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是在1919年參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在與猶太復國運動合作3年后，他對來自對方的要求并不十分滿意?！澳切┆q太復國主義者無恥又莽撞；我肯定是支持這一事業(yè)的，因此對我而言，要做到每次都能妥善處理，就很困難”。

為了讓大量猶太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傾盡全力支持擬建中的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猶太復國主義者充分利用他的聲望，在他日本的學術(shù)之行中，還不忘讓他為此籌款。

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首先，偏向某一民族的做法與他認可的國際主義是相悖的。但當他訪問了巴勒斯坦之后，他對猶太移民的成就感到欣慰，尤其是特拉維夫：“短短幾年之內(nèi)，猶太人在這座城市所取得的成就受到高度贊賞……我們猶太民族的活力難以置信?！?“如果這里沒有猶太人，只有阿拉伯人，那么這個國家就不需要出口（任何東西），因為阿拉伯人沒有什么需求，只以自己種植的作物為生。猶太人不能與阿拉伯人競爭，而且地方性商品在世界市場也沒有競爭力。所以從農(nóng)業(yè)方面不會有什么成果。盡管如此，我認為這個國家將是屬于我們的”（本卷附錄G，783頁）。

他的猶太復國主義可稱之為文化猶太復國主義，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是文化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核心。他希望在耶路撒冷建設(shè)成猶太人的文化之家，通過文化把猶太人擰成一股繩。

愛因斯坦最關(guān)心的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處問題。他尋求在和平共處的基礎(chǔ)上與阿拉伯人達成合理的協(xié)議，而不是以建立一個有邊界和軍隊以及世俗權(quán)力手段的猶太國家，后者只能破壞雙方的和解。“我們對待阿拉伯少數(shù)族群的態(tài)度……是我們道德標準的真正的試金石”。

“國際主義” 一直是愛因斯坦的理想?！耙粦?zhàn)” 結(jié)束后，他理想中的 “學者共和國” 不復存在。由于對來自以前敵對國家的同行的排斥，戰(zhàn)后的歐洲一直還不能舉行大規(guī)模的國際會議。這讓他感到痛心。為此，他與少數(shù)志趣相投的國外同行保持密切的交流。他在巨大的壓力下訪問巴黎，在法蘭西研究院做了四場演講，并參加了由法國哲學學會舉行的討論晚會。盡管這些演講和討論并不向公眾開放，但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受到外部事件的抵觸與打擊下，他受邀參加國際聯(lián)盟的智力合作國際委員會，曾經(jīng)因為委員會的不公正做法而憤而退出，后來在居里夫人的勸說下又重新加入。此后又經(jīng)歷幾次事件，使他對由法國主導的國際聯(lián)盟的智力合作國際委員會感到失望。雖然沒有退出，但基本上不再參加他們的活動。

本卷中有一個非常讓人感動的地方，就是學者之間的相互欣賞。 愛因斯坦和玻爾被認為是物理學界最尖頂?shù)娜宋?，他們?yōu)榱孔恿W的基礎(chǔ)而引發(fā)的爭論廣為人知。但在1922年至1923年，兩人間更多是彼此欣賞。

1921年的諾貝爾獎推遲到了1922年，而這一年的獲獎者是尼爾斯·玻爾?，F(xiàn)存最早的為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而發(fā)來的賀信就來自于玻爾：“對我而言，我能從外界環(huán)境中得到的最大的榮幸和樂事，就是和您同時被考慮授獎?！?愛因斯坦回復道：“和我敬愛的玻爾一起獲獎，這使我感到特別快樂?！?對于玻爾因在愛因斯坦歸來之前就將接受諾貝爾獎而產(chǎn)生的不安，愛因斯坦寫道：“您對有可能在我之前獲獎而感到不安，我覺得這特別可愛——這真是典型的玻爾風格。”

愛因斯坦對玻爾所做的先驅(qū)性工作表達了欽佩之情，正式推薦玻爾為普魯士科學院通訊院士。當有人托他聯(lián)系玻爾時，他回信道，玻爾是 “當今物理學最偉大的天才”，不敢以瑣碎的請求去打擾他。在旅行之中他還不忘給玻爾寄明信片。1923年1月10日，他在新加坡附近給玻爾寫信：“這次旅行是美妙的。我對日本和日本人心醉神迷。我敢肯定您也會這樣。此外，海上旅行對一個喜好苦思冥想的人來說，是一個美妙的存在——像一座修道院。此外，赤道附近氣候宜人。溫暖的水慵懶地從天空落下，萬物歸于平寂，讓人不自覺地昏昏欲睡——這封短信就是證明。”

