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學入經(jīng)學 ,則經(jīng)學可信 ；由經(jīng)學入史學 ,則史學可信。??

——張之洞

《史記》多用單筆，《漢書》多用復筆，故《史記》多慷慨沉郁之致，《漢書》饒典雅富贍之美。

——胡小石先生

廢筆成冢，池水盡墨，不如讀書萬卷。

——游壽先生

《漢書》雖為司馬遷設(shè)傳，但對司馬遷的生卒年及死因均無明確記載。而《司馬遷傳》前后的《張騫李廣利傳》和《武五子傳》等篇對于他們的卒年記載多較明確，為何對司馬遷生卒年及死因則略而不書？竊以為，當是由于缺乏材料，難以確定所致。對此，可以從司馬遷在當時的處境、統(tǒng)治者對司馬遷的態(tài)度等諸多方面進行推斷論證。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追述了祖上的輝煌，然自秦以來，司馬氏家族仕途漸落。司馬遷八世祖司馬錯、六世祖司馬靳尚為名將，至其高祖司馬昌則為鐵官。入漢，司馬遷曾祖司馬無澤為漢長安市長，祖父司馬喜為五大夫，父親司馬談雖為飽學之士，然只官太史令。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記載，當時長安四市四長，為左馮翊屬官；五大夫則為漢二十級爵中的第九級?？梢姡秷笕伟矔匪f：“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當非虛言。

考司馬遷一生所歷官職，亦皆較微：郎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遷南游歸來，“于是仕為郎中。”這是司馬遷步入仕途的開始，所任僅是一個沒有定員，俸祿甚微的職位?！稘h書·百官公卿表序》曰：“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太史令，《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索隱》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六百石。”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太史令一官本屬奉常，與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yī)五令丞聯(lián)事。”《報任安書》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畜之，流俗所輕”。

中書令，《漢書·司馬遷傳》說：“遷既被刑之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中書令即中書謁者令之略也。”《續(xù)漢書·百官志》曰：“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可見，此官由受宮刑者所充當。表面上看，其身份似有提高，班固以為“尊寵任職”。然而，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卻稱之為“在阘茸之中”的“閨閣之臣”、“掃除之吏。”所謂“尊寵任職”，那是班固的理解，不是司馬遷的認識。如果說司馬遷覺得充當中書令，是尊寵任職的話，那么，《報任安書》中所流露出的那種悲憤情緒就難以理解。他說“身殘?zhí)幏x，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郁而無誰語。”“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xiāng)黨戮笑……雖累百世，垢彌甚耳。”司馬遷胸中的郁悶情緒，自然來源于周圍輿論的壓力，由此也可以反觀時人對司馬遷的態(tài)度。

《報任安書》說，司馬遷在獄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被百般凌辱，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清趙銘《琴鶴山房遺稿》卷五《司馬遷下蠶室論》說：“夫遷以救李陵得罪，遷但欲護陵耳，非有沮貳師意也。帝怒其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則遷罪更不容誅。以武帝用法之嚴，而吏傅帝意以置遷于法，遷之死尚得免乎？漢法，罪當斬贖為庶人者，唯軍將為然。而死罪欲腐者許之，則自景帝時著為令。張賀以戾太子賓客當誅，其弟安世為上書，得下蠶室，是其明證。遷惜《史記》未成，請減死一等就刑，以繼父談所為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誅，然則遷之下蠶室，出于自請無疑也。”此說頗有見地，《報任安書》說：“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jié)者，特以為知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者？素所自樹立使然。”這段話也能作為該說的又一個旁證，從中可以看出，司馬遷確實尋求了下死刑一等一條活路。

然而，司馬遷自請受宮刑，更為世人所不解?！秷笕伟矔氛f：“最下腐刑，極矣。”“垢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shù)，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漢書·司馬遷傳》說：“遷既被刑之后，……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報任安書》反映出，作為司馬遷的朋友，任安的態(tài)度是“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其他人可就沒有這樣客氣了，《鹽鐵論·周秦》載，桑弘羊說：“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chuàng)未瘳而宿衛(wèi)人主，得由受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在他看來，那些受宮刑而復為官者都是“無行之人”。

可以想象，司馬遷在當時的處境是何等艱難?！秷笕伟矔氛f他：“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司馬遷內(nèi)心的痛楚溢于言表。但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未竟事業(yè)，司馬遷以堅強的意志，頑強地活了下來。

《報任安書》說，司馬遷獲罪之時，“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被刑之后，更是“重為天下觀笑。”“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試想，李陵降時，“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現(xiàn)在司馬遷處于這樣一種境地，有誰會留心收集保存有關(guān)他的生平材料呢？

《史記·太史公自序》篇中《史記集解》引衛(wèi)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班固與衛(wèi)宏是同時代的人，且班固任職蘭臺，專司史職，若此事屬實，為何衛(wèi)宏知道，而班固卻不能知道？為何衛(wèi)宏說得，而班固不能說得？對此，《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是一個很好的解釋，顏注引晉灼曰：“衛(wèi)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可見，當是班固不信此說，未予采錄，遂使此事就象郭沫若《司馬遷之死》所說的那樣，顯得“有點不明不白”了。其實，這恐怕是連班固也“不明不白”的問題。

