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札記（二）：東漢的“朋克”皇帝，不過是個缺少安全感的孩子

夢想童年594 202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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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的歐美社會，是屬于朋克的天下。

一時間，無數(shù)頂著雞冠頭的憤怒青年橫行街頭，滿身“混不吝”的勁兒，“唾沫與粗口齊飛，中指共噪音一色”，簡簡單單地三個和弦，竟然開宗立派，從“朋克音樂”衍生出了“朋克文化”來。

朋克的代表——涅槃樂隊

所謂“朋克文化”，一言蔽之：就是與主流的價值觀念對著干。在朋克文化的信徒眼里，反對一切，就是他們的生存意義，也是70年代最為先鋒的思想理念。

但是，如果當時有人告訴他們，在近兩千年前，有一個叫做劉宏的皇帝和他的所做所為時，這些朋克青年保準會大吃一驚：“xxxx！這哥們簡直太朋克了！”

漢靈帝畫像

把漢靈帝劉宏稱作朋克皇帝，不是沒有根據(jù)的。他的一生，就是不斷地挑戰(zhàn)東漢主流價值觀底線的歷程——

自己的親娘董太后還活著，非要認宦官當父母；

擺著皇帝的金根車不用，駕著驢車在宮里亂跑；

聽“胡樂”、穿“胡服”、住“胡帳”、吃“胡飯”......生生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西域小酋長；

大力推行“女式開襠褲”，沒事干還在宮里大搞“天體運動”，堪稱一代“性解放”達人；

......

如果這些還只是“個人作風”問題的話，那么，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在劉焉的“忽悠”下，漢靈帝改刺史為州牧，就連地方軍政大權(quán)也交了出去。

三國初期劉焉也是一代梟雄

這樣一來，漢朝四百多年來的基層運行機制徹底被打垮，這些州牧們手里有兵、兜里有錢，免不了就得做做“皇帝夢”?？梢赃@么說，漢靈帝左手給漢朝挖了個大坑，右手一把拉開了三國的大幕，最后還順手把一口名叫“亡國之君”的大鍋甩到了兒子劉協(xié)的頭上。

“背鍋俠”劉協(xié)

這樣的皇帝，在我們的傳統(tǒng)里，有一個專屬名詞——“昏君”。

然而，歷史無數(shù)次的告訴我們，除了極個別天賦異稟、骨骼驚奇的“敗家子”之外，沒有一個皇帝是一開始便鐵了心向著“昏君”的目標狂奔的。

如果我們暫且將腦海中固有的那個“漢靈帝”放到一邊，認真地審視一下這個叫做劉宏的人，我們又會得出一個怎樣的結(jié)論呢？

一、村里來的孩子

公元167年，剛剛改年號為“永康”的漢桓帝一命嗚呼，讓這個年號憑空多了些諷刺意味。

漢桓帝畫像

更諷刺的是，這位前后換了三位皇后，納了數(shù)千名妾室的皇帝竟然一個兒子都沒生出來。

即便如此，但皇帝的位子是不能空著的。于是，剛剛做了寡婦的竇太后就找到了她的父親、大將軍竇武，開始尋找皇位的繼承人。

有人可能覺得，劉氏宗親這么多，找個繼承人還不容易？但實際上，劉氏宗親雖多，但符合竇氏一家人利益要求的，還真不是那么多——

第一，這個繼承人年紀不能太大。理由很簡單，年紀大了有思想，不好管；

第二，這個繼承人還得沒什么家世和勢力，最好除了姓劉之外，既沒什么親屬，又和朝廷官員沒交情，免得有人與皇帝沾親帶故，順桿往上爬。

按照這兩條準則，竇氏父女選來選去，發(fā)現(xiàn)漢章帝還有一個玄孫，父親早亡，雖然早早繼承了爵位，也只不過是個芝麻大小的“解瀆亭侯”（今河北安國附近），條件簡直不要太理想——竇武一拍巴掌：就是你了！

