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然 《念奴嬌·赤壁懷古》的作者是宋代文學(xué)大家蘇軾。蘇軾曾任密州太守。密州治所在今山東省諸城市。這位大家在任期間,修建超然臺,寫下《超然臺記》,并留下一篇膾炙人口的《江城子·密州出獵》和一首《滿江紅·東武會流杯亭》。筆者籍貫諸城市,對蘇軾的作品情有獨鐘。青少年時期就讀過《赤壁懷古》,感觸頗深。的確,這首詞全文百字,寫景狀物,憶古思今,氣勢恢宏,感情充沛,堪稱千古絕唱。文章之妙,竟使《念奴嬌》這個詞牌平添了《大江東去》和《酹江月》兩個別名。國人對這一佳作的肯定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筆者在初讀這首詞的時候,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這首詞押韻不出色,可從未見有人指出過。作為初學(xué)者的我當(dāng)然不敢多想,更不敢多說。近幾年,潛心研究語言文字,有些收獲,對這個存疑數(shù)十年的問題,終于想說且自信正確而敢說自己的見解了。重新審讀《赤壁懷古》,筆者斷言以下情況:
一、《赤壁懷古》有四處韻腳不和眾所周知,詩詞屬于韻文。韻文最基本的特點就是押韻。但是,不少古代詩詞的語句,甚至是名人名作的語句,卻不符合押韻的要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就屬此類。我要斷言,如今,絕大多數(shù)的讀者,在初讀《赤壁懷古》時,讀完前三個韻腳,仍然不知道這首詞押的是什么韻。讀完全文便會發(fā)現(xiàn),八個韻腳,就有四個不符合押韻的要求。這里列示原文,并用現(xiàn)代漢語拼音標(biāo)出八個韻腳的韻尾,詳作點評。
為了分析全篇用韻情況,這里把宋代張孝祥的《念奴嬌·過洞庭》和近代毛澤東的《念奴嬌·昆侖》全文列示于后,并對其韻腳作相應(yīng)標(biāo)注,以便比較分析。
通過以上三篇《念奴嬌》韻腳的標(biāo)注,可以清楚地看出,《念奴嬌》這個詞牌共有八個韻腳?!独觥返陌藗€韻腳是“色、徹、鱉、說、雪、截、國、熱”,其韻尾都屬o、e;《過洞庭》的八個韻腳是“色、葉、澈、說、雪、闊、客、夕”,有七個韻尾是o、e,一個韻尾是i;《赤壁懷古》的八個韻腳是“物、壁、雪、杰、發(fā)、滅、發(fā)、月”只有四個韻尾是e,其余四個韻尾則分別屬于u、i、a、a。 通過這樣的列示比較,我們可以初步斷定,三首詞押的都是o、e韻。站在普通話標(biāo)準(zhǔn)音的角度看,《赤壁懷古》的韻腳“物、壁、發(fā)、發(fā)”和《過洞庭》的韻腳“夕”不符合押韻要求,應(yīng)屬失韻。對此,筆者作如下分析: 漢語是可以通過押韻進行充分的音韻表達的語言,因而是最適于吟詠唱誦的語言。漢語戲劇有數(shù)百個劇種,漢語的說唱藝術(shù)形式豐富多彩,數(shù)不勝數(shù)。古往今來,幾歲頑童說幾句韻語,來一段順口溜、脫口秀,都算不上什么稀罕事。漢語的這一特點,與漢語的語音構(gòu)成密切相關(guān)。 漢語語音,一個字就是一個音節(jié),所有音節(jié)都是開音節(jié),每個音節(jié)的結(jié)尾都是聲帶振動且沒有發(fā)音長短限制的韻母,在進行韻文寫作時,沒有象英語那樣獨立發(fā)音的輔音的障礙,特別是聲帶不能振動的清輔音的障礙,所有的字都可以做韻腳,押韻比較容易實現(xiàn)。另外,漢語中還有許多讀音不同的同義詞,可以互相替換,在語法上,還可通過詞序的倒裝加以調(diào)整。所以,對一個具有一定寫作水平的人來說,選取韻腳字,就如探囊取物,手到擒來,根本不存在什么問題。對蘇軾這樣的文學(xué)大家來說,更是小菜一碟。所以,象《赤壁懷古》這樣的大家名作,真正失韻是不可能的。然而,為什么從文面上看全文八個韻腳就有四個不符合押韻要求呢?