這種坦蕩和謙遜非常難得，只有在 “學者共和國” 中才能存在，在當今的學界尤覺珍貴。

愛因斯坦一生中有6次跨洲的長途旅行，這是他第一次用日記的形式記錄自己的行蹤。這些日記最初只是想給自己的繼女看，并不是用于出版的。日記文字有長有短，還充斥著不完整的句子。他還為日記配上火山、小船、魚、日本建筑屋頂?shù)炔鍒D；日記風格總體以簡潔取勝，不經(jīng)意間就刻畫出對方的個性與特征。

比如，說到新加坡的招待會時，他寫道：“蛋糕是美味的，語言卻是絕望的災難?！?nbsp;談到他在巴勒斯坦米格那農(nóng)場，居住條件簡陋，不得不用戶外的旱廁時，他寫道：“興高采烈的朝圣者舉著大燈籠走向室外的茅房”。談到日本的飲食時，他用 “像魔鬼的祖母煮的” 句子。談到與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見面時，他寫道 ：“后者（指王后）顯示了她的科學（水準），人們注意到了，但沒有人告訴她，他們在想什么”。

寥寥數(shù)語，活生生地把老派的宮廷文化呈現(xiàn)出來。難怪他說來聽他演講的那些王公大臣大都附庸風雅，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么。他在西班牙待了三周，但日記內(nèi)容不多，加起來也沒有在上海的兩天內(nèi)容多。但這期間他參觀了三次普拉多博物館，并前往托萊多一游（他形容此行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

總體而言，“那些折磨人的社交活動”讓他生厭。他的幽默個性讓他無法長時間忍受這種沒有生命的社交活動。一有可能，他那愛諷刺人的個性就會顯露出來，寫出來的內(nèi)容有時讓人忍俊不禁，有時又讓人哭笑不得。這本日記也成為《全集》十三卷的精華所在，值得反復閱讀。

愛因斯坦為什么想訪問日本？據(jù)他本人聲稱，這趟旅行既是為了逃避柏林的緊張氣氛與流傳的對他本人的威脅，也是為了實現(xiàn)他渴望已久的訪問日本的心愿。

1922年6月24日，光天化日之下，愛因斯坦的好朋友，德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在柏林的街道上被右翼極端分子槍殺。這一事件更使他認識到，作為一位德國公共生活中杰出的猶太左翼人士，他處于實實在在的人身危險之中。刺殺事件也影響了愛因斯坦出席公共場合的意愿。他決定不參加當年9月在萊比錫舉行的德國自然研究者與醫(yī)生協(xié)會的一百周年慶祝會，本來大會已為他安排好了演講。事實上，即使沒有拉特瑙事件，他也已厭倦了處于風暴中心的柏林的政治紛爭。

他曾認真地考慮離開普魯士科學院，擺脫學術(shù)生活，過上一種與世隔絕的、田園式的奢侈的生活，連地點都找好了。目的就是希望能逃避因迅速增長的名望所帶來的諸多要求。他拒絕了大量的演講，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什么新的內(nèi)容可說，但無濟于事。他其實知道公眾不過是想利用他的理論和聲望達到他們的目的。

愛因斯坦訪問日本時，日本正在經(jīng)歷著劇烈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革。始于1912年的大正時代，主張國際主義、世界主義，世俗主義與民主化，試圖取代主要著重民族塑造的明治時代的狹隘主張?！耙粦?zhàn)”結(jié)束后的數(shù)年，見證了日本的工業(yè)化與現(xiàn)代化。歐洲與美國正開始對日本文化施加影響。一批傾向西方的知識分子正在成長。受基督教、自由主義以及激進理念的影響，婦女參政、勞工以及學生運動也開始興起。外國科學家受邀訪日，首批科學期刊也出現(xiàn)了。盡管如此，也潛伏著政治恐怖的暗流：日本帝國的外交政策受到主流政黨的支持，政黨之間的差別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對帝國主義，而是主張 “緩進派” 還是 “激進派” 的帝國主義者。

