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殿邦“附逆案”述評

昵稱38545150 2021-07-26

展開全文

吳殿邦是晚明潮州名宦，但順治、康熙兩朝之《潮州府志》均未立傳，至康熙·金一鳳《海陽縣志》“人物列傳·補遺”乃謂：
　　吳殿邦，字爾達，號海日，海陽人，博學能文，工詩賦、善書法，才名藉甚。年三十中萬歷壬子解元、癸丑進士，官通政司參議，時附魏黨革職，歷升尚寶司正卿。所著有《古制堂集》、《匏谷詩集》、《浮云吟》三十首，一時膾炙人口。離合詩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詩二百二十四首，無能解之者。每刻咸即自焚其板，故詩文罕存。其品行為人所鄙。
　　其后，雍正·張士璉《海陽縣志》始為其正式列傳，但刪去“時附魏黨革職”、“其品行為人所鄙”諸語。乾隆《潮州府志》又將其從列傳中剔除，而于卷三十二《宗萬化傳》中補入數(shù)語：“鄉(xiāng)宦吳殿邦以魏忠賢余黨，凌轢士民，萬化庭叱之，手批其頰?！惫饩w《海陽縣志》人物傳，殿邦又重行闌人，但文字更簡略，且謂其著述系《古懽堂集》而非“制堂”。
　　像這樣一位“才名藉甚”的解元名士、官至正卿的朝官，歷代地志為何在對他是否入傳上取舍不一？看來，其主要原因正如饒鍔先生在《潮州藝文志》殿邦著述后按語所說的：“胡恂《府志》載海日……附魏黨革職，與《欽定逆案錄》……語正合”，“是海日雖以文辭書法見長，而品行卑迂，在當時實為士林所不齒?！保?）那么，吳殿邦與魏忠賢黨究竟有何瓜葛？其“附逆”程度有多深？名列“逆案”的罪名及原因是什么？“附逆”后的境況又如何？
　　 ……
　　對此，作者不揣淺陋，僅就管窺所及，試加考述。
　　一、欽定逆案之始末
　　天啟七年（1627）八月乙卯，明熹宗朱由校崩，由其弟、十八歲的信王朱由檢嗣位，是為明思宗，翌年改元崇禎。
　　當魏忠賢竊政時，思宗在信邸“善自戢晦，忠賢心懾之，故不敢奸顧命?！保?）即位之后，神明自操，“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保?）初，“忠賢黨盛，莫發(fā)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始相攜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愨直罪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乃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于上，上不動?！笔辉鲁跻唬甲谙轮I斥“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井敶珥荩铊鲗m在殯，姑置鳳陽。二犯（按，指忠賢與客氏）家產(chǎn)，籍沒入官。其冒濫宗戚，俱煙瘴永戍。”七天后，忠賢知其罪不必免，遂于赴鳳陽途中的阜城尤氏旅舍中自縊。十一月十七，“（熹宗）乳媼客氏赴浣衣局掠死?！笔卤剑ㄘト懊姘?，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保?）至此，魏黨之首要分子均告伏法。但思宗意猶未盡，準備全面清理逆案。
　　崇禎二年（1629）正月庚辰（廿四日），思宗召大學士韓、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定逆案，諭曰：“朕欲定附逆入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卿等數(shù)日內(nèi)確定，不許中書參預?！遍w臣“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shù)十人呈進。上怒其不稱旨”，因嚴斥閣臣“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隔天，復召閣臣入，指桌上的幾個黃緞包袱曰：“此皆紅本（按，即由皇帝用朱筆批示的奏本），珰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保?）閣臣知帝意難回，勢難遺漏，于是又廣為搜列。
　　二月壬子，思宗又“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于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不在逆案？閣臣云：'無事實?！显唬?瑞圖善書，為珰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稱“在天之靈”，其罪者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待（按，指光宗寵姬李氏），不失厚道，后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為小人。’于是發(fā)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廣，幾無一遺?！保?）
　　三月辛未（十五日），“欽定逆案”正式頒布。涉案人員定為六等，計：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交結(jié)近侍，秋后處決者十九人；交結(jié)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交結(jié)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續(xù)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交結(jié)近侍減等、革職閑住者四十四人。又，忠賢親屬及內(nèi)官黨附者五十余人，合共三百二十余人。后又增“逆案漏網(wǎng)”者三十六人。（7）
　　綜觀上述“逆案”欽定經(jīng)過，其中似有幾點可引起注意者：
　　 1、“逆案”有擴大化傾向。
　　思宗青年繼祚，宸機獨斷，亟望扭轉(zhuǎn)頹局，實現(xiàn)中興，故于逆珰一黨，力求一網(wǎng)打盡。他堅信“忠賢一人在內(nèi)，茍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因此，外臣對逆珰只要有稱頌、贊導、諂附之跡象者，概不寬貸；“其內(nèi)臣同惡，亦當入之?！保?）以致逆案名單從閣臣初擬的數(shù)十人增至定案時的三百多人。但因其踐祚未久，缺乏相應的執(zhí)政經(jīng)驗，加上剛愎自用的性格弱點，故在除惡務盡的同時，難免給“逆案”的擬定帶來了擴大化的傾向。
　　 2、“逆案”的擬定有很大的隨意性。
　　擬定“逆案”之初，思宗對附逆者的界定標準曾作過相對細致、合理的規(guī)定，在對閣臣的諭旨中說：
　　欲分附逆，又須有據(jù)。今發(fā)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在內(nèi)閣評閱，如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后效……據(jù)法依律，不枉無徇。（9）
　　但是，當閣臣開列出只有四五十人的初擬名單后，思宗大不悅，認定閣臣“特畏任怨”，于是把“不枉無徇”的初衷置諸腦后，乾綱獨斷，無限上綱，從而使不少“附逆者”蒙上不白之冤。
　　崇禎元年十一月癸未，山陰監(jiān)生胡煥猷上書“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當魏忠賢專權(quán)，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今宜俱罷。”十二月辛丑，諸閣臣聯(lián)名上奏曰：“臣等實未嘗為忠賢作碑文也……以忠賢之勢，取旨如寄，而謂臣等敢惜其微銜以攖嵎虎之怒乎？至取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上命便依票擬之（明代閣臣在各種奏疏上草擬處理方案，稱“票擬”），一言不合，則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事從來俱在。臣未承乏之先，為日已久。臣等不盡受罪，但票擬不能盡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隨臣等之后，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死亦輕也。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于國，猶若可為也?；⒗侵?，愈觸則愈怒。今四年來乳虎蒼鷹，羅鉗罟網(wǎng)，毒遍天下，去就生死之爭，其效可見于此矣。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毫發(fā)之益于國，則亦稍盡臣等區(qū)區(qū)之心耳?！贝俗啾局⒁猱斎皇窃跒樽约恨q解，但其中所陳述的閣臣在忠賢得勢之日，形同傀儡，朝不保夕的境況卻絕非向壁虛造之詞。黃道周后來曾在奏本后加評語曰：“其不得已之情，亦昭昭可見。觀黃、施、張、李四公之辯胡煥猷，則當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10）
　　對此，青年天子卻充耳不聞，既不“原其初心”，也不“責其后效”，完全不顧“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的定逆準則，把上述四閣臣全都劃人逆案名單之內(nèi)！
　　天啟六年四月，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潘汝楨到任前，兼管織幣的杭州通判唐登已在清波門外建魏忠賢生祠。太監(jiān)李實嫌其隘陋，更創(chuàng)于北山，囑汝楨題祠額。其時織幣財政拮據(jù)，擬采云霧山木，汝楨想借工程甦民困，遂疏請建祠。熹宗許之且賜額曰“普德”。為此，潘汝楨落下一個“首開諂附”建逆祠的罪名，成為逆案中“結(jié)交近侍次等充軍者”之一員。
　　在明代，為官員建生祠之事層出不窮，毫不足怪。就在同年正月丙辰，就有官員上奏“請毀李三才、張云翼、毛士龍生祠”之事。只要思宗肯對汝楨上疏的背景稍事了解，真相便可大白。然而，至尊卻不屑于此，一味重處，以致時人趙維寰要憤激地說：生祠“成于唐登，遂于李實，事在乙丑（天啟五年）秋冬間，而潘撫蒞浙在丙寅（六年）四月，固風馬牛不相及也。矧意在為民請命，與他省之無因獻媚者絕相遠，乃廟堂不深惟本末，竟似首倡重處?！保?1）
　　司禮監(jiān)監(jiān)丞（正五品）劉若愚，于天啟元年被魏忠賢斥退至御馬監(jiān)外廠，因其善書、好學多文，后被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李永貞調(diào)派至內(nèi)直房經(jīng)營文書繕寫。劉目擊逆黨所為而無可奈何，乃改“時敏”之名為“若愚”，寓“苦心”二字以自儆。定逆案時，李永貞被斬決，劉則因有廷臣誣參“暗地運籌者，劉若愚也”，竟和李永貞一樣，名列逆案第二等：“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被處斬監(jiān)候！而魏黨司禮太監(jiān)王體乾、涂文輔等則以黃金買命得以漏網(wǎng)（后來才補入“諂附擁戴”第五等）。若愚在監(jiān)中不斷申冤，有語曰：“以外衙門譬之，逆賢、體乾大堂也，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司官也，累臣不是逆賢掌家、掌班名下，不過在永貞直房充抄謄之役，即同司房之書辦耳。今因大堂有罪而波及司中疏賤之吏，反縱舍大堂心腹榮貴之人如王體乾、涂文輔、王朝用等高枕無事，謂非孔方之力，誰其信哉？廉吏又安可為也？”（12）
