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十年（1921）胡適發(fā)表《紅樓夢考證》至今，“新紅學”已經走過了整整百年的研究歷程。

站在學術發(fā)展史的立場看，“新紅學”相比“舊紅學”學術實績豐碩，出現(xiàn)了新的學術增長點，這是學界公認的事實；但以今日紅學取得的進展，重新檢視“新紅學”關于《紅樓夢》“作者”和“版本”問題的研究結論，發(fā)現(xiàn)其很多具體結論還經不起推敲，論證過程也較粗疏，研究方法上的“大膽假設”更是存在主觀臆測和意圖謬見。

胡適《紅樓夢考證》認為曹雪芹系曹頫之子，斷定《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里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①。且不說證據是否薄弱，僅據《紅樓夢》里賈政系員外郎身份且也是賈母次子的身份與曹頫“相合”的類比，這種直線型思維方式，說明其《紅樓夢》“自傳說”觀念多么根深蒂固。

他還大膽假設“《紅樓夢》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并且說得斬釘截鐵：“這是無可疑的”。今日看來，并不符合《紅樓夢》版本的實際存在情形。

乾隆年間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記載表明，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本面世前，早就存在八十回與百二十回兩個鈔本系統(tǒng)?！都t樓夢》開篇明明寫有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話，也說明此書在作者去世前已大體完成。

胡適大體確定了《紅樓夢》的作者系曹雪芹，歷史功績不該抹殺，但其《紅樓夢考證》的某些論點仍存在闡釋空間，這也恰恰是研究者繼續(xù)探索《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問題的緣起。

學術研究總要與時俱進，1953年周汝昌出版了《紅樓夢新證》，其所提供的大量史料遠遠超過了胡適早年勾畫的曹雪芹家世輪廓。新時期以來，馮其庸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在曹雪芹祖籍研究方面又有新的突破。

隨著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的不斷深入，實際上已經建構了當代紅學的研究分支——“曹學”，進一步揭示了孕育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環(huán)境土壤。經過幾代研究者的探索，如今已將曹雪芹的生平連點成線，使得人們心目中的《紅樓夢》作者形象逐漸清晰。

當然，也有必要指出，由于曹雪芹出生后并未趕上江寧織造“繁華”的實際狀況，一些研究者認為他缺乏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生活經歷，于是又引發(fā)了對《紅樓夢》“原始作者”的持續(xù)追尋。

據不完全統(tǒng)計，至“新紅學”百年誕辰之際，《紅樓夢》作者的“新說”候選人已逾百位，但那些“新說”的依據較孤弱，論證也不夠嚴密，并未得到紅學界的廣泛認同。

判定曹雪芹系《紅樓夢》作者，形成的證據鏈有：《紅樓夢》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自證，脂硯齋批語的旁證，永忠、明義等早期文獻的外證，都很難駁倒，所以才被大多數(shù)研究者接受。當然，《紅樓夢》作者問題并非不能討論，尤其在曹寅與曹雪芹的關系上，曹雪芹的生卒年代與《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邏輯關系等，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研究《紅樓夢》作者問題，重要的是拿出可靠的證據，同時又能合理地否定現(xiàn)有文獻證明，否則很難動搖曹雪芹的著作權。因此相對其他《紅樓夢》作者“新說”而言，將《紅樓夢》著作權判歸給曹雪芹，目前為止可謂矛盾最少、且能被大多數(shù)研究者接受的結論；當然并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將這部作品的草創(chuàng)放在乾隆朝并視為曹雪芹一個人獨立完成，在研究曹雪芹生卒年代與《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邏輯關系以及這部作品誕生的文化語境時，明顯存在頗多癥結，尤其是文本內部的很多矛盾現(xiàn)象難以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釋，而那些癥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深入研究《紅樓夢》的困擾。

筆者曾提出《紅樓夢》作者問題上的一個新命題“家族累積說”，試圖對作者問題上的種種偏頗加以節(jié)制，是對圓滿解釋《紅樓夢》文本內部的很多矛盾現(xiàn)象的嘗試。

“家族累積說”的新命題可以與紅學界已取得的“曹學”成果掛鉤，啟示人們去探索曹氏家族對曹雪芹創(chuàng)作直接、間接的可能影響。隨著“曹學”的不斷拓展，從《紅樓夢》文本分析入手，并結合脂批等清代文獻提供的豐富信息去研究，這個新命題還可以深入下去。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還強調了研究版本的重要性，他區(qū)分《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的異同，認為后四十回是高鶚所續(xù)，這是以他為代表的“新紅學”的重要觀點。紅學領域的問題五花八門，但續(xù)書是最關鍵和最有全局性的實質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所有問題的癥結與解蔽大都是圍繞這個實質性問題展開的，這個問題如獲得解決，其他很多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靶录t學”對《紅樓夢》后四十回的結論，成為紅學論爭的焦點。

