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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先生于2021年1月28日逝世。因為對研究大氣中臭氧的降解和臭氧洞的形成所做的杰出貢獻，保羅與馬里奧·莫利納（Mario Molina）和舍伍德·羅蘭德（Sherwood Rowland）一起獲得1995年諾貝爾化學獎。

保羅的逝世對科學界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我也失去了一位導師。

1988年，27歲的我來到德國美因茲（Mainz）。次年到1992年，我在德國美因茲的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大氣化學研究所學習。作為保羅的前博士生，我將永遠銘記這期間他對我的指導和一直以來的幫助。

他一直是我的榜樣。

沒想到得諾獎

臭氧層可防止紫外線最有害的波長穿過地球的大氣層。這些波長會導致皮膚癌、曬傷、永久性失明和白內(nèi)障以及對動植物的危害。臭氧消耗和空洞增加患癌風險，導致其他負面影響，這些都已引起全世界的關(guān)注。

保羅對大氣中光化學反應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特別關(guān)注了污染物排放可能導致平流層中保護性臭氧層耗竭的風險，研究結(jié)果有助于解釋南極上空臭氧洞的形成。

保羅的研究揭示了氮氧化物對臭氧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平流層中的云團如何極大地促進了臭氧消耗反應，這項研究對1987年《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的通過起了決定性作用，從而使得禁止使用氟利昂和其他消耗臭氧層的氣體成為可能。

作為一名氣象學家，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諾獎得主。 

1990年，我與保羅一起去奧地利的阿爾卑巴赫（Alpbach）參加一個暑期研究班，我是學員，他是研究班的導師之一。有一天在我們瞻仰了圣奧斯瓦爾德教堂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歐文·施羅丁格（Erwin Schr?dinger）的墓地后，他開玩笑說很遺憾沒有諾貝爾氣象獎。

不尋常的轉(zhuǎn)行

保羅出生并成長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高中畢業(yè)后，他進入一所技術(shù)學校學習土木工程。一次在瑞士的遠足中邂逅了從芬蘭去的姑娘Terttu，他們相愛了?；楹筮@對夫妻選擇了一個在芬蘭和荷蘭之間的折衷方案，定居在瑞典的一個小城耶夫勒（G?vle）。他在那里做一位土木工程師。

直至1985年，斯德哥爾摩大學氣象系招聘一個程序員，保羅申請并被伯特·波林（Bert Bolin）教授聘用。伯特·波林教授后來出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一任主席。

幾年后，保羅繼續(xù)業(yè)余學習數(shù)學和氣象學，最終取得學士學位，并于1965年起接受研究生教育。他撰寫的關(guān)于氮氧化物對平流層中臭氧含量影響的論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他199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奠定了基礎(chǔ)。

1973年獲得博士學位后，保羅與家人一起移居美國，到位于博爾德（Boulder）的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工作，在那里他成為大氣化學研究小組的負責人。之后，全家遷到了德國的美因茲（Mainz），保羅成為馬克斯·普朗克大氣化學研究所的所長。多年來，他們在家一直使用瑞典語。

人類世

保羅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家，具有獨特的素質(zhì)。他對整個地球科學，特別是對大氣科學的貢獻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無與倫比的。

保羅在2000年率先提議引入新的地質(zhì)時代 “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人類活動對地球環(huán)境的變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認為，工業(yè)革命后人為引起的地球系統(tǒng)變化具有如此深遠的影響，以至于可以說是地球歷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此外，人類世概念主張對人類在塑造自然系統(tǒng)中的作用提出一種全新的整體觀點。因此，它不僅發(fā)展了地球系統(tǒng)科學的敘述，而且指出了人類社會在文化，技術(shù)和生態(tài)方面的成就，以及它們在實現(xiàn)可持續(xù)利用自然資源方面的潛力。

因此，人類世通過強調(diào)人類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行動的所有可能影響，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角。如今，環(huán)境學者將這一概念視為將保護措施與緩解和適應策略相結(jié)合以應對全球和區(qū)域變化的好方法。所以人類世的概念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有著積極的影響。

他還因研究由于核戰(zhàn)爭而導致的全球氣溫的大幅下降（核冬天）而聞名。在研究生涯快結(jié)束時，保羅還研究了生物燃料使用量增加和空氣污染及氣候變化之間的聯(lián)系。

對我的關(guān)懷和影響

保羅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而且還是一位充滿關(guān)懷的人。

記得當年我從北京剛到達德國美因茲時，他的秘書為我訂了一個旅館房間。當他從國外回到研究所時，立即邀請我住到他家里直到幾天后我找到了一個住所。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因為幾周后我才從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獲得了第一筆獎學金。離開中國之前，我曾在中國科學院擔任研究助理，當時的工資是每月70元人民幣，而酒店的房間每天要花費50德國馬克（約合250元人民幣）。

我清楚地記得我在博士期間在他的花園和客廳中與他的許多互動。

他家的房子離研究所很近，夏季下班后，他時常邀請他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到他的花園燒烤，我們在輕松的氛圍里有過許多關(guān)于生活和科學的探討和交流。在我獨處的6個月里，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度過了圣誕節(jié)和新年。我從他和他可愛的妻子那里學到了不少知識并開始了解瑞典。

在瑞典定居后，通過由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組織領(lǐng)導的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我們保持聯(lián)系。保羅對地球系統(tǒng)科學的真知灼見為ICSU（我在2009年和2012年擔任ICSU執(zhí)行主任）領(lǐng)導的對地球系統(tǒng)科學的未來發(fā)展規(guī)劃（2009-2011年）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此期間我和保羅就地球系統(tǒng)科學的發(fā)展進行了多次討論。 

2011年我應德國卡爾斯魯厄技術(shù)學院（KIT）的邀請做一個演講，他在演講前突然出現(xiàn)在演講廳里，給我和主持人一個驚喜，因為他住在另一個城市。后來他告訴我們，他特地從美因茲趕來參加活動是想與我面對面地討論氣候科學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在演講和相關(guān)的招待會以及晚宴期間，我們的確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直到很晚我們才將他送上回家的火車。

多年來保羅與瑞典學術(shù)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

在2021年2月10日我主持的瑞典皇家科學院地學部的會議上，保羅因在瑞典的學術(shù)參與而被瑞典皇家科學院地學部的同事們所懷念。他是我們地學部的外籍院士。

2021年3月21日于瑞典哥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