　　經(jīng)過十幾年反覆上訴、推鞠，劉若愚終于獲釋。但逆案頒布之日，將魏黨心腹輕輕放過而將賤吏列為“首逆同謀”（只有六人）的事實，已充分說明了“欽定”過程的率意與粗疏。南明抗清志士夏允彝云：“欽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陛曾參孫居相耳，于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nèi)珉m有頌珰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jù)邸報亦入之。此何等事，而草草羅入，致被處者屢思翻局，持局者日費提防，糾纏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也。”（13）
　　 3、逆案名單中有濃烈的黨爭色彩。
　　明代之黨爭，由來已久。至萬歷年間，已有東林、秦、齊、楚、浙、宣、崑諸朋黨，而以東林勢力最盛。有相忤者，即目為邪黨，廢斥殆盡。天啟初，忠賢勢成，諸黨爭附忠賢以謀報復，遂假汪文言、熊廷弼二案屢興大獄，必欲將東林黨人一網(wǎng)打盡，又造“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等，加以惡名，并頒“黨人榜”于全國，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汀⑽杭日D，東林又復起用。思宗欲定逆案，參與議擬者為韓、李標、錢龍錫、曹于汴、喬允升（先期尚有吏部尚書王永光，后被劾為陰附逆者，遂辭不入）五人，其中曾入“東林點將錄”者三人：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天牢星病關(guān)索刑部尚書喬允升。（14）李標則曾師事趙星，列名“東林同志錄”中。錢龍錫系松江人，名雖未入“錄”，與東林之關(guān)系亦非同一般。
　　由這樣的“專案組”來定案，當然很難做到“一碗水端平”。故談遷在編完《國榷》有關(guān)逆案的段落后，亦忍不住要發(fā)一番感慨：“聞閣議主于錢龍錫，而姚希孟出龍錫之門（按：姚是“東林點將錄”中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lǐng)十二員之一，喻稱為“地闊星摩云金翅翰林檢討姚希孟”），效筆為多，故姑蘇人獨不預。雖羅人呂純?nèi)?，原非蘇人所歸也。古人云：受堯之誅，不能稱堯，彼曹子有次骨之怨。其后龍錫中禍，亦此案釀之矣。”（15）
　　黨系之傾軋紛爭，使魏忠賢坐收漁利，竊取權(quán)柄。欽定逆案雖清算了魏黨，卻啟開新一輪的釁端。終崇禎十七年，逆案堅挺難動，至南明馬士英、阮大鋮當國，其案始翻。一年之間，黨爭大起，終于導致明祚之覆亡。
　　綜上所述，“欽定逆案”之頒示，雖然“上以副圣天子錯枉之權(quán)，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16）讓人看到了整肅朝綱的一縷曙光，“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加之崇禎君臣舉措失當，制置乖方，使逆案帶有極大的隨意性，呈現(xiàn)出明顯的擴大化和門戶報復傾向，未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刈除奸逆以后，“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懶”的局面依然如故，以致思宗不久復信任宦官，終使“祚訖運移，身罹禍變?！保?7）因此，對“欽定逆案”的評價固宜慎重，而對于“逆案”中人，尤須據(jù)實分析、分別對待，不宜簡單地以“附逆”二字論定。
　　二、吳殿邦“附逆”辯析
　　在“欽定逆案”中，吳殿邦名列第五等“交結(jié)近侍又次第”第61名（第五等共128名），罪名是：
　　贊導———媚珰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尚寶卿破例。（18）
　　關(guān)于“劾樊王家追臟”事，《大明熹宗悊皇帝實錄》［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初一日）］中有較詳細記載：
　　尚寶司卿吳殿邦疏參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巡按廣東御史陳保泰。先是，王家守潮時，以吳殿邦族親僮仆多不法，申呈保泰逮捕吳耑一、蔡明虞等，置之法，株連多人。王家既察外，保泰亦年例外轉(zhuǎn)。至是殿邦具疏言：臣以力議淮撫李三才，為邪黨鄒元標、房可壯等所嫉。樊王家則房可壯之同年死友也；陳保泰則投拜鄒元標之門生也。朋謀害臣，用門子李榮、塘報吳光等，采訪臣家戚屬姓名，非刑拷掠，系累淹禁，一案而擬一絞、四斬、九軍、五十八徒，異究異慘。今奉恩詔，臣族屬所罹正與赦款相合，統(tǒng)乞概與矜赦。因訐樊王家私抽廣濟橋商稅三年共十萬余兩，李榮等索詐良民各有萬金，乞行追究。得旨：樊王家逢迎權(quán)黨，誣害鄉(xiāng)紳，借名窩訪，打死多命，故入人罪，究慘異常。且嘗違禁抽稅至十萬余兩，好生貪縱，著削籍為民，仍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蠹李榮、吳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著該部議處。（19）
　　為便于對上述事件作出允當評析，有必要對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細節(jié)先作些了解：
　　 1、關(guān)于“力議淮撫李三才”事。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傳］謂：“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jiān)得民心……會內(nèi)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偽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辯，且乞休?！薄疤靻⒃?，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薄叭挪糯蠖糜脵C權(quán)，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jié)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為眾所毀。”
　　天啟五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喬應甲上疏言時局門戶時，又追述當年三才謀入閣事：“嗣是議論紛起。有保三才，復有參三才；有保而參，即有參而復保，此門戶之所由分也。后三才贓私難掩，又匿陳增稅銀，出一奇策，借勢顧憲成投閣、部、院三書?！薄翱瞥几悼R去疏，有李三才托汪文言行賄謀升，房可壯特薦取旨如寄?？蓧阎]三才云：'人言三才奸雄，吾特患不奸雄?！粫r正氣直臣交章參劾。王德完、吳殿邦、徐揚先、周宗建皆參三才。”（20）
　　顯然，在天啟元年魏黨尚未竊得權(quán)柄之前，圍繞李三才是否入閣的問題，朝廷上下，人言洶涌，“議論紛起”。不管是保的一方還是參的一方，各有各的理，很難以邪正、是非的單一標準去簡單地劃線。在“交章參劾”的官員中，王德完在萬歷中曾因諫立太子事“受廷杖百，除其名”，“直聲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論每與鄒元標異?！保?1）而《東林點將錄》中的“天傷星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其時雖“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保?2）可見他礙于李三才“性不能持廉”，故保舉時亦自覺底氣不足，不敢堅持到底。李三才是東林黨魁，《點將錄》喻他為“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名列榜首。其麾下的左右先鋒是“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但在是否舉薦三才的問題上，兩位先鋒卻一保一參，態(tài)度截然不同。房可壯迫不及待地舉薦，周宗建卻站在王德完的一邊，與鄒元標對著干。（盡管他跟鄒有師友之誼。“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保?3））由此可見，反對三才入閣的呼聲，在當時是輿論的主流，即使是在東林黨人內(nèi)部，亦有不少人持否定態(tài)度。
　　吳殿邦時任通政參議。明代的通政使司，除“掌受內(nèi)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外，“凡議大政、大獄及會推文武大臣，必參預?！保?4）因此，當“有詔廷臣集議”時，殿邦參予對李三才的會推，純屬正常履行職責的行為。他在會議上慷慨陳辭，“力言（三才）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不依違兩可，觀點明確，旗幟鮮明，無論態(tài)度是否過激，應該說亦是盡職盡責的表現(xiàn)。為此，他得到不少人的贊賞，像“直聲震天下”的王德完“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保?5）但亦因此而招致了舉薦派特別是房可壯等東林黨人的怨恨，從而埋下了“附逆”的禍根。
　　 2、關(guān)于“劾樊王家追臟”事。
　　據(jù)上引吳殿邦《疏》：樊王家系“房可壯之同年（按，即同榜進士）死友”。樊于天啟元年至三年出任潮州知府。（26）他裁抑殿邦的族親僮仆的“不法”行為，當在此期間。吳府家人吳耑一、蔡明虞等究犯何法，違法的情節(jié)有多嚴重？我們今天已很難了解，但非“十惡不赦”者，應無疑義。（27）而一樁普通的民事案件，樊竟指使家人且借助塘報人員進行窩訪，大造輿論，又“非刑拷掠”，最后“擬一絞、四斬、九軍、五十八徒”，株連達七十二人！難怪吳殿邦要認定這是“朋謀害臣”、挾黨爭之嫌以圖報復的事件。因借天啟五年“冬十月……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28）的機會，上疏“乞與矜赦”，并反戈一擊，訐劾樊王家私抽廣濟橋商稅十萬余兩。
　　晚明因遼東戰(zhàn)事及剿定“流寇”所需，軍餉急劇膨脹，各地特別是富庶地區(qū)的官衙人等，借籌餉之名而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之事時有發(fā)生且屢禁不止。天啟七年二月，巡按廣東的晏春鳴在經(jīng)過調(diào)查以后向熹宗上奏，“題述地方利病。得旨：據(jù)奏粵中搜刮抵餉，其實攤派雜稅，抽扣兵餉，挪移賦額種種，累害及太平廠稅，額外加派，商人困苦，情弊昭然甚悉。著即與改歸田畝，照地征輸，以抵遼餉。俟遼事平日另議?！保?9）潮州廣濟橋在古代歷來是溝通閩贛粵的樞杻，商稅收入非常可觀，故當?shù)毓賳T巧立名目，私抽商稅之事，原非空穴來風。惟主事者與侵吞數(shù)額，是否果如殿邦奏疏中所言，寡陋如筆者，尚難斷定。但在當時，最高當局還是認可吳氏所奏，樊因此被“削籍為民”，“追贓具奏”，巡按陳保奏亦被“著該部議處”。
