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縉與《明太祖實錄》三修本

永樂年間, 漢王朱高煦覬覦儲位, 意圖陰謀奪嫡, 遂羅織解縉一案, 以打擊太子朱高熾之東宮勢力, 因主犯解縉為《明太祖實錄》二修本總裁官, 從犯亦多曾參與二修本之撰修, 《實錄》二修本遂受牽連, 卷入漢王奪嫡風波之中。二修本雖屬無辜, 但受解縉案之連累, 一代國史淪為罪人筆墨, 國史蒙玷即是國君蒙羞, 成祖視此為奇恥大辱, 盛怒之下, 遂廢棄二修本, 下令三修《明太祖實錄》, 從而造成《實錄》三修本的產(chǎn)生。

解縉;漢王奪嫡;明成祖;《明太祖實錄》三修本;

作者簡介： 鄧閎旸 (1991-)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史和明清文獻學;

收稿日期：2018-12-24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明實錄》整理與研究” (項目編號:13&ZD090);

Received： 2018-12-24

《明太祖實錄》位列明代歷朝《實錄》之首，是明人所撰本朝開國君主之《實錄》，起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迄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了元末明初近五十年的社會歷史變遷。歷史上，《明太祖實錄》曾先后經(jīng)歷三次撰修：建文元年正月，建文帝下令為其祖父撰“修《太祖實錄》”1，此即為《明太祖實錄》一修本，是明人所修本朝第一份《實錄》，因其成書于建文年間，所以一修本從建文帝的角度敘述歷史，對建文帝和懿文太子多有溢美之詞。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成祖即皇帝位，2因自身并非為法定繼承人，成祖急需宣揚其即位之合理性，難以容忍一修本與新形勢不符之政治立場，遂于建文四年十月，下令二“修《太祖高皇帝實錄》”3，從而為自己即位張本，此即是《明太祖實錄》二修本。永樂元年六月，二修本成書，4《實錄》撰修工作本應告一段落，但永樂九年十月，成祖卻廢棄了二修本，下令三修《明太祖實錄》，5造成了《實錄》三修本的產(chǎn)生。

成祖此舉匪夷所思，傳世文獻又語焉不詳，自民國以來，對于成祖三修《實錄》的原因，學者多有論述，皆認為“《太祖實錄》的兩次重修，無非為'嫡出’與'靖難’二事”6，現(xiàn)代學者楊永康稱之為“朱棣篡史”觀點7。此種觀點萌芽于民國，流行于今世，在學術(shù)界長盛不衰。8但一修本和二修本皆已亡佚，“朱棣篡史”觀點無法通過文獻證實，且學者片面強調(diào)成祖對《實錄》的篡改，忽視了《明太祖實錄》文獻本身的撰修過程，而《實錄》三修本即是當下通行之《明太祖實錄》，是研究明初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急需對其撰修初衷進行重新審視，故本文在文獻記載的基礎上，參考以相關(guān)學術(shù)論著，對明成祖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原因進行探討，以闡明相關(guān)問題，如有不正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王“至金川門，谷王橞、李景隆等開門納王”9，六月“己巳，王謁孝陵。群臣備法駕，奉寶璽，迎呼萬歲。王升輦，詣奉天殿即皇帝位”10。成祖之皇位乃是由篡奪而來，為宣揚其皇位之合理性，成祖急需與乃父明太祖發(fā)生聯(lián)系，從而為自己登基張本，但《明太祖實錄》一修本成書于建文年間，政治立場與永樂朝不相符，建文四年十月己未，成祖遂下令二“修《太祖高皇帝實錄》”11，使其為永樂朝服務。永樂元年六月“辛酉，監(jiān)修國史·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等，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上表進《太祖高皇帝實錄》”12，二修本僅歷時九個月即告完成，成書可謂極速。

《明太祖實錄》二修本成書后，成祖心愿已了，《實錄》撰修工作本應告一段落，但就在二修本成書九年之后，永樂九年十月，成祖卻下令三修《實錄》，13廢棄了二修本。成祖此舉匪夷所思，因建文降臣多曾參與二修本之撰修，傳世文獻皆猜測建文降臣是罪魁禍首，但此人為誰，傳世文獻有李景隆說和茹瑺說兩種觀點，今筆者以相關(guān)史料為據(jù)，對諸家記載進行辨析，以闡明此建文降臣究竟為何人。

