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

“素位而行，隨適而安”

湯用彤、吳宓，再加上陳寅恪，是歷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三人均為近代的大家，在哈佛大學留學時，互相交流，成為至交。在認識陳寅恪之前，湯用彤是吳宓最欽佩的知交，認為：“錫予喜慍不輕觸發(fā)，德量汪汪，風概類黃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奧，獨得深窺。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機”。三人中，以陳寅恪學問最為淵博，而佛學功底則以湯用彤最為深厚。為人處世方面，湯用彤基本上繼承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這一家風頗合禪理。

西南聯(lián)大時，湯用彤被稱為湯菩薩，他的學生們還私下把他稱為“和尚”。他的哲學系學生汪子嵩回憶：“三位擔任院長和系主任的老師各具特色。湯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頭極短的銀發(fā)，是佛學專家；馮友蘭先生留著一頭濃黑的頭發(fā)，大胡子，長袍馬褂，手上包書的是一塊印有太極八卦的藍布；馮文潛先生瘦瘦小小，留著垂到腦后的灰發(fā)，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當他們?nèi)齻€人走在一起時，我們做學生的，就戲稱他們是一僧、一道、一尼?！睂W生們戲稱老師為“僧”，也可以說明湯用彤為人之隨和。他的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深受學生們的敬佩。他擔任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長時，教學以外，只管兩件大事：一是聘教授，一是指導學生選課，除此之外則實行“無為而治”的方針，身教大于言教，事事淡然處之，不爭名不爭利，無派別之見，倡嚴謹學風，文學院與哲學系在他的帶領下結(jié)出了豐碩的成果。

錢穆與湯用彤是知心朋友，對湯用彤的評價是：“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鈍儒之典型?！薄耙粓F和氣，讀其書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難知其學，斯誠柳下惠之流矣?！睖唤閯t回憶：“我和父親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問題責罵過我一次，我不記得他還因別的事責罵過我，而對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是沒有打過。”

湯一介還提到了兩件事：“194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北京東廠胡同一號成立了一個'駐北平辦事處’，傅斯年請我父親兼任辦事處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用彤先生全數(shù)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一份。’而他對辦事處的日常事務很少過問，由秘書處理?！薄?942年，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我父親那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獎，他得到這消息后，很不高興，對朋友們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打分數(shù)，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這既反映出湯用彤對自己學問的自信力，又體現(xiàn)了這位大儒對金錢名利的“鈍”。

毫無自我炫耀之表現(xiàn)

湯用彤治學極嚴格，輕易不下筆?！凹词箤懸恍┒唐獣u，指出有些日本著名學者著作中的疏漏，也是擺事實講道理，毫無自我炫耀的表現(xiàn)，使人心悅誠服?！彼?5年的時間寫成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時仍覺“不愜私意”，“現(xiàn)于魏晉學問，又有所知，更覺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無出版之日”，這才使得此書于1938年公開面世。此書問世半個多世紀后，季羨林評價：“一直到現(xiàn)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guī)模之恢弘，結(jié)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周密，實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

對于學問，湯用彤即便在平日里也絕不輕易開口。鄧艾民曾問湯用彤：“陶淵明的詩體現(xiàn)自然與名教合一，渾然天成，但說他'孤明先發(fā)’，似不完全切合歷史情況?！睖猛畬Υ藘H微微一笑，不愿多作評論。有段時間，湯用彤、錢穆、熊十力、蒙文通四人經(jīng)常聚在一起。相聚時，熊十力與蒙文通經(jīng)常就佛學問題互相駁難，不可開交。而湯用彤當時正在大學哲學系教中國哲學史，“應最為專家，顧獨默不語”。 1939年，錢穆寫完《國史大綱》后，湯用彤建議他旁治佛學，或者改讀英文，多窺西籍。錢穆請湯用彤為自己選購圖書，湯用彤只為其選擇了三本。錢穆覺得太少了，囑咐湯用彤再多購買。而湯用彤則說：“以一年精力，讀此三書足矣?！本共辉S錢穆多買書。

    返回頭來，我們再來了解湯一介一生唯一一次被父親責罵的往事。

事情發(fā)生在1957年的春天。一天，中華書局的編輯找到湯一介，討論是否可以將湯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湯一介覺得父親的身體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對編輯說：“這當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問我父親，看看他的意思再說?！庇谑?，中華書局的編輯就找湯用彤，說湯一介同意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等編輯離開以后，湯用彤非常嚴肅地責問湯一介：“誰讓你來代表我說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這樣的事你不能管。”湯一介不知如何是好，沒敢申辯。此后，湯一介專門給中華書局的編輯寫了一封信，請他向湯用彤解釋。知道真實情況后，湯用彤的氣消了。

