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史||清末嚴復譯語為何會被日譯新名詞打??？

泮溪別館 202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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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本文出自《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有刪節(jié)

轉自：鳴沙、海外漢學研究

黃克武｜清末嚴復譯語與日譯新名詞之爭

作者：黃克武，臺灣中研院研究員

編者按

　　嚴復在1898年正式出版了舉世震驚的《天演論》之后，又陸續(xù)翻譯了好幾部重要的著作，在清末民初曾引起一股閱讀的浪潮。然而，嚴復的譯語最終被大量留日學生所引進的“和制漢語”徹底打敗。作者在文中描述了二者的競爭過程并分析了其未能對抗日本新名詞的原因。

　　清末國人對日譯新名詞的批判與抗拒，最后幾乎全軍覆沒，沒有留下太多的遺跡。熊月之在討論西學東漸時，曾對嚴復譯語的命運作過一個統(tǒng)計，他說：“嚴復冥思苦索、刻意創(chuàng)立的名詞……絕大多數(shù)都競爭不過從日本轉譯的新名詞……商務印書館在嚴譯名著八種后附《中西譯名表》，共收詞482條，經(jīng)考察，其中被學術界沿用的只有56條(包括嚴復沿用以前的譯名如'歌白尼’、'美利堅’等)，占不到12%?！边@一個統(tǒng)計其實不足以反映嚴譯名詞之困境，因為該譯名表多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部在1930年代所編制的，不但不經(jīng)意地剔除了許多已融入中文的日譯新名詞，對于嚴復所自創(chuàng)的一些譯語也未摘出，甚至錯誤不少，以致不能完全反映詞匯融合與競爭的復雜面貌。

　　嚴譯的失敗原因究竟為何？根據(jù)學者的研究，可以初步地歸納為以下數(shù)點：（1）清末以來譯自日本的書刊數(shù)量太多，形成一整套系統(tǒng)，這些書刊不但壟斷了出版界，也包括了上游字、下游字貫穿為一的語言體系，這些日本語匯在人們約定俗成之后，即難以抗拒。相對來說，嚴譯書刊只在市場上占一小部分，同時嚴復又未能積極經(jīng)營報業(yè)，因而在影響力上有所局限。（2）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不易為人理解，以致在五四白話文運動后很難受到人們的歡迎。（3）嚴復翻譯好用單音詞(如計學、群學、心學；又如以“聯(lián)”來翻譯corporation、以“貨”來翻譯commodity)，不敵“復合詞”(如經(jīng)濟、社會、心理、法人、商品)在意義傳遞上的豐富性。（4）嚴復喜用音譯。（5）嚴復所負責之譯名統(tǒng)一工作遲遲無法有效推行等。這些原因大致說明了“名詞戰(zhàn)爭”結果所導致的語匯消長。然而嚴復等人所創(chuàng)造的中譯語詞究竟如何對抗日本翻譯語，并最終落??？同時這些雖經(jīng)“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冥思苦索，刻意創(chuàng)立”，最終卻遭遺忘與淘汰的譯語是否真的全無影響，且在翻譯上不具價值？這些議題仍值得反省與檢討。

　　在近代中國翻譯史上，嚴復乃直接自英文翻譯西書，與梁啟超等人透過日本學術界，間接來認識西方的翻譯手法，形成不同的學術傳承。嚴復一直對于梁啟超式的“東學”深表不滿。在1902年寫給門生熊季廉的信中，他表達了此一觀點：

　　至一切新學，則不求諸西而求于東。東人之子來者如鯽，而大抵皆濫竽高門，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張南皮輩率天下以從事于東文，究竟舍吳敬恒、孫揆陶〔鈞〕等之驕囂有何所得也？

　　須知今日天下洶洶，皆持東學；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焰……往者高麗之事起于東學，中國為之續(xù)矣。可悲也夫！復愿季廉必無以東學自誤也……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壤。但立新名于報端，作數(shù)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間，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學界近狀也。

　　嚴復在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底寫給曹典球(1877~1960)的信中也大力抨擊東學，他說：

　　大抵翻譯之事，從其原文本書下手者，已隔一塵，若數(shù)轉為譯，則源遠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頗怪近世人爭趨東學，往往入者主之，則以謂實勝西學。通商大埠廣告所列，大抵皆從東文來。夫以華人而從東文求西學，謂之慰情勝無，猶有說也；至謂勝其原本之睹，此何異睹西子于圖畫，而以為美于真形者乎？俗說之常如此矣！