難道是作者故意放棄了詞作押韻的基本要求么?顯然不是,這里肯定另有未曾被人破解的原因。 筆者通過研究方言,在《方音取韻與詩經(jīng)的方言色彩》一文提出并證明了方音取韻的歷史事實。證明在普通話出現(xiàn)之前,國人沒有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語音,只有方言。而從語音的角度考察,方言的一般表現(xiàn)形式就是一個字在不同地區(qū)有不同的讀音。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寫作韻文,選取韻腳,只能根據(jù)各自的方言語音,別無選擇。這是歷史的局限,任何寫作高手,都不可能超越這樣的歷史局限。據(jù)此,筆者認為,《赤壁懷古》中的“物、壁、發(fā)、發(fā)”四個韻腳字,是蘇軾所處方言環(huán)境的方言特征示性字。只要按照其方言語音去讀這四個字,《赤壁懷古》全篇韻腳就會處處諧和?,F(xiàn)在我們感到不符合押韻要求,是因為作者所處方言環(huán)境對這些字的讀音與現(xiàn)代普通話讀音存在差異的緣故。而這種讀音差異,正是《赤壁懷古》文面上韻腳不和的根本原因。
二、四個韻腳包含著三個方音特征首先說明,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本文提到的四個不符合押韻要求的韻腳“物、壁、發(fā)、發(fā)”,兩個“發(fā)”字是重復(fù)的,但根據(jù)原文的語境推斷,兩個“發(fā)”字本來不是同一個字,前一個是發(fā)芽的“發(fā)”,其所對應(yīng)的繁體字是“發(fā)”;后一個是頭發(fā)的“發(fā)”,其所對應(yīng)的繁體字是“髮”?!鞍l(fā)”與“髮”只是讀音相同,字義并不同。所以,兩個“發(fā)”,應(yīng)按當(dāng)時的情況,視為兩個不同的韻腳字。 那么,按照蘇軾的方言,“物、壁、發(fā)、發(fā)”這四個字該怎樣讀呢?根據(jù)這首詞通篇押的都是o、e韻的初斷,這四個字方言讀音的韻尾也都應(yīng)是o或e。所以可以斷言,蘇軾的方言讀法是:“物”讀“臥”、“壁”讀“別(去聲)”、“發(fā)”讀“佛(上聲)”?!冻啾趹压拧愤@首詞中的“物、壁、發(fā)、發(fā)”四個韻腳,就包含這樣三個方言特征。在漢語語音發(fā)展史上,這三個方言特征早就存在。筆者從形聲字中歸納出來的方音序列中有與這三個特征相對應(yīng)的序列,是這三個特征歷史存在的充分證據(jù)。這里對這三個特征作如下闡釋: 1、讀“物”如“臥”的方言特征。這種方言特征筆者稱之為u—o(uo)混讀特征。其一般表現(xiàn)形式是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u視同為o或uo。筆者從形聲字中歸納出來的方音序列中有反映這一特征的序列: u—o(uo)混讀序列 “擭=護”,“蒦”讀音huo,“逫”讀音zhu。 這一方音序列中的“度踱、屋握、幕莫、塑朔”等字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一個字是形聲字,另一個字是它的聲旁字,且前一個字的讀音韻母是u,后一個字的讀音韻母是o或uo。序列的存在,是人們制造形聲字時,按照方言語音選取聲旁字的必然結(jié)果??梢宰C明,讀“物”如“臥”,u—o(uo)混讀的方言特征,在人們制造這些形聲字的時候就已形成。在造字者看來,這些形聲字與其聲旁字的讀音是完全相同的,韻母都是o或uo。 2、讀“壁”如“別”的方言特征。這種方言特征筆者稱之為i—e(ie)混讀特征。其一般表現(xiàn)形式是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i視同為e或ie。