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國大革命高舉自由、平等、博愛旗幟以來，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近代價值就天然地包含自由與平等這一組包含內(nèi)在矛盾的概念。這種矛盾在黑格爾《歷史哲學》中有集中體現(xiàn)。今天，我們有必要反思自由與平等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平等是否是近代的核心價值。

　　《歷史哲學》是1882—1831年黑格爾在柏林大學題為“世界史的哲學”課程的講義，于其歿后的1837年首次出版。在授課的最初（“導論”部分），黑格爾明確提到哲學的世界史的論述可以回溯到《法哲學原理：或自然法和國家學綱要》（以下簡稱《法哲學》）中。對比《法哲學》和《歷史哲學》，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后者是對前者結(jié)尾部分“世界歷史”的系統(tǒng)性建構(gòu)，進而將黑格爾關(guān)于世界史的哲學性思考，以嚴整的邏輯形式納入其哲學體系。

　　探求“理性”的自我實現(xiàn)過程

　　無論是《法哲學》的“世界歷史”還是《歷史哲學》，黑格爾期待解決的問題，都是基于先驗的理念證明而非說明經(jīng)驗歷史的發(fā)展方向。從這個角度出發(fā)，黑格爾首先區(qū)隔了三種歷史學，即原始的歷史學、反思的歷史學和哲學的歷史學。黑格爾認定歷史需要指明未來的必然性，即由于世界由理性支配，因此世界史必然以理性方式發(fā)展，這也是哲學的歷史學最核心的工作。與此對應(yīng)，原始的歷史學是基于個體直觀進行的表象描繪，其目光聚焦于過去業(yè)已發(fā)生的事件；反思的歷史學則以民族、國家乃至世界視野“超出事情本身”地進行思考與反思，試圖聯(lián)結(jié)過去與現(xiàn)在，但這種方式具有強烈的當下性。歷史哲學要求的，并不是簡單地還原真實歷史，也不是以古為今用為目標，而是從歷史事件的蛛絲馬跡中，探尋“理性”的自我實現(xiàn)過程。

　　以指明未來的必然性為目的的歷史學，其研究對象是自在自為的絕對理念展開的必然過程。因此，努斯式的不“具有自我意識的理性的理智”必須被排除出精神和世界史的范疇。對于黑格爾而言，作為主體的精神需要意識到自身自由，這種自由的意識不斷發(fā)展并在現(xiàn)實中形成作用，而這就是世界史的本質(zhì)。從這個定義看，世界史的核心是支配世界且自在自為的理性，而這種理性必然是自由的。換言之，在黑格爾的觀念中，理性與自由是不容辯駁的核心價值，而對自由的認知程度，又反過來證明個體、民族、文明乃至國家理性的水平，這也成為他“世界歷史之自然的劃分”的依據(jù)。在此觀念基礎(chǔ)上，黑格爾提出東方人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希臘、羅馬人知道特定的部分人是自由的，唯有日耳曼人真正知曉“所有人絕對是自由的”，世界史也因此被自然區(qū)隔為東方的歷史、古希臘的歷史、羅馬的歷史和日耳曼的歷史四個階段。

　　不平等具有合理性

　　黑格爾的這一論斷一定程度上與經(jīng)驗一致。但不能忽略的是，在邏輯結(jié)構(gòu)中結(jié)論和前提的差別；同時，這一論斷還包含兩個問題：第一，被意識到或“知道”的自由是什么？第二，對于自由的認知程度不同會有什么結(jié)果？至少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并未對自由進行定義，也未設(shè)定其邊界。這樣的含混拓展了黑格爾論斷的適用范圍。為了厘清黑格爾此處所言的“自由”，我們可以參照他其他著作，或是基于自身的理解進行回答，但這弱化了對第二個問題的關(guān)心，從而忽略黑格爾歷史哲學所包含的不平等要素。

