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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傳記電影，難；傳記電影不僅要拍出真實的故事，還要還原原型人物的氣質，難上加難。 但《我的父親焦裕祿》做到了。 距離看完電影已經兩周，我依然會時不時想起一些細節(jié)，還有這句臺詞——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要做個好人，成為天上最亮的那顆星。” 簡單，樸實，真摯，且充滿后勁兒。 我想，這是對這部電影最好的評價。
「焦裕祿」這三個字，如雷貫耳。 但院長必須承認，對于他的事跡，我知之而不深知。 因此電影于我而言，第一重意義就在于填補認知空白，讓我對焦裕祿有更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比如開篇劇情—— 上世紀50年代，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器制造廠擔任車間主任。 在洛陽這片熱土上，工人們斗志昂揚，焦裕祿也每天扎根一線，下達計劃、解決問題。 一次，工人們發(fā)現由駐廠蘇聯(lián)專家設計的車刀出現問題，導致生產卡了殼。 焦裕祿主動找到蘇聯(lián)專家詢問交涉，可對方態(tài)度傲慢，堅信自己的設計絕不可能出問題。 焦裕祿既無奈又氣憤。 于是他找來有經驗的中國技術員，對模具和生產環(huán)節(jié)進行改進——果然，我們的設計不僅有效且效率更高！ 這件事，讓焦裕祿深深意識到：技術，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之后，蘇聯(lián)政府單方面撕毀協(xié)定，廠里的蘇聯(lián)專家也紛紛準備回國。 眼前的“爛攤子”，再次證明焦裕祿的想法。 他一邊干勁十足，決定帶領洛礦職工研發(fā)新中國第一臺2.5米雙筒提升機；另一邊又焦躁、迷茫，如何才能掌握技術，迅速提高生產能力？ 重中之重就在于人才。 而人才，眼前就有一位——陳繼光，一個研究生。 彼時陳繼光因為出身問題，只能在廠里負責養(yǎng)豬。 焦裕祿很心痛。 他借遍了能借到的白面、豬肉，讓妻子徐俊雅每天做好吃的給陳繼光，保證人才的伙食，同時證明自己的誠意。 而后，更是力排眾議，拍著胸脯掛保證，堅持把陳繼光調到一線工作。 “制造大于一切，我就先斬后奏了……沒人敢用他，我用！” 擲地有聲。 終于，經過團結一心的拼搏，新中國第一臺2.5米雙筒提升機在洛礦廠誕生了。 當妻子趕來慶祝這個大好消息時，才發(fā)現焦裕祿和諸多工人吃在廠里、住在廠里，已經近2個月的時間。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這臺額定使用年限20年的機器，后來一直堅持服役了49年。 在洛礦廠的經歷，足以彰顯焦裕祿的品質： 敢于擔當，甘于犧牲，面對困難和挑戰(zhàn)從不退縮，是當之無愧的“最美奮斗者”。 1962年冬，焦裕祿被調至河南蘭考縣任縣委書記。 在那短短的兩年，又體現了他深層的動人情懷： 真誠，善良，永遠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當時的蘭考，是河南最窮困的縣城之一。 “風沙、鹽堿、內澇”三害，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吃不飽穿不暖，甚至想要活命，都得跑出縣城討飯。 焦裕祿深知情勢嚴峻。 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改變蘭考的面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于是，他帶頭治“三害”，既動腦子又付出體力，沒日沒夜地在一線操勞。 造林防沙，排水救災，種植泡桐……每一步對策都經過收集資料、縝密思考，又自己親身執(zhí)行體驗。 