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現(xiàn)和文學研究方法的日益精密，“新紅學”的結論及其論證方式不斷被質疑。今日研究者的共識是：胡適《紅樓夢考證》中指出的張船山詩注中“補”字，不宜直解作“續(xù)”，因為“補”還有“修補”“輯補”等含義。

至于用張船山四妹張筠嫁高鶚的傳聞為“高續(xù)說”張本，純系捕風捉影。事實上高鶚妻子僅盧氏一人，從近人新發(fā)現(xiàn)《遂寧張氏族譜》得知，張筠所適“漢軍高氏”，實指四川人漢軍高瑛之子高揚曾。

但后四十回續(xù)書引發(fā)的《紅樓夢》版本問題，并沒因作者是否為高鶚而中止進一步研究的進程?！都t樓夢》版本研究的出發(fā)點是為了尋找最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是為了研究《紅樓夢》的成書及傳播過程?！都t樓夢》存在脂本和程本，這有現(xiàn)存的文獻依據。

脂本的價值是多方面的，研究者可據脂批來考索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紅樓夢》的早期創(chuàng)作情況，尤其在曹氏生平及成書過程材料缺乏的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早期批語的程本，脂本便愈顯得彌足珍貴。

程本價值的認定以前主要局限在《紅樓夢》傳播方面，但隨著早期百二十回鈔本的陸續(xù)發(fā)現(xiàn)，研究者開始探討其在《紅樓夢》成書過程中的價值。單論《紅樓夢》的傳播意義而言，如果沒有程本的擺印流傳，僅靠那些有限的殘抄脂本，《紅樓夢》的影響必然大受限制，也很難想象紅學能有今天這種繁榮昌盛的局面。

可以說，脂本與程本的價值特征，不僅是簡單的殘缺與完整的區(qū)別，也不僅體現(xiàn)在鈔本提供了作者家世材料或成書過程情況，而印本保持了《紅樓夢》的完整流傳這樣的較淺認識上，更重要的是，脂、程兩種版本體現(xiàn)了不同的思想意蘊和文化指向。正是這一原因，才形成了紅學中的許多熱點問題。

脂本、程本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價值，脂本凝聚了曹雪芹及其家族群體有關《紅樓夢》素材的積淀和早期草創(chuàng)之際的版本形態(tài)，程本則體現(xiàn)了《紅樓夢》大體成書后一代代文化精英們的長期思考。

因此，研究前八十回“廟市”傳抄階段、百二十回抄本傳播階段和以程偉元為代表的“書坊”擺印及后來翻刻階段形成的不同文本，進而研究《紅樓夢》版本完整接受過程中所折射的集體無意識，都是有價值的學術工作。

從文字源流和作品名稱的實際存在情形出發(fā)，將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分為《石頭記》和《紅樓夢》兩個版本系統(tǒng)，似更便于解釋版本的演變。曹雪芹早期手稿的閱讀接受者，大體分為兩個圈子，一是以脂硯齋為代表的家族群體，二是以明義、墨香、永忠等為代表的朋友群體。

家族群體中傳閱的本子側重寫盛衰之變，書名叫《石頭記》， 是將大觀園兒女做為載體， 所以脂硯齋等人的批語中頗多家世興亡之感。朋友圈子中傳閱的本子是為“閨閣昭傳”， 書名叫《紅樓夢》， 即曹雪芹開卷反復強調的“大旨談情”“都只為風月情濃”，而將家族興亡作為“千紅一哭” 的故事背景。

但曹雪芹接近定稿的作品， 則應是愛情離合與家族興亡兩條主線的有機結合。由于是在朋友群體中傳閱，曹雪芹更能放開筆自由抒寫而無所避忌，這從早期的明義題紅詩側重為諸芳傳影寫照的內容也可印證。

紅學界之所以重視明義的題紅詩及序，主要是因為其提供了有關《紅樓夢》版本及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文獻，他在《綠煙瑣窗集》中有關曹雪芹出《紅樓夢》 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的記載就很重要。

對明義題紅組詩的解讀，研究者多傾向于所詠集中在前八十回的情節(jié)，但通過辨析明義那二十首詩，似是題詠相對首尾尚完整的一部《紅樓夢》稿，盡管當時明義所看到的鈔本可能還處在“披閱增刪”階段，但全書主要框架、情節(jié)已備。