　　這幾封信顯示嚴復將中國學界的混亂，主要歸諸大量從日文而來的翻譯作品，其內(nèi)容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未能得到西學之精髓。他感嘆地說：以“東學”為“新學”的結果，只是造就了一些像吳敬恒、孫揆鈞等鬧學潮的學生，以及“輕佻浮偽，無縝密誠實之根”的學風。

　　嚴復不但對東學不滿，對日本譯詞也采取批評的態(tài)度，如好用贅詞。他和當時許多學者一樣，在翻譯之時不得不利用部分源于日本的翻譯詞，但他卻常常修正日本的翻譯，或另鑄新詞，企圖取而代之。嚴復翻譯之時采取好幾種不同的手法，或是音譯，或是義譯，或是兩者結合。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首先是音譯的翻譯語(有些音譯也同時具有義譯的考慮)。例如，在《群學肄言》中，嚴復可能為了凸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會有機體論”，鑄造了一對“拓都”與“么匿”譯詞〔嚴復有時亦譯為“群”與“己”(或小己)〕。這兩個詞在日譯中多稱為“團體” (或社會)與“個人”(或單位)。嚴復在該書《譯余贅語》中對此有所說明：

　　東學以一民而對于社會者稱個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個人有個人之天職。或謂個人名義不經(jīng)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于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即個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相無窮，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質(zhì)。

　　“么匿”一語源于unit，而“拓都”應該是來自total。不過如果我們對照《群學肄言》的原文，發(fā)現(xiàn)“拓都”其實是譯自aggregate，嚴復可能覺得aggregate音節(jié)過多，因此改以total的發(fā)音作為譯語。在嚴復的著作中，常運用此一對名詞，如在《天演進化論》一文中，他說：

　　必欲遠追社會之原，莫若先察其么匿之為何物。斯賓塞以群為有機團體，與人身之為有機團體正同。人身以細胞為么匿，人群以個人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

　　斯賓塞曰：生物么匿無覺性，而全體有覺性。至于社會則么匿有覺性，而全體無別具覺性。是故治國是者，必不能以國利之故，而使小己為之犧牲。蓋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無所利則群無所為立，非若生物個體，其中一切么匿支部，舍個體苦樂存廢，便無利害可言也。

　　這是嚴復使用“拓都”與“么匿”的例子，不過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嚴復在文中同時也運用日譯新名詞如“社會”、“個體”、“團體”、“有機”等來輔助闡釋其意念。這顯示嚴復在鑄造新詞之時，也采納了不少日本翻譯語。此一現(xiàn)象十分重要，下文會再作討論。

　　“拓都”與“么匿”曾有一段時間活躍于中文世界。其中最欣賞這個譯詞的可能是魯迅(1881~1936)。他還猜測“么匿”大概是從中國古書來的，既古雅又音義雙關。他說：

　　從前嚴幾道從甚么古書里——大概也是《莊子》罷——找著了“么匿”兩個字來譯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后來通行的卻是“單位”。

　　然而運用最多者要推梁啟超。他在《新民說·論私德》中說：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為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見侯官嚴氏所譯《群學肆言》。其云拓都者，東譯所稱團體也：云么匿者，東譯所稱個人也。)

　　此外還有兩個例子，一是《新大陸游記》，一是《余之死生觀》：

　　凡人處于空間，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時間，必于現(xiàn)在安富尊榮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進步，緝熙于光明，否則凝滯而已，墮落而已。個人之么匿體如是，積個人以為國民，其拓都體亦復如是。

　　佛教之反對印度舊教言靈魂者何也？舊教言輪回言解脫，佛教亦言輪回言解脫，獨輪回解脫之主體，舊教惟屬諸么匿，佛則么匿與拓都并言之，而所重全在其拓都，此其最異之點也……景教有最精要之一言焉，曰三位一體……以拓都體言之，則曰圣靈，以么匿體言之，則曰靈魂。

　　劉師培(1884~1919)也使用此二翻譯語匯，來說明個人與社會之關系以及中西倫理之差異：

　　社會合眾人而后成，個人即為社會之分子。就個人而言之，謂之么匿，或謂之小己。合一群而言之，謂之都拓，或謂之團體。拓都為么匿之范圍，么匿為拓都所限制，此即個人與社會之關系也。

　　西洋以人為本位，中國以家為本位。故西洋以個人為么匿，社會為拓都，拓都、么匿之間別無階級。而中國則不然。個人社會之間介以家族。故西洋家族倫理始于夫婦一倫，中國家族倫理莫重于父子一倫。

