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jīng)》可說是中國古代的“熱門”出版物，700多年間持續(xù)印制出版。私塾紛紛將之作為蒙學讀本，令學童們背誦。時至今日，社會已經(jīng)發(fā)生重大變革，卻又有不少出版單位借“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 之機，把《三字經(jīng)》奉為幼童的“啟蒙讀本”，爭先恐后地推出它的各種版本，諸如彩繪版、注音版、有聲版、譯文詳解版等，競相登場。可謂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然而，《三字經(jīng)》真的能夠作為優(yōu)秀的兒童啟蒙讀物，讓生活在新時代的孩子們用功學習、背誦嗎？當代的出版單位真的應該下大力氣讓它重新出版發(fā)行嗎？筆者以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本文試就此進行一番探討、論證。

一、時代和觀點

《三字經(jīng)》一文出于元朝的南宋遺民之手，文中的“歷史知識”截止于南宋滅亡：“炎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睆奶孚w匡胤算起，南宋末代皇帝趙昺是第18位。在當時外族統(tǒng)治下，《三字經(jīng)》的作者要求后代學習哪些知識，傳承哪些文化，都羅列在356個三字句中。

一個時代的作品總帶著那個時代的思想烙印。作為封建統(tǒng)治思想的儒家學說——經(jīng)學，發(fā)展到宋末，“理學”正跨上“心學”的階段。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把“十三經(jīng)”之一《禮記》里的兩篇文章《大學》和《中庸》單獨列出，跟《論語》和《孟子》二書并提，合編成《四書章句集注》。由此便有了“四書”的提法?！度纸?jīng)》指點“訓蒙”途徑：“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jīng)通，四書熟，如六經(jīng)，始可讀”。對“四書”的強調(diào)，使人們有理由相信《三字經(jīng)》的作者是朱熹學派的后學者王應麟。

然而開篇之句“人之初，性本善”卻不完全符合朱熹的觀點。朱熹所說一般的“性”，等同于天理。他闡述道：“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保ā睹献蛹ⅰじ孀诱戮渖稀罚叭欢猩聛砩频祝猩聛肀銗旱?，此是氣稟不同?！保ā吨熳诱Z類》卷四）也就是說，人之初，因“氣稟”之異，善惡幾率相仿?！度纸?jīng)》的巧妙之處在于接下去搬來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兩句。如此一連貫，給孔子所言的“性”安上個“善”的前提。實際上孔子從未對人之本性的善惡發(fā)表過意見。性善論者首推孟子，他認為人天生就具備四個“善端”（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種圍繞道、理、心、性做文章的所謂“身心性命之學”，正是宋明時代的代表性學術。

由此可見，《三字經(jīng)》寫于元朝初年是不難推定的。至于作者，相傳為王應麟；客觀地看，也不能排除文章在流傳過程中有所增刪，恐非出于一人之手。至明清及近現(xiàn)代幾位頭面人物修訂，后世各版本才有案可稽；然其內(nèi)容、格局、主旨，皆全盤承襲原始版本。

二、結(jié)構(gòu)和主旨

《三字經(jīng)》的節(jié)奏以四句為一小節(jié)，但行文中有兩處例外插入兩個零句，節(jié)奏的停歇在形式上標示作者本意分三大層次。如果我們按文章的實際內(nèi)容分析，與顯性的格局有所不同。

第一層次：自開頭至“弟於長，宜先知”，旨在“勸教”；點旨之句是“玉不琢，不成器”。

第二層次：下接文字至“朝於斯，夕於斯”，開列所要教學的內(nèi)容；用現(xiàn)代的話說，叫十幾年一貫制的“教學大綱”。

第三層次：余下部分，著重“勉學”。作結(jié)之筆“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也是全文的壓艙石。它跟第一層次的“勸教”首尾呼應。先生“教的結(jié)果”與弟子“學的結(jié)果”，本就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所以先前第一層次在講“重教”的同時，難免連帶到一個“學”字。

現(xiàn)在看得很清楚了，《三字經(jīng)》的主旨是要告誡為父者須教，為師者須嚴，人皆須學；以及學些什么的一長串清單；而第二層次“清單”部分共226句，占全文篇幅約三分之二之多。

三、教學安排不等于“啟蒙”

“啟蒙”一詞，《現(xiàn)代漢語詞典》和《辭?！酚兄耆粯拥慕忉尅?/span>

使初學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門的知識。

啟蒙讀物常直接標示“入門”做書名，比如《英語語法入門》《兒童圍棋入門》。領人“入門”的書今又可形象地稱作“某某ABC”，意為從頭開始學起，如《股票交易ABC》等。如此反觀《三字經(jīng)》，文章授予人們哪些基礎知識？入門走進什么專業(yè)殿堂？是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打個基礎嗎？單單背出個提綱，不還在門外嗎？！

文章確實提到啟蒙教育：“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這是指點“訓蒙”的步驟，而非“訓蒙”行為本身。不是《三字經(jīng)》自己在做訓蒙工作，而是說給訓蒙先生聽的教學順序。文章寫得如此直白，為什么還會被某些“國學”倡導者奉為幼童的“啟蒙讀物”呢？

《三字經(jīng)》開出的必修課程涉及傳統(tǒng)目錄學的經(jīng)、史、子，不含“集”。

關于經(jīng)書，它寫道：“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jīng)，當講求。”明明只剩五經(jīng)，偏偏號稱“六經(jīng)”，豈非令人懵懂：那缺漏的一經(jīng)是指已佚的《樂經(jīng)》呢，還是前文出現(xiàn)過的《孝經(jīng)》？

