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這篇《再上皇帝書》句句人身攻擊還不指名道姓，罵的是誰？

熙寧三年（1070），蘇軾連續(xù)進呈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與《擬進士對御試策》，全面展開對新政的批判。

第一篇《上神宗皇帝書》長達萬言，可謂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之代表。在此文中，蘇軾將變法內(nèi)容進行逐條批駁，大加批伐，幾至無一絲可取之處。文章開篇，蘇軾就提出了“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結(jié)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亦即蘇軾對于變法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

“結(jié)人心”針對的就是變法的各項具體措施。比如那個“制置三司條例司”，是在朝廷體制之外另設一個部門。實際上是撇開原有那些反對變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來推行變法。在蘇軾看來，這個新機構(gòu)的執(zhí)掌與中書、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員和冗費，而且使得“民實驚疑”“吏皆惶惑”。要“復人心而安國本”，就應該罷去“新法”的領導機構(gòu)——制置三司條例司。如此，“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

“厚風俗”則是反駁王安石變法的相關(guān)理念?；趥鹘y(tǒng)的儒家觀念，蘇軾認為國家的根本在于其“道德”“風俗”，而不能以簡單的“強弱”“富貧”衡量。比如“秦”“隋”兩朝時國家看似國富力強，但“根本已空”，則“僵仆無日”，導致了他們的“速亡”。從中不難看出，蘇軾主張的是藏富于民。另外，蘇軾也反對王安石任用“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因為任用這樣的人會導致“好利之黨，相師成風”——這一點也被蘇軾不幸言中了，王安石火線提拔的官員——以呂惠卿為首——后來都列入了《宋史》的“奸臣傳”。

至于“存紀綱”則是就王安石壓制諫官的不同意見而言。當時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對那些膽敢彈劾自己的御史一律撤職。結(jié)果，臺諫官員實際上已經(jīng)成了宰執(zhí)的附庸，無法履行維護“朝廷紀綱”的職能。蘇軾認為為了避免諫言而壓抑臺諫，根本毫無道理。即便用強制手段達到“言無不同、意無不合”，萬一有“小人”魚目混珠在其間，君主將會因此無法做出準確的評判，于國則有大害。

如果說《上神宗皇帝書》還是對事不對人，那么一個月之后的《再上皇帝書》就堪稱直接的人身攻擊了。其言辭之激烈直讓人瞠目結(jié)舌，幾至無法相信是出自溫文爾雅的蘇軾手筆了。他不但進一步將“新法”貶低得一無是處（“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隨之”），而且其行文之間雖未指名，然而天下誰人不知句句不離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蘇軾竟將王安石比作魏晉之際的奸臣賈充，要求神宗將其罷免——“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睂嵤虑笫堑卣f，這就頗有些“要挾”的味道了。

而在最末一篇《擬進士對御試策》里，蘇軾繼續(xù)猛攻王安石。先是痛陳變法之禍，再說王安石不知人善任。最后搬出了儒家經(jīng)典《詩經(jīng)》與《尚書》維護“祖宗成法”：“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边@不啻是在直接針對王安石之“三不足”，而吼出了反對變法的最強音。當時,蘇軾在反對新法方面的確是以大膽敢言著稱的。他通過上書、召見對議、作文、寫詩等各種方式反對新法，制造了大量輿論。無怪乎司馬光都會發(fā)出了“敢言不如蘇軾”這般感慨了。只不過，連番上書以后，神宗仍舊無動于衷。

熙寧初年的大宋朝廷，圍繞著王安石變法，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論戰(zhàn)。一方是在宋神宗支持下的以王安石、呂惠卿為首領的變法改革派，一方是由蘇軾與司馬光、韓琦和張方平等元老大臣形成的反對派。雙方的觀點尖銳對立。在此黨爭激烈之際，已無調(diào)和折中的中間立場，唯非此即彼而已。在論戰(zhàn)中，蘇軾與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站到了一起，實質(zhì)上也起到了“保守派”的作用。不過，無論從他早年主張改革的文章，還是從日后變法失敗后所說的公道話看，蘇東坡都不應該簡單地與“保守派”畫上等號的。他一生都沒有放棄自己在仁宗朝提出的“豐財”“強兵”“擇吏”的革新主張。比如，蘇軾雖然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對新法作了全面批評，但對“近日裁減皇族恩例”之類做法卻作了肯定。因為這與自己“廣取以給用，不如節(jié)用以廉取”的主張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