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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沙畹及攝影師、傳拓工在內(nèi)的一行人等，短短數(shù)月間，遍歷我國河南、四川、山西、山東、陜西、遼寧、吉林、北京各地名勝古跡，較為科學的采集了至可寶貴的一手圖文資料（石窟造像、金石拓片等）！歸國后于1909年在巴黎發(fā)布了《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北中國考古圖錄），比關(guān)野貞和常盤大定合著的《支那文化史跡》攝印早20年左右。北中國考古圖錄，兩冊共含影像約545頁，書中收錄龍門、云岡、鞏縣、濟南千佛山照片、拓片達443幅之多，其中有18幅是關(guān)于鞏義石窟寺的，真實反映了20世紀初鞏義石窟的風貌。
鞏縣石窟位于河洛鎮(zhèn)寺灣村大力山下，是中原地區(qū)著名的佛教石窟，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499年)，后經(jīng)北魏、東魏、西魏、北齊、隋、唐、宋各代相繼鑿建，遂形成蔚為壯觀的石窟群；它是唐代玄奘大師出家首地、歷代帝后禮佛圣地。
鞏縣石窟坐北面南，計有洞窟5個、千佛龕1個、摩崖造像3尊、摩崖造像龕225個、碑刻題記256方、佛像7743尊。其中，第1—4窟為中心塔柱窟，第5窟為方形窟。佛像整體臉形方圓，大體風格與龍門石窟近似，整體造像藝術(shù)水平又堪媲龍門造像，并且不乏雕刻精品。題材除佛、菩薩、弟子、天王、力士、飛天……還有帝后禮佛圖、神王、怪獸、伎樂等。
在造像風格上，鞏縣石窟也有明顯的特點。云岡石窟等北魏早期的造像，大都深目高鼻、秀骨清相，而鞏縣石窟的造像大都面貌方圓、表情寧靜。除在飛天中還保留有長面高鼻、眼眶深陷的特點之外，秀骨清瘦的形像，在石刻造像上，都看不到了。這種情況，說明石刻造像的藝術(shù)風格是逐漸由北魏向唐代演進。石窟的規(guī)模整齊劃一，窟室的結(jié)構(gòu)以中心柱為主，周壁整齊地布滿千佛圖與禮佛圖，有很強的規(guī)律性，且于窟外壁面上雕塑出力士、立佛、以及維摩文殊等造像，表明在開鑿之初，經(jīng)過了周密的規(guī)劃。石窟內(nèi)的布局簡潔明快，予人整體之感。中心柱窟為鞏縣石窟寺的主要窟形。龍門石窟北與鞏縣石窟的地理位置、時間均相近，但龍門石窟并沒有出現(xiàn)中心柱窟。
石窟內(nèi)雕刻題材除佛、菩薩、弟子、千佛、釋迦多寶并坐、維摩變、飛天等北魏石窟常見的造像外，最有特點的題材是禮佛行列、伎樂、神王、怪獸等浮雕。
鞏縣石窟最為珍貴的是有大量北魏帝后禮佛圖。作為浮雕精品，帝后禮佛圖鮮活再現(xiàn)了北魏孝文帝、宣武帝等率皇族在沙彌的引領(lǐng)下、大臣的簇擁下，前往洛陽郊外佛寺朝拜的場景。浮雕利用散點透視，以身材大小來區(qū)分帝后和仆從。通過身材清瘦、體態(tài)前傾、舉止優(yōu)雅、衣紋流暢等特點，表現(xiàn)出行進中的隊伍，流動著的韻律。
龍門石窟大而龐雜，因而秀骨清像在鞏縣石窟體現(xiàn)更為突出。這不僅是雕刻技術(shù)上更加精細化，也是人的審美趣味更趨細膩的反映。南朝名士崇尚清談，脫離宏大的政治抱負，追求自身精神的完美和超越。在北魏漢化過程中，這種審美趣味也滲透到了北朝，呈現(xiàn)出藝術(shù)上的唯美傾向。
石窟的秀骨清像不僅在苗條身材上，還在衣紋褶皺的處理上。特別是下部的衣紋直接采用淺浮雕手法，仿佛貼在寶座上，秀美而有韻律。北朝的比丘則衣著樸素，手持蓮花，仿佛那蓮花的曲線也帶動了整個造型的流動。
洞窟內(nèi)壁腳，雕刻大量的伎樂人，是鞏縣石窟的又一特點。這里各窟的壁腳和中心方柱的基座下層均雕有伎樂人，伎樂人之多、造像之美是中國石窟中所僅見。在云岡和龍門石窟中，有不少伎樂飛天，大都安排在壁面的上方或藻井上，他們像騰空飛舞的仙女，唯獨這里把伎樂飛天變成了伎樂人安排在壁腳，顯然是表現(xiàn)供佛娛樂的交響樂隊，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從這些伎樂人使用的樂器和演奏的姿勢，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一千四百年前的樂器形狀和演奏方法。
鞏縣石窟的藝術(shù)是一種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興于魏晉，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羅藝術(shù)精華，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tǒng)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shù)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鞏縣石窟的藝術(shù)與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藝術(shù)是為當時信佛的人們服務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階級、各階層人物不同，他們所屬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樣，因而在造像與壁畫的題材上，也要根據(jù)自己那一宗派的經(jīng)典造像。所以石窟藝術(shù)的發(fā)展，因時間、地點的不同，發(fā)展情況也不一樣。這些畫像多數(shù)是根據(jù)《聲聞藏》各經(jīng)創(chuàng)造出的，與外國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學小乘教唯禮釋迦的記載相同，與法顯、玄奘等人所記天山南簏各國信仰小乘教的記錄也完全吻合。
北魏統(tǒng)治者十分崇信佛教，佛教被定為國教，孝文帝曾游希玄寺，賞銀與僧侶，令建寺院，宣武帝也曾因疾赴希玄寺禮拜佛像，還選拔能工巧匠，開鑿石窟，雕刻石佛，修整佛像和殿宇。在其倡導下，皇親顯貴紛紛效法，極盡佞佛之能事，加之遷都洛陽以后，與中原傳統(tǒng)藝術(shù)整合，文化昌明，經(jīng)濟實力也有所增強。因而鞏縣石窟規(guī)模宏偉，藝術(shù)水平也空前提高。 愛德華·?，敿~埃爾·沙瓦訥（法語：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漢名沙畹，字滋蘭，號獅城博士，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漢學大師之一，有“歐洲漢學泰斗”之譽。在漢學研究的方法上，沙畹最突出的貢獻是把歷史的考證方法引入了20世紀的漢學研究，這種考證方法來源于19世紀的歷史主義和科學主義，十分注重歷史研究和科學考證，歷來以嚴謹著稱。作為從19世紀過來的沙畹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并在自己所做的漢學研究中加以運用。而且，由于家庭的關(guān)系，沙畹養(yǎng)成了嚴謹治學、嚴于律己的精神，二者使沙畹的漢學研究顯得十分精辟、嚴密和科學化。
沙畹，不僅自己著書立說，還培養(yǎng)一批有影響的漢學家，謝閣蘭、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在整個法國漢學發(fā)屣史上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蘇運鳴（Michel Soymie）說，“沙畹在有生之年，以其耀眼的光芒而顯赫一世”，”從本世紀初葉開始，簇擁在他身邊”的“眾多才華橫溢”、“學識淵博”的門生，繼承了他的遺產(chǎn)，并將“巴黎所擁有的“西方漢學之都”’的“桂冠””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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