果然，蘭考的變化證明了焦裕祿的能力和努力。 老百姓吃上了熱乎飯，生活變得有奔頭、有希望。 而焦裕祿這個名字，也成為了老百姓心中閃閃發(fā)光的象征。 令人遺憾的是，就在一切都在變好的同時，焦裕祿卻因為長期高強度工作，肝病越來越嚴重。 即使再疼痛難忍，他也勉力支撐，不想在治三害的關鍵時刻離開崗位。 直到組織安排他去檢查身體，診斷出“肝癌后期”，生命只剩下二十多天了…… 焦裕祿的事跡，以文字形式出現在小學課本上時，便已經令當時年幼的我印象深刻。 如今在大銀幕上看到，更覺立體、鮮活、震撼。 這得益于影片由據焦裕祿二女兒焦守云擔當總監(jiān)制，力求做到最真實還原。 而這種還原，不僅要拍出耳熟能詳的大事，還要抓住那些鮮為人知的小細節(jié)——越是細微之處，越能見人心。
焦裕祿到蘭考做的第一件事，你猜是什么？ 不是休息，不是打聽，而是—— 親自去看鹽堿地。 不光看，他還“吃”。 “又苦，又澀，又咸”的土，他直接抓了一把就放進嘴里嘗。 一旁的同事都驚呆了，可焦裕祿卻認為理所當然： 真正的感同身受不只是“感”，還要去“受”。 老百姓吃得，他也吃得。 不只土，還有大雁屎——那是最窮的鄉(xiāng)村最困難的群眾在鬧饑荒時賴以生存的“口糧”。 焦裕祿抓著大雁屎往嘴里塞，邊嚼邊流淚。 他痛心的是，老百姓竟然就靠吃這個茍延殘喘。 這也是為什么，當別人都覺得災民逃出縣討飯是“丟人”時，焦裕祿卻帶領干部去車站、路口給大家送行。 在他心里，沒有什么比老百姓的生命更重要。只要人活下去，一切就會好起來。 就像他自己說的，“困難是暫時的”，他有信心帶領大家過上好日子，“希望你們能早日回來”。 有了這兩次“吃”，焦裕祿對老百姓打從心底的關愛、憐惜，始終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的形象，便立了起來。 而他艱苦奮戰(zhàn)、親力親為的勁頭，要體現，也靠細節(jié)。 比如，剛在一塊地上發(fā)現活下來的樹時，焦裕祿特別興奮。 為了找種樹的肖大爺學習“秘訣”，他三番五次登門造訪——不是光靠一張嘴問，而是脫下衣服就幫人干活。 就是這套八歲就開始干活的“童子功”，打動了肖大爺，讓焦裕祿收獲了改造鹽堿地的經驗。 又比如，下暴雨鬧澇災。 焦裕祿第一時間叫醒干部們，去轉移低洼地的群眾。 別人讓他先回去休息，他卻堅持沖在第一線，而且得挨家挨戶進去看。 在看到一位大娘受災時，他背上大娘就往外走，只說了一句話： “您就當我是您的兒子?！?/strong>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盆水。 焦裕祿到蘭考縣兩個月，也埋頭苦干了兩個月。 妻子徐俊雅來看望他，給他洗頭發(fā)。 結果，一盆盆清水端過來，一盆盆“黑水”潑出去。 徐俊雅嘴上吐槽： “哪是給人洗頭，簡直是洗煤炭呢?！?/strong> 心里卻疼得很。 就是這身上的塵土、臉上的皺紋、手下的活，充分證明了焦裕祿的話——他來蘭考，是來服務人民群眾的。
還記得當初在課本上看到的一個細節(jié)嗎？ 一個窟窿。 不管身體有多疼痛，焦裕祿始終帶病堅持工作。 實在忍不住了，他便用東西頂住自己的肝部，就那么硬撐。 膝蓋、鋼筆、雞毛撣子……時間長了，他最常坐的那把藤椅上出現了一個大窟窿。 鞠躬盡瘁這四個字，就這樣淋漓盡致又生動直觀地呈現在大銀幕。
焦裕祿已經離世57年了，可他的事跡我們銘刻于心，這些細節(jié)又把他拉得離我們很近，令他更為真實可感。 就像演員郭曉東說的，當去慢慢了解他之后，就會發(fā)現一切都合情合理。他就是那樣善良樸實，大公無私。 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焦裕祿惦記的還是沒完成的工作，還是更需要藥物的窮苦百姓。 他希望組織能將他運回蘭考，埋在沙灘上。 “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我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strong> 這樣的焦裕祿，注定成為一種精神象征，鞭策和感動著一代代人。