據(jù)《明太宗實錄》記載：建文四年十月己未，成祖下令二“修《太祖高皇帝實錄》”14，“命曹國公李景隆等監(jiān)修”15，永樂二年六月成書。但成祖認為“景隆等心術(shù)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極精詳”16，永樂九年十月，成祖“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三修《明太祖實錄》17。

據(jù)《明太宗實錄》所載之官方說法，成祖三修《實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二修本“成于急促，未極精詳”，文本本身存在缺陷；二是由于李景隆“心術(shù)不正”，成祖因厭惡李景隆，所以廢棄了二修本。然《明太宗實錄》所言看似有理，實則不然：二修本出于眾手，成書極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成于急促，未極精詳”固為事實，但成祖若認為二修本撰修粗陋，大可命人重加修訂，不必在隱忍九年之后，再下令三修《明太祖實錄》。至于李景隆“心術(shù)不正”等語，則純屬污蔑之詞，論述如下：

成祖朱棣為明太祖第四子，李文忠為明太祖外甥，故成祖與李文忠為表兄弟，據(jù)徐昌治《昭代芳摹》記載：“（李文忠）子三人，皆上賜名：長景隆，次增枝，次芳英”18，李景隆為李文忠長子，按照輩分，李景隆為成祖表侄，亦即是明朝之宗室。建文四年，“靖難兵次江上，景隆歸附，得進太子太師。尋修《太祖實錄》，充總裁官”, ，“京師平，大封賞靖難功，以丘福為第一，晉淇國公。當是時，曹國公李景隆以降臣位福上，福鞅鞅不平，見景隆輒欲歐之”^-，而“朝廷有大事，景隆猶以班首主議，諸功臣咸不平”.。

由此可見，成祖對李景隆雖外示優(yōu)容，然內(nèi)心實忌之，故意命其位在丘福之上，使其遭到靖難功臣之排擠。永樂二年八月癸未，“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同六部、都察院等，劾奏曹國公李景隆潛蓄奸謀，將為不軌”^/，成祖“于是奪景隆爵，并增枝及妻子數(shù)十人錮私第，沒其財產(chǎn)”19。

《明太祖實錄》二修本成書于永樂元年，永樂二年，朝廷群臣揭發(fā)李景隆諸不軌事，李景隆由此得罪，在其被奪爵之時，成祖并未言其監(jiān)修之二修本有何不妥，卻在七年以后之永樂九年十月，以“景隆等心術(shù)不正”為由，下令三修《太祖實錄》?，F(xiàn)代學者吳琦、朱忠文認為：成祖三修“《明太祖實錄》固然有進一步篡改歷史真相的目的。而此處（《明太宗實錄》）記載對李景隆特別貶斥，這次（三修本）監(jiān)修又是靖難功臣代表人物姚廣孝。因此筆者認為，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抵消掉李景隆的影響力，大力提升靖難功臣集團的地位，從而維護新政權(quán)的合法性”20。

吳、朱二人所言，確有一定道理，但從李景隆得罪奪爵，到成祖下令三修《太祖實錄》，其中間隔長達七年，亦即是成祖在隱忍七年之后才發(fā)作，此與情理不合，因此，成祖雖然厭惡李景隆，但李景隆得罪奪爵與成祖三修《實錄》并無實際關(guān)聯(lián)，《明太宗實錄》所載李景隆“心術(shù)不正”等語，并非事實。

《明太宗實錄》所載“李景隆等心術(shù)不正”等語，雖是對李景隆的污蔑，但李景隆后有一“等”字，表明除李景隆之外，還與其他人“心術(shù)不正”，此“等”為誰，《明太宗實錄》沒有明言，據(jù)査繼佐《罪惟錄》記載：永樂九年“十月，詔重修《太祖實錄》，以前監(jiān)修李景隆、茹瑺心術(shù)不正，非信史故”21，則成祖三修《實錄》似與茹瑺有關(guān)。據(jù)焦竑《國朝獻徵錄》記載：茹瑺“狀貌魁奇，雍容凝重，謙和有容，不妄言笑，事必依于寬厚，事太祖十余年，小心無過，太祖嘗稱瑺賢人君子”22，然“晚不自保，人皆惜之”23。