愛因斯坦的到訪給日本社會造成了 “文化沖擊”。一個僅僅靠自己的思想就改變了世界的人，在日本受到了以前只有將軍和政要才有的待遇。愛因斯坦在感受了日本人的好客時，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

日本人羨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懷著偉大的理想主義，成功地深入于科學之中，這并沒有錯，但他警告日本人不要屈服于西方影響：“對每個國家來說，外國文化的泛濫都是危險的，在這種泛濫中，人們很容易變得極少重視自己的價值觀并且忘記它”?！安灰送昝赖乇３肿约核鶕碛械摹?yōu)于西方人的偉大特征：對生活的藝術(shù)塑造，對個人需求的謙卑和質(zhì)樸，以及日本精神的純凈和安寧”，“不加選擇地采取了歐洲的生活方式，將會危及偉大的價值?！?對愛因斯坦而言，日本的“精神比所有這些表面發(fā)光的小東西更有價值。”

從內(nèi)容上看，愛因斯坦在日本幾所帝國大學發(fā)表的有關(guān)相對論的演講，基本上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六次演講的重復，但有一次演講例外。1922年12月14日，他參加了在京都大學舉行的一場學生招待會。學生請他談一下相對論的發(fā)現(xiàn)過程，他欣然答應了這個請求，做了一次即興演講：“我如何創(chuàng)造了相對論。”（文件399）

由于是即興演講，保存下來的只有石原純的日文記錄稿，而沒有原文。這在科學史上引起了不少的爭議，尤其是涉及到愛因斯坦創(chuàng)立狹義相對論的時是否受到邁克爾遜—莫雷實驗的影響的問題。這篇演講里還第一次詳細提到通往廣義相對論的思路歷程，這是愛因斯坦的關(guān)于創(chuàng)建相對論的最清晰的回憶之一。

流產(chǎn)的中國之旅

從時間順序上看，中國人要早于日本人與愛因斯坦接洽訪問事宜。早在1920年9月，當時正在柏林訪問的北京大學地質(zhì)學家朱家驊代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當面與愛因斯坦進行了協(xié)商。據(jù)朱家驊講，愛因斯坦允諾在其美國之行結(jié)束后，下一次遠洋航行就是去中國。

1922年3月，在得知愛因斯坦計劃訪問日本后，朱家驊致信愛因斯坦重新商討訪問北京大學事宜。他告訴愛因斯坦，北京大學實際上想邀請他在北大待上一年。但是朱家驊從中國駐柏林大使館那里了解到愛因斯坦已經(jīng)通知過他們因為已承諾要訪問日本，他只有兩個星期時間在北京，可以舉行一個系列講座。

愛因斯坦回復說，自己之前不能接受北京大學起初提出的財務條款與過長的停留時間。不過現(xiàn)在情況發(fā)生了變化，日方提出的講學報酬讓他覺得可以接受之前中國提出的訪問邀請，因此他同意為期兩周的對華訪問。

1922年4月初，中國駐德國公使魏宸組向愛因斯坦轉(zhuǎn)達了蔡元培提出的舉行系列講座并每月支付1000華幣（約合120英鎊）酬金的建議。愛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講學，但是要求大幅提高酬金。同年7月底，北京大學接受了他提出的條件。

在愛因斯坦從歐洲啟程之前，中國的政治動蕩可能就影響了愛因斯坦訪華的決心。不過，他仍然希望能在中國待上兩三周，在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講。然而在訪問日本期間，愛因斯坦計劃的中國講學之旅因嚴重的溝通問題而擱淺了。

1922年12月初，愛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過半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才致信愛因斯坦，詢問后者預計到達中國的日期，熱情地表示“整個中國正準備張開雙臂歡迎您。” 兩星期之后，愛因斯坦回復道 “雖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還有正式約定”，但是如今接受這份邀請已經(jīng)太遲了。他聲稱自己等了五個星期，也沒有收到來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斷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約了。愛因斯坦希望這一“令人遺憾的誤解”能在未來得到補償。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除了當時國力太弱等因素外，國人當時與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反思。日本人最初也是多頭并進，不同的人向愛因斯坦提出不同的要求，讓愛因斯坦一度想取消日本之行。日本人很快認識了問題所在，與愛因斯坦簽訂了專門的合同，預付了押金，降低了向愛因斯坦索要文章的數(shù)量和要求，并派專人到歐洲負責愛因斯坦訪日事宜。愛因斯坦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派專人接待他，給愛因斯坦安排滿滿的行程，并全程陪同，這讓中國機構(gòu)甚至是德國領(lǐng)事館都無法插手，更甭提增加或改變行程了。