　　拓都、么匿甚至還成為學?？荚嚒⒆魑牧曨}。根據(jù)郭沫若(1892~1978)回憶：民國初年，天津軍醫(yī)學校的復試中，除了“科學方面的題目”外，還有一道叫做“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讓他覺得“莫名其妙”，可見這兩個詞匯在民初時已經(jīng)很罕見了：

　　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做“拓都與么匿”。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著頭腦。我自己不記得糊里胡涂地寫了些什么東西去繳了卷。在出場后誰都在叫苦，說莫名其妙……“拓都與么匿”！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xiàn)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卻是懂到了。他對我們說：“這是total and unit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边@個人的姓名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經(jīng)讀過嚴幾道譯的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足以把人難倒。這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膽量等待揭曉……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后去了。

　　郭沫若離開天津之后，去了北京，住在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告訴這位朋友國文考題為“拓都與么匿”時，朋友回答說這樣的做法簡直是“胡鬧”。清末民初之時，中小學?？荚嚮蜃魑念}以嚴復譯作或嚴譯概念來命題，頗為普遍。胡適(1891~1962)提到1905年他在澄衷學堂時，有一次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伸其義》；何炳棣則回憶，1936年第四屆中英庚款留學考試的英文試題中，中翻英的考題是“舍己為群”的一段文字，何炳棣說：“漢譯英一段定是取自嚴復自譯小穆勒《群己權界論》之后'通俗化’的短篇論文。”

　　無論如何，民國初年之后“拓都”與“么匿”兩個音譯名詞迅速消逝。又如“涅伏”為嚴復譯自英文的nerve(神經(jīng))一詞，他企圖取代早期傳教士翻譯的“氣筋”和“腦氣筋”(《萬國公報》與譚嗣同的《仁學》均使用“腦氣筋”)。在《天演論》中，他說：“官與物塵相接，由涅伏(原注：俗曰腦氣筋)以達腦成覺，即覺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動?！痹凇度簩W肄言》中亦有：“涅伏者(原注：俗名腦氣筋)，所以主知覺運動，與心肺營衛(wèi)之張翕也?！比欢渌褂谩澳币徽Z者甚少，除了嚴復之外，大概只有魯迅使用過，并詳細地解說各種神經(jīng)系統(tǒng)，如“腦神經(jīng)”、“視神經(jīng)”、“脊椎神經(jīng)”等。1911年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也采用“神經(jīng)”，并在其下注明“腦氣筋”：

　　神經(jīng)(腦氣筋)：動物體固有之索狀機關，以媒介運動傳送感覺為主。又司分泌，由微細之纖維而成。以脊椎及延髓為中樞，分布于身體各部。為網(wǎng)狀或樹枝狀者，謂為末梢神經(jīng)，司遠近各機關之傳導感覺。

　　這樣看來，“腦氣筋”一詞存在的壽命可能要超過“涅伏”。無論如何，民國以后，“涅伏”就完全為“神經(jīng)”所取代。

　　“涅伏”與嚴復所翻譯的“涅菩剌斯”(nebulas)和佛教語匯“涅槃”有一字相同，而讓人覺得此類翻譯語匯具有佛經(jīng)的意味。這無疑源于嚴復對佛經(jīng)的熟稔，因而成為嚴復音譯語的重要特色。吳建林在分析嚴復譯詞時，曾舉出好幾個類似的例子。例如嚴復將Royal Bank翻譯為“賴耶版克”，自注“賴耶，本梵語，譯言王家”。賴耶源自“阿賴耶”，為梵語alayavijnana(藏識)。其他的音譯語如“賴摩”(Lima，秘魯首都)、“毗勒”(bill，嚴復自注：“此名交易單，亦曰期票。”書后的譯名表則稱“匯票”)、“須彌”(Himalayas，喜馬拉雅)、“羯羅屈阇”(Calcutta，加爾各答)等都有佛教語匯的意味。此一特色是否影響到詞匯的傳播則仍待探究。