　　如果我們相信黑格爾的論斷，并以此為前提，自然就會接受他所說的東方—古希臘—羅馬—日耳曼的歷史線性序列，這個序列包含著原始的歷史學、反思的歷史學、哲學的歷史學的演進，同樣也包含東方—西方的區(qū)隔。古希臘—羅馬—日耳曼的路徑在經(jīng)驗事實中是一個歷時性過程。在探討日耳曼民族的文明與思想時，古希臘文明業(yè)已衰亡。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東方，其民族與歷史和西方民族、歷史是一個共時性存在，日耳曼民族興起、繁榮時，延綿的中華文明仍在持續(xù)，那么，將東方民族及其歷史置于古希臘之前意味著什么呢？《歷史哲學》并未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法哲學》似乎暗示了答案：“統(tǒng)治的民族”承擔著“世界精神的自行發(fā)展著的自我意識的進程”的使命，因此作為“文明民族”的統(tǒng)治民族可以（甚至應(yīng)當）以一種不平等的權(quán)利意識看待落后的其他民族，民族（及國家）間的戰(zhàn)爭和爭端會因世界精神的緣故而被賦予“世界史的意義”。從《法哲學》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在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視域中，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是一個基于精神實現(xiàn)自由原理的過程，而所謂的“文明”與“野蠻”，不過是某一具體民族（國家）與這種精神契合程度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平等?；趯ψ杂烧J知的不同，民族及國家間的不平等具有“合理性”。在這種“合理性”的驅(qū)動下，一個民族無論其自愿與否、是否期待真正的自由，均有可能被合理地取消延續(xù)的資格與必要。

　　反思啟蒙邏輯

　　黑格爾將自由與平等置于對立位置，成為一組非此即彼的選項。他并非不知道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為原則，但在《歷史哲學》的論述中，他一方面肯定法國民眾接納了這一組理念，另一方面卻基本忽略平等觀念的世界史意義與價值。出現(xiàn)這樣矛盾的根本原因，乃因為黑格爾以理性與自由作為世界史的核心價值。

　　承接啟蒙運動余緒的黑格爾，之所以否定平等而捍衛(wèi)自由，根本原因在于啟蒙邏輯中內(nèi)含的不平等要素。啟蒙的核心價值是理性，而理性被假定為所有人都具有的屬性，這是啟蒙運動得以展開的邏輯前提。但在啟蒙者—被啟蒙者的身份區(qū)隔中，啟蒙者意味著率先自由地運用理性“擺脫自身的未成年狀態(tài)”（康德語），勇敢地去思考；而被啟蒙者則無法意識到自身理性。啟蒙者的任務(wù)并不是灌輸或傳遞業(yè)已形成的知識或觀念，而是啟發(fā)仍處于“未成年狀態(tài)”的人們進行自主思考。從前提和目標看，人都具有理性，且人都應(yīng)當自由地運用自身理性思考，在抽象的意義上，人是平等的；但啟蒙者先于被啟蒙者擁有思考的能力，需要指導被啟蒙者。那么，在現(xiàn)實層面，人就是不平等的。啟蒙邏輯是否要求啟蒙者承擔啟蒙被啟蒙者的責任，以最終消除這樣的不平等，或許有諸多不同答案。但就《歷史哲學》及歷史現(xiàn)實看，“啟蒙者”們在理論建構(gòu)及實踐中，實質(zhì)上利用了這種“不平等”，通過武力的方式不斷擴大自身的“自由”。

　　正如《歷史哲學》日語版譯者長谷川宏所言，黑格爾歷史哲學基于歐洲近代經(jīng)驗而確立。作為歐洲近代經(jīng)驗的一個總結(jié)，且以證明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方向為目標，它對理性、自由的宣揚，對平等的無視乃至抹殺是需要反思的。如果說，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具有必然性，而這種必然性正是黑格爾所言的理性意識到自身的自由，并不斷發(fā)展自由，那么我們就只能看到一個“自由”但不平等的世界。對于我們而言，如何揚棄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不平等要素，真正實現(xiàn)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最為關(guān)鍵的；而嘗試分析、批判黑格爾歷史哲學，只是這項工作的第一步。

　?。ㄗ髡邌挝唬罕本┩鈬Z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黃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