后來學者對此也多有辨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裴注引衛(wèi)宏非是》說：“今觀《景紀》，絕不言其短。又遷下蠶室，在天漢三年，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余年矣，何得謂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趙銘《琴鶴山房遺稿》卷五《司馬遷下蠶室論》說：“若魏明帝譏遷以被刑之故，隱切武帝，王肅謂帝取觀遷所作孝景及己本紀，怒而投之，后遂以李陵事下蠶室。而裴駰《自序》引衛(wèi)宏《漢舊儀注》，謂遷被刑后有怨言，下獄死，均非事實，不足辨。”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自序》與《報任安書》皆作于被刑之后，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兩本紀；《報任安書》亦云本紀十二，是無削去之說也。”

此外，李陵乃名將李廣之后人，豈須司馬遷舉薦？“坐舉李陵”之說，虛妄現(xiàn)矣。

或以為，司馬遷作《報任安書》即是向漢武帝宣戰(zhàn)，遂慷慨赴死。此說恐未足信也。

一則，當時司馬遷正驅(qū)馳于漢武帝身邊，忙得不可開交，怎會突然間向漢武帝發(fā)出公開挑戰(zhàn)？《報任安書》確實抒發(fā)了司馬遷的憤懣之情，但無論如何也看不出司馬遷有刺激漢武帝殺掉自己的用意。

二則，《報任安書》說：“草創(chuàng)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書”數(shù)量為“凡百三十篇”，與今本《史記》吻合。從“仆誠已著此書”一句可見，當時《史記》并未最終完成。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則詳細說明了《史記》的篇目、構(gòu)成和字數(shù)?？梢酝茢?，《太史公自序》當作于《報任安書》之后?！秷笕伟矔氛f，司馬遷“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既然如此，那么，司馬遷怎能在《史記》尚未最后完成之時而自蹈死路呢？

或以為，班固不記司馬遷卒年及死因是出于對統(tǒng)治者的避諱，不愿明言司馬遷被殺。

此說亦不足信。班固既然能把充滿“怨言”的《報任安書》收入《司馬遷傳》中，也應該能對他的死因作出交代，起碼應把他的卒年交代清楚。退一步說，即使交代司馬遷的死因可能犯諱，那么，只交代一下他的卒年，僅僅說明一下時間總不至于犯諱吧？再說，若司馬遷真是犯禁而死，在班固看來，正可以認為是“是非謬于圣人”的結(jié)果，恰可以用來作為班固正統(tǒng)思想的注腳，反而應該鄭重其事地記載下來。班固未書司馬遷卒年及死因，極有可能是由于無案可稽，不可確知所致。假設(shè)司馬遷確實被殺，反而可能有正式記載，班固或許還會有幸看到。這也可以反證出司馬遷未必是被殺而死。

《漢書·司馬遷傳》載：“至王莽時，求封遷后為史通子。”《漢書·楊敞傳》說：“敞子忠，忠弟惲，惲母司馬遷女也。”可見，從現(xiàn)存史料考證，司馬遷有子女、有外孫，他們應了解司馬遷生平，但《漢書》僅僅記載了楊惲“宣布”司馬遷之書而已?？梢?，司馬遷的后人并未祖述其經(jīng)歷，抑或述而未傳于后。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史公子姓無考。”有關(guān)材料之缺憾，可見一斑。

關(guān)于司馬遷生前交游之人，《史記》多有記載，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稽列甚勤，然而，這些人均未留下有關(guān)司馬遷生卒年及死因的只言片語，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們對此未曾留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推想司馬遷之死恐并不驚人。所以，不能排除司馬遷含恨默默而死的可能。

不難發(fā)現(xiàn)，《漢書·司馬遷傳》實由《史記·太史公自序》加《報任安書》附以論贊而構(gòu)成，除《報任安書》外，無甚增益?？梢?，班固作《司馬遷傳》時，可據(jù)材料十分有限。其實，在作品中記載自己生辰與名字者，早有先例?！妒酚洝ぬ饭孕颉肺醋杂浬?，《漢書·司馬遷傳》也隨之不書。另外，司馬遷字子長之說，不見于《史記》，《漢書》亦因而靡述。清朝梁玉繩認為，這是由于班固不肯輕易的緣故。竊以為，這正充分體現(xiàn)了班固作史之審慎。從司馬遷到班固，歷經(jīng)百年，其間政權(quán)更替，戰(zhàn)亂紛仍，文獻損失嚴重?！段墨I通考·經(jīng)籍考·總敘》說：“劉歆總?cè)簳镀呗浴?，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可見，班固著書時，對于司馬遷之死，完全可能已無令他信服的一手材料，故其寧付闕如。

眾所周知，司馬遷的時代，紙未普及，文字仍著之竹帛。這兩種材料，要么笨重，要么昂貴，文字資料的保存是相當艱難的事情。司馬遷著述，為其私人之事，并非官方行為，加之他又是刑余之人，因而對他的生平事跡自然乏人關(guān)注。有關(guān)他的材料恐怕不會受到時人太多的重視，故存留甚少，致使班固對此無法確知。

《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史記》：“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而《漢書·司馬遷傳》則說：《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太史公自序》下《集解》引張晏說：“遷沒之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柴德賡先生《史籍舉要·史記》說：“張晏，魏人，去漢世未遠，其言必有所據(jù)。清儒于此，眾說紛紜，仍當以張晏之說為準。”可見，《史記》在漢代的流傳過程中確有散失?！妒酚洝吩募热挥猩⑹В嘘P(guān)司馬遷生平的材料也完全可能散失，以至班固無所憑據(jù)。

（文章原載于《黑龍江社會科學》2000.3）

〔責任編輯：郭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