概而言之，前八十回內容更多一些，接近于今日見到的定稿，因此，明義的前十七首中基本得到了反映，至于最后三首，所詠分明是八十回后至全書結束。從那三首詩分析，看不出其與程本后四十回的情節(jié)有明顯的差異。永忠的詩也印證了他從墨香處看到的曹雪芹早期版本名稱就是《紅樓夢》，且是以寶黛愛情為主線。

種種跡象表明，程本后四十回可能含有曹雪芹殘稿，雖然文字也許經過后人的點竄、整合、變形重構。

其實《紅樓夢》版本也存在著“層累”或“累積”現(xiàn)象，看來“新紅學”關于《紅樓夢》版本問題的結論有待進一步研究。

如果說，筆者提出《紅樓夢》作者的“家族累積說”是為了嘗試解釋《紅樓夢》文本內部的矛盾現(xiàn)象，那么提出《紅樓夢》成書過程的“版本累積說”，則是為了更圓滿解釋《紅樓夢》從殘鈔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變軌跡，這也是近年出現(xiàn)的脂本和程本先后及優(yōu)劣爭論話題語境下思考的產物。

有一個現(xiàn)象應當引起注意，當今所挖掘到的曹雪芹家世史料和《紅樓夢》版本要比“新紅學”初創(chuàng)時期多了很多，但總體上并未出現(xiàn)實質性突破，這其中究竟蘊涵著怎樣的學術規(guī)律？值得紅學共同體加以深思。

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一文曾分析紅學考證派的癥結②，認為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解決難題的途徑是從考證曹雪芹身世來說明《紅樓夢》主題和情節(jié)，并指出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yōu)椤安軐W”。

余英時的文章當然有可議之處，但其論述有“深刻的片面”之處。紅學考證派“文史合一”的思維模式確實違反了創(chuàng)作規(guī)律。人們之所以對那些連篇累牘的“曹學”考證文章有成見，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很少直接涉及《紅樓夢》本身。

考證曹雪芹及其江寧織造家世，目的當然是為了更好地研究《紅樓夢》，這就是中華人文傳統(tǒng)中的“知人論世”，與西方以研究作者為學術特色的“傳記批評型”有異曲同工之妙?？甲C派使《紅樓夢》研究納入了科學的軌道，但文學畢竟又不同于科學，心靈感悟的東西單靠所謂“科學意識”是難于得到圓滿解釋的。

如果強調過了頭，有時這種“科學意識”反而會成為窒息“創(chuàng)造精神”的勁敵，從這個意義上說，實則是反科學的。

紅學考證派的研究內容雖然切近了《紅樓夢》的具體歷史語境，但主要還是一種背景的廓清，并且還伴隨著副作用的出現(xiàn)?！靶录t學”經過百年的演變，“曹學”和“版本學”建構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經學化傾向”也日益嚴重，無關宏旨的一字一考、一字之辨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紅樓夢》的審美視線。

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者周汝昌晚年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fā)表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回顧》文章中曾清醒地指出：“'胡適考證派’'新紅學’的最大不足之處就是僅僅陷（限）于歷史考據，而未能向文化高層次的研索方向邁往直前，竿頭進步?！雹?/span>

這是老一輩紅學家總結前賢同時反思自己研究道路上沉痛經驗的思維亮點。今日的紅學研究者應走出“新紅學”單維度史料還原模式。不錯，文獻史料是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資源，但不能忘掉研究史料的出發(fā)點是為作品解讀服務的。

只有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才能實現(xiàn)文獻、文本乃至文化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融通與創(chuàng)新，從而追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的辯證統(tǒng)一。

希望紅學突破，能反映出人們對紅學發(fā)展的追求和期盼。學術研究的發(fā)展總是伴隨著學術爭論而發(fā)展，紅學進程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學術論爭是正常的學術現(xiàn)象，應以平常心和學術的態(tài)度來對待，堅持學術規(guī)范，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學術討論就會健康發(fā)展。

學術討論無疑是推動學術發(fā)展的動力，只要是堅持以學術為本、秉承嚴謹?shù)闹螌W精神，任何學術觀點都應當?shù)玫阶鹬?。對《紅樓夢》這樣偉大的文學經典，人人要有敬畏之心。《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

研究《紅樓夢》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同時可以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紅學發(fā)展的進程中，總會遇到各種新問題。紅學同仁要珍重、維護和強化《紅樓夢》研究共同體，使《紅樓夢》研究群體得以健康發(fā)展。紅學要與時俱進，反思“新紅學”的舊模式是必然的前進過程。

應該看到，在新時代文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已被墊高，如何開辟新的方向，是紅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勇于開拓的研究者不會在自我封閉的心態(tài)中進行思維，而是在與外界對話中不斷攝取新的信息，從而調整自己的理論意識。

回顧新紅學百年的進程，正是為了迎接新時代紅學的跨越式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