關于“子”書，它寫道：“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敝脵嗤摹稘h書·藝文志》對諸子百家的歸納于不顧，在齊名的荀、老、莊中間夾了個漢代的揚雄、隋代的文中子。此五子之所以重要，莫非是因為他們的書在科舉應試時用得著？

沒有人會拿一部教學大綱作啟蒙之用，更何況“蒙”尚未啟，又蒙疑云。像人性善惡一類的當時哲學難題，劈面擺在頭里讓兒童學，妥當嗎？

四、于今悖時悖理的教綱

21世紀不需要《三字經(jīng)》式的“訓蒙”。

1. 知識結(jié)構(gòu)古今要求不同

當今的人材需具備數(shù)理化生、語外政經(jīng)、音體美勞等各類知識技能，而宋明時代基本上依舊“獨尊儒術”——稱得上“學問”的主要在于“十三經(jīng)”及其注疏的理解和發(fā)揮?！度纸?jīng)》開出的書單，現(xiàn)今只有歷史、中文、哲學等文科專業(yè)的學生才會去接觸一部分。

試想，把“十七史”通讀一遍該花費多少工夫，何況現(xiàn)在已擴容為“二十四史”了！“幼而學，壯而行”，如果真向幼童全盤灌輸《三字經(jīng)》里的那些東西，孩子們還有什么時間和精力學習自然科學？到了壯年可怎么“行”呢？教育部要求各地嚴查“國學班”“讀經(jīng)班”等全日制私塾形式的非法辦學，也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2. 環(huán)境熏陶古今不同

由于當時社會的總體知識面跟現(xiàn)在不可同日而語，幼童們極有可能從父母叔伯嘴里聽說過懸梁刺股、負薪掛角的故事，對故事主人公的名字耳熟能詳。同樣一本《三字經(jīng)》，掐頭去尾來個“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對今天的小學生而言，讀起來只會有口無心。文中含有21個勸教勉學的故事，竟被某些人譽為“用典豐富”。怎不替孩子們想想弄明白那些“典故”的艱難及必要性何在？！

再說，中國古代教學偏重死記硬背，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現(xiàn)”，與當今的邏輯推理思維方式格格不入，有違教育心理學的科學原理。

3. 做人和啟蒙

儒學，特別到了宋明理學的階段，所討論的中心課題集中于人倫，也就是怎么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實際上，道德之于非倫理學家的普通大眾來說，基本屬于實踐范疇；正如《三字經(jīng)》稱道的孔融讓梨、黃香溫席一類事跡，知在行中。聯(lián)想到近年發(fā)布的《中國公民文明旅游公約》，也是三字句形式：

重安全，講禮儀；不喧嘩，杜陋習；

守良俗，明事理；愛環(huán)境，護古跡；

文明行，最得體。

這無疑是對游客的教育，但從未聽說有人奉之為“啟蒙”的。同樣帶有勸誡用意的《三字經(jīng)》，憑什么就變成“啟蒙”了呢？

4. 內(nèi)容不都適合幼童

前文已述，客觀地看，《三字經(jīng)》是一份給先生制訂的教學綱要。因此夾雜不適合幼童的內(nèi)容也就不足為奇了。其中提到“三綱”的“夫婦順”“夫婦從”，肯定超出了幼童的閱歷范圍而不被理解。這不禁使人想起一幅漫畫：幼兒園老師唱“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孩子們腦海里浮現(xiàn)出一匹大灰狼！倘真有早熟的孩童懂得了意思，豈不在誘導早戀嗎？

5. 削足適履的“三言”韻文

四言詩、五七言等齊言韻文的寫作，是建筑在文言的基礎之上的，用白話文寫得成功者鳳毛麟角。三言則更顯空間逼仄。用來做標語口號、倡議告誡之類，庶幾尚可，如前面所引“公約”；若要帶有述評的筆墨，則無法勝任，往往遇到半通不通，勉強湊合的尷尬。比如講宋朝“十八傳，南北混”，其中“混”字作何解？是南北宋朝自相混戰(zhàn)，還是“十八傳”之后，南方和北方被元人混合統(tǒng)一？抑或是南北宋朝的皇帝混雜在“十八傳”里？或另有別解，或不求甚解，能混則混，原文如此這般，還有什么意義給它修修補補呢？

五、弘揚傳統(tǒng)文化應經(jīng)過研學

當年章太炎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舊思想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他以為《三字經(jīng)》流傳長久，為百姓喜聞樂見，于是舊瓶添新酒，做了些增補。時過90多年，神州大地改革開放。即使要搶救“國學”，也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加以研學，一如李鏡池、周予同等老一輩專家學者那樣重新審視儒家經(jīng)典，而不是去加工古人不見得怎么高明的唾余。

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范圍很廣，其中既有許多優(yōu)秀成分，也存在一些愚昧、迷信成分。作為中國人，人人應該傳承發(fā)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而不能不問良莠地全盤照搬，甚至搞一些徒有其表的形式主義表演。對以儒家經(jīng)學為主的所謂“國學”，沒必要人人都去學習，成為專家。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之際，我們期待有適合當代少年兒童閱讀的中國文化讀物出版，真正起到啟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