　　 3、關(guān)于“劾樊媚珰”與“破例升職”。
　　吳殿邦“劾樊王家追臟”事，已如前述。在這一事件中，樊失當懲處吳之族親僮仆在前，吳疏告樊與陳“朋謀害官”在后，整個過程與魏黨毫無干連。至于攻訐樊氏“私抽橋稅”一事，如拋開其中可能夾雜的個人恩怨成分而就事論事的話，更是肅紀糾貪、利國利民的行為，又與“媚珰”何涉？
　　退一步說，如果“劾樊”的本意確實是為了“媚珰”，那么，在參劾取得成效，“獻媚”成功之后，按說就該“取寵”了，就像《欽定逆案》中的不少人一樣：張文郁，“諂附。主事驟躐侍郎”，由正六品驟升為正三品；單明詡，“諂附。主事三年，躐躋巡撫”，由部司屬吏直升地方大員；李春煜，“頌美。例轉(zhuǎn)給事，躐升尚書”，按常例應升轉(zhuǎn)七品的給事中，一下子提為正二品的尚書（30）……然而，殿邦的情況卻截然不同。
　　給殿邦定罪的依據(jù)是“媚珰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尚寶卿破例?！边@兩句隱約其辭的話，易使人生發(fā)這樣的聯(lián)想：因媚珰劾樊而破例升官。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前引《熹宗實錄》的第一句話是“尚寶司卿吳殿邦疏參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時在天啟五年十二月初一日。顯然，在此之前，殿邦已在尚寶卿任上。換句話說，他由通政參議改任尚寶卿，與劾樊一事無涉。至于他何時改任，依筆者管見，或許就在王德完“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之后，時在天啟元年五月，因王德完其時為左僉都御史，不久即“請出受南京”。（31）而天啟元年熹宗方踐祚，魏忠賢尚未得勢，故殿邦改官，與“媚珰”全不沾邊。
　　明代之通政使司，設(shè)“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保?2）而“尚寶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以侍從儒臣、勛衛(wèi)領(lǐng)之，非有才能不得調(diào)。”（33）故通政參議改尚寶卿，屬同品平調(diào)。當然，同品位之官員改調(diào)，還有班次序列與考滿之講究，但尚寶卿既然“非有才能不得調(diào)”，而吳殿邦系由王德完特薦而改任，故即使“破例”，亦是因為在“力攻李三才”時表現(xiàn)出特殊才干而得到賞識和信任，根本構(gòu)不成罪行，與“媚珰”更難掛上鉤。何況，“劾樊”后不久，殿邦不但沒升遷，反而落職。
　　 “天啟六年閏六月癸亥（廿三日）……職方郎中鄭履祥及吳殿邦削奪官誥。”（34）按《國榷》記錄之慣例，某官員之黜陟，一般均標明前后改動之官銜，此處將吳與鄭并列，知其時殿邦已任職方郎中。兵部職方司郎中與尚寶卿雖同為正五品，但一為部之下設(shè)機構(gòu)，一為獨立行使職權(quán)之部門，其地位、份量有明顯的差別。吳殿邦這一次改任的原因難于確知，但《熹宗實錄》中的一條記載亦許可為我們提供思考的線索：“（天啟六年七月癸未〈十三日〉）勒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史孔吉閑往……吏部推孔吉尚寶司卿，以（王）繼曾陪。上謂史孔吉系高攀龍邪黨，如何謀干京堂？遂有是命?！痹瓉?，在殿邦改任后，吏部曾推薦史孔吉、王繼曾出任尚寶卿與少卿，但前者遭否決，所以在“七月壬午，王繼曾為尚寶司卿”，（35）而史孔吉卻連副使的頭銜都保不住，原因是他乃“高攀龍邪黨”。天啟六年是魏珰擅權(quán)的巔峰期，上述之“上謂”，不管是熹宗親口所言還是秉筆太監(jiān)代擬之“批紅”，總之都表明了最高當局的用人準則：凡與“邪黨”沾邊者均不得在京堂中任要職。尚寶卿“掌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薄皩殻ōt）二十有四……凡請寶、用寶、捧寶、隨寶、洗寶、繳寶，皆與內(nèi)官尚寶監(jiān)俱?！薄胺步鹋浦栁濉H王之藩及文武出鎮(zhèn)撫、行人通使命者，則給之。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咸驗而納之?；鋈胫睿嫫鋽?shù)。其職至邇，其事至重也?！保?6）像這樣重要的，直接參予“掌印把子”的職位，自然不能讓“邪黨”或不聽話的人染指。吳殿邦不是“邪黨”中人，如果他肯俯首貼耳、刻意“媚珰”的話，又怎會在魏珰已成為“九千歲”的時刻，丟了尚寶卿的要位并落了個“削奪官誥”的下場呢？他與魏黨之間的關(guān)系究竟如何，難道還不足于發(fā)人深省，從而重加審視嗎？
　　 “欽定逆案”頒示之日，吳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三年，但他依然難逃已逐步擴大化了的政治羅網(wǎng)，成為黨爭的陪祭品。在“劾樊”的奏疏中，他已清醒地意識到當年“以力議淮撫李三才”會“為邪黨鄒元標、房可壯等所嫉”，而出他意表之外的是，當以東林黨人為主的“專案組”在“秋后算賬”時，卻頗有心計地繞開這個十分敏感、且易授人以柄的話題（在所有的“附逆”者的定案勘語中均無片言只語涉及李三才），而是給他定了一個“媚珰劾樊王家追贓”的罪名———一句深文句納、含糊不清的判詞。
　　明代的官員之間互相攻訐、參劾，甚至“風聞上奏”之事，可謂司空見慣。問題是，“劾樊”有無依據(jù)，“追贓”應不應該？如果拋開這條最關(guān)鍵的判定是非的標準，“劾某人某事”的陳述語又焉可成為定罪的依據(jù)？對此，我們無妨參看一些與殿邦案由相類似，同列“逆案”第五等者的勘語：“徐復陽，贊導。誣郝土膏追贓”；“張汝懋，贊導。誣參樊尚璟、房可壯、楊嘉祚，追贓”；“阮鼎鉉，頌美。誣參呂坤并鄭三俊三案”；“岳駿聲，贊導。誣王之寀受贓，竟至逮死”（37）……上述勘語中，一個“誣”字，嚴于斧鉞。但對于殿邦，“誣”字卻改成“媚珰”二字。略同此例的還有《欽定逆案》附“逆案漏網(wǎng)”三十人中的王時英，其勘語是“疏參唐暉……樊王家……削奪”（38）?？梢?，參劾王家的，原非殿邦一人，王家等人確有可參之劣跡，所以不得不小心地避開“誣”字。這一看似巧妙高明的改動，其實是欲蓋彌彰，反而使定案者糾纏舊賬、睚眥必報的陰暗心理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技倆暴露無遺。
　　由于魏閹惡名昭著，其倒行逆施、竊國弄權(quán)的行徑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因此，凡是與魏黨沾邊的、特別是“逆案”中人，在史家文士的心目中，無不先入為主地罩上一重令人憎惡的陰影；而曾與魏黨對峙過、矛盾過的人，則程度不同地都閃現(xiàn)出耀眼的光環(huán)?！靶圆荒艹至?，以故為眾所毀”的李三才，因為“其后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39）相反地，耿直的王德完因推薦過邵輔忠、吳殿邦，“其后輔忠、殿邦以黨逆敗，僉為德完惜之。”（40）在這里，褒貶的標準是以人劃線而不問事件的原委、是非。而違禁抽稅、被追贓削籍的樊王家，在雍正《廣東通志》中卻被譽為“廉正執(zhí)法，裁抑豪右，民賴安輯”的名宦。但令人費解的是，《通志》在這段話之后，緊接著又說：“其后李栻（按，天啟四年接樊王家任）治尚簡，尤精醝政，不致于繁苛擾民。一嚴一寬，皆有功于潮郡?！保?1）鹽稅是潮州廣濟橋稅中第一大戶，既然李栻握篆期間“不致于繁苛擾民”，那么他的前任該是什么樣子，不是昭然若揭嗎？又有什么“有功于潮郡”、“民賴安輯”之可言？實際上，不管是嚴苛還是寬易，可謂“寬嚴皆誤”，而真正使潮州商稅得到較好治理的，應是天啟七年接李栻任潮州知府、后升海北道的馬鳴霆。崇禎年間建于郡城義安路鋪巷尾的“千里棠蔭”坊上的石刻匾文，可為我們提供一段可貴的為歷代地志所漏載的資證：
　　 “廣濟橋鹽商永思欽差海北道爺馬鳴霆前守潮州德政。頌語：于樂我公，古之龔黃。關(guān)心民瘼，亦恤恫瘝。膏敷雨澤，蠹消霜寒。無損瘠，國有余藏。商享公德，思之莫忘。垂之綽楔，以永庚桑。”（42）
　　民心如鏡長相映。為百姓辦好事的人，百姓將永遠懷念他。廣濟橋鹽商自發(fā)地為馬鳴霆立石坊，正是對此前那些“繁苛擾民”、使商民“捐瘠”的“官蠹”們的無聲抗議。這一舉措亦正好從另一側(cè)面印證吳殿邦之“劾樊追贓”，絕非誣告以“媚珰”。
　　可嘆的是，由于吳殿邦在“劾樊”奏疏中直斥鄒元標、房可壯等為“邪黨”，觸犯了東林黨人的大忌，于是仍被不分青紅皂白地羅織入“欽定逆案”之中。對于心志高傲的殿邦來說，這不啻是再一次的而且是更致命的政治打擊！當年，他在鄉(xiāng)試奪魁后曾躊躇滿志地在書齋花園中刻下金文“鼎魁”二字，堅信自己一定能夠在大比之年獨占鰲頭、名滿京華。（43）不料在歷經(jīng)十七年的宦海浮沉之后，竟墜入一個“削籍、附逆”的深淵之中。憤懣之余，他只能無奈地賦詩明志：“耕牛無宿草，倉鼠有余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44）除了歸咎于噩運之外，他還能說什么呢？
　　三、“品行為人所鄙”辨
　　康熙《海陽縣志·吳殿邦傳》謂吳“時附魏黨革職，歷升尚寶司正卿……其品行為人所鄙?！鼻皟删渲韵嗟株跚也缓鲜聦崳讶缜笆?。后一句雖然只有七字，卻字字千鈞，有如惡謚一般，幾乎置吳殿邦于萬劫不回之境地。但吳之品行究竟有何可鄙之處，除了“附魏黨”之外，在本傳文字中并無蹤跡可尋。
　　乾隆《潮州府志·宗萬化傳》謂“鄉(xiāng)宦吳殿邦以魏忠賢余黨，凌轢士民，萬化庭叱之，手批其頰?！彼闶怯辛艘恍盀槿怂伞钡募毠?jié)。對此，道光《廣東通志》有更具體之描述：“萬化攝篆時試士，裁抑魏黨通政使吳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頰?！保?5）原注云，此段記載出自《魏叔子集》，看來，乾隆《府志》所據(jù)者應與此同。但該段記述之漏洞頗多：宗萬化于“崇正改元，起補潮州同知，攝府篆”，（46）其時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二年。府官試士，是指對本府生員進生考核。殿邦原是朝廷命官，當然不會在被考核者之列，因此，“裁抑”云云，不知何從說起。其次，殿邦削籍時之官銜是職方司郎中，稍前則為尚寶卿，宗同知為何要舍近而求遠，而且給吳安上一個他從未任過的通政使（三品）的高位？亦許是魏叔子（名禧，江西寧都人，康熙間曾應博學宏詞試）的這段話實在太離譜了，所以乾隆《府志》才改為“鄉(xiāng)宦……凌轢士民”。但不管后人怎么潤色，若從其源頭處分析，其記述之可信性原就大可置疑。
　　因此，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看吳殿邦在回鄉(xiāng)之后都做過什么事。
