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出版與印刷》 2017年第2期P61-62頁

有人說：“無錯不成書。” 這話似乎是對我們出版工作者的一個安慰——要消滅圖書差錯頗不容易，因而一本書出點錯誤也算不了什么問題。說來也是，圖書可能出錯的情況也太多了：如作者筆誤或作者粗制濫造，而我們的編輯人員又未能發(fā)現(xiàn)或未進行認真修改；如原稿字跡潦草，排版人員誤排；再如排校失誤或編輯、校對人員改錯了；等等。看來，要消滅出版物上的差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從出版這一方面來說，竊以為提高編輯和校對人員的業(yè)務素質，加強其責任心，恐怕是個中關鍵。這是筆者近來終審、終校部分書稿時遇到一些差錯而深有感觸的一點。

分析我所遇到的幾部書稿中的差錯，大致有下面幾種類型：

一是常識性的錯誤。例如有本書稿中提到現(xiàn)代古文字學家、史學家唐蘭先生，原稿和清樣中都鄭重其事地在其生卒年前注上一個“女”字，而且行文中有“她認為大汶口文化已進入文明社會”的句子，句中“她”字，也說明作者認定唐蘭先生是女性。這當然是個常識性的錯誤。可能是作者孤陋寡聞，憑姓名中的“蘭”字而望文生義，信筆雌雄。

又如古代人取名字，一般是“名”與“字”之間有意義相近或相關的關系。懂得這一古代文化知識，名與字之間出了毛病就可診斷出來。例如有部書稿中寫到“高樹勛，字建候”，“建候”就可斷定應是“建侯”，因為建樹功勛與封侯的關系密切，而“建候”就無解了。又如在另一部書稿中，“孫宣，字仲可”，“宣”字便是“宜”字之誤，因為“宜”與“可”意義相近，而不太可能是“宣”，后來在書中別處也證實了確實是“孫宜”。

二是規(guī)格、體例方面的差錯。一本書的規(guī)格體例不一致，這是編輯工作的忌諱之一。有部書稿的作者和編輯對此卻未引起重視。例如書中對“文化大革命”的表述，有加引號的（應該加引號），有不加引號的，有省作“文化革命”（是不對的）而加引號或不加引號的，也有省作“文革”的，真可謂五花八門。又如“九一八”事變，也有加引號、不加引號和加間隔號、不加間隔號，以及寫成“9·18”等多種表述方式。這些都是對書稿要求不嚴謹而出現(xiàn)的表述差錯。

三是涉及編校者的文學素養(yǎng)和文字功底方面的差錯。有部書稿的原稿有一些引文和用典用字方面的錯誤，稍有疏忽或本來文學素養(yǎng)、文字功底都不夠，便很難消除。例如書中引用的杜甫《過洞庭湖》一詩，其末尾兩句是：“湖光與天遠，真欲泛仙槎?！睂μ圃娸^為熟悉或對古漢語虛詞用字比較了解的人，都不難看出詩中的“真”字不妥貼，可能是因形近的“直”字而誤。因為“真”字在古代主要用作形容詞，與“偽”相對；用作副詞“的確”“實在”，那是近現(xiàn)代漢語的事。從這里的詩意看，顯然講的不是“欲泛仙槎”的真?zhèn)螁栴}，而是帶有強調的語氣——竟想泛仙槎，真想泛仙槎，簡直想泛仙槎。至于“直”，那是唐宋詩人喜用的一個語氣副詞，如白居易《傷宅》詩“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及陸游《東山》詩“有酒如涪綠可愛，一醉直欲空千罍”即是。當然，有了這個懷疑，一查杜詩便明白了。

此書稿又有一處有“此在其額，殛墜其恫”的句子，很令人費解。問題就在于“此在其額”實際上應該是“泚在其顙”，典出《孟子·滕文公上》?！捌漕嬘袥?，睨而不視”，“泚”是出汗、冒汗的樣子，“泚在其顙”可理解為“他額頭上直冒汗”。對這么一個令人費解的用典現(xiàn)象，原稿卻既未正字，又未加注說明，編校者是否讀通了，亦不得而知。

至于在排字方面，形近而錯的現(xiàn)象就更為普遍，如有部書稿的清樣，“刺史”錯成“剌史”就不下20處，再如“蕭公”錯成“肖公”、“吳瑞”錯成“吳端”、“仲宣”錯成“仲宜”、“戍守”錯成“戌守”、《莊子·庚桑楚》錯成《莊子·庾桑楚》、“不以一毫徇入”錯成“不以一毫徇人”（原稿亦“人入”不明），等等。此類錯處，就舉不勝舉了。

此外，有的書稿中“昜”和“易”不分，一般是誤將“易”寫成“昜”，殊不知它們的讀音絕然不同，連同它們作形聲字的聲旁時，那形聲字的讀音也完全不同。“昜”作聲旁的字一般讀平聲“-ang”韻，如“揚（揚）、楊（楊）、湯（湯）、場（場）、腸（腸）”，而“易”作聲旁的字一般是古入聲字，今讀“-i”韻，如“錫、剔、惕、賜”即是。

上面列舉的幾種差錯情況，大多是原稿和校樣都共同存在的，這固然一方面說明作者的不嚴謹或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編輯人員和校對人員的業(yè)務水平有待于提高，其責任心也有待于進一步加強。至于如何選擇作者，避免粗制濫造，如何提高編校人員的業(yè)務素質，如何加強他們的工作責任心，這些問題的解決涉及出版社改革的一個方面，值得引起重視。

（作者單位：岳麓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