筆者從形聲字中歸納出來的方音序列中有反映這一特征的序列: i—e(ie)混讀序列 這一方音序列中的“吉結(jié)、七切、漬責(zé)、敝鱉”等字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一個字是形聲字,另一個字是它的聲旁字,且前一個字的讀音韻母是i,后一個字的讀音韻母是e或ie。序列的存在,是人們制造形聲字時,按照方言語音選取聲旁字的必然結(jié)果。可以證明,讀“壁”如“別”,i—e(ie)混讀的方言特征,在人們制造這些形聲字的時候就已形成。在造字者看來,這些形聲字與其聲旁字的讀音是完全相同的,韻母都是e或ie。 3、讀“發(fā)”如“佛”的方言特征。這種方言特征筆者稱之為a—e(o)混讀特征。其一般表現(xiàn)形式是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a視同為e或o。筆者從形聲字中歸納出來的方音序列中有反映這一特征的序列: a—e(o)混讀序列 這一方音序列中的“鍘則、犮鈸、差磋、麻摩”等字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一個字是形聲字,另一個字是它的聲旁字,且前一個字的讀音韻母是a,后一個字的讀音韻母是e或o。序列的存在,是人們制造形聲字時,按照方言語音選取聲旁字的必然結(jié)果??梢宰C明,讀“發(fā)”如“佛”,a—e(o)混讀的方言特征,在人們制造這些形聲字的時候就已形成。在造字者看來,這些形聲字與其聲旁字的讀音是完全相同的,韻母都是e或o。 以上三個方音序列可以充分證明,蘇軾在《赤壁懷古》的韻腳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讀“物”如“臥”、讀“壁”如“別”、讀“發(fā)”如“佛”的三個方音特征,在歷史上早就存在。這種方言語音信息已經(jīng)深深地滲透在具有表音功能的漢字之中。因為這三種特征都屬于韻母特征,所以,這種語音信息也深深地滲透在世代相傳的詩詞韻腳之中。這三個方言特征,在先秦、漢代及以后的許多韻文中都有表現(xiàn),筆者在《方音取韻與詩經(jīng)的方言色彩》一文中已經(jīng)論及,這里不復(fù)贅述。這些方言特征,一直在華夏大地傳承。蘇軾只是這三個方言特征若干傳承者中的一個。
三、三個特征在蘇軾的作品中具有自身統(tǒng)一性唐代詩人賀知章有名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边@兩句詩反映了方言語音的穩(wěn)定性。實踐證明,一個人一旦被某種方言特征所左右,這種特征就會伴隨終生,在他的語音實踐中始終如一地表現(xiàn)出來。筆者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一個人的方言語音的自身統(tǒng)一性。蘇軾在《赤壁懷古》的韻腳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讀“物”如“臥”、讀“壁”如“別”、讀“發(fā)”如“佛”的三個方言特征,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都充分表現(xiàn)出這種自身統(tǒng)一性。這里僅舉一篇《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為例加以說明。其原文如下:
這首詞的九個韻腳中包含“色、客、說、瑟、鶴”五個韻尾屬于o、e的字,可斷定這首詞押的也是o、e韻。眾所周知,南宋愛國將領(lǐng)岳飛的言志名篇《滿江紅》,全篇九個韻腳字的韻尾都屬o、e,應(yīng)當(dāng)屬于步蘇軾原韻的作品。按照現(xiàn)代的普通話語音標(biāo)準(zhǔn),蘇詞中的“碧、讀、惜、忽”四個韻腳,都不符合押韻要求。所以這四個韻腳字屬于蘇軾的方言特征示性字。只要按照其方言語音去讀這些字,這首詞的押韻肯定不存在什么問題。 與前面《赤壁懷古》韻腳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三個方言特征相對照,這首《滿江紅》中的“碧、讀、惜、忽”四個韻腳所表現(xiàn)出來方言特征,與之完全一致。其中的“碧、惜”二字,如同《赤壁懷古》中的“壁”字,韻母都是i,卻與韻尾是o、e的字一起押韻。證明作者具有穩(wěn)定的i—e(ie)混讀的方言語音習(xí)慣,讀“碧”如“別”、讀“惜”如“寫”。其中的“讀、忽”二字,如同《赤壁懷古》中的“物”字,韻母都是u,卻與韻尾是o、e的字一起押韻。證明作者具有穩(wěn)定的u—o(uo)混讀的方言語音習(xí)慣,讀“讀”如“躲”、讀“忽”如“锪”。很顯然,《赤壁懷古》中所包含的三個方言特征,在這里就出現(xiàn)了兩個,而且,每個特征都重復(fù)出現(xiàn)了兩次。 文末附有蘇軾其他以o、e為韻的作品,證明這三個方言特征,在其不少作品中,都清楚、穩(wěn)定地表現(xiàn)出來。
四、三個特征在三蘇父子的作品中具有自身統(tǒng)一性一種語音習(xí)慣的養(yǎng)成,是在與周圍人群的千百萬次的語言交流過程中完成的,這個過程從咿呀學(xué)語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所以,對自己的語音習(xí)慣影響最大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等親人。因而,一個人的語音實踐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方言特征,總是首先表現(xiàn)為同自己的家人高度一致。與其父蘇洵、其弟蘇轍的有關(guān)作品相對照,蘇軾在《赤壁懷古》中表現(xiàn)出來的讀“物”如“臥”、讀“避”如“別”、讀“發(fā)”如“佛”的三個方言特征,就具有這樣的高度一致性。這里,列示蘇洵的《和楊節(jié)推見贈》和蘇轍的《賦豐城劍北歸途中作》如下,以作比較點評。
蘇洵的詩中共有十三個韻腳。按照普通話讀音,其中“峽、甲、柙、頰、乏”五個屬于a韻,單一個“楫”字屬于i韻,其余“接、怯、帖、涉、愜、劫、鬣”七個屬于e韻。與《赤壁懷古》相對照,用方音取韻的觀點去分析,可以看出這首詩押的也應(yīng)是o、e韻。其中,韻母為a、ia的字 “峽、甲、柙、頰、乏” ,及韻母為i的字“楫”都屬于方言特征示性字,按照o、e韻的要求,“甲、頰”二字應(yīng)讀“揭”,“峽、柙”二字應(yīng)讀“協(xié)”,“乏”字應(yīng)讀“佛”,“楫”字應(yīng)讀“捷”。這些方音韻腳字所反映的方言特征,與蘇軾《赤壁懷古》中讀“發(fā)”如“佛”、讀“壁”如“別”的方言特征對應(yīng)一致,分別屬于a—e(o)混讀特征和i—e(ie)混讀特征。 蘇轍的詩中共有八個韻腳。按照普通話讀音,其中“隔、得、德、客”四個屬于e韻,“出、物”兩個屬于u韻,“靂、石”兩個屬于i韻。與《赤壁懷古》相對照,用方音取韻的觀點去分析,可以看出這首詩押的也應(yīng)是o、e韻。其中韻母為u的字“出、物”,及韻母為i的字“靂、石”都屬于方言特征示性字,按照o、e韻的要求,“出”應(yīng)讀若“綽”,“物”應(yīng)讀若“臥”,“靂”應(yīng)讀若“列”,“石”應(yīng)讀若“舌”。四個方音韻腳字所反映的方言特征,與蘇軾《赤壁懷古》中讀“物”如“臥”、讀“壁”如“別”的方言特征對應(yīng)一致,分別屬于u—o(uo)混讀特征和i—e(ie)混讀特征。 綜覽三蘇作品,有不少以o、e為韻的詩詞,其韻腳中都或多或少地混雜著韻尾是u、i或a的字。