反觀我們與愛因斯坦打交道的方式，還是采取古老的方式，以為只要口頭承諾了，就萬事大吉。涉及到具體事務，都沒有落實或跟進。所以愛因斯坦到上海后，居然沒有一家中國學術(shù)機構(gòu)與之聯(lián)系，也就不覺奇怪了。愛因斯坦與蔡元培、朱家驊、魏宸組的信件往來都收在本卷中，細心的讀者可以將同時期日本學者和商人，如石原純、長岡半太郎、山本實彥和室伏高信等人與愛因斯坦的信件往來進行比較，一探個中原由。

對于是先訪問中國，還是日本，在愛因斯坦看來，都不是問題。盡管愛因斯坦是先答應了中國人的請求，后來才讓日本人捷足先登，但一旦定下來在訪問日本時順訪中國兩周，朱家驊還是有點接受不了。在他看來，即便不考慮先來后到的規(guī)矩，任何人要訪問東亞，肯定應該先訪問中國，因為中國是東亞文明的發(fā)源地和文化中心，但西方人當時早已不這樣認為了。像朱家驊這樣見過世面的人都堅還持這種看法，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梢韵胂?，朱家驊的要求被愛因斯坦直接拒絕了。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跟日本比，當時中國知識界能理解相對論的學者太少，像石原純這樣本身從事相對論研究，能全程充當翻譯，與愛因斯坦無障礙交流的學者更是鳳毛麟角。難怪愛因斯坦說石原是“為數(shù)不多的那些我非常想要與之一起思考和工作的人之一”，“雖然出身和傳統(tǒng)完全不同，但在我們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不可思議的和諧?！保ㄎ募?05，564頁）

另外，由于中間人的誤會，使得愛因斯坦擔心在中國要用英文發(fā)表演講，而他對用英文發(fā)表演講非常不自信，這也有可能是造成他畏懼來華訪問的原因之一?？傊?，我們需要反思的事情太多了。

由于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中有不少對不同民族成員的成見，尤其是涉及到中國人的部分，在旅行日記英文版2018年單獨面世后，更是引起了部分國人的憤慨。愛因斯坦被扣上了種族主義的帽子。

我們按時間順序，看看愛因斯坦究竟是如何談論中國人的。

先看他對新加坡華人的看法：“能通過勤奮、節(jié)儉和子孫眾多來排擠其他民族。新加坡幾乎完全被他們掌握。他們作為商人頗受敬重，遠勝于被認為靠不住的日本人。” 應該說，這些議論還是比較中肯的。

到香港后，日記里引述了他遇到的葡萄牙教師所說的話：他們 “堅稱中國人無法接受合乎邏輯思維的訓練，他們尤其缺乏數(shù)學天分?！?他還寫道：“我注意到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差別很小；我不明白，中國女人究竟有什么樣的致命魅力，能迷住她們的男人，一個勁兒地生育后代拖累自己?！?/p>

他對中國人的困苦充滿同情：“那些每天為了5分錢，必須敲打搬運石頭的飽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國人就因為他們的生殖力，被無情的經(jīng)濟機器殘酷懲罰。他們在無力和遲鈍中難以意識到這一點，但是看到這些讓人難過?！?不過，他馬上提到了不久前為增加薪資在香港成功組織的一場罷工。

在參觀九龍島上的中國人居住區(qū)后，他寫道：“勤奮、骯臟、愚鈍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樣的陽臺，所有東西都擠靠在一起，單調(diào)無趣。碼頭后面是一個接一個的飯莊。在飯莊前面用餐的中國人并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蹲著，就像歐洲人在綠林中大小便一樣。所有這一切都安靜而一本正經(jīng)地進行著。甚至小孩看上去也無精打采，麻木遲鈍?！?/p>