不同于其他傳記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擁有一重非常珍貴的視角——“我”。 這個“我”，就是焦裕祿的二女兒焦守云。 從親人的視角回眸，更能感受到英雄身上的煙火氣和人情味，也為大銀幕上的人顯得更血肉豐滿。 有個情節(jié)我非常喜歡。 你看—— 焦裕祿是那么堅強的人，即使身體疼得干嘔，他也能用“疼痛轉移法”強撐。 可同時，他也會流淚。 在制造出新中國第一臺2.5米雙筒提升機后，他干了一茶缸的酒，回到家之后還興奮地像個孩子，摟著妻子跳著錯亂的舞步。 一開始是不停地笑。 漸漸地，妻子哭了，焦裕祿窩在妻子的懷里，也哭了。 那一刻，我一邊跟著抹眼淚，一邊深刻地懂得什么叫苦盡甘來、喜極而泣。
焦裕祿笑的時候也很多。 在沙漠上干了一天活回到住所，原本心情惆悵，一看到妻子帶著孩子來探望，立刻滿懷欣慰。 妻子擔心他吃苦受累，掛了臉，他也連忙好言好語笑著相勸，直說以后不忙了，要把自己養(yǎng)成“大白胖子”。 可事實上，哪來的時間和營養(yǎng)做“大白胖子”？ 閨女小梅到了年紀想找工作，妻子希望她做打字員，體面穩(wěn)當。 但焦裕祿不肯安排。在他看來，干部的孩子同樣是普通老百姓，啥活都該能干，上街賣咸菜不也一樣是營生嘛！ 于是，咸菜是賣了，閨女也不高興搭理他了。 可焦裕祿有獨特的哄閨女方法——親自幫她干活，還示范吆喝。 幾嗓子下來，街上的百姓圍了過來，閨女的心也理解了他。
類似的言傳身教，還體現在兒子身上。 聽說兒子去看戲曲《花木蘭》，沒給錢，靠著一句“我是焦書記的兒子”就入場了。 焦裕祿急了。 他嚴厲批評兒子“走后門”的行為，并鄭重告誡他： “干部是群眾的服務員，沒有資格搞這種特殊化?！?/strong> 行得端，坐得正。 正因為焦裕祿自己做到了百分之百，他才能夠去教育孩子、感染妻子、打動所有人，根本無需過度說教或刻意煽情。 值得一提的是，演員郭曉東的表演也為人物的還原增色不少。 站出來處理工作難題時的堅定，看到妻子眼淚時的無措，面對老百姓時的無比真誠和執(zhí)著…… 不同場合的他，眼睛里寫滿不同的情緒，格外抓人，也格外令人信服。
電影走到尾聲，有一場戲十分感人—— 焦裕祿回老家探望母親。 由于他忙于工作，母子倆已經十年未見了。 一見面，他喊了一聲“娘”，眼淚便瞬間掉落下來。此后伴著一聲聲“娘”的叫喊，他百感交集，又哭又笑。
再多年沒見，母親惦記的也是兒的溫飽，是他瘦了，“沒肉了”。 以及，不忘叮囑他，一定要做個好人。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要做個好人，成為天上最亮的那顆星?！?/strong> 第二天，當焦裕祿離去時，也許已經意識到自己將無法盡孝，他轉過身，在風雪中跪地磕頭。 母子倆淚流滿面，而我也忍不住破防了…… 焦裕祿一直謹記母親的教誨，做個好人。 他不僅是母親心里最亮的那顆星星，也是所有老百姓心中的明燈。
最早看到《我的父親焦裕祿》的海報時，我就注意到slogan： “遲到的全家?！?/strong>。 后來查資料才知道，原來，焦裕祿一家并沒有一張真正意義上的全家福。 那張攝于1966年的照片，多年后經過央視技術修復變得清晰。 可惜照片在拍攝時，焦裕祿已經撒手人寰。
如今，電影在某種意義上彌補了焦裕祿和家人們的遺憾。 而對于觀眾來說，它也有特殊的意義—— 告知我們當下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 更讓我們相信，最樸素的道理、最堅定的信仰往往最能打動人心。 當在大銀幕上看到那個鮮活的身影，聽到“做個好人”的樸實話語，我深知，最好的致敬就是銘記焦裕祿精神。 以掌聲，以眼淚，以一顆真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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