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新朝末年爆發(fā)了綠林赤眉起義，作為漢朝宗室的劉秀趁勢而起。公元25年，劉秀稱帝，重建漢朝，史稱東漢，東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繼西漢之后又一個大統(tǒng)一的中原王朝。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相對比較平穩(wěn)的時期，東漢在經(jīng)濟、文化、軍事發(fā)展上相較西漢都有了一定的發(fā)展，而作為經(jīng)濟發(fā)展重要體現(xiàn)的錢幣鑄造發(fā)行，東漢似乎要落后于西漢，與西漢所鑄行的錢幣琳瑯滿目、多彩多姿不同，東漢的錢幣鑄造要顯得平淡冷清許多。根據(jù)史書記載，東漢傳八世共十四帝，享國一百九十五年，但僅漢光武帝劉秀和漢靈帝兩位皇帝在位時曾分別鑄行過貨泉和五銖錢。這很耐人尋味，光武帝劉秀是東漢開國皇帝，在位時期開創(chuàng)了東漢第一個盛世“光武中興”，而漢靈帝劉宏時期，外戚干政，宦官奪權，朝政日益腐敗，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已是江河日下。兩次鑄錢的時間，正好分別在東漢王朝的強盛期和衰弱期，這難道僅僅只是巧合嗎？

王莽鑄行的“貨泉”錢幣對穩(wěn)定東漢王朝統(tǒng)治起到的特殊作用

雖然不能就此斷定東漢僅光武帝和靈帝兩人在位時鑄行過錢幣，但東漢鑄行錢幣的次數(shù)比較少，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鑄行錢幣次數(shù)的少，并不能就此說明當時人們對錢幣鑄行的不重視，或者反映出當時經(jīng)濟發(fā)展的停滯。相反的，東漢時期人們對錢幣的鑄行同樣非常重視，我們可以從光武帝劉秀鑄造的貨泉和五銖錢，還有靈帝劉宏鑄造的五銖錢看出當時鑄錢工藝的先進，從當時制作工藝來看，這些東漢時期的錢幣，無論設計制作都堪稱是錢幣中的上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還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用當時盛行的讖緯迷信思想，對光武帝的貨泉和靈帝的五銖錢附會了種種傳說和流言，正是這些傳說和流言，使得東漢的貨幣史變得生動有趣，也使我們可以從全新的理解角度，通過東漢的錢幣鑄造對這個統(tǒng)一王朝的興衰史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

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

我們習慣把西漢和東漢稱為“兩漢”，片面的認為東漢就是承接了西漢，但事實上作為夾在西漢和東漢中間的新朝，雖然一世而亡，但畢竟也是一個為后世所公認的封建王朝。王莽作為西漢外戚，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上通過禪讓稱帝成功的先河，王莽稱帝后進行了多項帶有明顯復古色彩的改革，但改革脫離實際，不得人心，遭到了上至豪強勛貴，下至平民百姓的強烈反對與排斥，反而導致了新朝的急速滅亡。作為新朝末年最大的兩股農(nóng)民起義軍，綠林赤眉軍很快便席卷全國，推翻了王莽的統(tǒng)治。在這過程中，作為漢高祖劉邦九世孫的劉秀以“復高祖之業(yè)”為旗號，聚集自己的宗族、賓客組成了一支七八千人的春陵軍做為基礎，憑借過人的膽識和正確的策略，在群雄逐鹿的新朝末年強勢崛起，最終奪得了天下。公元25年，劉秀在鄗南（今河北省柏鄉(xiāng)縣）即位稱帝，國號仍為“漢”，史稱漢世祖光武帝。東漢建立之初，天下還未安定，赤眉軍尚在長安一帶活動，豪強地主則割據(jù)一方，光武帝劉秀又經(jīng)過十一年的東征西討，才最終在公元36年掃滅了最后一個割據(jù)勢力，占據(jù)益州的成家帝公孫述，實現(xiàn)了自新朝末年長達近十九年的紛爭混戰(zhàn)以來的又一次全國統(tǒng)一。

東漢作為一個新興的統(tǒng)一王朝，自建立之初便面臨著豪強割據(jù)、人心不穩(wěn)的不利局面，劉秀為了爭取人心，安定天下，急于尋找更多的理由來證明自己承漢之世入繼大統(tǒng)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王朝的建立，首要的大事就是恢復經(jīng)濟穩(wěn)定人心，而錢幣作為經(jīng)濟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是否該摒棄舊幣鑄行新幣也成了當時討論的重點，奇怪的是，劉秀即位之初并沒有鑄行新幣，而是沿用了新朝時期的“貨泉”錢幣。