解瀆亭——一個不標紅都找不到的地方

于是，12歲的劉宏坐著青蓋車，來到了洛陽，在大臣們的三拜九叩、山呼萬歲中，迷迷糊糊地登上了帝位。

雖然在名義上成為了“九五之尊”，但坐在龍座上的劉宏，很快就能體會到皇室權(quán)力斗爭的殘酷和血腥。

二、非典型外戚

在我們的歷史中，“外戚”的名聲算不上體面。從西漢開國的“諸呂亂政”，到唐代一手促成“安史之亂”的楊國忠，“外戚”這個詞，基本上和“裙帶”、“弄權(quán)”、“紈绔”劃上了等號。

呂后影視形象

然而，作為靈帝時期的第一個掌權(quán)外戚，竇武的做派與歷史上諸多外戚大有不同：

首先，這個人不愛當官。雖然竇武的高祖竇融貴為東漢開國的功臣之一，父親竇奉也是“秩二千石”的高官，但竇武的興趣卻在讀書上，甚至還當過很長時間的“教書先生”，在關(guān)西地區(qū)頗有人氣。直到他女兒竇妙入宮做了貴人，竇武才正式進入仕途。

影視劇中竇武形象

其次，不貪財。根據(jù)《后漢書.竇武列傳》記載，竇武不光是“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就連皇帝給的賞賜，也都散給太學里的貧困學生，還時常向貧民施舍糧食，堪稱道德模范。

最后，骨頭相當硬。竇武曾經(jīng)給漢桓帝上書，說：“臣聽說明君不避諱諷刺挖苦，才能明察秋毫；臣子不怕犯言直諫，才能處理好政事，臣作為讀書人，哪敢只為了明哲保身，而不盡職盡責呢？”（《后漢書.竇武列傳》）

這種話，歷史上很多大臣都說過，但向竇武這種說到做到的，還是少數(shù)——

漢桓帝第一次“黨錮之禍”時期，許多大臣都避之則吉，生怕被卷進去。而竇武卻直言上書，斥責宦官為奸佞，替被迫害的士大夫們喊冤，甚至不惜以辭去城門校尉、歸還列候印綬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憤怒。

從以上這些事例可以看出，竇武作為一個外戚，既有才學，又有節(jié)操，如果好好輔佐皇帝，漢靈帝未必就會一路出溜，變成后來的那副德性。

三、別拿豆包不當干糧

很多年之后，八府巡按包龍星總結(jié)出一個道理：“貪官奸，清官要比貪官更奸！”。

與貪官斗包龍星有著豐富經(jīng)驗

竇武的問題在于，搞斗爭，他的水平與宮里的那些宦官比起來，實在是有點業(yè)余——

前面說過，從第一次“黨錮之禍”開始，竇武與宦官之間的關(guān)系就近似于水火，絕無相容的可能。當他以外戚身份掌握大權(quán)后，就開始著手清理宦官勢力，打算來個一網(wǎng)打盡。

漢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公元168年），竇武在全面掌控了朝中重要職位的情況下，覺得條件已經(jīng)成熟，便假借“天象有異”的名義，聯(lián)合太傅陳蕃、侍中劉瑜等一干重臣，聯(lián)名寫了一篇奏章，要將當時的中常侍曹節(jié)（和曹操的曾祖父不是一個人）、王甫等一干宦官統(tǒng)統(tǒng)拿下。

以竇武為首的主要士人力量

這個計劃看起來挺完美，但是，竇武實際上犯了一個大錯誤——這件事，并沒有和皇帝打招呼！

在竇武看來，這個小皇帝與廟里的泥塑木偶沒什么區(qū)別，請不請圣旨，不過是走個程序，大可以先上車后補票，反正玉璽掌握在太后手里，皇帝也不敢說個“不”字。

然而，竇武實在低估了這些宦官，更低估了這個十二歲的小皇帝。

就在竇武認為大功告成，一個人施施然地回家睡覺之后，消息卻走漏了：當晚，在長樂宮當值的宦官殺身之禍朱瑀偷看到了竇武的奏章，便立刻把消息通知了曹節(jié)、王甫等人。