這就證明了蘇氏父子集讀“物”如“臥”、讀“壁”如“別”、讀“發(fā)”如“佛”的方言特征于一身,總是把現(xiàn)代普通話語音中的一部分韻母u、i、a視同為o、e,因而,自然而然地會用韻母為u的“物、讀、忽、出”等字、韻母為i的“壁、碧、惜、靂、石”等字和韻母為a、ia的“峽、柙、甲、頰、發(fā)、乏”等字同韻尾是o、e的字一起押韻。這是三蘇方言自身統(tǒng)一性的典型標(biāo)志。 筆者之所以選擇《赤壁懷古》作為研究核心,就是因為它是三蘇作品中包含方言特征最集中的一篇。特定方言環(huán)境,孕育了獨具鄉(xiāng)音色彩的詩篇。本來分屬于四個不同韻攝的漢字,殊途同歸,匯聚于同一韻攝之下,被視為同韻,充當(dāng)同一篇章的韻腳,這是世所罕見的。事實證明,《赤壁懷古》不僅詩情畫意動人心魄,而且在用韻上也演繹出方音取韻、四韻通押的今古奇觀。
五、三個特征與其它唐宋大家相通筆者反復(fù)論述,古代社會是一個各種方言異彩紛呈的社會。方言是漢語語音存在和發(fā)展的基本形式。任何一種方言都是一定范圍內(nèi)人們的約定俗成,各自都有有限卻又足以維持其傳承的規(guī)模,都有足夠眾多的人在使用。因而,一個詩人作品中出現(xiàn)的方言特征,在其鄰域的詩人作品中,也能找到蹤跡。蘇軾《赤壁懷古》中出現(xiàn)的三個方言特征,除了在三蘇的作品中表現(xiàn)高度一致外,在其他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也都有清晰的反映。 首先是贛籍詩人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的作品,都明顯存在a—e(o)混讀特征和u—o(uo)混讀特征。 關(guān)于三位江西老俵作品中的a—e(o)混讀特征,筆者在《贛方言有一個古老的特征》一文中已作了詳盡闡釋,這里不再重復(fù)。 關(guān)于u—o(uo)混讀特征,這里僅以曾鞏的《喜二弟侍親將至》中的一個片斷為例,加以說明。
很顯然,在這個片段中,五個韻腳字有四個韻尾屬于o、e,只有一個“數(shù)”字夾在中間,其韻母是u。所以,可以斷定,這首詩押的是o、e韻,這個“數(shù)”字是作者的方言特征示性字,其方言讀音的韻母應(yīng)為uo。這證明與蘇軾的讀“物”如“臥”一樣,曾鞏讀“數(shù)”如“朔”,他們都把漢語拼音中的韻母u視同為o或uo,都很習(xí)慣地用韻母為u的字同韻尾為e或o的字一起押韻。
六、同義詞中有與三個特征相對應(yīng)的語音信息。這次研究《赤壁懷古》,解析其中的三個方音特征,同時還順手牽羊,發(fā)現(xiàn)了在單音節(jié)的同義詞中,存在與這三個特征相對應(yīng)的語音信息,研究過程中,筆者從若干單音節(jié)同義詞中,整理出以下三個序列: 1、u—o(uo)混讀序列: 這個序列中的所有字對,有一個共同性質(zhì):兩個字屬于單音節(jié)同義詞,且兩個字的聲母都相同(或有方言音變關(guān)系),上一個字的韻尾都是u,下一個字的韻尾都屬o或e。 2、i—e(ie)混讀序列: 這個序列中的所有字對,有一個共同性質(zhì):兩個字屬于單音節(jié)同義詞,且兩個字的聲母都相同(或有方言音變關(guān)系),上一個字的韻母都是i,下一個字的韻母都屬e或ie。 3、a—e (o)混讀序列: 這個序列中的所有字對,有一個共同性質(zhì):兩個字屬于單音節(jié)同義詞,且兩個字的聲母都相同(或有方言音變關(guān)系),上一個字的韻尾都是a,下一個字的韻尾都屬o或e。 以上三個序列所具有的屬性表明,這些同義詞,源于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區(qū)的不同稱謂,而人們又為這些不同稱謂制造或假借了不同的漢字。隨著人們交往范圍的擴大和次數(shù)的增多,這些產(chǎn)生于不同方言環(huán)境的不同稱謂,被人們互相接受,彼此認可,于是就形成了這些字形不同、讀音不同而字義卻相同的同義詞。每一序列中的上下字對,都存在相同的讀音差異,這種差異又正好同某種方言語音與普通話讀音的差異相一致。這說明這些字對中的下一個字讀音就是上一個字讀音的方言音變。這里的三個序列所反映的三個方言特征與《赤壁懷古》中的三個特征是完全一致的。這說明這些同義詞分別產(chǎn)生于相應(yīng)的方言環(huán)境之中。
