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戰(zhàn)爭初期，國共兩黨的兵力差異還是相當巨大的，蔣介石麾下擁有430萬部隊，其中具體的編制更是不計其數，這也正是他敢于發(fā)動內戰(zhàn)的主要原因。

而在這個時間段，中共所能動用的兵力只有一百多萬，其中野戰(zhàn)軍的主力部隊也只有六十多萬。

解放軍不僅在人數上不占優(yōu)勢，而且在裝備上更是顯得有些“可憐”，基本上還是紅軍時期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小米加步槍”模式。

能贏得最終的勝利，除了“軍民一心，同仇敵愾”和將領們用兵如神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部隊越打越多”，這些多出來的部隊，很多則來自于國民黨起義部隊。

那么，解放戰(zhàn)爭中，主動起義的國軍將領中，哪3個人帶的兵最多？

棄暗投明的傅作義

傅作義的選擇，其實一直都非常的矛盾。

蔣介石和他的關系也十分微妙，在國民黨內，傅作義的主要地盤就在于華北地區(qū)，在派系林立的系統內部，蔣介石一邊想要拉攏傅作義，另一邊又找人不斷壓制著他。

這一切，傅作義都十分清楚，這也就促成了談判的一大原因。

蔣介石枝繁葉茂，傅作義想要存活下來，還是得依靠蔣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隊也有二十萬之巨，蔣介石又不能直接吃掉他。

正是在這種矛盾中，不少解放軍高層將領預測到，真到了決一死戰(zhàn)的時候，傅作義僅僅會為了自己，不會因為蔣介石去“殉葬”。

不為了蔣介石，傅作義也會為了自己想好退路，自己這個集團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建立起來，本身就是自己一生的心血，他也要做好萬全準備。

抗戰(zhàn)的時候，大家便已經見到了傅作義的家國情懷，這也是促成談判的另一大原因。

當解放軍步步緊逼，傅作義也預感到了“共產黨必勝”的局面，他也正式走向了和談之路，當時，北平的各大學校的學生老師，以及廣大社會名流都希望實現和平，保護北平的文化古跡，一旦戰(zhàn)爭打響，千年古都很有可能付之一炬。

傅作義當然考慮到了這些，可是他搖擺的原因，還有在于雙方的實力。

如果選擇求和，他則很有可能成為華北國民黨蔣系部隊鏟除的對象，當時華北“剿總”部隊的人數高達60萬人，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中央軍，如果起義了，自己20萬人分散在平張線上，很有可能遭到中央軍的鎮(zhèn)壓，導致失敗。

到了那一步，自己自然難逃一死。

況且，部隊中的官兵大多受到國民黨的多年教育，他們早就把解放軍當成是自己的敵人，就算自己深明大義選擇求和，也不知道部隊中的軍官有何想法。

最初，雙方試探性的談判并沒有取得什么結果，但對促進雙方關系好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次，中共提到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和談的大門隨時對傅作義打開，只要傅作義能夠顧全兩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以及北平古城的安全，中共便歡迎。

到了年底，平津戰(zhàn)役也徹底打響，華北地區(qū)的局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此時的傅作義意識到，自己除了死戰(zhàn)和起義外，沒有任何一條路可以走。

自己死戰(zhàn)，國民黨中央軍幫不上什么忙，自己起義，還有一線生機。

第一次談判，算是將傅作義拉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可傅作義還是有些搖擺，沒有下定最后的決心，他要顧慮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手下20萬軍隊也絕不是一個小數目。

來年1月14日，見傅作義遲遲沒有答復，解放軍開始進攻天津，上午十點便攻入了天津市區(qū)，第二天全殲了天津頑固守敵，天津也宣告解放。

在天津解放以后，北平也徹底變成了一座孤城。

布防嚴密的天津城幾乎在一天之內被攻破，也給北平守軍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他們不少人都覺得，北平解放只是時間問題，就算是解放軍圍而不攻，也夠大家受的。

在邊打邊談的情況下，蔣介石那邊擔心傅作義被“生米煮成熟飯”，還專門給傅作義發(fā)來了一封電報，讓他“念多年之好，予以協助。”

傅作義估計這會腦袋都要炸了，還是給蔣介石回了同意的電報。

在強大的心理攻勢下，傅作義最終選擇了放棄抵抗，棄暗投明，這整個過程都是非常危險的，說不定一念之差，北平這座古城便要經歷戰(zhàn)火。

在簽了《協議書》以后，傅作義麾下二十多萬人開始出城進行和平改編，這也為解放軍增加了二十多萬的兵力，是解放戰(zhàn)爭中起義將領帶兵最多的一次。

整個平津戰(zhàn)役中，解放軍殲滅或改編了五十多萬國民黨部隊，創(chuàng)造出了著名的“北平方式”。

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的陶峙岳

和傅作義一樣，陶峙岳將軍一生中做對了最重要的一次選擇，而且，他所領導的起義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經過了一段艱難而復雜的斗爭過程。

1946年，張治中奔赴新疆，與三區(qū)代表簽訂了一份和平條約，正式開始成立新疆聯合省政府，此時國民黨在新疆派駐的部隊也越來越多，一度達到了7萬人。

當后來解放戰(zhàn)爭到達了尾聲，解放軍已經攻占了南京城，為了盡快解決戰(zhàn)斗，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西南、西北地區(qū)挺進。