數(shù)天后愛因斯坦抵達上海，再次接觸當?shù)鼐用瘛Ｔ诳吹揭粓鲋惺皆岫Y后，他認為這種葬禮 “對我們來說是未開化的”，“街道狹窄” 的中國人居住區(qū) “擠滿了行人”，“空氣中永遠彌漫著各種各樣的臭味”。“即便是那些淪落到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也沒有給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沒有主見的奇特民眾…… 很多時候，與其說像人不如說更像機器人?！?“我們仔細參觀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對它的美無動于衷?！?/p>

這些描述，聽起來確實不舒服。不能說愛因斯坦沒帶偏見，他的一些話確實不中聽，但由此認定他是種族主義者，卻有點上綱上線。他的天性中有詼諧的一面，說話尖刻，充滿了嘲諷，在日記中幾乎嘲笑過他所有接觸到的人，包括他的猶太同胞在內(nèi)，說他們是“只有過去，卻沒有現(xiàn)在的人?！?nbsp;即使這樣，猶太人也沒有把他看成是種族主義者。

愛因斯坦肯定不是種族主義者。像任何人一樣，他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文化偏見。這些偏見的形成有歷史的成因，跟個人經(jīng)歷也有很大關(guān)系。愛因斯坦在上海前后只待了四天，而在日本待了六周，對兩國文化的了解肯定有深淺之分。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愛因斯坦現(xiàn)在來中國訪問，肯定會給出不同的評價。

再偉大的人都是不想為人知曉的一面，愛因斯坦也不例外。由于父母離婚，愛因斯坦長子漢斯·阿爾伯特從心理上更偏向自己的母親，與愛因斯坦之間的關(guān)系有點僵硬，但愛因斯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這就讓我們看到一個不對稱的畫面。一方面是向孩子掏心掏肺的父親；另一方面是 “有商人氣質(zhì)” 的孩子。也許是對于未來缺乏保障，漢斯要求愛因斯坦的比較多。我們從這段時間他與前妻和孩子的通信中看到許多涉及到金錢上的考慮，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本卷涉及的時間段中，他與前妻米列娃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猜疑和誤解之后，關(guān)系已經(jīng)大為改善；愛因斯坦南下蘇黎世看望孩子時，偶爾也會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體會到了他的不易，也為他在德國的安全擔心。當米列娃的妹妹精神病發(fā)作，折磨父母，自己敬重的父親不幸去世，自己又處于最無助之時，她首先想到的是從前夫愛因斯坦處獲得安慰。

她給愛因斯坦的信（文件100，168頁）中這樣寫道：“有時我不得不想，盡管有諸多不是，看到我如此壓抑悲傷，你可能是第一個能在目前的逆境中給我更多個人支持的人。” 為了長子的教育，她也能心平氣和地與愛因斯坦商量。她們之間少了算經(jīng)濟帳，感情帳的糾結(jié)，回歸到了理性的軌道。

考慮到當時德國馬克兌換瑞士法郎的比率較低，為了孩子的教育，為了能用有限的收入養(yǎng)活全家，愛因斯坦多次建議米列娃和孩子搬到德國南部居住。但漢斯·阿爾伯特很快就要中學畢業(yè)，并且被愛因斯坦的母校錄取，就要上大學了，這個時候如果搬到德國南部去的話，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不現(xiàn)實的。最后愛因斯坦同意了前妻及兒子留在蘇黎世的方案。

一到假期，愛因斯坦帶著兩個孩子到德國北部度假，到意大利游玩，好一番和睦景象。但好景不長。漢斯·阿爾伯特非常渴望能與父親一起踏上前往遠東的旅程，但是愛因斯坦并不想耽誤兒子上大學；漢斯為此非常失望。為了減輕孩子的痛苦，他還在日本時就寫信給兒子，說繁瑣的公事安排不會給他留下任何的自由時間，并且他的學習比旅行更加重要。

大家都知道愛因斯坦跟妹妹瑪雅關(guān)系非常親近?，斞攀菒垡蛩固辜彝ブ蝎@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位女性。她嫁給了愛因斯坦當年在阿勞補課時的歷史老師，也是房東溫特勒的兒子保羅。很顯然，她和保羅婚后的生活過得并不如意。出于長兄的責任，愛因斯坦時常救濟妹妹一家。本卷中有幾封超長的信，如文件448，談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保羅講了一大通客觀理由，重點是暫時不想還愛因斯坦借給他們的錢。

