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大約春秋戰(zhàn)國時就有了物質(zhì)文化交流，《荷馬史詩》中就有絲綢記載，古希臘人稱呼中國為“賽里斯”。漢代張騫“鑿空”西域之后，中西方交流更為頻繁。從東漢到魏晉時期，不少羅馬帝國的商人來到東方淘金，三國孫權(quán)曾親自接見羅馬商人秦論。五胡亂華之后數(shù)百年，中西方直接交流被切斷，主要通過中間商間接交流，期間四大發(fā)明也陸續(xù)傳到歐洲。蒙元時期，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少數(shù)歐洲商人來到中國，第一次較為詳細地描繪了東方世界。哥倫布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諸多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以“合儒”的形式和中國文人打交道，在向中國傳播西方知識之余，也將大量中國文化傳播到了西方，“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同時進行，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明清時期，歐洲傳教士來華的目的之一，是傳播基督教，“讓中國人沐浴在上帝的光輝下”。但文化影響是相互的，基督教文化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那么中國文化對歐洲宗教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學者指出：中國的存在，在三個方面動搖了基督教的根基。

01：舊約圣經(jīng)無法對應(yīng)中國紀年

當時，歐洲的宗教紀元，是從圣經(jīng)舊約算起，起始點在于諾亞方舟，也就是地球上的人類都是諾亞方舟的后代。按照這一理論，中國人自然應(yīng)該也是在諾亞方舟中幸存下來的后代。

然而，18世紀法國傳教士、天文學家宋君榮，通過考證中國文獻上詳細記載的日食、月食等，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中國紀年是真實的，由此寫了一部《中國天文學史》?！吨袊煳膶W史》傳到歐洲之后，很多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無論是拉丁文還是希臘文《圣經(jīng)》，都無法與三皇五帝、大禹治水等歷史記錄對應(yīng)。

按照歐洲宗教紀元的說法，既然都是諾亞方舟的后代，那么其他國家上古史應(yīng)該能與舊約圣經(jīng)對應(yīng)才符合邏輯，但中國的歷史紀元卻無法與歐洲宗教紀元對應(yīng)。按照中國歷史排序，先是三皇五帝，然后大禹治水，再次夏商周秦漢等，有一個完整的歷史體系，根本就與諾亞方舟無關(guān)。顯然，中國紀元與歐洲宗教紀元之間，肯定有一個在說謊，肯定有一個是假的。

俄羅斯伏爾泰讀過這本書之后指出：如果中國紀元是真實的，那么歐洲宗教紀元就是假的；如果歐洲宗教紀元是真的，那么中國紀元就是假的。但問題在于，相比舊約圣經(jīng)留下的不太可信的宗教紀元，中國歷史記載非常豐富，而且留下了詳實的天文記載，中國紀元是真是假一目了然。于是，《中國天文學史》就猶如一顆“政治原子彈”，動搖了歐洲宗教存在的基礎(chǔ)，伏爾泰更據(jù)此反對教會的紀年方式。

當然，十九世紀之后，隨著西方稱霸世界，“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出現(xiàn)，一些西方學者拉克伯里為了圓謊，提出“中國人種西來說”，即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被說成來自古巴比倫，諾亞后代的后代，而中華民族也成了“外來戶”。

02：沒有基督教中國人活得很好

按照歐洲宗教的說法，只有上帝子民才會生活得很好，而異教徒?jīng)]有沐浴在上帝榮光之下，則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按照這一邏輯，基督教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自然不會生活得很好；如果活得很好，那就說明基督教的這一說法不可信。

根據(jù)歷史記載，大約是在唐朝貞觀年間，基督教中的聶斯脫里派（景教），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傳入中國，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最早記載。所謂景教，起源于今日敘利亞，是從希臘正教（東正教）分裂出來的基督教教派，由敘利亞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聶斯脫里于公元428—431創(chuàng)立，在波斯建立教會。以基督教的視角來看，到了中國唐朝時期，上帝才“關(guān)注”到中國，但根據(jù)傳教士翻譯的中國史料表明，在漢代時期中國民眾的生活就已經(jīng)很好。

于是，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不是上帝子民時，為什么中國人也可以活得很好？顯然，這就說明并非全世界都是上帝子民，上帝也并非唯一的可以讓人類幸福的神?？梢哉f，中國的存在消解了基督教的普世性說法。

下圖，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xiàn)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文物。唐建中二年（781年），該碑在長安大秦寺落成，唐朝后期被埋入地下，明朝天啟年間在西安西郊（一說周至縣）出土。

03：沒有神，中國人也活得很好

按照歐洲宗教的說法，人一旦離開了上帝（或神），都不能活下來，更別說奢談什么幸福了，但中國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經(jīng)歷，卻嚴重動搖了這一說法。

在西方傳教士的眼里，中國信奉的是“儒教”，孔子是儒教創(chuàng)始人，自然應(yīng)該是一位神性的人物。但孔子的經(jīng)歷告訴歐洲學者，他只是一位凡人，說過“子不語怪力亂神”，還曾經(jīng)“累累如喪家之犬”，過十二國而不得入，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凡人，并非是一個神性人物。更為重要的是，孔子的思想告訴世俗化社會中的人如何成仁，以及離開了“神”之后，人如何成為正直的君子，也就是仁、義、禮、智、信等，說明人離開神之后仍可以做到自我道德約束，從而達到一個理想的“仁”的境界。與此同時，漫長的中國歷史也表明，一直不信神、高度世俗化的中國，離開了神之后，反而有著比當時歐洲更高的道德標準，社會管理方面還比歐洲做得更好。

于是，在當時很多西方學者眼里，中國文化、中國思想、中國歷史是一把鋒利的長矛，證實沒有宗教、沒有上帝、沒有神，人類也可以活得很好，由此中國文化成為歐洲學者們攻擊宗教束縛的武器。在歐洲宗教擁護者眼里，中國文化也就應(yīng)該被批判。因此，當時的歐洲，有些學者高度推崇中國文化，有些學者極力批判中國文化，背后或多或少與此有關(guān)。

如今，談及古代中西方關(guān)系，人們言必稱“西學東漸”，似乎在說當時西方是先進的、中國是落后的，只有西方單方面對中國的輸出，但且不說明朝時的中國不比西方落后，五千年的積累更是西方無法比擬的，就說文化影響本來就是相互的，實際上與西學東漸同時進行的是東學西漸，中國大量社會管理、科技、農(nóng)業(yè)、思想著作等典籍被翻譯或被“竊取”到西方，深刻地改進了西方社會，包括中國文化成為歐洲學者們動搖宗教束縛的武器等，可以說西方的近代崛起中國幫助甚大，遺憾的是這些被長期忽略。

參考資料：《圣經(jīng)》、《張西平：伏爾泰為何將書房命名為“孔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