《國朝獻徵錄》所言“晚不自?！敝傅氖侨悻犈淹冻勺?、晚年服毒自盡之事：建文四年，建文帝派遣兵部尚書茹瑺“及曹國公李景隆、都督同知王佐詣燕軍議和”24，后來，“成祖入京師，召瑺。瑺首勸進，成祖既即位，下詔言景隆、瑺、佐及陳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選其子鑒為秦府長安郡主儀賓。即命瑺出營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而為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向之。陳瑛遂劾瑺違祖制，逮下錦衣獄?，犞幻?，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時永樂七年二月也”25。

茹瑺雖為建文降臣，但在永樂間小心謹慎，并無大過錯，其下獄乃是由于谷王和陳瑛之誣陷，并非成祖有意為之，與成祖有意懲處李景隆之時不同，且茹瑺之死在永樂七年二月，成祖下令三修《實錄》是在永樂九年十月，其間相隔兩年半，成祖若有意以茹瑺之事而廢二修本，應當不會隱忍兩年半而后發(fā)，所以，茹瑺亦應與成祖三修《實錄》無關(guān)。

李景隆和茹瑺皆為建文降臣，又同為《實錄》二修本之監(jiān)修官，故傳世文獻認為此二人是罪魁禍首，然導致成祖三修《實錄》之人，確為建文降臣，亦曾參與二修本之撰修，但并非為二修本之監(jiān)修官，而是二修本之總裁官解縉。

據(jù)《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九年六月，“解縉有罪，征下獄?？N先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甚見寵任，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饋餉。時翰林檢討王偁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阯，教縉指言廣東化州。二人遂共趨廣東，娛嬉山水忘返?？N又上言：請用數(shù)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并偁皆下獄”26，“獄吏拷治，不勝楚，令逼引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jīng)歷高得旸、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編修朱絃、簡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亦引及（李）至剛，皆下獄”27。

此即為解縉案，解縉曾為建文帝之翰林待詔，28靖難后，歸附成祖，大受寵任，后因言事得罪成祖，被捕下獄。解縉下獄時間為永樂九年六月，成祖下令三修《實錄》時間為永樂九年十月，29解縉之被捕，距離成祖下令僅有四個月，若再加上案件審理的時間，則二者發(fā)生時間更為接近。需要注意的是，據(jù)《殿閣詞林記》記載：李至剛、李貫、王汝玉、朱絃30和潘畿等五人，都曾參與二修本之撰修，31而主犯解縉更是《明太祖實錄》二修本總裁官，隨著解縉案案情的發(fā)展，《實錄》二修本竟然被牽扯進來，此是成祖所始料未及的。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成祖驚訝的發(fā)現(xiàn)，解縉案一干人等竟多曾參與二修本之撰修，一代國史竟是出自罪人之手！成祖之憤怒可想而知，在此種情況下，成祖極有可能因人費事，怒及《實錄》二修本，遂下令三修《實錄》，廢棄二修本，因此，成祖三修《明太祖實錄》應是由于解縉案所導致。

綜上，解縉為建文降臣，又曾為《明太祖實錄》二修本總裁官，因上言得罪成祖，被捕下獄，連累多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意外的將《實錄》二修本牽扯進來，一代國史竟淪為罪人筆墨，成祖視此為奇恥大辱，盛怒之下，廢棄了二修本，下令三修《明太祖實錄》，導致了三修本的產(chǎn)生，因此，成祖三修《實錄》乃是由于解縉案所導致，《明太宗實錄》所言“李景隆等心術(shù)不正”中“等”字所隱藏的人物，就是指《實錄》二修本總裁官解縉。

成祖三修《實錄》固然是由于解縉案所導致，但解縉案僅是表象，漢王朱高煦陰謀奪嫡才是一系列事件的根源所在，今本文以相關(guān)文獻為據(jù)，追本溯源，分析解縉案背后復雜的歷史背景，以闡明相關(guān)問題：

