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有感性之美，一讀就讓人喜歡，像荔枝一樣爽口。而宋詩有理性之美，讀了后能讓人思索，如嚼橄欖一樣久久回味。

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批評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宋詩是“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這主要是指宋詩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其實宋詩還有些和唐詩精神上相異的東西，呈現(xiàn)出另一種不同于“惟在興趣”的“思慮深沉”，不同于“豐神情韻”的“筋骨思理”（錢鍾書語）。

理性之美

前輩學者繆鉞先生在論唐、宋詩之別時說：“唐詩如啖荔枝，一顆入口，則甘芳盈頰;宋詩如食橄欖，初覺生澀，而回味雋永。”（《詩詞散論·論宋詩》）唐詩有感性之美，一讀就讓人喜歡，像荔枝一樣爽口。而宋詩有理性之美，讀了后能讓人思索，如嚼橄欖一樣久久回味。橄欖之喻恰巧是宋人對詩歌審美特征的自覺追求，如宋詩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歐陽修評論朋友梅堯臣的創(chuàng)作：“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宋詩的代表人物黃庭堅在《謝王子予送橄欖》詩中把橄欖稱為“余甘”和“味諫”，這可以說是宋詩審美趣味的絕佳象征?！坝喔省币馕吨娙嗽谥苯拥母行悦乐胁环猎煺Z形象樸拙生澀，而在間接的心靈感受中卻追求詩意的雋永甘甜。

所謂唐詩感性之美和宋詩理性之美的區(qū)別，可以舉例說明。比如唐代詩人賀知章《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奔兇鈴母行越嵌葘懘毫绫逃?，如綠絲絳，又把春風比作剪刀，都很富有形象性，生動可感。宋代詩人曾鞏《詠柳》：“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痹娭薪枇魅?，柳樹的形象完全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只知道倚仗春天猖狂一時，根本不知道還有秋日凋零的時候。顯然，曾鞏的詩就含有一種冷峻的諷刺，凝結(jié)更多的人生經(jīng)驗。

又比如唐代詩人駱賓王在兒童時所作《詠鵝》之“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表現(xiàn)出兒童對動物的一種新鮮感受，色彩明麗。而宋詩人黃庭堅在兒童時詠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guān)用盡不如君”，則充滿理性，寫這首詩時他只有十一歲，但仿佛是已經(jīng)看透人生底蘊的智慧長者。

枯淡瘦勁

宋人關(guān)于詩歌的“橄欖”之喻，在風格上表現(xiàn)為對枯淡、瘦勁的追求。

所謂“枯淡”，就是寫景狀物時色彩不濃，抒懷喻志時情感不熱，簡易、素樸、平和、清凈，甚至有幾分冷漠、超然，這與六朝至隋唐詩壇提倡的“詩緣情而綺靡”有極大的不同。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稱宋詩精神是“悲哀的揚棄”，“心情漸趨平靜”，這是很有見地的。

舉例來說，同樣是遭受貶謫，唐代詩人韓愈、柳宗元的詩充滿悲哀愁苦，韓愈《左遷藍關(guān)示侄孫湘》后半首寫道：“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知汝遠來應(yīng)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哭哭啼啼，悲觀絕望。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也很悲涼：“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p>

宋代詩人則不同，遭貶謫的歐陽修善于排解悲哀，如《戲答元珍》：首聯(lián)“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充滿落寞、牢騷和苦悶;頷聯(lián)“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卻傳達出生命的不屈與希望;頸聯(lián)“夜聞歸雁生鄉(xiāng)思，病入新年感物華”，寫思鄉(xiāng)和感物的憂傷;而尾聯(lián)“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又再次跳出傷感，對前途充滿信心，表達出樂觀的情懷。

比韓、柳貶謫得更遠的宋代詩人蘇軾在精神上更為曠達，他在海南寫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敢于用達觀的態(tài)度直面慘淡的人生。在《六月二十日夜渡?！吩娭?，不僅表達了“參橫斗轉(zhuǎn)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的堅定信念，堅信苦難最終會過去，而且宣稱“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把貶謫海南島看作平生最奇絕美妙的一次經(jīng)歷。黃庭堅《夜發(fā)分寧寄杜澗叟》“陽關(guān)一曲水東流，燈火旌陽一釣舟。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寫離別的題材，卻沒有情緒的抒發(fā)，只是如平常一般淡淡道來，用近乎無情的態(tài)度表現(xiàn)離情。這種“悲哀的揚棄”更值得咀嚼回味。