現(xiàn)代出土的東漢“貨泉”錢幣

在東漢建立前后，社會上通行的錢幣主要是王莽時期的“貨泉”，這種錢幣的典型特征就是幣面上有用隸書書寫的“貨泉”二字，分拆開來可被讀作“白水真人”四個字，在讖緯迷信盛行的新朝時期，劉秀及其謀士充分意識到這四個字所能利用的價值，可能會給劉秀的統(tǒng)治帶來巨大的幫助。由于劉秀早年是在家鄉(xiāng)南陽白水鄉(xiāng)領兵起義的，把“白水真人”附會成是暗指劉秀，可謂是天衣無縫，隨著這一說法的廣為流傳，無疑給劉秀取代新朝制造了某種神秘的色彩，使其儼然成為一個真命天子。這也意味著王莽在鑄行“貨泉”的時候，當時就已經(jīng)暗示劉秀在將來要推翻新朝重建漢朝，劉秀入承大統(tǒng)乃是天命所歸。如此，經(jīng)過劉秀及其謀士的大力包裝和宣揚，“貨泉”這一前朝貨幣竟然成了劉秀掃平四方，贏得朝野擁戴，實現(xiàn)天下一統(tǒng)的絕佳思想工具。

既然“貨泉”還有其巨大的利用價值，劉秀就沒有理由再廢除“貨泉”鑄行新幣，而是繼續(xù)大量的予以鑄造，前后行用了長達十多年時間。到劉秀統(tǒng)治中后期，天下已經(jīng)趨于安定，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也比較穩(wěn)固了，光武帝劉秀才在大臣們的一再提議下，于建武十六年（40年）恢復鑄行五銖錢?！柏浫弊鳛榍俺腻X幣，本該隨著東漢的建立而被摒棄，但無意間成了劉秀凝聚人心、平定天下的有力幫手，東漢的錢幣史載一開始就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顯示出了其不同凡響的一特點，也讓我們對“貨泉”這一種錢幣有了全新的認識。

漢靈帝為挽救江河日下的東漢王朝，再一次鑄行五銖錢

東漢再一次鑄行錢幣，已經(jīng)是近150年后的漢靈帝時期，此時的東漢王朝早已經(jīng)是腐朽不堪，江河日下。和帝、殤帝、安帝、桓帝在位時期，外戚?；鹿佥喠鞲烧?，而宦官的腐敗尤盛于外戚，士大夫不滿于宦官干政，便聯(lián)合外戚來共同對抗宦官，雙方斗爭激烈，最終導致了兩次黨錮之禍，正直的士大夫被全部排斥出朝堂，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更加黑暗。而靈帝即位以后，比桓帝更加信任宦官，將朝政委任于宦官，并制造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導致當時的社會矛盾空前激烈，局勢也更為惡化，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至此已是江河日下，瀕臨滅亡。

兩次“黨錮之禍”對漢末士人的迫害是極為嚴重的

這其中我們要特別講述一下漢靈帝時期的第二次“黨錮之禍”。靈帝時期，外戚大將軍竇武與黨人密謀鏟除宦官勢力，惜事機不密，竇武反被宦官所殺并夷滅三族。之后，宦官們在靈帝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縱容下開始大興黨獄，對反對他們的黨人進行了瘋狂血腥的鎮(zhèn)壓。黨人領袖、名士李膺、范滂、杜密、翟超等百余人，被下獄處死，另在各地陸續(xù)逮捕、殺死、流徙的士人達到了六、七百人。八年后的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冒死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昏庸殘暴的靈帝竟忠奸不分，下令處死曹鸞。接著又再一次大興黨錮，下詔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并終身禁錮，這一次的牽連范圍擴大到了五族。其禁錮的范圍之大，波及的無辜者之多，遠超第一次“黨錮之禍”。第二次“黨錮之禍”進一步加深了東漢的社會危機，使東漢王朝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淵。

光和元年（178年），漢靈帝劉宏在其母親董太后的常侍們的教唆下，開始嘗試賣官鬻爵。為了設置西園供自己享樂，決定按官位的高低公開標價賣官。公和卿分別為一千萬和五百萬，余下以此類推，縣令則按土地的豐瘠分別定價。富者先交錢，貧者則上任后加倍繳納。當時冀州名士崔烈家境殷實，通過關系以半價五百萬買得司徒（三公之一）一職，并暗自竊喜這買賣太值了，他的兒子卻對父親的這種用錢買官的行為感到不齒，直言靠花錢換來的司徒充滿了一股銅臭味。

