜予丘處機作為道院。據(jù)《長春真人游記》記載：“自瓊島為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跡數(shù)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游人往來不絕。”出于“道院”的好生取向，砍柴、捕魚的人消失了，該區(qū)域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得以修復。到公元1262年，太液池瓊華島上的宮殿已成為元世祖忽必烈的行宮。元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決議遷都燕京，開始圍繞太液池進行宮苑建設，圍繞大面積的自然湖泊建設宮殿的做法，在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劃史上，是一次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嘗試。

太液池的建設，參考了“一池三山”的景觀模式，象征著傳說中東海上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太液池中的瓊華島，象征“蓬萊”，是最早建設的宮殿區(qū)。之后，又陸續(xù)在瓊華島南側建設儀天殿及周圍石城，稱為瀛洲，又稱圓坻，在圓坻南邊島嶼上建犀山臺，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布局。

作為宮苑景觀的核心，太液池需要清潔、充足的水源供應。為此，元大都專門設計開鑿了一條供水渠道，即“金水河”。金水河直接引用最清潔的玉泉水，大致與南長河并行，從和義門南側水關入城，而后向東，大致沿著今柳蔭街向南折，注入太液池。金水河與“高梁河西河”通過“跨河跳槽”相交叉，保證金水河不被污染。

供皇家專享的金水河水質極佳，一度可以直接飲用。為保證水量和水質，元朝曾多次對這條河道進行管理和整治。元世祖時明令“金水河灌手有禁”，至元英宗時再度下令“禁諸人毋得污穢”，并花費大量人力整治河道。

金水河的開鑿，使得元大都的河湖水系分成了兩個各自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一個是玉泉山－金水河－太液池的皇家景觀水系，另一個是白浮甕山河－南長河－積水潭（海子）－通惠河組成的漕運河道系統(tǒng)。這種依據(jù)不同使用功能，通過整體規(guī)劃將河湖水系分為兩大系統(tǒng)的做法，是元代北京河湖水系的突出特點。

元大都作為一個大一統(tǒng)帝國的都城，實現(xiàn)漕運是當務之急。元初，大都的漕運的河道為“壩河”。壩河是北京漕運的老河道，其水源為高梁河，高梁河水源較小，且用于灌溉的分支過多，壩河最終因水量不足喪失了漕運功能。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壩河承擔的運輸量，已不能滿足日益發(fā)展的漕運需要，只得由陸路分擔。然而陸運艱難，尤其秋雨連綿季節(jié)，道路泥濘不平，“驢畜死者不可勝計”。面對這種情況，郭守敬經(jīng)過對北京地區(qū)水資源及地形的詳細勘查，提出“引玉泉水以通舟”的建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主持修建大型漕運水利工程“通惠河”，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工。通惠河全長一百六十里，不僅解決了通州到北京的漕運問題，還促進了南北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運河沿線區(qū)域的發(fā)展，同時直接促成了積水潭北岸鐘鼓樓、斜街一帶商業(yè)區(qū)的形成，通惠河因此成為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代表作。

通惠河的水源來自北山白浮泉水及甕山泊河道沿途多處泉水。為此，首先修建了白浮甕山河，白浮甕山河是通惠河上游水源的保證，直接改變了通惠河的航運條件，北京地區(qū)的漕運發(fā)展也達歷史上的最高峰。

甕山泊至積水潭的引水河道（今“南長河”的前身），沿用了金代“導西北諸泉”入太寧宮的引水渠。進入大都城中的積水潭后，河道向東南折至“蕭墻”（即大都皇城城墻），而后沿東側“蕭墻”向南出南水門。出南水門向通州方向的河道，基本以金閘河為基礎修建，從文明門（今崇文門北約一里處）起，每十里設閘一處，直至通州，保證通州至北京的漕船可以循閘逆流而上。

通惠河開通后，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輸送到元大都，積水潭（今什剎海的前身）成為京杭大運河的北方終點，運河終點的物資集散、交易和人員流動，推動了鼓樓斜街商業(yè)區(qū)的形成，成為元朝大都最繁華、最熱鬧的地方。

大都水域與城市設計關系示意圖

“水”與“城”有機結合的理念，還體現(xiàn)在元大都排水工程和護城河的設計上。在元大都建設初期，就從整體上考慮排水問題。大都的排水，通過明渠實現(xiàn)，《析津志》記載：“初立都城，先鑿水渠七所。”此后經(jīng)過不斷發(fā)展，泄水渠數(shù)量增加。渠道在規(guī)劃設計時，綜合考慮與其他河道密切結合。第一，充分利用金代已有的水體與河道，如壩河、高梁河西河等。第二，依照大都的整體地勢，與城市道路規(guī)劃緊密結合，干渠主要以南北向為主，大街兩旁設計次級排水溝，雨污合流，直接或通過其他河道間接排入護城河。第三，為了讓水流可以順利通過城墻，元大都的城墻在建設時設置了“水關”，作為河道溝渠穿越城墻的通水口。

考察元大都的護城河，可以從多個角度感受城市規(guī)劃與水系規(guī)劃的密切關聯(lián)。除了上文闡述的作為城市排水體系的重要部分，有排污、泄洪等重要功能之外，“護城河”還與城墻共同組成城市最外圍的邊界，起到軍事防御的作用。另外，護城河也構成城市水景觀的一部分。另外，據(jù)《元史·郭守敬傳》記載，郭守敬在最初的通惠河規(guī)劃方案中，曾提議“于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霸河接，且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huán)城往來”，該方案試圖將護城河納入運河體系中，使得船只可以繞城航行，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一建議最終未被采納。

元代大都城的城市與水利建設，奠定了今天西城區(qū)河湖水系的基本結構。

作者為西城區(qū)社科聯(lián)委員、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