七、三蘇作品的其他特征除了《赤壁懷古》中所包含的三個特征之外,三蘇作品還反映出另外兩個特征,即ei—ai混讀特征和en—an混讀特征。ei—ai混讀特征就是讀“回”如“徊”、讀“貝”如“敗”、讀“雷”如“來”的一種方言特征。這種方言特征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ei視同為ai,在南方分布很廣泛,可以作為區(qū)分南北方言的標(biāo)志特征。關(guān)于這個特征,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多有論及,并引用過蘇軾的文例,這里不再多議。 en—an混讀特征就是讀“旬”如“絢”、讀“粦”如“憐”、讀“春”如“川”的一種方言特征。這種方言特征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en視同為an,。這個特征雖然分布也較廣泛,但并未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這里引用宋代詩人林逋的《山園小梅》和清代文人無錫人顧景文(1631-1675 字匏園)的詩《泰伯墓》為例,說明這個方言特征的實際存在,并引蘇軾的《澄邁驛通潮閣二首》和蘇洵的《憶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韻》(節(jié)選),說明三蘇父子作品中也包含這個方言特征。
顯然,林逋和顧景文雖相隔數(shù)百年,但從作詩用韻的角度看,卻判若一人。因為他們的詩都是en、an通押,不分彼此。這說明在他們的方言中,都把漢語拼音中的韻母en視同為an,讀“昏”如“歡”,讀“魂”如“環(huán)”,讀“門”如“蠻”,讀“坤”如“寬”,讀“樽、尊”如“鉆”。所以才會出現(xiàn)這種en、an通押的現(xiàn)象。
蘇軾的詩與其父蘇洵的詩的用韻情況,與林逋、顧景文別無二致,都是en、an通押。尤其是蘇洵的詩最有說服力。因為題目中便已言明七十八韻,就說明作者的寫作意圖是一韻到底的。全文(附文后)七十八個韻腳,絕大部分都是an韻字,只零星夾雜著“昏、痕、尊、存、溫”五個en韻字。這就相當(dāng)于作者在親自告訴讀者,在他的心目中,“昏、痕、尊、存、溫”這五個韻腳字與其他七十三個an韻字,韻尾相同,屬同一個韻攝。所以,筆者斷言,三蘇作品中包含著一個讀“昏”如“歡”、讀“尊”如“鉆”、讀“痕”如“漢”的en—an混讀特征,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en視同為an。
八、讀《赤壁懷古》的感悟1、方音取韻是誰也不能避免的歷史局限。這次,從分析《赤壁懷古》的用韻情況入手,破解三蘇方言,讓筆者更加看清了歷史上人們按照各自的方言語音進行韻文寫作的事實,看清了這種誰也抗拒不了的歷史局限。現(xiàn)在,我們有了普通話這個空前統(tǒng)一的語音標(biāo)準(zhǔn),有國家政府略帶強制的語言政策的引導(dǎo),有龐大的教育體系支撐著推普活動,有技術(shù)先進的視聽媒體天天做示范,但各地方言仍然存在巨大差異。誰也不能讓廣東人不把“八”讀若“發(fā)”,讓湖南人不把“出”讀若“屈”,讓河南有些地方不把“客”讀若“開”,讓河北有些地方不把“花錢”讀若“豁錢”,……如此等等。有統(tǒng)一的語音,便于交流,是人們共同的愿望。但真正實現(xiàn)這樣的愿望,路途還相當(dāng)遙遠。 