這些宦官當機立斷，馬上跑到小皇帝那里，告了一記惡狀：“竇武、陳蕃要作亂，已經(jīng)上奏太后，要廢了您，現(xiàn)在情況緊急，您快到德陽前殿去平亂吧！”（《后漢書.竇武傳》）

若是一般的小孩子，聽到這個消息，估計當場就得尿褲子。但漢靈帝的行動相當出人意料——“帝拔劍踴躍”，抄家伙就準備拼命了。

就從這種膽色來看，漢靈帝著實不是一般人。

有了漢靈帝的支持，這些宦官們封鎖宮門，從竇太后處奪還了玉璽，將竇武在宮中的耳目尹勛、山冰等人盡數(shù)格殺。隨后，宦官王甫等人召集了大批禁軍討伐竇武。

宦官所控制的禁軍是東漢最精銳的武裝力量

當時，竇武手下雖然也有部分禁軍，但這些士兵畢竟以守衛(wèi)皇帝為使命，當宦官們抬出皇帝的名義招降時，竇武手下的士兵紛紛放下武器投降。僅僅大半天的時間，“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竇武和侄兒竇紹等人只得自盡，而竇武一手建立的士人政府也瞬間崩塌，第二次“黨錮之禍”由此而起，東漢政權(quán)的內(nèi)外失衡愈加嚴重了。

回顧整起事件，竇武失敗的原因縱然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就是拿豆包不當干糧，沒有將漢靈帝這位“娃娃皇帝”放在眼里，低估了皇權(quán)的力量，結(jié)果給了宦官們絕佳地反撲機會，最終功虧一簣、身死家滅。

四、漢靈帝：我曾經(jīng)也努力過

竇武倒臺之后，漢靈帝很是過了幾年平安日子。然而，到了建寧四年（公元172年），年滿十六歲的漢靈帝正式親政時，他所面對的，是一片殘破至極的江山。

當時的東漢朝廷，內(nèi)部有宦官掌權(quán)、腐敗不堪，外部邊疆不穩(wěn)、戰(zhàn)事頻發(fā)，在這種內(nèi)外交困的情況下，綿延了一百余年的東漢朝廷，就如同一棵被蛀空了心的大樹，一陣風雨吹來，隨時可能轟然倒下。

東漢外部形勢圖

在這種近乎死棋的局面下，漢靈帝并沒有如同我們想象中一般束手待斃，而是著手開展了他的改革——

漢靈帝改革的第一項，是設(shè)置“侍中寺”。

“侍中”一職，在秦漢時期就已出現(xiàn)，起初不過是“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通典.職官三》），說白了，就是伺候皇帝日常起居的人。

從漢武帝時期開始，侍中逐漸開始參與政事，成為了皇帝身邊的參謀機構(gòu)。但自東漢建立以來，外戚、宦官的勢力膨脹，侍中又逐漸成為了一個陪皇帝讀書的職位，數(shù)量也時增時減，在宮中的地位一直較低。

而漢靈帝所設(shè)置的“侍中寺”，不僅確定了編制，還給了侍中們“省尚書事”的權(quán)力，實際上在自己的身邊增設(shè)了一個專門的“秘書辦公室”，這些人不僅要他出謀劃策，最重要的還是處理朝中大臣進呈的各類文書，并直接向外傳達漢靈帝的意見，從而達到“令從己出”、權(quán)力集中的目的。

改革的第二項，是實施“三互法”。

所謂“三互法”，實際上是一種任職回避制度。具體來說有兩項：一是婚姻回避，丈夫不得在妻子籍貫所在地任職；二是相互回避，例如，一個荊州出身的官員在青州任刺史、州牧等長官，那么，只要這位官員還在任，青州出身的官員便不能在荊州當“一把手”，反過來也是如此。

這一規(guī)定看起來有些繞，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起到防止利益交換、杜絕朋黨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也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的最后一項，就比較有名了，叫做“開鴻都門學”。