按照湯一介的介紹：“父親生前一直沒有考慮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這是因為他認為這只是一個初稿，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比绱藝乐?shù)闹螌W作風，非一般人所能達到，是非常令人欽佩和值得學習的。

（湯用彤與家人在一起）

 “軟弱”與“沉潛”

       湯用彤當然不是完人。尤其在建國后，他未能像老友陳寅恪、吳宓那樣以生命捍衛(wèi)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這也稱得上是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的缺陷。而像梁漱溟、陳寅恪那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實在是少之又少。對此，我們應結(jié)合當時的大環(huán)境做客觀的分析。

       胡適與湯用彤是長期的同事，彼此信任。早在1928年，他們就開始通信并保持良好的關系。1930年，湯用彤應時為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邀請，出任哲學系教授，從此再未離開北大。1946年，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湯用彤為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有事外出時常托湯用彤代管北大事務。1947年，湯用彤前往美國講學。1948年，湯用彤懷著愛國之心謝絕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于9月返回北京大學。當北平解放戰(zhàn)役打響時，胡適乘飛機南下，他也邀請湯用彤南下，但這一次，湯用彤謝絕了，從此二人再未見面。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湯用彤被委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稱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直至1951年9月。北大校務委員會是一個新舊交替的臨時機構，但湯用彤以一貫的溫和融通的作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1952年以后，湯用彤被委任為分管財務、基建的副校長，并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考古委員會專門委員。他依然低調(diào)行事，即便對當時的院系調(diào)整有意見，講話時也只是點到為止。例如，1953年11月教育部綜合大學會議上，他說：“北大哲學系集中了全國六個系的教師，但沒有考慮如何發(fā)揮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們放在一個地方就算了?！笨梢哉f，這已是湯用彤頗為大膽的發(fā)言了。在新的政治風氣中，湯用彤變得更加謹慎了。然而，他還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聲勢浩大地展開，湯用彤深感其中的厲害，害怕牽涉到自己，檢查思想時也批判過胡適。一天，湯用彤出席由人民日報社主辦的胡適批判會，會場中火藥味很強，湯用彤十分緊張，先是碰翻了桌上的酒，接著又進行了激烈的發(fā)言，回家以后即患腦溢血，昏迷數(shù)月。湯用彤此時已預感到政治運動的殘酷，一向謹慎的他受不了這種打擊。1955年、1956年，湯用彤一直在與病魔抗爭，即便身體有所康復，他也很少在公眾場合出現(xiàn)，這樣倒使他有幸躲開了“反右”、“反右傾”等運動。

       湯用彤的晚年依然鐘情于學術研究。1956年病情有所好轉(zhuǎn)后，他為哲學系研究生和年輕教師講“印度佛教”。1961年初，湯用彤應《新建設》雜志約稿開始寫一些“札記”，其實就是他的讀書筆記。他還寫了兩篇關于印度醫(yī)學、佛書音義的文章。1963年，湯用彤的著作《魏晉玄學論稿》在中華書局再版，《佛教史》第二次印刷。同年夏，湯用彤招中國佛學史研究生。1964年5月1日，湯用彤腦病復發(fā)，辭別人世，終年72歲。

湯一介所寫《湯用彤先生的治學態(tài)度》，文末有這樣的思考：“八十年代我常到國外，許多學術界的朋友問我：'為什么大陸學者們能接受思想改造，而且在十分惡劣的情況下，還教書和研究？’這個問題確實很難說清，原因也很復雜，但我想，可能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愛國情結(jié)’，這種'情結(jié)’使他們可以忍受一切苦難；加之從歷史傳統(tǒng)看，中國知識分子能'以德抗位’的畢竟是少數(shù)，而'愚忠’的則是不在少數(shù)。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往往只能受治于上，而缺乏獨立的自我意識。特別是，當時的當政者發(fā)動群眾用教條式的主義來批判知識分子，在這種'專政’的壓力下，本來就軟弱的中國知識分子又背負著一種'負疚’感，或者'真心’，或者'假意’，或者'半真半假’地接受'思想改造’了。大家得了解'專政’的嚴酷性，多少知識分子因為不知道'專政’的厲害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無疑應檢查自身的軟弱，但所謂'專政’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摧毀不是更應徹底鏟除嗎？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加強自我的獨立意識，堅持自由思想、自由創(chuàng)造，這樣中國學術文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繁榮，中華民族的復興才真有可能。”

（以上文字，出自筆者所著《文化人的“死”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