偌大一個中國,今天我們尚且辦不到的事情,古人肯定更辦不到。所以,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有過統(tǒng)一文字的壯舉,但斷無統(tǒng)一語音的紀錄。古人按照方言語音作詩,是歷史必然,天經(jīng)地義。 2、三蘇方言至今猶存。1987年,筆者在偵破一起案件審查一份詢問筆錄時,發(fā)現(xiàn)被詢問的當(dāng)事人系嘉祥縣人,名為郭愛香。因嘉祥縣與巨野縣毗鄰,而巨野縣多有國姓家族,為了防止把當(dāng)事人姓氏搞錯,出現(xiàn)“國、郭”之誤,便親自面見當(dāng)事人核實。經(jīng)仔細盤問,此人既不姓郭,也不姓國,而是姓古。只因她讀“古”如“郭”,所以書記員把她的姓氏錯記為“郭”。這件小事讓筆者看到了方言知識對偵破案件的重要作用,更讓筆者知道了世界上還有讀“古”如“郭”這樣一種方言特征。2003年后,筆者開始研究語言文字。在撰寫“古韻研究”一書時,把這段親歷寫在了書的前言中。這次又把它剪貼在這里,讓世人看看。今人的讀“古”如“郭”,與古人的讀“物”如“臥”其實是一樣的,都是把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u視同為o或uo。這是三蘇方言在現(xiàn)代社會仍然存在的一個典型例證。 撰寫此文期間,正逢7.23動車組追尾事故發(fā)生,網(wǎng)上看到一名觀眾在現(xiàn)場匿名題詩如下:
細看此詩,以“潑”字起韻,第三個韻腳是“車”,可以斷定,這首詩前四句押的是o、e韻,但他的第二個韻腳“泣”字韻母卻是i,這不正是蘇軾讀“壁”如“別”的方言特征在現(xiàn)實中仍然存在的證據(jù)嗎?可以斷言,作者肯定是讀“泣”如“切”的。 雖未親歷過蜀道之難,但根據(jù)方言的穩(wěn)定性,筆者深信,三蘇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讀“物”如“臥”、讀“避”如“別”、讀“發(fā)”如“佛”、讀“回”如“徊”、讀“春”如“川”的五個方言特征,在今四川省眉州市肯定還能找到蹤跡。 3、韻尾為o、e的字應(yīng)屬同一個韻攝。韻攝,是古人對“韻”的一種分類。凡是在韻文中可以一起押韻的字都屬同一個韻攝。古人對韻攝的劃分見解殊異,有十二韻攝和十六韻攝之別。近代漢語教學(xué)中又有十三韻十八轍之說。筆者研究認為,現(xiàn)代漢語拼音中的韻母表,基本上是按韻攝編排的,漢語語音中的韻母可劃分為十二個韻攝,每個韻攝分為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等。各個韻攝的一等韻即韻母表中的第一行(介音行)的i、u及其后各行的首列的a、o(e)、ai、ei、ao、ou、an、en、ang、eng等開口呼韻母與介音結(jié)合,構(gòu)成各個韻攝的其他齊齒、合口、撮口三等。這里,把e與o劃歸同一個韻攝,理由很簡單,古往今來,許多詩人作詩,都同時用韻尾為e或o的字一起押韻。本文所引三蘇父子的例文均可作例證。古人作詩共同遵守的用韻規(guī)則,就是漢語語音的實際。是我們劃分韻攝最可靠的根據(jù)。 事實上,漢語拼音中的e和o,應(yīng)屬同一個韻母與不同聲母搭配所產(chǎn)生的不同音變。這一判斷的依據(jù)是,在漢語音節(jié)構(gòu)成中,e只與b、p、m、f、w五個聲母匹配拼合,o只與其他聲母匹配拼合,它們?nèi)缤粋€韻母,共同分擔(dān)了與所有聲母的拼合任務(wù),分工明確,其間絕無交叉。所以古人用韻尾為o、e的字在詩詞中一起押韻,我們把它劃歸同一個韻攝,都是合情合理的。 十二個韻攝,多數(shù)四等不全。如a攝只有a、ia、ua三等,ao攝只有ao、iao兩等。而這個o(e)攝則有完整的開、齊、合、撮四等,即“o(e)、ie、uo、iue”。