　　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寺觀”載：“長壽庵，在城北金山之麓、鳳城驛之東……傍有三官堂，明天啟間郡人吳殿邦所建。辛丑（按，即順治十八年）堂像更新?！币浴叭佟睘槊膹R、庵、堂、殿，遍布全國。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其信仰源于對天、地、水的自然崇拜。道教稱：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如此，懷有不同希望的人，都可以在三官那里找到精神寄托。（47）吳殿邦削籍后在家鄉(xiāng)建此堂，主觀上或許正懷有此三種意愿，但客觀上無疑是為鄉(xiāng)人提供了一個消災祈福的宗教場所。可以想象，當年該堂之香火一定相當興旺，因此在僅僅過了三十來年以后，就必須更新堂像。而他之不為燒香許愿者“所鄙”，不言自明。天啟六年正是魏珰一手遮天，為他建生祠之諛風吹遍全國的時刻。其時，戰(zhàn)功顯赫的名將袁崇煥尚且要跟風邀寵，遑論他人？（袁后來亦名附“逆案”末等即“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事見《先撥志始》卷下）吳殿邦倘亦趁機在潮州建魏祠，說不定能因此而改變削籍鄉(xiāng)居的尷尬處境，但他卻不屑于此而創(chuàng)建三官堂以利己利人，真欲“媚珰”者，寧如是乎？
　　殿邦曾于家鄉(xiāng)楓溪建“吳氏家廟”，并于正座東西墻上撰書“念修堂八發(fā)”：孝弟忠敬禮義廉節(jié)。每字徑大2.1×1.54米，下各書四言八句之發(fā)文（手跡尚存廟中）。像“忠發(fā)”：“率土皆臣，況食其祿。出則分憂，為世造福。處在草莽，太平是祝。樂事勤功，皆以報國。”敬發(fā)：“君子敬身，無時敢懈。失意增修，快心防敗。謹事慎言，三畏三戒。惟無不敬，全身遠害?！惫?jié)發(fā)：“節(jié)有二義，儉約不侈。乾坤之貞，人心根柢。實見得是，可齊天地。大節(jié)不奪，精昭乘史?！蹦钚尢冒税l(fā)既是對后代子孫之規(guī)誡，其實亦是殿邦之夫子自道。觀其“處在草莽，太平是?！?；“失意增修，快心防敗”；“大節(jié)不奪，精昭乘史”諸言，可知他在逆境之中，仍心憂廟堂，堅信自己大節(jié)無虧。實際上，當時粵東各地修建之家廟、宗祠，都以能求得殿邦大書匾額為榮，顯然，眾多的索書者亦不認同他的品行可鄙。
　　殿邦鄉(xiāng)居期間，常至匏谷（今登塘白水巖）幽居，潛心研讀之暇，時亦寄情吟詠。清初潮州詩壇之領(lǐng)軍人物陳衍虞在為葉白也的《龍橋詩集》作序時說：“萬、泰、啟、禎間，郡人諱言詩，塾師授徒，父史訓子弟，皆云此道與制舉相左。自吳海日先生居林下，始好為詩?！保?8）乃知殿邦在推動晚明潮州詩界發(fā)展方面，功不可設(shè)。當年他還曾邀集同好者在匏谷結(jié)社，“壯歲即棄諸生服”的楊闈獲悉后，特意從大埔到匏谷“與吳冏卿殿邦，徜徉山水，酬唱無虛日?！保?9）殿邦留有《暮秋匏谷結(jié)社有賦得園字》二首以志盛，其七律云：
　　海門東去聽潮喧，落得便宜五石樽。
　　旅雁相過排晚字，群鷗坐對領(lǐng)卮言。
　　清狂我輩簪原合，懶拙畸人薜自捫。
　　生計只今詩酒在，未應蕭瑟此山園。（50）
　　第四句言詩友相約來踐鷗盟，而由殿邦領(lǐng)頭定出自然隨意之話題，也就是說，眾人皆以他為首領(lǐng)?？梢?，在高層次的詩文群體中，亦不存在“其品行為人所鄙”的問題。
　　潮州太平路原有“齒高德邵、百歲鄉(xiāng)賓”之石牌坊，下款鐫“為明吳卜高之父吳信建”，上二人系殿邦之父、祖。明制：“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保?1）吳卜高、吳信皆無移封官銜，可知此坊系殿邦削籍后所建。建坊須逐級申報，其時之府官肯準其所請，說明他們亦不嘗因殿邦落職而有所鄙視或刁難。
　　 “三世尚書、四朝大老”坊系崇禎元年潮州知府馬鳴霆等為贈太常卿林瓚、子林喬樌、孫戶部侍郎贈尚書林熙春建。乾隆年間，大書法家翁方綱之《粵東金石錄》謂：“諸郡邑志所載石坊極多，無足錄者。潮城石坊字尤多，佳獨崇禎元年三世尚書坊……字皆逕尺外，遒逸絕倫，合蘇、黃、米之能，不著書人姓名?！蔽谭骄V眼界極高，于書家少所稱許，獨于此坊字推崇備至，可知其字極佳。故老相傳，字系吳殿邦所書，若與今存吳書手跡相較，可謂確鑿不移。崇禎元年殿邦已削籍鄉(xiāng)居，故與“百歲鄉(xiāng)賓”坊一樣，坊額“不著書人姓名”。知府馬鳴霆在任時曾整飭鹽政，深知前任樊王家等之弊，對吳殿邦“劾樊”之是是非非洞若觀火，故于主持建坊時仍請殿邦書匾，順理成章。吳殿邦與林熙春、林益封父子曾同朝為官，吳任尚寶卿，熙春為大理寺卿，益封以父蔭任太常簿升上林苑監(jiān)，（52）彼此之間相當了解。天啟四年四月熙春以戶部左侍郎致仕，六年閏六月殿邦削籍返鄉(xiāng)，至七年熙春逝前，兩人仍有交往機會。熙春向以忠直稱，“丁卯（天啟七年）以前，聞朝端有一舉動，未嘗不當食廢箸?！薄翱冀K而逝，以當?shù)李}請，蒙恩祭葬。而郡邑紳庶奔哭幾前者，至庭不容拜。”（53）因此，為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立坊，倘延請一個刻意“媚珰”、“品行為人所鄙”的人來書寫坊匾，豈不大煞風景？林益封等林氏后裔以至社會輿情又豈能容忍？
　　吳殿邦才質(zhì)卓異，“離合詩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詩二百二十四首，無能解之者?！笨上У氖?，該石屏已不存，不然的話，由12個字而離合變化出224首詩來，將是詩壇的一大奇觀。而且，其詩文稿“每刻成即自焚其板”。為什么要這樣做？當然有多種原因，主要有：明代印刷術(shù)發(fā)達，只要舍得錢，便可刻書，尤其是當官的，可利用職權(quán)刻自己的詩文或編纂各種名目的專集以附庸風雅。到后來，官場行賄風氣愈盛，按規(guī)矩送錢時一定要配以書，特別是新刻的書，還美其名曰“書帕”，（54）挖空心思地用書卷氣來掩蓋銅臭氣?！安琶迳酢钡膮堑畎畈辉缸屪约旱奈募瘻S為他人的“書帕”，故用自焚書板的行動以表示對世風的抗爭。其次，作為削籍并“名麗逆案”的文士，吳殿邦當然知道“白紙黑字”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很多糾纏不清且防不勝防的麻煩，因此，他明智地采用了盡量縮小文集傳播面的措施，借以遠禍避害?？上У氖?，“人算不如天算”，由于傳播太狹，導致其“詩文罕存”，終于給我們留下了難以更深入地了解、品鑒其為人為文的遺憾。
　　結(jié)論
　　 1、“欽定逆案”有明顯的擴大化、隨意性傾向，有濃烈的黨爭報復的色彩。對“逆案中人”應具體分析、分別對待，不應簡單化地以“附逆”為由而“一棍子打死”。
　　 2、吳殿邦名列“欽定逆案”第五等是不爭的事實。但給他定案的“媚珰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尚寶卿破例”的罪名難以成立，而且他是在魏忠賢竊國弄權(quán)的巔峰期間被削奪官誥，對其“附逆”的實質(zhì)須重加審視。
　　 3、吳殿邦削籍居鄉(xiāng)期間，建“三官堂”，結(jié)匏谷社，為各地廟、祠題匾，為其祖請建“百歲鄉(xiāng)賓”坊，為鄉(xiāng)賢林熙春“三世尚書”坊題額，借“念修堂八發(fā)”以明志。凡此種種，均足以說明其品行未必“為人所鄙”，志籍中對他的某些“定評”，不宜盲從。
　　 4、吳殿邦是潮州文學藝術(shù)史上的杰出人物。對其政治態(tài)度、思想品德、宦績官風等可進一步研討，但對其詩文書畫作品，應大力發(fā)掘、整理，并妥加保護，深入研究，廣為弘揚。
　　
　　癸未中元節(jié)前夕畢稿于拙庵
　　注釋：
　　（1）（48）饒鍔、饒宗頤《潮州藝文志》4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
　　（2）（4）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八十八“天啟七年”，中華書局，1988.6.
　　（3）（17）《明史》卷二十四《莊烈帝本紀·贊》，岳麓出版社，1996.2.
　　（5）（6）（8）（9）（13）（15）《國榷》卷八十九“崇禎二年”。
　　（7）（14）（16）（18）（30）（37）（38）參見明·文秉《先撥志始》卷下，上海書店據(jù)神州國光社1951年版復印本，1982.12.
　　（10）《國榷》卷八十九“崇禎元年”。
　　（11）（34）（35）上揭書，卷八十七“天啟六年”。
　　（12）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三《累臣自敘略節(jié)》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5.
　　（19）李國祥、楊昶主編《明實錄類纂·廣東海南卷》“司法監(jiān)察”引《熹宗實錄》卷66，武漢出版社，1993.9.
　　（20）《國榷》卷八十七“天啟五年”。
　　（21）（25）（31）（40）《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王德完傳”。
　　（22）《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鄒元標傳”。
　　（23）《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宗建傳”。
　　（24）《明史》卷七十三“職官二”。
　　（26）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一“職官表”。
　　（27）《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殿邦疏上后，“得旨：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是可惟知吳氏族親之“罪”。
　　（28）《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紀”。
　　（29）《明實錄類纂·廣東海南卷》引“熹宗實錄”卷81。
　　（32）《明史》卷七十三“職官二”。
　　（33）（36）《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
　　（39）《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傳”。
　　（41）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雍正廣東通志潮事選》，引《通志》卷41“名宦志”，2003.4.
　　（42）陳森凱、張志堯《關(guān)于潮州古城牌坊的分類及其式微》所附“劉逸少先生抄錄資料影印件”，見潮州市政協(xié)主編《潮州文史資料》第十輯，1991.6.
　　（43）參見拙作《吳殿邦的金文手書》，載《潮州日報》副刊，2003
　　（44）該詩之草書大中堂手跡，現(xiàn)藏澄海市博物館，參見《楓溪吳氏族譜》2003
　　（45）（46）道光《廣東通志》卷251“宦績錄”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
　　（47）參見馬書田《華夏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2.
　　（49）同治《大埔縣志》卷十七“文苑傳”，轉(zhuǎn)引自《潮州藝文志》P.474。
　　（50）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六“藝文”。
　　（51）《明史》卷七十二“職官一”。
　　（52）雍正《海陽縣志》卷七“人集·人物”。
　　（53）郭之奇《贈戶部尚書林忠宣公傳》，據(jù)《潮州耆舊集》卷三十四《郭忠節(jié)集》。
　　（54）參見吳晗《燈下集·唐順之論明代刻書》，三聯(lián)書店，1960.6.
