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五年四月底，李自成包圍了開封。

這座中原最富庶的城市，此時正控制在周王朱恭枵的手上。

據(jù)擔任過開封推官的黃澍給崇禎皇帝的奏疏，他“以保甲為名”進行人口統(tǒng)計，得到的數(shù)據(jù)是開封城有“實在人丁三十七萬八千有零”。若再考慮到那些為躲避兵災而入城者，城內民眾應該超過了四十萬——《汴圍濕衿錄》里說，“外邑大戶、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萬余戶”，按每戶四人計，當有八萬余人。再加上守城軍隊，城內軍民共計約在五十萬左右。

李自成此前已兩次攻擊開封，均以失敗告終。這一次，他決定改變策略，將“城內軍民眾多”這一對明政府極有利之事（意味著有大量的人力可供汲?。?，變成對自己有利的因素。

這策略就是：

將開封城團團包圍起來，不急著進攻。致力于斷絕城內補給，將城外糧食全部收割，一粒麥穗都不留。

斷絕補給后，城內的數(shù)十萬民眾，便不再是明政府的優(yōu)勢。

五月份（舊歷），城內的缺糧問題開始凸顯，“客糧已盡，民糧不賣”。為緩解缺糧壓力，周王及城中官吏一度允許民眾出城打草、挖野菜。民眾則試圖趁機逃出城去。一位叫孫忠的鐵匠自造了一堆箭鏃，一位叫霍婆子的民婦帶著周王府的情報，前去投奔李自成軍。他們希望用這些東西，向“天兵老爺”（孫忠手折中對李自成軍的稱呼）換取自由。但“天兵老爺”更愿意將他們送回城里——霍婆子便被勒令回城，要她將周王府的宮女誘出，以提供更多情報。

城內的守軍很快也意識到了放縱民眾出城絕非好事。他們抓住了身懷降書的孫忠和攜帶金銀歸來的霍婆子。六月份，守軍將各處出城關口封閉，利用荊棘與惡犬，“晝夜嚴防”民眾出城。

開封人王紫綬，后來寫了一首詩，叫做《大梁宮人行》，如此描述這段慘事：

五月開門放人出，

六月閉門防人逸。

將軍密計撫軍頜，

肥瘠皆堪充軍食。

所謂“肥瘠皆堪充軍食”，指的便是吃人肉。與其放縱民眾出城投奔李自成軍，不如將他們關在城內充當軍糧。

六、七月份，城內民眾“十室九空，餓死者十之三”。官府開設粥棚之處，每日里有數(shù)百人死于擁擠踐踏。八月份，城中“巡兵”終于開始吃人。他們利用巡城的職務之便，秘密殺戮普通民眾，留下軀體食用，首級或拿去周王府領賞，或以“三、四金”的高價將人頭賣給民眾為糧。周王與河南巡撫覺得事態(tài)怪異，下令要求“擒活賊”，遂再無獻首級領功者，但殺人吃人依舊。

同期，官府為了搜糧已在開封城內掘地三尺。為逼出糧來，搜糧隊“每至一家，以大針數(shù)百鉆稚子膚，錘煉之方極其哀慘”，拿鋼針往小孩子身上狠扎，用孩子的慘叫逼迫父母交糧。多數(shù)情況是，再如何扎孩子，父母也交不出糧來，因為他們沒有糧。

普遍性的吃人，便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八月下旬，城中民眾已將皮襖、靴子、箱子、馬鞍、草、蟲、膠泥、馬糞全部吃光。八月末，“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親相食”的情況，在城內已非常普遍。時人稱，白骨遍地，“不可問矣”。甚至連吃法，也從熟食退化為生食。

前文提到的那位開封推官黃澍，他的夫人當時正在坐月子，于吃肉包時吃出一根人的手指，遂“驚悸而斃”。

九月初，開封城已成人間煉獄。開封人周在浚在《大梁守城記》里描述當日情形：

李自成期望中的勝利——破城，似乎已指日可待。

但他最終沒能如愿。

因為有人比他更狠。他為了奪取開封，可以不惜餓死城中數(shù)十萬民眾；城中的周王及明朝官吏，同樣可以為了能夠逃生并推卸“陷藩”的責任，不惜以城內數(shù)十萬民眾的性命為代價——他們孤注一擲，掘開了比開封城墻還要高的黃河大堤。

九月十六日，黃河水洶涌撲向開封城。城外的李自成軍迅速轉移至高地，圍城狀態(tài)被破。城內士兵嘗試堵塞城門，但河水“乘風鼓浪，聲如雷，水頭高丈余”，瓦解了他們的螳臂當車。

十七日，開封城整個淪為澤國。

周王朱恭枵率宮妃及諸王，與城內核心官僚一起，共計數(shù)百人，在大水進城之前，便已登上了王府最高的城樓。十八日，他們被河北來的明軍用船接走。幸存民眾攀援在城頭、屋頂和樹尖上，目送朱恭枵一行安然離去。

只有大約兩萬人，熬過了李自成制造的吃人地獄，逃過了明朝政府（據(jù)黃澍披露，決堤之事曾向崇禎報備，獲得認可）制造的無邊汪洋，在這場殘酷的圍城中存活下來。

描述真實發(fā)生過的歷史不需要想象力。因為，它會不斷突破現(xiàn)代人的想象力。崇禎十五年的“開封圍城”，不過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