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末、新世紀之交，我國所發(fā)起的那次有針對性地打擊、取締邪教組織的行動依然讓人記憶猶新，而從中揭露出來的邪教組織范圍之廣闊，影響之惡劣，信徒之癡迷，教義之極端，組織之嚴密觸目驚心，時至今日，仍有流毒貽害。這充分說明了對于民眾的教育以及對邪教的打擊是一個長期任務(wù)。我個人揣測，在這種任務(wù)與背景下，本書的創(chuàng)作與出版應(yīng)當是非常具有目的性的，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趕工”痕跡。

先說缺點。

首先，校對勘誤上疏漏較多，一些形近字如“千，干，天，大，太”等字印刷中出現(xiàn)混淆，需要聯(lián)系上下文注意甄別；偶有漏字丟字現(xiàn)象，造成語句不通；此外，但本書吝于注釋，這當然不利于普及；

其次，梳理邪教史是個大任務(wù)，必然涉及到大量相關(guān)史料與文獻，書中列了三十多部文獻，其中直接的史料文獻以近代或明清為主，而秦漢，隋唐，宋元史料較少——這并不是說隋唐宋元就沒有邪教，并且很多邪教的淵源要追溯到這里，這方面史料有所不足，我估計這方面參考更多的是已有的宗教史，民間宗教史，邪教研究史等著作，不客氣地說，本書的匯編成分要大于創(chuàng)作成分，有些史料的真實性需要查證；

再次，書中有個問題解決得比較痛苦：如何區(qū)別農(nóng)民起義與邪教暴亂？或者說如何厘清這些目的與手段的性質(zhì)？很難做到?jīng)芪挤置鞯呐卸?，因為很多東西是重合的，不能單純地用“利用不利用，明確不明確，進步不進步”來斷定。站在什么立場上，為什么目的說話，必須要有附加條件。這一點，在朱元璋，太平天國，義和團上處理得差強人意，但在黃巾軍，天師道上就有些模模糊糊，可能是因為史料不足的原因。

兼且，如果要對群體或者個體的心理或者精神狀況進行分析和判斷，可能需要更多論據(jù)和論證，邪教眾的心理剖析，本可以寫得更精彩更詳盡的。

接下來說優(yōu)點。

第一，態(tài)度明確。我就明明白白告訴你，邪教就是禍國殃民的，沒有一絲絲好處，這也是我深深贊同的。我覺得年輕人有幾樣?xùn)|西尤其不能碰：毒，賭，黃，傳銷，邪教；年老人也有幾樣?xùn)|西尤其不能碰：非法集資，保健品，電視購物，邪教。當然，有些東西是什么人都不能碰的，比如說高壓電。

第二，定義簡明。書中首先簡單區(qū)分了宗教，極端教義，以及邪教組織的區(qū)別。邪教組織的“邪”往往不在于教義，而在于其組織性和實踐性。邪教組織必須有三個條件：現(xiàn)世教主，極端教義，有組織的狂熱教眾與群體活動——我看到這個“現(xiàn)世教主”就忍不住要拍大腿：簡直太絕了。

第三，脈絡(luò)清晰。尤其是從大乘教，彌勒教，到白蓮教，摩尼教，羅教，弘陽教，聞香教，圓頓教，八卦教等等，其教法，教義源流理得比較清楚，充分體現(xiàn)了邪教教義的“雜取”特點，其教法如修內(nèi)丹，教階制度的組織性等特點，下次見到時則可會心一笑，無外乎二宗三際，末世將至，教主降世，信者得生，儒釋道景雜取的一套。

而且邪教理論有個特點：只要理論有一點不到，整個邪教理論的大廈就不倒——但是這一點往往是不能證偽的，所以與其說要從理論上擊潰邪教，不如直接干掉現(xiàn)世教主來的快。

邪教或者說教主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星馳《鹿鼎記》里有一段超級經(jīng)典：

陳近南：小寶，你是個聰明人，我可以用聰明的方法跟你說話。外面的人就不行！

韋小寶：不解！

陳近南：讀過書明事理的人，大多數(shù)已經(jīng)在清廷里面當官了。所以我們要對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點的人。對付那些蠢人，就絕對不可以跟他們說真話，必須要用宗教形式來催眠他們，使他們覺得所做的事都是對的，所以“反清復(fù)明”只不過是個口號，跟“阿彌陀佛”其實是一樣的。清朝一直欺壓我們漢人，搶走我們的銀兩跟女人，所以我們要反清。

韋小寶：要反清搶回我們的錢跟女人，是不是？復(fù)不復(fù)明根本就是脫了褲子放屁，關(guān)人鳥事呀！行了，大家聰明人，了解！繼續(xù)！

陳近南：總之，如果成功的話，就有無數(shù)的銀兩跟女人，你愿不愿意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