有錢有聲望的地方名士尚且如此，而那些家境清貧的官員面對這種明碼標價的買官賣官又該怎么辦。司馬直是當時一個有名的清官，但長期在地方擔任小官，靈帝下令升他的官，司馬直卻不高興反憂愁，雖然靈帝特別優(yōu)待他禮金減價三百萬，但司馬直既無錢也不愿繳納這筆禮金，在多次請辭不允后，不得不吞藥自殺。一些人通過買官上任后，為了盡快收回巨額的投入，便對自己治下的地方進行瘋狂的壓榨盤剝，廣大百姓的日子因此更加雪上加霜。靈帝身為一國之君為圖自己享樂竟然公開明碼標價賣官鬻爵，這在封建社會實屬匪夷所思之事。漢靈帝的昏庸、東漢末期政治的黑暗由此可見一班。隨著階級矛盾的加劇，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早已是天怒人怨、眾叛親離，隨著184年席卷天下的黃巾起義的爆發(fā)，東漢王朝距離滅亡已是旦夕之間。

現(xiàn)代出土的東漢末年四出五銖錢

中平三年（186年），東漢朝廷因為戰(zhàn)事連連，財政困難，決定鑄行五銖錢，這是東漢王朝自建立以來，時隔近150年第二次鑄行錢幣。這一次的鑄錢漢靈帝是相當重視的，因此對錢幣的設計也是別具匠心，用篆體書寫的錢文端莊大方，鑄錢也十分用心。為了美觀和增加錢幣的牢度，還在背面內(nèi)孔的四個角分別延伸出四條線與外緣相連，因其這個明顯的特點故而被稱為四出五銖錢。對于東漢王朝時隔近150年鑄造新幣，其寓意其實不難理解，面對危機重重、大廈將傾的王朝，漢靈帝寄希望于這一次鑄行新幣能同光武帝劉秀當年鑄行的貨泉和五銖錢一樣，幫助王朝度過眼前的難關，實現(xiàn)經(jīng)濟復蘇，保佑東漢王朝能傳之千秋萬代。然而時過境遷，此時的大漢天下已非光武帝時期的盛世太平，他的倒行逆施，早已令自己人心盡失。縱然他的五銖錢設計制作再精美，都不可能像劉秀的“白水真人”貨幣和五銖錢那樣起到聚斂人心的作用。相反，這看似充滿創(chuàng)意，寓意美好的新五銖錢的設計，卻被反對他的人們利用讖緯迷信附會成是“四出破京師”的標志，是“京師將破，天子下堂，四道而去”的象征。雖然這種比附根本經(jīng)不起推敲，但在人思反抗的東漢末年，新幣的鑄行一旦被附著上不好的寓意，其結(jié)果只能是導致反抗的火焰愈來愈烈，當“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日益深入人心的時候，東漢王朝的喪鐘也即將被敲響。

兩次鑄錢對東漢王朝統(tǒng)治產(chǎn)生的影響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jù)形勢圖

東漢王朝歷史上僅有的兩次鑄錢，其時間跨度長達近150年，正好分別處于東漢開國之初的“光武中興”和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光武帝劉秀借助于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巧妙把“貨泉”錢幣上關于“白水真人”的故事附會到自己身上，雖然這種手法并不算的有多么高明，但對于新興的東漢王朝來說，人們渴望出現(xiàn)一個英明雄主來拯救天下蒼生。而漢光武帝劉秀在建立東漢之初的表現(xiàn)是可圈可點，得到人民肯定的，出于對光武帝的好感，即便“白水真人”的故事牽強附會，破綻明顯，人們也是篤信不疑。通過鑄行新朝的“貨泉”錢幣，使得關于劉秀“真命天子”的傳說在民間迅速流傳開來，這無疑對東漢初期的社會安定，經(jīng)濟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漢靈帝鑄行新五銖錢，是在東漢王朝統(tǒng)治危機四伏的時候。盡管這一次的鑄錢意義也很重大，但漢靈帝時期的東漢遠非漢光武帝時期可比，靈帝的統(tǒng)治由于人心喪盡，遭到人們的唾棄。四出五銖錢的設計制造絕對算得上是一種創(chuàng)新，但這并不能起到挽回人心，重振王朝的作用，相反的，一些反對者更是利用四出五銖錢來加以附會，將其形容成是“四出破京師，天子下堂，四道而去”的象征，而隨著這些流言的擴大，四出五銖錢的反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反而是在無形之中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漢靈帝劉宏在南宮嘉德殿駕崩，年僅三十三歲，給后代留下了一個千瘡百孔、混戰(zhàn)不休的夕陽王朝。靈帝死后，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各路諸侯瓜分國家，皇權旁落，皇帝形同傀儡，東漢王朝距離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