按照《太平寰宇記》等典籍的記載，“鴻都門”，就是當時的洛陽北宮門，從漢光武帝時期開始，這里就是皇家的藏書與研修的地點。

東漢洛陽北宮地圖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漢靈帝正式設(shè)立“鴻都門學”。一開始，這里所招收的還是以經(jīng)學見長的儒生，但漸漸地，這里變成了擅長書法、繪畫、詞賦的寒門文士的聚集地，并且成為了他們的晉身階梯。

正因如此，“鴻都門學”在當時和后世人眼中都頗受非議，認為漢靈帝招徠這些“無行趣埶之徒”，就是為了給自己“憙陳方俗閭里小事”，滿足自己的文藝愛好而已。（《后漢書.蔡邕傳》）

蔡邕雖然是辭賦大家但也沒有把這些當做正道

但是，漢靈帝若只是想要滿足自己的愛好，大可以在天下遴選類似的人才入宮陪侍，完全沒必要設(shè)置這樣一個機構(gòu)。而當我們將“鴻都門學”的設(shè)置與之前兩項改革措施聯(lián)系起來看，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漢靈帝所瞄準的，實際上是當時已經(jīng)極為嚴重的朋黨問題。

按照前文所述，經(jīng)過兩次“黨錮之禍”的東漢朝廷，從上到下的用人選官權(quán)力，基本都掌控在了宦官的手里。這些人所提拔的官員，基本上都是一些真才實學絲毫沒有、搜刮百姓一個頂倆的角色。

而當時的士大夫群體，雖然飽讀詩書，但這些人大多都是世家子弟，相互之間的師徒、親屬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一旦有一人登上高位，立刻就能拉起一群死黨，形成牢固的利益集團，之前提到的竇武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東漢時期士族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

宦官不堪用，士人不敢用，漢靈帝想要控制朝政、收歸權(quán)力，就只能依靠沒有家世背景的寒門子弟。而在當時，學習儒家經(jīng)學的門檻頗高，這些寒門子弟常?！安坏闷溟T而入”，便轉(zhuǎn)而在書畫、詞賦等“小道”上下功夫，以求揚名?？梢?，漢靈帝之所以要開辟“鴻都門學”，招攬這些在士大夫眼中“上不了臺面”的文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限制朋黨的折中之舉。

從以上這些改革措施來看，漢靈帝實際上是認識到了當時朝政中所存在的問題的，也采取了相對應(yīng)的措施。如果一味指摘漢靈帝不理朝政，未免有失公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位曾經(jīng)銳意改革的君主變成了后世口誅筆伐的“昏君”呢？

五、錢，是漢靈帝的避風港

在歷代史籍中，說起漢靈帝的“昏”，基本都離不開“賣官鬻爵”這個話題。

實際上，在整個東漢歷史上，賣官這件事，并算不得新鮮。

從漢安帝在位時，就曾經(jīng)“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谷，得為關(guān)內(nèi)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后漢書.安帝紀》）

在漢靈帝之前，漢桓帝也曾經(jīng)于延熹四年頒布過一次賣官的詔令：

然而，與這兩位“前輩”相比，漢靈帝賣官，不僅賣出了規(guī)模，賣出了收益，更賣出了花樣——

論規(guī)模，安帝、桓帝二位所賣的，不過是各類爵位和宮中的虎賁、羽林等職位，而漢靈帝不光是賣宮中的職位，連朝廷的三公九卿以致地方的郡守等緊要職位，統(tǒng)統(tǒng)擺上貨架，“清倉大處理”。

論收益，之前賣官，并無明確價格，也無硬性規(guī)定。但漢靈帝統(tǒng)統(tǒng)明碼標價，不交錢，就當不了官，“公千萬、卿五百萬......關(guān)內(nèi)侯，入錢五百萬......二千石（郡守等）二千萬，四百石（縣令、縣丞等）四百萬”（《后漢書.靈帝紀》），雖然強買強賣，堪稱童叟無欺。