所謂“瘦勁”，是指摒棄華麗夸張的外在鋪寫，用簡潔奇峭的語言表達內(nèi)在的精神力量和不同流俗的情感內(nèi)涵，暗含安于貧賤、富貴難移的氣骨。黃庭堅特別注重這種“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的精神，江西詩派對此也深有體會。宋人葉適指出：“夫爭妍斗巧，極外物之變態(tài)，唐人所長也;反求于內(nèi)，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保ā锻跄臼逶娦颉罚┨迫怂陶撬稳怂L，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擾，保持內(nèi)心的平靜與超然，追求自我完善。

宋人王應(yīng)麟《困學紀聞》說：“'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其實還可加一句：“'世態(tài)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見黃山谷之心?！碧迫嗣辖肌顿泟e崔純亮》詩“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充滿怨憤之情。宋人黃端可《窄室》詩“地才容膝可，天似處心寬”，充滿樂意平靜，突破外在物理空間的限制，而獲得內(nèi)在自由廣闊的心理空間。

思維特點

與唐詩相比，宋詩的思維特點還表現(xiàn)在一些修辭手法方面。

聯(lián)想新奇的“曲喻”，即形而上的比喻，在不相似的事物之間發(fā)現(xiàn)出人意外的相似點，用理性的暴力把兩種異質(zhì)的東西銬在一起，本體和喻體之間相距甚遠。比如蘇軾《守歲》詩“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系其尾，雖勤知奈何”，用長蛇赴壑這一具體的空間形象，比喻一年將盡這一抽象的時間概念，二者相似點在于皆無法抓住制止。黃庭堅詩中曲喻用得更普遍，如“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把詩歌境界高低比作國土大小;又如“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把利欲熏心比喻成日食、月食吞掉光明的日月。這些曲喻都想出天外。

自由調(diào)遣物象的“擬人”手法，比如王安石詩《題湖陰先生壁》“兩山排闥送青來”，不說人開門見青山，而說山推門給人送上青翠。蘇軾《新城道中》“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也是如此，把東風比作有感情的朋友，能主動向詩人獻殷勤。吳沆《環(huán)溪詩話》稱黃庭堅“以物為人一體，最可法，于詩為新巧，于理亦未為大害”，列舉黃詩“春去不窺園，黃鸝頗三請”“殘暑已趨裝，好風方來歸”“苦雨已解嚴，諸峰來獻狀”等等。

這一特點在南宋楊萬里詩中更推向極致，一切有生命、無生命之物都成為詩中戲劇化的角色，以至于有學者稱他的詩為“擬人主義”詩歌，與王維“詩中有畫”的“擬物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換句話說，楊萬里詩中的景物都是被詩人調(diào)遣奴役嘲弄的對象，充滿了動態(tài)感和喜劇感。姜夔稱贊他的詩讓自然世界感到畏懼：“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保ā端统炖m(xù)集歸誠齋時在金陵》）這種擬人手法，其實是經(jīng)過理性思索選擇的形象化描寫，并非出自感興的趣味。

前人詩句的點化以及詩意的翻案。先看詩歌的點化，這可分為兩種：“師其辭而不師其意”的“點鐵成金”和“師其意而不師其辭”的“奪胎換骨”。比如陳與義的《傷春》中有一聯(lián)：“孤臣霜發(fā)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鄙暇浠美畎住肚锲指琛贰鞍装l(fā)三千丈”，下句化用杜甫《傷春》“煙花一萬重”，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組成表達己意的新詩句。這就是“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的“點鐵成金”。又如王安石《過外弟飲》“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化用唐人顧況“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的詩意。這就是“規(guī)模其意而形容之”的“奪胎法”。

再看宋人津津樂道的翻案法。比如唐人杜牧《烏江亭》詩“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而王安石《烏江亭》詩“百戰(zhàn)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把杜牧的觀點完全翻轉(zhuǎn)過來。王安石詩集中類似的翻案詩作還有不少，成為其詩的特點之一。

楊萬里《誠齋詩話》：“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乃以詩寄坡，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責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詩云：'有鞭不使安用蒲。老杜有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則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此皆翻案法也?！边@也是蘇詩的一大特點。詩句的點化和詩意的翻案，都與宋人“以才學為詩”的創(chuàng)作傾向相關(guān)。

人文活動占據(jù)了宋代士人的大部分日常生活，著書立說，評書題畫，聽琴對弈，焚香烹茗，玩碑弄帖，吟詩作對，談禪論道，幾乎寄托這一代士人的全部生命。因此，宋詩遠比唐詩體現(xiàn)出更鮮明的人文旨趣和書卷精神，只有從這個角度去觀察，才能真正認識宋詩的審美特點。

周裕鍇，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