成祖嫡長子為朱高熾，其在成祖舉兵靖難、南征北討之際，“守北平，善拊士卒，以萬人拒李景隆五十萬眾，城賴以全”32，穩(wěn)住了靖難軍隊的后方大本營，使成祖無后顧之憂，然高熾“膚體充盈”33，身體肥胖，走路時甚至需要旁人攙扶，34不被成祖所喜；次子為朱高煦，“長七尺余，輕趫，挽千鈞，兩腋若有龍鱗者數(shù)片”35，成祖“以類己，愛之”36，靖難中，燕“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zhàn)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zhàn)”37。

高熾和高煦各有千秋，成祖即位后，在立儲問題上，頗費躊躇，高煦以軍功自負，又有成祖當初的承諾，圖謀儲位已久，“幾奪嫡”38，成祖亦是欲立高煦為太子，但仍有猶豫，遂“密問（解）縉?？N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N又頓首曰：'好圣孫。’謂宣宗也。帝頜之”39，永樂二年四月“甲戌，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 。高煦雖榮升親王，然覬覦儲位已久，卻因解縉一言而失之，“高煦由是深恨縉”^-，而解縉因有建儲功，“皇太子立，升縉左春坊大學士”.，成為太子東宮宮僚。

事情至此，本應告一段落，然太子高熾不為成祖所喜，“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父子失和，兄弟鬩墻。解縉身為太子宮僚，懼怕高熾被廢，國本動搖，遂插足帝王家事，干涉成祖父子關(guān)系，言事時“往往微及漢王，毋以過寵致生覬覦”40，“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¹，此后成祖“頗疏縉。高煦益使人謗縉漏泄禁中語。會上欲征交趾，縉爭不可，上益怒，出縉為廣西右參議”41。

漢王高煦覬覦太子之位，自爭嫡失敗后，對解縉恨之入骨，利用解縉失寵之機，向成祖進讒，將其趕出京師。漢王此舉，實為一石二鳥之計：解縉為預立太子之人，又為東宮宮僚，是太子高熾的中堅力量，其被貶出京，東宮勢力頓遭重創(chuàng)，太子地位已是岌岌可危，而解縉被趕出朝廷之后，仕途被攔腰截斷，再也無緣權(quán)力中樞，漢王此舉一箭雙雕，極大的動搖了高熾太子之位。然而漢王高煦并沒有就此滿足，為進一步打擊太子東宮勢力，將高熾拉下太子寶座，漢王在成祖北巡期間，“從上北平，數(shù)離間太子，誣解縉等于上”42，“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43。恰逢此時，解縉又因言事得罪了成祖，遂被捕下獄，據(jù)《大越史記全書》記載：

明捕參議解縉，囚殺之?？N，江西吉安人。縉進士及第，除翰林學士，言事忤旨，出為交趾參議。到司又言：“交趾分置郡縣，不如因舊，封建土豪，以相管攝。縱有所得，不償所失，所利不藥所傷?！泵鞯塾[奏大怒，以為私於陳氏，不利於國。詔捕，下錦衣衛(wèi)囚之。44

解縉下獄后，漢王令獄吏嚴刑拷打，并“令逼引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jīng)歷高得旸、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編修朱絃、簡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亦引及至剛，皆下獄”45，王“偁與得旸、貫、汝玉、絃、引高皆相繼死?？N所逼引，多太子宮僚也”46，此即是解縉案。

漢王高煦羅織解縉案，欲借此打擊太子東宮宮僚，從而動搖朱高熾太子之位，伺機陰謀奪嫡。隨著解縉案案件的審理，《實錄》二修本亦被牽扯進來，成祖驚訝的發(fā)現(xiàn)，一代國史竟成于罪人之手，遂在盛怒之下，廢棄了二修本，下令三修《明太祖實錄》，從而造成了《實錄》三修本的產(chǎn)生。

綜上，永樂初年，諸子爭嫡，高熙落敗，高熾得立。漢王高熙因奪嫡失敗，對解縉懷恨在心，遂羅織罪名，向成祖進讒，以中傷解縉，并順勢牽連太子東宮宮僚，欲撼動高熾太子之位，從而陰謀奪嫡，此即是解縉案背后復雜之歷史背景。