　　
　　
　　摘自《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單位：潮州市政協(xié)曾楚楠）吳殿邦是晚明潮州名宦，但順治、康熙兩朝之《潮州府志》均未立傳，至康熙·金一鳳《海陽縣志》“人物列傳·補遺”乃謂：
　　吳殿邦，字爾達，號海日，海陽人，博學能文，工詩賦、善書法，才名藉甚。年三十中萬歷壬子解元、癸丑進士，官通政司參議，時附魏黨革職，歷升尚寶司正卿。所著有《古制堂集》、《匏谷詩集》、《浮云吟》三十首，一時膾炙人口。離合詩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詩二百二十四首，無能解之者。每刻咸即自焚其板，故詩文罕存。其品行為人所鄙。
　　其后，雍正·張士璉《海陽縣志》始為其正式列傳，但刪去“時附魏黨革職”、“其品行為人所鄙”諸語。乾隆《潮州府志》又將其從列傳中剔除，而于卷三十二《宗萬化傳》中補入數(shù)語：“鄉(xiāng)宦吳殿邦以魏忠賢余黨，凌轢士民，萬化庭叱之，手批其頰?！惫饩w《海陽縣志》人物傳，殿邦又重行闌人，但文字更簡略，且謂其著述系《古懽堂集》而非“制堂”。
　　像這樣一位“才名藉甚”的解元名士、官至正卿的朝官，歷代地志為何在對他是否入傳上取舍不一？看來，其主要原因正如饒鍔先生在《潮州藝文志》殿邦著述后按語所說的：“胡恂《府志》載海日……附魏黨革職，與《欽定逆案錄》……語正合”，“是海日雖以文辭書法見長，而品行卑迂，在當時實為士林所不齒?！保?）那么，吳殿邦與魏忠賢黨究竟有何瓜葛？其“附逆”程度有多深？名列“逆案”的罪名及原因是什么？“附逆”后的境況又如何？
　　 ……
　　對此，作者不揣淺陋，僅就管窺所及，試加考述。
　　一、欽定逆案之始末
　　天啟七年（1627）八月乙卯，明熹宗朱由校崩，由其弟、十八歲的信王朱由檢嗣位，是為明思宗，翌年改元崇禎。
　　當魏忠賢竊政時，思宗在信邸“善自戢晦，忠賢心懾之，故不敢奸顧命?！保?）即位之后，神明自操，“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3）初，“忠賢黨盛，莫發(fā)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始相攜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愨直罪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乃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于上，上不動?！笔辉鲁跻唬甲谙轮I斥“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井敶珥?，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二犯（按，指忠賢與客氏）家產(chǎn)，籍沒入官。其冒濫宗戚，俱煙瘴永戍?！逼咛旌?，忠賢知其罪不必免，遂于赴鳳陽途中的阜城尤氏旅舍中自縊。十一月十七，“（熹宗）乳媼客氏赴浣衣局掠死。”十二月丙辰（廿三）“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保?）至此，魏黨之首要分子均告伏法。但思宗意猶未盡，準備全面清理逆案。
　　崇禎二年（1629）正月庚辰（廿四日），思宗召大學士韓、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定逆案，諭曰：“朕欲定附逆入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卿等數(shù)日內(nèi)確定，不許中書參預?！遍w臣“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shù)十人呈進。上怒其不稱旨”，因嚴斥閣臣“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隔天，復召閣臣入，指桌上的幾個黃緞包袱曰：“此皆紅本（按，即由皇帝用朱筆批示的奏本），珰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保?）閣臣知帝意難回，勢難遺漏，于是又廣為搜列。
　　二月壬子，思宗又“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于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不在逆案？閣臣云：'無事實?！显唬?瑞圖善書，為珰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稱“在天之靈”，其罪者矣?！瘑栙Z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待（按，指光宗寵姬李氏），不失厚道，后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显唬?惟反覆故為小人?！谑前l(fā)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廣，幾無一遺。”（6）
　　三月辛未（十五日），“欽定逆案”正式頒布。涉案人員定為六等，計：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交結(jié)近侍，秋后處決者十九人；交結(jié)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交結(jié)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續(xù)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交結(jié)近侍減等、革職閑住者四十四人。又，忠賢親屬及內(nèi)官黨附者五十余人，合共三百二十余人。后又增“逆案漏網(wǎng)”者三十六人。（7）
　　綜觀上述“逆案”欽定經(jīng)過，其中似有幾點可引起注意者：
　　 1、“逆案”有擴大化傾向。
　　思宗青年繼祚，宸機獨斷，亟望扭轉(zhuǎn)頹局，實現(xiàn)中興，故于逆珰一黨，力求一網(wǎng)打盡。他堅信“忠賢一人在內(nèi)，茍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因此，外臣對逆珰只要有稱頌、贊導、諂附之跡象者，概不寬貸；“其內(nèi)臣同惡，亦當入之?！保?）以致逆案名單從閣臣初擬的數(shù)十人增至定案時的三百多人。但因其踐祚未久，缺乏相應的執(zhí)政經(jīng)驗，加上剛愎自用的性格弱點，故在除惡務盡的同時，難免給“逆案”的擬定帶來了擴大化的傾向。
　　 2、“逆案”的擬定有很大的隨意性。
　　擬定“逆案”之初，思宗對附逆者的界定標準曾作過相對細致、合理的規(guī)定，在對閣臣的諭旨中說：
　　欲分附逆，又須有據(jù)。今發(fā)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在內(nèi)閣評閱，如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后效……據(jù)法依律，不枉無徇。（9）
　　但是，當閣臣開列出只有四五十人的初擬名單后，思宗大不悅，認定閣臣“特畏任怨”，于是把“不枉無徇”的初衷置諸腦后，乾綱獨斷，無限上綱，從而使不少“附逆者”蒙上不白之冤。
　　崇禎元年十一月癸未，山陰監(jiān)生胡煥猷上書“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當魏忠賢專權(quán)，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今宜俱罷。”十二月辛丑，諸閣臣聯(lián)名上奏曰：“臣等實未嘗為忠賢作碑文也……以忠賢之勢，取旨如寄，而謂臣等敢惜其微銜以攖嵎虎之怒乎？至取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上命便依票擬之（明代閣臣在各種奏疏上草擬處理方案，稱“票擬”），一言不合，則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事從來俱在。臣未承乏之先，為日已久。臣等不盡受罪，但票擬不能盡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隨臣等之后，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死亦輕也。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于國，猶若可為也?；⒗侵裕|則愈怒。今四年來乳虎蒼鷹，羅鉗罟網(wǎng)，毒遍天下，去就生死之爭，其效可見于此矣。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毫發(fā)之益于國，則亦稍盡臣等區(qū)區(qū)之心耳?！贝俗啾局⒁猱斎皇窃跒樽约恨q解，但其中所陳述的閣臣在忠賢得勢之日，形同傀儡，朝不保夕的境況卻絕非向壁虛造之詞。黃道周后來曾在奏本后加評語曰：“其不得已之情，亦昭昭可見。觀黃、施、張、李四公之辯胡煥猷，則當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保?0）
　　對此，青年天子卻充耳不聞，既不“原其初心”，也不“責其后效”，完全不顧“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的定逆準則，把上述四閣臣全都劃人逆案名單之內(nèi)！
　　天啟六年四月，浙江巡撫、右僉都御史潘汝楨到任前，兼管織幣的杭州通判唐登已在清波門外建魏忠賢生祠。太監(jiān)李實嫌其隘陋，更創(chuàng)于北山，囑汝楨題祠額。其時織幣財政拮據(jù)，擬采云霧山木，汝楨想借工程甦民困，遂疏請建祠。熹宗許之且賜額曰“普德”。為此，潘汝楨落下一個“首開諂附”建逆祠的罪名，成為逆案中“結(jié)交近侍次等充軍者”之一員。
　　在明代，為官員建生祠之事層出不窮，毫不足怪。就在同年正月丙辰，就有官員上奏“請毀李三才、張云翼、毛士龍生祠”之事。只要思宗肯對汝楨上疏的背景稍事了解，真相便可大白。然而，至尊卻不屑于此，一味重處，以致時人趙維寰要憤激地說：生祠“成于唐登，遂于李實，事在乙丑（天啟五年）秋冬間，而潘撫蒞浙在丙寅（六年）四月，固風馬牛不相及也。矧意在為民請命，與他省之無因獻媚者絕相遠，乃廟堂不深惟本末，竟似首倡重處。”（11）
　　司禮監(jiān)監(jiān)丞（正五品）劉若愚，于天啟元年被魏忠賢斥退至御馬監(jiān)外廠，因其善書、好學多文，后被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李永貞調(diào)派至內(nèi)直房經(jīng)營文書繕寫。劉目擊逆黨所為而無可奈何，乃改“時敏”之名為“若愚”，寓“苦心”二字以自儆。定逆案時，李永貞被斬決，劉則因有廷臣誣參“暗地運籌者，劉若愚也”，竟和李永貞一樣，名列逆案第二等：“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被處斬監(jiān)候！而魏黨司禮太監(jiān)王體乾、涂文輔等則以黃金買命得以漏網(wǎng)（后來才補入“諂附擁戴”第五等）。若愚在監(jiān)中不斷申冤，有語曰：“以外衙門譬之，逆賢、體乾大堂也，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司官也，累臣不是逆賢掌家、掌班名下，不過在永貞直房充抄謄之役，即同司房之書辦耳。今因大堂有罪而波及司中疏賤之吏，反縱舍大堂心腹榮貴之人如王體乾、涂文輔、王朝用等高枕無事，謂非孔方之力，誰其信哉？廉吏又安可為也？”（12）