　　“涅伏”一詞雖為人們所放棄，不過也有一些嚴復所創(chuàng)造的音譯語繼續(xù)為人們所使用，例如將Logic翻譯為“邏輯”。眾所周知，嚴復將Logic譯為“名學”，用以對抗日譯之“論理學”，但是他也兼用音譯的“邏輯”。在《穆勒名學》的開始部分，有一節(jié)的標題即為“論邏輯之為學為術”。日譯的“論理學”一詞應來自英文Science of Reasoning(推理的科學)，嚴復斥之為“淺陋”。章士釗(1881~1973)曾解釋為何該詞“淺陋”，他說：“誠哉，其淺陋也，蓋Reasoning僅屬于題達邏輯之一部?！薄邦}達”乃deduction(今譯演繹)。章士釗顯然認為論理學一詞未能包括“陰達”(induction)，故不夠理想。但是章士釗也批評嚴譯的“名學”，因為“'名’字之義，見于吾經(jīng)典者，容足盡亞里士多德之邏輯，至倍根以后之邏輯，則萬萬非名字涵義所有”，所以章士釗大力提倡“邏輯”之譯語。這一個譯詞也因此而打敗了早期傳教士所翻譯的“辨學”、嚴復(較支持)的“名學”與日本的“論理學”，成為今日普遍使用的譯名。

　　例如“有官”、“無官”與“官品”、“非官品”等詞(日譯為“有機”、“無機”)，嚴復最早在《天演論》中采取此一翻譯。在該書“論一”的按語中，嚴復說：

　　晚近生學家，謂有生者如人禽蟲魚草木之屬，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無官，曰非官品。無官則不死，以未嘗有生也。而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伤勒呒祝豢伤勒咭?，判然兩物。這一段其實不是嚴復自己的話，而是譯自赫胥黎原書的注釋，而“官品”源于organism一字。梁啟超對上述的話有深刻的印象，他在《余之死生觀》中引用嚴復所謂“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并將之與佛教羯磨的看法，所謂“真如”、“無明”相熏相習的理論相比較，認為兩者“若合符契也”。

　　嚴復這時或許還不知道日人將organism譯為“有機”。有機一語的引進中文，最早可能是梁啟超透過吾妻兵治(1853~1917)于1899年在東京善鄰譯書館所出版的漢譯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國家學》(The Theory of the State)，同年梁任公在《清議報》第15期之上發(fā)表《國家論》一文。文中在“國家者蓋有機體”之下有一說明：“有機、無機皆化學語，有機，有生氣也，人獸草木是也；無機，無生氣也，土石是也?！边@一個批注其實是源自吾妻兵治，而略作改動，吾妻氏的原文是：“化學語，動物植物曰有機，金石類曰無機”，由此可見，梁任公增加的詮釋十分有限。無論如何，有機、無機，以及有機體、無機體或有機物、無機物等語在中國迅速流傳，1903年的《新爾雅》上解釋該二名詞：“具動植物體之生活力者，謂之有機物，無此生活力者，謂之無機物?！?nbsp;

　　至1906年，嚴復在上海演講《政治講義》之時，以有機來翻譯organism似乎已廣為流行，嚴復將此一翻譯與他所使用的“官品”加以比較，而自信地說“官品”的翻譯要比“有機”來得好：按“有機”二字，乃東文取譯西文organism。其字源于希臘，本義為器，又為機關。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機關；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機關，但與前物，生死異耳。近世科學，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機關，以司各種生理之功用者，謂之有機體。不佞前譯諸書，遇此等名詞，則翻官品。譬如人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為視官，有耳為聽官，手為司執(zhí)，足為司行，胃為消化之官，肺為清血之官，皮膚為出液之官，齒牙為咀嚼之官。百骸、五臟、六腑，無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兩間品物中，機官〔關〕之最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猶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機體云者，猶云有機關之物體也。禽獸之為官品，與人正同，特程度差耳。故曰，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降至昆蟲、草木，亦皆官品……官品、有機體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較有機體為優(yōu)。蓋各種木鐵機器，可稱有機之體，而斷不可稱官品。然則“官品”二字，誠organism之的譯矣?！肮倨贰币蛔g語也受到魯迅的喜愛，他在1907年撰寫《人之歷史》，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說及其歷史時，反復地使用“官品”一譯詞。然而即使如此，官品還是難逃被淘汰的命運。

　　嚴復對于自由、權利等日譯語匯，以及人權、女權等詞，都非常不滿意。在《名學淺說》中有一段按語：“復按：今新學中最足令人芒背者，莫若權利、人權、女權等名詞。以所譯與西文本義，全行乖張，而起諸不靖思想故也?！痹谏鲜龅膸讉€詞語中，最值得深入討論的是“權利”一詞。日文中將right一詞確定以“權利”來翻譯，有一個復雜的發(fā)展過程。福澤諭吉(1835~1901)將right譯為“通義”，但此一翻譯并未被人們所接受。日人將right譯為“權”、“權利”，要到1868年西周(1829~1897)翻譯出版《萬國公法》以后，至明治中、晚期，才逐漸地固定下來。他參閱了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中譯本，使用“權”、“權利”來翻譯right，而普遍為人們所接受，并由留日學生再傳回中國。然而西周同時將power(力量)也翻譯為“權”。這顯示西周對基于自然法的right與基于人為之法的power，不加區(qū)別。直到今日，仍出現(xiàn)將right與power翻譯為讀音相近的“權利”與“權力”混淆的情形。