永樂年間，漢王陰謀奪嫡，羅織解縉一案，欲借此打擊太子東宮勢力，隨著案情發(fā)展，波瀾橫生，《明太祖實錄》二修本被意外牽連其中，一代國史竟淪為罪人筆墨，遂被成祖所棄，此為二修本之不幸。然《明太祖實錄》是明朝開國君主之《實錄》，位列明代《實錄》之首，意義重大，實難空缺，成祖遂下令三修《明太祖實錄》，以補國史之缺?；首右鈭D奪嫡，機緣巧合之下，竟造成了新一代國史的產(chǎn)生，此為三修本之幸。明乎此，則成祖三修《明太祖實錄》乃是由解縉案所造成，而漢王奪嫡則是一系列事件之根源。

注釋

1 [清]張廷玉《明史》卷4《恭閔帝本紀》, 建文元年正月條, 中華書局, 1974年, 60頁。

2 [清]張廷玉《明史》卷五《成祖本紀第一》,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條, 中華書局, 1974年, 75頁。

3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條, 233頁。

4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21, 永樂元年六月辛酉條, 386頁。

5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20,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 1516頁。

6 吳士勇《<明太祖實錄>的三次修纂》, 《文史知識》, 2004年第8期。

7 楊永康《朱棣篡史述論》, 《社會科學戰(zhàn)線》, 2014年第11期。

8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 孟森認為:“明初名教, 嫡長之分甚尊, 懿文太子以長子得立, 既死則應立嫡孫, 故建文之嗣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 無以表示應得國之道, 乃自稱己為馬皇后所生, 與太子及秦、晉二王為同母, 時太子及秦、晉皆已故, 則己為嫡長, 倫序無以易之矣?！?(參見孟森《明史講義》, 第二章第五節(jié),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114頁。) 自孟森以后, 吳晗《記<明實錄>》一文亦持此種觀點:“蓋重修之故, 固一以建文遺臣之指斥, 一以欲隱太祖生前之過舉, 一以歌頌靖難之舉之為應天順人。而其最重最要者, 實為嫡出及偽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 以自解於天下后世也?！?(參見吳晗《記<明實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18冊, 商務印書館, 1948年, 412頁。) 又黃云眉在《明史考證》中亦言:“太祖、成祖皆多過舉, 成祖為親隱諱, 遠不如為己隱諱之甚, 以虛構(gòu)嫡出之說, 詐興靖難之師, 不得不于洪武實錄中一再篡改刪削”。 (參見黃云眉《明史考證·本書內(nèi)容挈要》, 中華書局, 1979年, 1、2頁。) 現(xiàn)代學者如楊永康和吳士勇等人, 亦是皆持此種觀點。 (參見吳士勇《<明太祖實錄>的三次修纂》, 《文史知識》, 2004年第8期。楊永康《朱棣篡史述論》, 《社會科學戰(zhàn)線》, 2014年第11期。)

9 (1) [清]張廷玉《明史》卷5《成祖本紀第一》,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條, 75頁。

10 (2) [清]張廷玉《明史》卷5《成祖本紀第一》,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條, 75頁。

11 (3)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條, 233頁。

12 (4)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21, 永樂元年六月辛酉條, 386頁。

13 (5)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20,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 1516頁。

14 (6)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條, 233頁。

15 (7)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20,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 1516頁。

16 (8)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20,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 1516頁。

17 (9)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20,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 1516頁。

18 (10) [明]徐昌治《昭代芳摹》卷10《勛臣傳》, 《四庫禁毀書叢刊》, 史部, 第43冊, 北京出版社, 1998年, 146頁。

19 (11) [明]徐昌治《昭代芳摹》卷10《勛臣傳》, 146頁。

20 (12) [清]張岱著、欒保群校點《石匱書》卷75《丘福傳》, 故宮出版社, 2017年, 1521頁。

21 (13) [清]張廷玉《明史》卷126《李景隆傳》, 中華書局, 1974年, 3747頁。

22 (14) [明]楊士奇《明太宗實錄》卷33, 永樂二年八月癸未條, 586、587頁。

23 (15) [清]張廷玉《明史》卷126《李景隆傳》, 3747頁。

24 (1) 吳琦、朱忠文《論永樂到宣德年間開國功臣家族命運的變化--以鞏固新政權(quán)合法性為視角的研究》, 《安徽史學》, 2016年第2期, 28、29頁。