　　經(jīng)過十幾年反覆上訴、推鞠，劉若愚終于獲釋。但逆案頒布之日，將魏黨心腹輕輕放過而將賤吏列為“首逆同謀”（只有六人）的事實，已充分說明了“欽定”過程的率意與粗疏。南明抗清志士夏允彝云：“欽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陛曾參孫居相耳，于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nèi)珉m有頌珰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jù)邸報亦入之。此何等事，而草草羅入，致被處者屢思翻局，持局者日費提防，糾纏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也?！保?3）
　　 3、逆案名單中有濃烈的黨爭色彩。
　　明代之黨爭，由來已久。至萬歷年間，已有東林、秦、齊、楚、浙、宣、崑諸朋黨，而以東林勢力最盛。有相忤者，即目為邪黨，廢斥殆盡。天啟初，忠賢勢成，諸黨爭附忠賢以謀報復，遂假汪文言、熊廷弼二案屢興大獄，必欲將東林黨人一網(wǎng)打盡，又造“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等，加以惡名，并頒“黨人榜”于全國，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客、魏既誅，東林又復起用。思宗欲定逆案，參與議擬者為韓、李標、錢龍錫、曹于汴、喬允升（先期尚有吏部尚書王永光，后被劾為陰附逆者，遂辭不入）五人，其中曾入“東林點將錄”者三人：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天牢星病關(guān)索刑部尚書喬允升。（14）李標則曾師事趙星，列名“東林同志錄”中。錢龍錫系松江人，名雖未入“錄”，與東林之關(guān)系亦非同一般。
　　由這樣的“專案組”來定案，當然很難做到“一碗水端平”。故談遷在編完《國榷》有關(guān)逆案的段落后，亦忍不住要發(fā)一番感慨：“聞閣議主于錢龍錫，而姚希孟出龍錫之門（按：姚是“東林點將錄”中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lǐng)十二員之一，喻稱為“地闊星摩云金翅翰林檢討姚希孟”），效筆為多，故姑蘇人獨不預。雖羅人呂純?nèi)?，原非蘇人所歸也。古人云：受堯之誅，不能稱堯，彼曹子有次骨之怨。其后龍錫中禍，亦此案釀之矣?！保?5）
　　黨系之傾軋紛爭，使魏忠賢坐收漁利，竊取權(quán)柄。欽定逆案雖清算了魏黨，卻啟開新一輪的釁端。終崇禎十七年，逆案堅挺難動，至南明馬士英、阮大鋮當國，其案始翻。一年之間，黨爭大起，終于導致明祚之覆亡。
　　綜上所述，“欽定逆案”之頒示，雖然“上以副圣天子錯枉之權(quán)，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16）讓人看到了整肅朝綱的一縷曙光，“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加之崇禎君臣舉措失當，制置乖方，使逆案帶有極大的隨意性，呈現(xiàn)出明顯的擴大化和門戶報復傾向，未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刈除奸逆以后，“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懶”的局面依然如故，以致思宗不久復信任宦官，終使“祚訖運移，身罹禍變?！保?7）因此，對“欽定逆案”的評價固宜慎重，而對于“逆案”中人，尤須據(jù)實分析、分別對待，不宜簡單地以“附逆”二字論定。
　　二、吳殿邦“附逆”辯析
　　在“欽定逆案”中，吳殿邦名列第五等“交結(jié)近侍又次第”第61名（第五等共128名），罪名是：
　　贊導———媚珰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尚寶卿破例。（18）
　　關(guān)于“劾樊王家追臟”事，《大明熹宗悊皇帝實錄》［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初一日）］中有較詳細記載：
　　尚寶司卿吳殿邦疏參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巡按廣東御史陳保泰。先是，王家守潮時，以吳殿邦族親僮仆多不法，申呈保泰逮捕吳耑一、蔡明虞等，置之法，株連多人。王家既察外，保泰亦年例外轉(zhuǎn)。至是殿邦具疏言：臣以力議淮撫李三才，為邪黨鄒元標、房可壯等所嫉。樊王家則房可壯之同年死友也；陳保泰則投拜鄒元標之門生也。朋謀害臣，用門子李榮、塘報吳光等，采訪臣家戚屬姓名，非刑拷掠，系累淹禁，一案而擬一絞、四斬、九軍、五十八徒，異究異慘。今奉恩詔，臣族屬所罹正與赦款相合，統(tǒng)乞概與矜赦。因訐樊王家私抽廣濟橋商稅三年共十萬余兩，李榮等索詐良民各有萬金，乞行追究。得旨：樊王家逢迎權(quán)黨，誣害鄉(xiāng)紳，借名窩訪，打死多命，故入人罪，究慘異常。且嘗違禁抽稅至十萬余兩，好生貪縱，著削籍為民，仍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蠹李榮、吳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著該部議處。（19）
　　為便于對上述事件作出允當評析，有必要對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細節(jié)先作些了解：
　　 1、關(guān)于“力議淮撫李三才”事。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傳］謂：“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jiān)得民心……會內(nèi)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偽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辯，且乞休?！薄疤靻⒃?，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薄叭挪糯蠖糜脵C權(quán)，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jié)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為眾所毀?！?br>　　天啟五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喬應甲上疏言時局門戶時，又追述當年三才謀入閣事：“嗣是議論紛起。有保三才，復有參三才；有保而參，即有參而復保，此門戶之所由分也。后三才贓私難掩，又匿陳增稅銀，出一奇策，借勢顧憲成投閣、部、院三書?！薄翱瞥几悼R去疏，有李三才托汪文言行賄謀升，房可壯特薦取旨如寄?？蓧阎]三才云：'人言三才奸雄，吾特患不奸雄?！粫r正氣直臣交章參劾。王德完、吳殿邦、徐揚先、周宗建皆參三才。”（20）
　　顯然，在天啟元年魏黨尚未竊得權(quán)柄之前，圍繞李三才是否入閣的問題，朝廷上下，人言洶涌，“議論紛起”。不管是保的一方還是參的一方，各有各的理，很難以邪正、是非的單一標準去簡單地劃線。在“交章參劾”的官員中，王德完在萬歷中曾因諫立太子事“受廷杖百，除其名”，“直聲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論每與鄒元標異。”（21）而《東林點將錄》中的“天傷星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其時雖“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保?2）可見他礙于李三才“性不能持廉”，故保舉時亦自覺底氣不足，不敢堅持到底。李三才是東林黨魁，《點將錄》喻他為“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名列榜首。其麾下的左右先鋒是“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但在是否舉薦三才的問題上，兩位先鋒卻一保一參，態(tài)度截然不同。房可壯迫不及待地舉薦，周宗建卻站在王德完的一邊，與鄒元標對著干。（盡管他跟鄒有師友之誼?！霸獦私ㄊ咨茣?，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保?3））由此可見，反對三才入閣的呼聲，在當時是輿論的主流，即使是在東林黨人內(nèi)部，亦有不少人持否定態(tài)度。
　　吳殿邦時任通政參議。明代的通政使司，除“掌受內(nèi)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外，“凡議大政、大獄及會推文武大臣，必參預?！保?4）因此，當“有詔廷臣集議”時，殿邦參予對李三才的會推，純屬正常履行職責的行為。他在會議上慷慨陳辭，“力言（三才）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不依違兩可，觀點明確，旗幟鮮明，無論態(tài)度是否過激，應該說亦是盡職盡責的表現(xiàn)。為此，他得到不少人的贊賞，像“直聲震天下”的王德完“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保?5）但亦因此而招致了舉薦派特別是房可壯等東林黨人的怨恨，從而埋下了“附逆”的禍根。
　　 2、關(guān)于“劾樊王家追臟”事。
　　據(jù)上引吳殿邦《疏》：樊王家系“房可壯之同年（按，即同榜進士）死友”。樊于天啟元年至三年出任潮州知府。（26）他裁抑殿邦的族親僮仆的“不法”行為，當在此期間。吳府家人吳耑一、蔡明虞等究犯何法，違法的情節(jié)有多嚴重？我們今天已很難了解，但非“十惡不赦”者，應無疑義。（27）而一樁普通的民事案件，樊竟指使家人且借助塘報人員進行窩訪，大造輿論，又“非刑拷掠”，最后“擬一絞、四斬、九軍、五十八徒”，株連達七十二人！難怪吳殿邦要認定這是“朋謀害臣”、挾黨爭之嫌以圖報復的事件。因借天啟五年“冬十月……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28）的機會，上疏“乞與矜赦”，并反戈一擊，訐劾樊王家私抽廣濟橋商稅十萬余兩。
　　晚明因遼東戰(zhàn)事及剿定“流寇”所需，軍餉急劇膨脹，各地特別是富庶地區(qū)的官衙人等，借籌餉之名而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之事時有發(fā)生且屢禁不止。天啟七年二月，巡按廣東的晏春鳴在經(jīng)過調(diào)查以后向熹宗上奏，“題述地方利病。得旨：據(jù)奏粵中搜刮抵餉，其實攤派雜稅，抽扣兵餉，挪移賦額種種，累害及太平廠稅，額外加派，商人困苦，情弊昭然甚悉。著即與改歸田畝，照地征輸，以抵遼餉。俟遼事平日另議?！保?9）潮州廣濟橋在古代歷來是溝通閩贛粵的樞杻，商稅收入非常可觀，故當?shù)毓賳T巧立名目，私抽商稅之事，原非空穴來風。惟主事者與侵吞數(shù)額，是否果如殿邦奏疏中所言，寡陋如筆者，尚難斷定。但在當時，最高當局還是認可吳氏所奏，樊因此被“削籍為民”，“追贓具奏”，巡按陳保奏亦被“著該部議處”。