不過呢，當提拔的官員能力、德行的確比較強時，還可以打三折到五折，算是專門優(yōu)惠。但若是抗拒不交，對不起，能力再強也得靠邊站。

論花樣，當時的人若想當官，不僅要交“修宮錢”、“禮錢”等種種名目，還得額外給宦官們交一份“導(dǎo)行費”。

從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到漢靈帝去世的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這樣大規(guī)模的買賣官職，幾乎沒有中斷過。靠著這一招，漢靈帝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若論起私財之富，東漢列位皇帝與漢靈帝相比，都是“弟弟”。

東漢皇帝列表

按照前文所述，漢靈帝對當時朝政中存在的問題并非全無認識，也并沒有出現(xiàn)什么“亂政”的現(xiàn)象。那么，究竟是何種原因，讓他在執(zhí)政中后期一反常態(tài)，變成一個“錢串子”的呢？

要搞清這個問題，就得從東漢的財政危機說起——

東漢時期，是一個多災(zāi)多難的時代。

根據(jù)《后漢書.五行志》記載，從漢順帝到漢桓帝的41年里，發(fā)生的有記載大面積水旱、地震、瘟疫等災(zāi)害就達到了55次。

而在漢靈帝在位的前12年里，各種大災(zāi)就發(fā)生了13次，一年若是只有一次大災(zāi)，老百姓就得燒高香。

漢靈帝在位期間部分天災(zāi)記錄

外加邊境各地戰(zhàn)亂不斷，僅西涼羌人的進犯，從漢順帝開始就發(fā)生了20余次，大量的社會財富都消耗在綿延不絕的戰(zhàn)爭當中。按當時名臣陳蕃的形容，東漢已經(jīng)是“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后漢書.陳蕃傳》），朝廷的財政情況處在崩潰的邊緣。而這巨大的財政危機，已經(jīng)危及到了漢朝的統(tǒng)治基礎(chǔ)——

按照東漢朝廷以往的管理，賑濟災(zāi)荒、供養(yǎng)軍隊等費用，都要靠朝廷支出。然而，在漢靈帝時期，朝廷已經(jīng)負擔不起這些開支，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各個地方官員和豪族自行籌措解決。

救災(zāi)不力使得大批百姓流離失所

朝廷依賴地方，對于地方政府和豪族勢力的控制力自然下降，中央詔書下到地方，地方官員大多隨手一扔、束之高閣，根本不當一回事，還不如州郡長官的一句話來的管用。

在這種情況下，漢靈帝所推行的改革，必然落得虎頭蛇尾、草草了事的結(jié)局。

改革不成、政令不行、天下多亂，坐在皇帝寶座上的漢靈帝，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忙活了十幾年，權(quán)力并沒有歸于朝廷，國家也沒有變得更好，自己想做的事，竟然沒有一件能夠做成的。而這些困難，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朝廷沒錢造成的。

設(shè)身處地的想一想，皇帝當?shù)竭@份上，著實令人喪氣。

而且，漢靈帝在撿到這個帝位之前，不過是一個“解瀆亭侯”，空有一個宗室之名，生活水平相當差，按照《后漢書》中的說法是“宿貧”（《宦者列傳》）。特別是父親去世后，孤兒寡母，日子過得更是緊緊巴巴。

對于窮怕了的人來說，財富，就是他們安全感的來源。因此，漢靈帝對于金錢如此渴求，就不是那么難以理解了。

特別是當竇太后去世，靈帝生母董太后開始參與朝政后，這位過夠了窮日子的老太太更是不停在漢靈帝身邊煽風點火，“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后漢書.皇后紀下》）

而替這對母子操辦賣官事宜，并幫助其管理錢財?shù)?，正是宮中的宦官們，作為皇帝的“善財童子”，他們的得寵，自然是理所應(yīng)當?shù)氖虑?。因此，漢靈帝會說出“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后漢書.宦者列傳》）這種糊涂話，也就不奇怪了。

影視劇中的張讓

看，只要賣賣官，大筆的錢財就能夠源源不斷地流進宮中，皇帝高興、太后高興、宦官們也高興，正是皆大歡喜、一團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