(iue=üe) 今人作詩填詞,多依從平水韻,其實平水韻把詩韻分為一百零六韻,有很多屬于子項相容,既犯了分類學(xué)的大忌,又脫離漢語語音實際,是不倫不類的。詩韻分類,說到底,是對韻母的分類。作詩可以一起押韻的就是一類。按照現(xiàn)代漢語拼音韻母表,構(gòu)成漢語語音的韻母一共三十五個,考慮四聲音素,分類對象的總數(shù)也只能是這個數(shù)的四倍,一百四十個。一百四十個分類對象就分成一百零六類。平水韻源自《廣韻》,《廣韻》則把韻分為二百零六韻。分類對象都被劈碎了,還叫什么分類。 4、根據(jù)韻文跟蹤古代方音信息,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筆者在《方音取韻與詩經(jīng)的方言色彩》一文中,就做了根據(jù)韻文跟蹤古代方言的示范。這次又通過解析三蘇方言,進行了進一步的驗證。實踐證明,這種方法非常有效。相信讀過本文,定可透過《赤壁懷古》和三蘇的有關(guān)詩詞,清楚地看到,在宋代,在蘇軾的老家——今四川省眉州市,讀“物”如“臥”、讀“避”如“別”、讀“發(fā)”如“佛”、讀“回”如“徊”、讀“春”如“川”,五個方言特征爭奇斗艷,并存一隅。宋代眉州方言豐富多彩的一面昭然天下。 5、同義詞也是研究古代語音重要的信息資源。這次研究《赤壁懷古》,從“物”與“臥”的讀音差異與同義詞“吾”與“我”的讀音差異的一致性中,筆者悟出這種共變現(xiàn)象,應(yīng)當(dāng)作為人們用共變法判明事物間因果邏輯關(guān)系的依據(jù)。因而,成功地從同義詞中歸納出了與《赤壁懷古》中的方言特征相對應(yīng)的三個方音序列。讓筆者明白了,漢語中眾多的同義詞,都來源于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區(qū)的不同稱謂。而這些不同稱謂又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單純的不同稱謂,如“荷花、蓮花、芙蕖、芙蓉、菡萏”,指的都是同一事物,只是稱謂不同,音節(jié)之間沒有方言音變關(guān)系。另一種不同稱謂從讀音上分析屬同一個音節(jié)在不同地區(qū)發(fā)生的不同音變,人們雖然為這些不同音變制造或假借了不同的漢字,但其讀音上的音變關(guān)系卻仍然很清晰。如與語言密切相關(guān)的同義詞 “敘、述、訴、說、云、言、語、曰”就包含著一些方言音變關(guān)系。其中的“敘、述、訴”之間存在聲母sh與s的音變及介音i的添減等關(guān)系。而“述、說”之間存在的就是曾鞏讀“數(shù)”如“朔”的方言音變關(guān)系。 實踐證明,和形聲字中存在方音序列一樣,同義詞中也可歸納出方音序列。除了形聲字、多音字、合音字、復(fù)合漢字在字典的音訓(xùn)及歷代韻文之外,同義詞也是研究古代語音重要的信息資源。研究古代語音,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附:(1)蘇軾的其他三首以o、e為韻的《滿江紅》 (2)蘇洵的an韻長詩《憶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韻》
蘇軾慣用《滿江紅》這個詞牌,且慣以o、e為韻,對后人使用這個詞牌影響很大。但從現(xiàn)代普通話的標(biāo)準(zhǔn)看,其所作《滿江紅》的押韻,都很成問題,有的很難看出到底是在押什么韻。蘇軾作品凡遇o、e韻,韻腳都很亂。幾個方言特征并存,集中作用于同一個韻攝,這應(yīng)當(dāng)是當(dāng)時四川眉州方言獨具的特色。 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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