　　 3、關(guān)于“劾樊媚珰”與“破例升職”。
　　吳殿邦“劾樊王家追臟”事，已如前述。在這一事件中，樊失當懲處吳之族親僮仆在前，吳疏告樊與陳“朋謀害官”在后，整個過程與魏黨毫無干連。至于攻訐樊氏“私抽橋稅”一事，如拋開其中可能夾雜的個人恩怨成分而就事論事的話，更是肅紀糾貪、利國利民的行為，又與“媚珰”何涉？
　　退一步說，如果“劾樊”的本意確實是為了“媚珰”，那么，在參劾取得成效，“獻媚”成功之后，按說就該“取寵”了，就像《欽定逆案》中的不少人一樣：張文郁，“諂附。主事驟躐侍郎”，由正六品驟升為正三品；單明詡，“諂附。主事三年，躐躋巡撫”，由部司屬吏直升地方大員；李春煜，“頌美。例轉(zhuǎn)給事，躐升尚書”，按常例應升轉(zhuǎn)七品的給事中，一下子提為正二品的尚書（30）……然而，殿邦的情況卻截然不同。
　　給殿邦定罪的依據(jù)是“媚珰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尚寶卿破例?！边@兩句隱約其辭的話，易使人生發(fā)這樣的聯(lián)想：因媚珰劾樊而破例升官。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前引《熹宗實錄》的第一句話是“尚寶司卿吳殿邦疏參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時在天啟五年十二月初一日。顯然，在此之前，殿邦已在尚寶卿任上。換句話說，他由通政參議改任尚寶卿，與劾樊一事無涉。至于他何時改任，依筆者管見，或許就在王德完“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之后，時在天啟元年五月，因王德完其時為左僉都御史，不久即“請出受南京”。（31）而天啟元年熹宗方踐祚，魏忠賢尚未得勢，故殿邦改官，與“媚珰”全不沾邊。
　　明代之通政使司，設(shè)“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保?2）而“尚寶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以侍從儒臣、勛衛(wèi)領(lǐng)之，非有才能不得調(diào)?！保?3）故通政參議改尚寶卿，屬同品平調(diào)。當然，同品位之官員改調(diào)，還有班次序列與考滿之講究，但尚寶卿既然“非有才能不得調(diào)”，而吳殿邦系由王德完特薦而改任，故即使“破例”，亦是因為在“力攻李三才”時表現(xiàn)出特殊才干而得到賞識和信任，根本構(gòu)不成罪行，與“媚珰”更難掛上鉤。何況，“劾樊”后不久，殿邦不但沒升遷，反而落職。
　　 “天啟六年閏六月癸亥（廿三日）……職方郎中鄭履祥及吳殿邦削奪官誥?！保?4）按《國榷》記錄之慣例，某官員之黜陟，一般均標明前后改動之官銜，此處將吳與鄭并列，知其時殿邦已任職方郎中。兵部職方司郎中與尚寶卿雖同為正五品，但一為部之下設(shè)機構(gòu)，一為獨立行使職權(quán)之部門，其地位、份量有明顯的差別。吳殿邦這一次改任的原因難于確知，但《熹宗實錄》中的一條記載亦許可為我們提供思考的線索：“（天啟六年七月癸未〈十三日〉）勒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史孔吉閑往……吏部推孔吉尚寶司卿，以（王）繼曾陪。上謂史孔吉系高攀龍邪黨，如何謀干京堂？遂有是命?！痹瓉?，在殿邦改任后，吏部曾推薦史孔吉、王繼曾出任尚寶卿與少卿，但前者遭否決，所以在“七月壬午，王繼曾為尚寶司卿”，（35）而史孔吉卻連副使的頭銜都保不住，原因是他乃“高攀龍邪黨”。天啟六年是魏珰擅權(quán)的巔峰期，上述之“上謂”，不管是熹宗親口所言還是秉筆太監(jiān)代擬之“批紅”，總之都表明了最高當局的用人準則：凡與“邪黨”沾邊者均不得在京堂中任要職。尚寶卿“掌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寶（璽）二十有四……凡請寶、用寶、捧寶、隨寶、洗寶、繳寶，皆與內(nèi)官尚寶監(jiān)俱。”“凡金牌之號五……親王之藩及文武出鎮(zhèn)撫、行人通使命者，則給之。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咸驗而納之?；鋈胫?，而辨其數(shù)。其職至邇，其事至重也?！保?6）像這樣重要的，直接參予“掌印把子”的職位，自然不能讓“邪黨”或不聽話的人染指。吳殿邦不是“邪黨”中人，如果他肯俯首貼耳、刻意“媚珰”的話，又怎會在魏珰已成為“九千歲”的時刻，丟了尚寶卿的要位并落了個“削奪官誥”的下場呢？他與魏黨之間的關(guān)系究竟如何，難道還不足于發(fā)人深省，從而重加審視嗎？
　　 “欽定逆案”頒示之日，吳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三年，但他依然難逃已逐步擴大化了的政治羅網(wǎng)，成為黨爭的陪祭品。在“劾樊”的奏疏中，他已清醒地意識到當年“以力議淮撫李三才”會“為邪黨鄒元標、房可壯等所嫉”，而出他意表之外的是，當以東林黨人為主的“專案組”在“秋后算賬”時，卻頗有心計地繞開這個十分敏感、且易授人以柄的話題（在所有的“附逆”者的定案勘語中均無片言只語涉及李三才），而是給他定了一個“媚珰劾樊王家追贓”的罪名———一句深文句納、含糊不清的判詞。
　　明代的官員之間互相攻訐、參劾，甚至“風聞上奏”之事，可謂司空見慣。問題是，“劾樊”有無依據(jù)，“追贓”應不應該？如果拋開這條最關(guān)鍵的判定是非的標準，“劾某人某事”的陳述語又焉可成為定罪的依據(jù)？對此，我們無妨參看一些與殿邦案由相類似，同列“逆案”第五等者的勘語：“徐復陽，贊導。誣郝土膏追贓”；“張汝懋，贊導。誣參樊尚璟、房可壯、楊嘉祚，追贓”；“阮鼎鉉，頌美。誣參呂坤并鄭三俊三案”；“岳駿聲，贊導。誣王之寀受贓，竟至逮死”（37）……上述勘語中，一個“誣”字，嚴于斧鉞。但對于殿邦，“誣”字卻改成“媚珰”二字。略同此例的還有《欽定逆案》附“逆案漏網(wǎng)”三十人中的王時英，其勘語是“疏參唐暉……樊王家……削奪”（38）?？梢?，參劾王家的，原非殿邦一人，王家等人確有可參之劣跡，所以不得不小心地避開“誣”字。這一看似巧妙高明的改動，其實是欲蓋彌彰，反而使定案者糾纏舊賬、睚眥必報的陰暗心理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技倆暴露無遺。
　　由于魏閹惡名昭著，其倒行逆施、竊國弄權(quán)的行徑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因此，凡是與魏黨沾邊的、特別是“逆案”中人，在史家文士的心目中，無不先入為主地罩上一重令人憎惡的陰影；而曾與魏黨對峙過、矛盾過的人，則程度不同地都閃現(xiàn)出耀眼的光環(huán)?！靶圆荒艹至?，以故為眾所毀”的李三才，因為“其后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39）相反地，耿直的王德完因推薦過邵輔忠、吳殿邦，“其后輔忠、殿邦以黨逆敗，僉為德完惜之?！保?0）在這里，褒貶的標準是以人劃線而不問事件的原委、是非。而違禁抽稅、被追贓削籍的樊王家，在雍正《廣東通志》中卻被譽為“廉正執(zhí)法，裁抑豪右，民賴安輯”的名宦。但令人費解的是，《通志》在這段話之后，緊接著又說：“其后李栻（按，天啟四年接樊王家任）治尚簡，尤精醝政，不致于繁苛擾民。一嚴一寬，皆有功于潮郡?！保?1）鹽稅是潮州廣濟橋稅中第一大戶，既然李栻握篆期間“不致于繁苛擾民”，那么他的前任該是什么樣子，不是昭然若揭嗎？又有什么“有功于潮郡”、“民賴安輯”之可言？實際上，不管是嚴苛還是寬易，可謂“寬嚴皆誤”，而真正使潮州商稅得到較好治理的，應是天啟七年接李栻任潮州知府、后升海北道的馬鳴霆。崇禎年間建于郡城義安路鋪巷尾的“千里棠蔭”坊上的石刻匾文，可為我們提供一段可貴的為歷代地志所漏載的資證：
　　 “廣濟橋鹽商永思欽差海北道爺馬鳴霆前守潮州德政。頌語：于樂我公，古之龔黃。關(guān)心民瘼，亦恤恫瘝。膏敷雨澤，蠹消霜寒。無損瘠，國有余藏。商享公德，思之莫忘。垂之綽楔，以永庚桑。”（42）
　　民心如鏡長相映。為百姓辦好事的人，百姓將永遠懷念他。廣濟橋鹽商自發(fā)地為馬鳴霆立石坊，正是對此前那些“繁苛擾民”、使商民“捐瘠”的“官蠹”們的無聲抗議。這一舉措亦正好從另一側(cè)面印證吳殿邦之“劾樊追贓”，絕非誣告以“媚珰”。
　　可嘆的是，由于吳殿邦在“劾樊”奏疏中直斥鄒元標、房可壯等為“邪黨”，觸犯了東林黨人的大忌，于是仍被不分青紅皂白地羅織入“欽定逆案”之中。對于心志高傲的殿邦來說，這不啻是再一次的而且是更致命的政治打擊！當年，他在鄉(xiāng)試奪魁后曾躊躇滿志地在書齋花園中刻下金文“鼎魁”二字，堅信自己一定能夠在大比之年獨占鰲頭、名滿京華。（43）不料在歷經(jīng)十七年的宦海浮沉之后，竟墜入一個“削籍、附逆”的深淵之中。憤懣之余，他只能無奈地賦詩明志：“耕牛無宿草，倉鼠有余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44）除了歸咎于噩運之外，他還能說什么呢？
　　三、“品行為人所鄙”辨
　　康熙《海陽縣志·吳殿邦傳》謂吳“時附魏黨革職，歷升尚寶司正卿……其品行為人所鄙?！鼻皟删渲韵嗟株跚也缓鲜聦?，已如前述。后一句雖然只有七字，卻字字千鈞，有如惡謚一般，幾乎置吳殿邦于萬劫不回之境地。但吳之品行究竟有何可鄙之處，除了“附魏黨”之外，在本傳文字中并無蹤跡可尋。
　　乾隆《潮州府志·宗萬化傳》謂“鄉(xiāng)宦吳殿邦以魏忠賢余黨，凌轢士民，萬化庭叱之，手批其頰?！彼闶怯辛艘恍盀槿怂伞钡募毠?jié)。對此，道光《廣東通志》有更具體之描述：“萬化攝篆時試士，裁抑魏黨通政使吳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頰。”（45）原注云，此段記載出自《魏叔子集》，看來，乾隆《府志》所據(jù)者應與此同。但該段記述之漏洞頗多：宗萬化于“崇正改元，起補潮州同知，攝府篆”，（46）其時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二年。府官試士，是指對本府生員進生考核。殿邦原是朝廷命官，當然不會在被考核者之列，因此，“裁抑”云云，不知何從說起。其次，殿邦削籍時之官銜是職方司郎中，稍前則為尚寶卿，宗同知為何要舍近而求遠，而且給吳安上一個他從未任過的通政使（三品）的高位？亦許是魏叔子（名禧，江西寧都人，康熙間曾應博學宏詞試）的這段話實在太離譜了，所以乾隆《府志》才改為“鄉(xiāng)宦……凌轢士民”。但不管后人怎么潤色，若從其源頭處分析，其記述之可信性原就大可置疑。
　　因此，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看吳殿邦在回鄉(xiāng)之后都做過什么事。