25 (2) [清]査繼佐《罪惟錄》帝紀卷之三《太宗紀》, 永樂九年十月條,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87頁。

26 (3)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0《忠誠伯茹瑺傳》, 廣陵書社, 2013年, 333頁。

27 (4) [清]談遷《國榷》卷14, 永樂七年二月丁亥條, 中華書局, 1958年, 1017頁。

28 (5) [清]張廷玉《明史》卷151《茹瑺傳》, 中華書局, 1974年, 4173頁。

29 (6) [清]張廷玉《明史》卷151《茹瑺傳》, 4174頁。

30 (7)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16, 永樂九年六月條, 1483頁。

31 (8) [明]何喬遠著、婁曾泉等點?！睹讲亍肪?0《解縉傳》,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4年, 935頁。

32 (9) [明]何喬遠著、婁曾泉等點?！睹讲亍肪?0《解縉傳》, 934頁。

33 (10)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120, 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 1516頁。

34 (1) “朱絃”, 《殿閣詞林記》作“朱纮”。 (參見:[明]黃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17“纂修”條, 《文淵閣四庫全書》, 史部, 第452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352頁。)

35 (2) [明]黃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17“纂修”條記載:“永樂初, 重修《太祖實錄》, 纂修為:學士王景, 禮部尚書李至剛, 侍讀胡靖、曾日章、王灌、胡儼, 侍講鄒緝、楊榮、金幼孜、楊士奇, 修撰李貫、吳溥, 編修吳節(jié)、鄭好義, 檢討王洪, 博士張伯穎、王汝玉, 典籍沈度、潘畿, 待詔王延齡, 給事中朱纮, 吏部郎中徐旭, 禮部郎中胡遠, 太常寺博士錢仲益, 國子助教王達, 博士金玉鉉, 行人蔣驥, 晉府伴讀蘇伯厚, 僉事李煜、葉砥, 知府劉辰, 靖江府教授張顯, 楚府教授吳勤, 知府鄒濟, 知縣楊覯、梁潛、王褒、沈瑜、趙季通、唐云, 教諭解榮、劉宗平, 訓導富貴清、羅師程, 儒士端禮、王孟易、朱逢吉、莫士安?！?(參見:[明]黃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十七“纂修”條, 《文淵閣四庫全書》, 史部, 第452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352、353頁。)

36 (3) [清]張廷玉《明史》卷8《仁宗本紀》, 中華書局, 1974年, 107頁。

37 (4)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4《漢王高煦傳》,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1257頁。

38 (5) [明]葉盛撰、魏中平校點《水東日記》卷7“后人把滑”條, 中華書局, 1980年, 72頁。

39 (6)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4《漢王高煦傳》, 1257頁。

40 (7)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4《漢王高煦傳》, 1257頁。

41 (8) [明]徐學聚《國朝典匯》卷2, 學生書局, 1965年, 93頁。

42 (9) [清]張廷玉《明史》卷118《漢王高煦傳》, 3616頁。

43 (10) [清]張廷玉《明史》卷147《解縉傳》, 中華書局, 1974年, 4121頁。

44 (11) [清]張廷玉《明史》卷6《成祖本紀第二》, 永樂二年四月甲戌條, 中華書局, 1974年, 81頁。

45 (12) [清]張廷玉《明史》卷147《解縉傳》, 4121頁。

46 (13)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20《解縉傳》,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2415頁。

47 (14) [清]張廷玉《明史》卷147《解縉傳》, 4121頁。

48 (15)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20《解縉傳》, 2415頁。

49 (16) [清]張廷玉《明史》卷147《解縉傳》, 4121頁。

50 (1)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20《解縉傳》, 2415頁。

51 (2) [清]査繼佐《罪惟錄》列傳卷4《漢王高煦傳》, 1257頁。

52 (3) [清]張廷玉《明史》卷147《解縉傳》, 4121頁。

53 (4) [越]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卷9《重光帝本紀》, 永樂九年九月條, 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5年, 447、448頁。

54 (5) [明]何喬遠著、婁曾泉等點校《名山藏》卷60《解縉傳》, 935頁。

55 (6) [明]何喬遠著、婁曾泉等點校《名山藏》卷60《解縉傳》, 9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