8月26日，蘭州被和平解放，這個時候留給陶峙岳的時間并不多了。

在國民黨內部，高級將領中早已有了不同的想法，此前被蔣介石派去全面掌管新疆事務的張治中主張推行和平政策，不過胡宗南等人來了以后卻掌管著兵權，再加上馬步芳的勢力，這些人都是阻撓和平解放的人物。

陶峙岳和他們比起來，勢力也沒有那么大，他麾下雖有部隊，可基本上都是“雜牌”軍，蔣介石對他的重視程度也不夠。

當年在抗戰(zhàn)時期，胡宗南干脆讓李鐵軍和陶峙岳對調，陶峙岳也因此成為光桿司令，在西安賦閑在家，這些事情也加大了他和國民黨方面的間隙，直到張治中出任省主席以后，任命陶峙岳為警備總司令，這才有了陶峙岳的重新復出。

在李宗仁當“代總統”期間，還給陶峙岳打了個電話，讓他的部隊留一個旅擔任防務任務外，其他的部隊全部調到關內參戰(zhàn)。

此時三大戰(zhàn)役剛剛結束，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經基本都被消滅，只剩下了一百多萬人。

而陶峙岳在張治中思想影響以及自己反思之后，他已經不愿意再參加內戰(zhàn)，并且以“交通不便、運輸困難”等理由不斷拖延。

7月23日，陶峙岳干脆明確宣布：今后堅決執(zhí)行民族平等、確保邊疆穩(wěn)定的政策。

在西寧獲得了解放后，頑固的“馬家軍”基本被全部消滅，騎五軍的老大馬呈祥的家屬已經跑了，他本人也根本無心戀戰(zhàn)，干脆還把部隊交了出來。

軍中實權派人物許葉成、馬呈祥、羅恕人等找到政府“變賣”了私人財產，換算成黃金和銀元，拿著錢離開了新疆，至此，和平起義的障礙也全部掃清。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領銜發(fā)布了起義通電，宣布全軍將士將迅速歸于人民民主陣營，并宣布即日起將切斷與廣州政府的聯系。

“九二五”和平起義，國民黨71000名官兵以不流血的方式避免了一場血戰(zhàn)，也加速了革命的進程。

而陶峙岳并不是走到跟前才選擇的陣營，要知道，最開始實權掌握在主戰(zhàn)派的手中，是張治中、陶峙岳等人多方運作，才最終以小心謹慎的方式引導了起義，保住了新疆的穩(wěn)定局面，他也是功不可沒。

創(chuàng)造“綏遠方式”的董其武

在平津戰(zhàn)役發(fā)起以后不久，綏遠國民黨部隊8萬多人一路收縮到包頭、歸綏一帶，并陷入了困境，董其武幾次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商量綏遠究竟何去何從。

在軍隊的內部，主戰(zhàn)派的數量還是很多的，所以董其武就算是有什么想法，也不可能很快付諸于實踐。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透過廣播傳了出來，蔣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出面擔任總統的職務。

李宗仁在這個階段也有想要和談的想法，這一系列的信息同時也讓董其武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本人偷偷乘飛機前往北平見到了傅作義，傅作義詳細告訴了董其武，自己是冒著三個“死”的風險才完成了和平起義，同時也勸告董其武去走正確的道路。

董其武自然有自己的顧慮，綏遠地區(qū)外部條件極為復雜，并且還沒有面對解放軍的直接包圍，內部主戰(zhàn)派的想法很多，就算是要走和平的道路，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有了這次見面，綏遠的安危也充分進入了傅作義的考慮之中。

2月，傅作義在西柏坡見到了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并將綏遠面對的問題提出，毛主席不慌不忙，對傅作義說：“有了北平起義，綏遠問題就很好解決了，要用綏遠方式?！?/strong>

毛主席提到的“綏遠方式”便是劃上一個停戰(zhàn)線，讓董其武去慢慢做部隊的思想工作，什么時候適合舉行起義，他就什么時候起義。

董其武也充分吸收了毛主席的思想，讓國民黨一部分軍隊保持大體不動，算是一種讓步，解決力量去處理國民黨中的頑固殘余部分。

這幾個月的時間里，董其武一直都備受煎熬，不過有了傅作義的話，他起義的底氣也更加充足了。

按照最初的設想，在政協9月之前能完成綏遠起義，可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斷破壞，時間一直到8月中旬，起義都沒有實現，毛主席也十分關注著綏遠問題，在關鍵時刻，還特別委托了傅作義前往綏遠地區(qū)，加速起義進程。

傅作義的到來，讓很多綏遠的高級國民黨將領吃了定心丸，很多特務們散布的謠言也不攻自破，起義的條件終于趨于成熟了。

在1949年9月，以董其武為首的干部們發(fā)表了聯合通電，率部6萬人舉行了起義，成功脫離蔣介石反動集團，這也說明綏遠模式的道路是正確的。

起義部隊也從1950年2月開始改編，編成人民解放軍第23兵團，下轄兩個軍，董其武出面擔任兵團司令員。

而董其武本人也對中央的這種做法感激流涕，在抗美援朝期間，他更是表示愿意挺身而出，帶著23兵團的戰(zhàn)士們抵達了朝鮮境內，擔負著修建機場等重要任務。

從國民黨到志愿軍的重大轉變，也讓董其武時刻都在慶幸，由于自己的不斷堅持，終于成就了一番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