　　嚴復不同意日人將right譯為“權利”，他認為這是“以霸譯王”(無論“權宜”或“權謀”都具有負面的意義)，將西方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翻譯為一個帶有負面意義的詞，因此另行譯為“職”或“直”，如“天直”、“民直”。因為他覺得right在西文中也有直線、直角之意(right line與right angle)，而中文的“直”也有“職”的意思，兩者相互配合。不過，在翻譯與rights相關的詞語時，他并不重復使用單一的詞匯來翻譯這個字，而常常依據(jù)上下文來作調(diào)整。他將此一態(tài)度稱為“隨地斟酌，不必株守……在己能達，在人能喻，足矣”。例如，他將rights and interests合并翻譯為“權利”；有時又將interest翻譯為“權利”；他也把constituted rights翻譯為“權利”。根據(jù)筆者的考察，當彌爾所稱的right表示自然權利或不可讓渡之權利時，嚴復傾向于翻譯為“天直”、“民直”；然而當right與interest合用，而具有個人利益之意涵時，他則采用“權利”。

　　以上所提到的幾個例子可以顯示，嚴復在對抗東語之時，有時另造新詞，有時則在翻譯之中一方面利用日譯詞語，另一方面也修正日譯新名詞。然而即使是嚴復深思熟慮所翻出的“官品”、“部勒”、“直”等語，都敵不過日譯的“有機”、“組織”、“權利”。另一些類似的例子，如嚴復將compromise(妥協(xié))譯為“得半”，將neuter gender(中性)譯為“罔兩”，都有其深意，卻不敵日譯。再者，嚴譯的“天演”(evolution)亦為日譯的“進化”所取代，此一過程香港中文大學的蔣英豪教授有詳細的研究，茲不贅述。這顯示翻譯語本身的優(yōu)劣似乎并無法決定它們是否會為人們所接受。

　　清末的新名詞之戰(zhàn)到民國初年之后已逐漸銷聲匿跡，日譯新名詞取得了絕對的勝利，由嚴復作序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一書，即標志著嚴復的挫敗與日譯的成功。今日少有國人會意識到“團體”、“組織”、“膨脹”、“舞臺”、“代表”等詞匯是從日文來的。《荀子·正名篇》曾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鄙衔闹兴^“約定俗成”大致上可以解釋日譯名詞的成功。這些新名詞反復地出現(xiàn)在大眾傳播媒體(各種報刊)、翻譯書籍、教科書、百科辭典等出版品之中，而廣泛傳播，又創(chuàng)造出上游字、下游字結合成的語匯體系，因而發(fā)揮了鋪天蓋地的影響力。相對來說，嚴復的翻譯作品只占了出版市場之中比較小的一部分，再加上在大眾傳媒方面，嚴復在清末經(jīng)營《國聞報》失敗之后，即不再涉足報刊市場，最后只好在語言戰(zhàn)爭中敗下陣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荀子還有“名有固善”的觀點。對他而言，語言文字的創(chuàng)造仍存在一個絕對的標準，只不過“名”的好壞與其是否能“約定俗成”，并無必然的關系，名詞翻譯亦可作如是觀。嚴復非常努力地創(chuàng)造“徑易而不拂”(簡單明了而又不矛盾)的“善名”。他很清楚地意識到譯名要有文字學的基礎，并奠定在譯者對翻譯雙方(所謂的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文化背景的深刻認識之上，亦即一方面應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臘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要尋找在中國文字學上有來歷的適當名詞來翻譯西字，并細查其兩方詞匯的文化與思想背景。嚴復所創(chuàng)造的譯語，如以“烏托邦”翻譯Utopia、以“智環(huán)”翻譯encyclopedia，以及以“民直”來譯right，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可惜，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嚴譯名詞未能更廣泛地為人們所采納，然而他所楬橥的“信、達、雅”的理想，無疑值得我們繼續(xù)追求。只是民國之后，嚴復所喜愛的古雅漢語，在梁啟超式的“東語”與五四白話文運動的雙重夾擊之下，顯得有些過時。同時，隨著語匯的挫敗，他以典雅古文來結合西方新知所傳達的文化典范，在激進化、反傳統(tǒng)的時代中也難逃曲高和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