本卷中還有愛因斯坦與好朋友埃倫費斯特之間的大量通信。除了學術(shù)問題外，還有一些為了逃避德國當局信件審查所使用的暗語，如文件45中的“濃度制劑” “金離子” 等，其實是愛因斯坦在荷蘭的工資收入和來自不同出版社的版稅收入。這些收入屬于硬通貨，如果按當時的比率換成正在不斷貶值的德國馬克，就太虧了。

本卷中只收錄了少數(shù)幾封與出版社和譯者交涉版稅的信件，這期間更多這方面的信件往來都沒有收入正文中，只是作為未刊的文件給予摘要式的說明。這類信件內(nèi)容單一，如果全部收入正文，不僅影響閱讀，而且書的厚度可能會再創(chuàng)記錄。不過，未刊文獻389（中譯本739頁）值得拿出來說說。這封信是愛因斯坦的秘書，也就是他的繼女伊爾薩寫給菲韋格出版社的。

我們都知道，當時北京大學理科學長夏元瑮是中國傳播相對論的先驅(qū)人物，愛因斯坦的著作《相對論淺釋》就是由他翻譯，1922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本書后來多次再版，影響甚大。書出版后，夏元瑮馬上寫信給愛因斯坦。但這封信被伊爾薩直接轉(zhuǎn)給出版社，要求出版社在合約簽訂之前禁止夏元瑮發(fā)行他的譯本。

這個禁令是否有效，不得而知。至少這個在國內(nèi)影響深遠的譯本當時是沒有得到授權(quán)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夏元瑮留德多年，他的妻子也是德國人，按理說應該熟悉對方的文化。夏元瑮也以與愛因斯坦關(guān)系親近而聞名學界。令人遺憾和不解的是，夏元瑮與愛因斯坦之間的通信往來，在愛因斯坦檔案館中一封也找不到。

明年就是愛因斯坦訪問東亞100年。當《全集》這樣事無巨細，把愛因斯坦的點點滴滴都展示在世人面前時，我們是否還有必要繼續(xù)研究愛因斯坦？答案是肯定的。閱讀手稿是了解科學家最佳的辦法，我們應該細致、深入地研究愛因斯坦的文本，從而能真正理解愛因斯坦。

這讓我想起《全集》的獨特編輯體例。從第8卷開始，就不斷地發(fā)現(xiàn)一些手稿或文件，按時間順序，本應該包括在以前的相應卷中，但由于發(fā)現(xiàn)較晚，只好放在后面。有一封本來應該放在第十三卷中的信，由于發(fā)現(xiàn)較晚，放在第十四卷中。

它是愛因斯坦返程停留上海時留下的唯一墨跡，1922年除夕夜愛因斯坦寫在當時上海的猶太名媛特里薩·倫納（Theresa Renner，1890-1987）的留言簿上的。字里行間表露了他對科學發(fā)展不易的無奈：“人類智慧花朵的綻放的確受到了嚴重限制。貧窮導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而富有又導致人民內(nèi)心空虛：嚴寒的天氣使人沉郁，而炎炎烈日又會使人驕奢淫逸、昏昏欲睡。這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不能讓知識的花朵始終保持盛開的根本原因，也是能夠解釋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就像是歷史海洋中的一片小島的直接答案?！?nbsp;

愛因斯坦通過自身的觀察，非常清楚科學的成長本身是有諸多限制條件的，并不會在任何社會文化土壤里成長。愛因斯坦雖然看到當時中國還很落后，但他很有遠見地預言，科學在中國一定會大有前途。這也從另一個側(cè)面表明，愛因斯坦不是種族主義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全集》后面諸卷中的 “科學成份” 的比例會下降，至少從論文質(zhì)量上看，這一點是肯定的。愛因斯坦是以他的劃時代的科學發(fā)現(xiàn)而引起世人關(guān)注的，但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對世界和平的渴望，以及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一點也不遜色于他的科學發(fā)現(xiàn)，他一生都在同形形色色的狹隘思想，固步自封的觀念做斗爭。他真正秉持了 “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的理念。

最后，讓我們以愛因斯坦下面的這段話來結(jié)束。

我是一個真正的 “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于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xiāng)、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guān)系，我從未消除那種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一方面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這將使自己與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無遺憾。這樣的人無疑要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他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避免讓自己內(nèi)心的衡置于這種不穩(wěn)固的基礎(chǔ)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