　　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寺觀”載：“長壽庵，在城北金山之麓、鳳城驛之東……傍有三官堂，明天啟間郡人吳殿邦所建。辛丑（按，即順治十八年）堂像更新?！币浴叭佟睘槊膹R、庵、堂、殿，遍布全國。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其信仰源于對天、地、水的自然崇拜。道教稱：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如此，懷有不同希望的人，都可以在三官那里找到精神寄托。（47）吳殿邦削籍后在家鄉(xiāng)建此堂，主觀上或許正懷有此三種意愿，但客觀上無疑是為鄉(xiāng)人提供了一個消災祈福的宗教場所?？梢韵胂?，當年該堂之香火一定相當興旺，因此在僅僅過了三十來年以后，就必須更新堂像。而他之不為燒香許愿者“所鄙”，不言自明。天啟六年正是魏珰一手遮天，為他建生祠之諛風吹遍全國的時刻。其時，戰(zhàn)功顯赫的名將袁崇煥尚且要跟風邀寵，遑論他人？（袁后來亦名附“逆案”末等即“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事見《先撥志始》卷下）吳殿邦倘亦趁機在潮州建魏祠，說不定能因此而改變削籍鄉(xiāng)居的尷尬處境，但他卻不屑于此而創(chuàng)建三官堂以利己利人，真欲“媚珰”者，寧如是乎？
　　殿邦曾于家鄉(xiāng)楓溪建“吳氏家廟”，并于正座東西墻上撰書“念修堂八發(fā)”：孝弟忠敬禮義廉節(jié)。每字徑大2.1×1.54米，下各書四言八句之發(fā)文（手跡尚存廟中）。像“忠發(fā)”：“率土皆臣，況食其祿。出則分憂，為世造福。處在草莽，太平是祝。樂事勤功，皆以報國。”敬發(fā)：“君子敬身，無時敢懈。失意增修，快心防敗。謹事慎言，三畏三戒。惟無不敬，全身遠害?！惫?jié)發(fā)：“節(jié)有二義，儉約不侈。乾坤之貞，人心根柢。實見得是，可齊天地。大節(jié)不奪，精昭乘史?！蹦钚尢冒税l(fā)既是對后代子孫之規(guī)誡，其實亦是殿邦之夫子自道。觀其“處在草莽，太平是?！?；“失意增修，快心防敗”；“大節(jié)不奪，精昭乘史”諸言，可知他在逆境之中，仍心憂廟堂，堅信自己大節(jié)無虧。實際上，當時粵東各地修建之家廟、宗祠，都以能求得殿邦大書匾額為榮，顯然，眾多的索書者亦不認同他的品行可鄙。
　　殿邦鄉(xiāng)居期間，常至匏谷（今登塘白水巖）幽居，潛心研讀之暇，時亦寄情吟詠。清初潮州詩壇之領(lǐng)軍人物陳衍虞在為葉白也的《龍橋詩集》作序時說：“萬、泰、啟、禎間，郡人諱言詩，塾師授徒，父史訓子弟，皆云此道與制舉相左。自吳海日先生居林下，始好為詩?！保?8）乃知殿邦在推動晚明潮州詩界發(fā)展方面，功不可設(shè)。當年他還曾邀集同好者在匏谷結(jié)社，“壯歲即棄諸生服”的楊闈獲悉后，特意從大埔到匏谷“與吳冏卿殿邦，徜徉山水，酬唱無虛日。”（49）殿邦留有《暮秋匏谷結(jié)社有賦得園字》二首以志盛，其七律云：
　　海門東去聽潮喧，落得便宜五石樽。
　　旅雁相過排晚字，群鷗坐對領(lǐng)卮言。
　　清狂我輩簪原合，懶拙畸人薜自捫。
　　生計只今詩酒在，未應蕭瑟此山園。（50）
　　第四句言詩友相約來踐鷗盟，而由殿邦領(lǐng)頭定出自然隨意之話題，也就是說，眾人皆以他為首領(lǐng)。可見，在高層次的詩文群體中，亦不存在“其品行為人所鄙”的問題。
　　潮州太平路原有“齒高德邵、百歲鄉(xiāng)賓”之石牌坊，下款鐫“為明吳卜高之父吳信建”，上二人系殿邦之父、祖。明制：“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保?1）吳卜高、吳信皆無移封官銜，可知此坊系殿邦削籍后所建。建坊須逐級申報，其時之府官肯準其所請，說明他們亦不嘗因殿邦落職而有所鄙視或刁難。
　　 “三世尚書、四朝大老”坊系崇禎元年潮州知府馬鳴霆等為贈太常卿林瓚、子林喬樌、孫戶部侍郎贈尚書林熙春建。乾隆年間，大書法家翁方綱之《粵東金石錄》謂：“諸郡邑志所載石坊極多，無足錄者。潮城石坊字尤多，佳獨崇禎元年三世尚書坊……字皆逕尺外，遒逸絕倫，合蘇、黃、米之能，不著書人姓名?！蔽谭骄V眼界極高，于書家少所稱許，獨于此坊字推崇備至，可知其字極佳。故老相傳，字系吳殿邦所書，若與今存吳書手跡相較，可謂確鑿不移。崇禎元年殿邦已削籍鄉(xiāng)居，故與“百歲鄉(xiāng)賓”坊一樣，坊額“不著書人姓名”。知府馬鳴霆在任時曾整飭鹽政，深知前任樊王家等之弊，對吳殿邦“劾樊”之是是非非洞若觀火，故于主持建坊時仍請殿邦書匾，順理成章。吳殿邦與林熙春、林益封父子曾同朝為官，吳任尚寶卿，熙春為大理寺卿，益封以父蔭任太常簿升上林苑監(jiān)，（52）彼此之間相當了解。天啟四年四月熙春以戶部左侍郎致仕，六年閏六月殿邦削籍返鄉(xiāng)，至七年熙春逝前，兩人仍有交往機會。熙春向以忠直稱，“丁卯（天啟七年）以前，聞朝端有一舉動，未嘗不當食廢箸。”“考終而逝，以當?shù)李}請，蒙恩祭葬。而郡邑紳庶奔哭幾前者，至庭不容拜?！保?3）因此，為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立坊，倘延請一個刻意“媚珰”、“品行為人所鄙”的人來書寫坊匾，豈不大煞風景？林益封等林氏后裔以至社會輿情又豈能容忍？
　　吳殿邦才質(zhì)卓異，“離合詩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詩二百二十四首，無能解之者。”可惜的是，該石屏已不存，不然的話，由12個字而離合變化出224首詩來，將是詩壇的一大奇觀。而且，其詩文稿“每刻成即自焚其板”。為什么要這樣做？當然有多種原因，主要有：明代印刷術(shù)發(fā)達，只要舍得錢，便可刻書，尤其是當官的，可利用職權(quán)刻自己的詩文或編纂各種名目的專集以附庸風雅。到后來，官場行賄風氣愈盛，按規(guī)矩送錢時一定要配以書，特別是新刻的書，還美其名曰“書帕”，（54）挖空心思地用書卷氣來掩蓋銅臭氣。“才名藉甚”的吳殿邦不愿讓自己的文集淪為他人的“書帕”，故用自焚書板的行動以表示對世風的抗爭。其次，作為削籍并“名麗逆案”的文士，吳殿邦當然知道“白紙黑字”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很多糾纏不清且防不勝防的麻煩，因此，他明智地采用了盡量縮小文集傳播面的措施，借以遠禍避害。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傳播太狹，導致其“詩文罕存”，終于給我們留下了難以更深入地了解、品鑒其為人為文的遺憾。
　　結(jié)論
　　 1、“欽定逆案”有明顯的擴大化、隨意性傾向，有濃烈的黨爭報復的色彩。對“逆案中人”應具體分析、分別對待，不應簡單化地以“附逆”為由而“一棍子打死”。
　　 2、吳殿邦名列“欽定逆案”第五等是不爭的事實。但給他定案的“媚珰劾樊王家追贓，通參改尚寶卿破例”的罪名難以成立，而且他是在魏忠賢竊國弄權(quán)的巔峰期間被削奪官誥，對其“附逆”的實質(zhì)須重加審視。
　　 3、吳殿邦削籍居鄉(xiāng)期間，建“三官堂”，結(jié)匏谷社，為各地廟、祠題匾，為其祖請建“百歲鄉(xiāng)賓”坊，為鄉(xiāng)賢林熙春“三世尚書”坊題額，借“念修堂八發(fā)”以明志。凡此種種，均足以說明其品行未必“為人所鄙”，志籍中對他的某些“定評”，不宜盲從。
　　 4、吳殿邦是潮州文學藝術(shù)史上的杰出人物。對其政治態(tài)度、思想品德、宦績官風等可進一步研討，但對其詩文書畫作品，應大力發(fā)掘、整理，并妥加保護，深入研究，廣為弘揚。
　　
　　癸未中元節(jié)前夕畢稿于拙庵
　　注釋：
　　（1）（48）饒鍔、饒宗頤《潮州藝文志》4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
　　（2）（4）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八十八“天啟七年”，中華書局，1988.6.
　　（3）（17）《明史》卷二十四《莊烈帝本紀·贊》，岳麓出版社，1996.2.
　　（5）（6）（8）（9）（13）（15）《國榷》卷八十九“崇禎二年”。
　　（7）（14）（16）（18）（30）（37）（38）參見明·文秉《先撥志始》卷下，上海書店據(jù)神州國光社1951年版復印本，1982.12.
　　（10）《國榷》卷八十九“崇禎元年”。
　　（11）（34）（35）上揭書，卷八十七“天啟六年”。
　　（12）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三《累臣自敘略節(jié)》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5.
　　（19）李國祥、楊昶主編《明實錄類纂·廣東海南卷》“司法監(jiān)察”引《熹宗實錄》卷66，武漢出版社，1993.9.
　　（20）《國榷》卷八十七“天啟五年”。
　　（21）（25）（31）（40）《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王德完傳”。
　　（22）《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鄒元標傳”。
　　（23）《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宗建傳”。
　　（24）《明史》卷七十三“職官二”。
　　（26）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一“職官表”。
　　（27）《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钡畎钍枭虾螅暗弥迹浩錈o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笔强晌┲獏鞘献逵H之“罪”。
　　（28）《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紀”。
　　（29）《明實錄類纂·廣東海南卷》引“熹宗實錄”卷81。
　　（32）《明史》卷七十三“職官二”。
　　（33）（36）《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
　　（39）《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傳”。
　　（41）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雍正廣東通志潮事選》，引《通志》卷41“名宦志”，2003.4.
　　（42）陳森凱、張志堯《關(guān)于潮州古城牌坊的分類及其式微》所附“劉逸少先生抄錄資料影印件”，見潮州市政協(xié)主編《潮州文史資料》第十輯，1991.6.
　　（43）參見拙作《吳殿邦的金文手書》，載《潮州日報》副刊，2003
　　（44）該詩之草書大中堂手跡，現(xiàn)藏澄海市博物館，參見《楓溪吳氏族譜》2003
　　（45）（46）道光《廣東通志》卷251“宦績錄”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
　　（47）參見馬書田《華夏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2.
　　（49）同治《大埔縣志》卷十七“文苑傳”，轉(zhuǎn)引自《潮州藝文志》P.474。
　　（50）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六“藝文”。
　　（51）《明史》卷七十二“職官一”。
　　（52）雍正《海陽縣志》卷七“人集·人物”。
　　（53）郭之奇《贈戶部尚書林忠宣公傳》，據(jù)《潮州耆舊集》卷三十四《郭忠節(jié)集》。
　　（54）參見吳晗《燈下集·唐順之論明代刻書》，三聯(lián)書店，1960.6.
　　
　　
　　摘自《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單位：潮州市政協(xié)曾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