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卜生 關于易卜生，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就是魯迅寫過的《娜拉出走之后》。其實，民國時期，很多知識分子喜歡易卜生，這大概與易卜生是個“問題主義”劇作家有關。他的每一部戲劇都要針對一個實際考慮的現實問題。 而他思考的這些問題即便放到今天，依然值得一再思考。 這篇推文最后摘錄了一篇胡適寫的《易卜生主義》，你可以感受一下為什么隔著千山萬水，中國的先輩們會如此喜歡推薦易卜生的戲劇。 簡述一下易卜生的生平： 他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認為是現代現實主義戲劇的創(chuàng)始人。在他的一生中創(chuàng)作出了26部戲劇，一部詩集，在這26部戲劇中很多都是聞名世界的重量級作品，比如《玩偶之家》《布朗德》《培爾·金特》《人民公敵》等。 易卜生創(chuàng)作的戲劇至今仍在世界舞臺上久演不衰，其火爆程度僅次于英國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劇作。他的創(chuàng)作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歐美戲劇產生了深遠影響，因而被人們稱為“現代戲劇之父”。 語 錄
文 摘 易卜生主義 胡 適 初稿載于《新青年》第4卷第6號 摘錄時有刪減 文中有些詞是舊時表達，閱讀時請注意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里面有一段話，很可以表現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 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致、極美的少女像，不帶一毫人世的經驗，空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么過惡可除?！俏液髞砟菐啄?，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復雜的。……我眼里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的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里，鉆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并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么詩，編什么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凈。因為我們對于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系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于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看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社會里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guī)矩的束縛，于是東沖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但是社會的權力狠大，羅網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 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fā)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么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只雁，把他養(yǎng)在樓閣里，每天給它一桶水，讓它在水里打滾游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樓閣里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后來竟完全忘記了它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 個人在社會里，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遂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于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fā)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遂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著“公益”的名譽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五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棟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zhí)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 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不承認這種迷信?！岸鄶迭h說他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span>（《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fā)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于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 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思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jiān)牢里；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于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里早已發(fā)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的公敵》，里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 三 我們再說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 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zhàn)（—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里跑堂的了，自然個個都是好兵了。 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后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 （Commune）的完全失?。?/span>—八七一），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十一） 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七十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終究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狠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span>（《尺牘》第七十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fā)達的人，對于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一種觀念起來代他。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后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一〇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1906）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四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 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y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xù)嗎？ 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卻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復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么“包醫(y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y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卻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fā)達自己的才性，須要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 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George Brandes說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于我的事最要緊，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卻要跟著“陸沉”，跟著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卻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里，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為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圣的責任 （娜拉）你以為我的最神圣的責任是什么？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圣。 （郝）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么？ （娜）是我對于我自己的責任。 （郝）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獰o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fā)展：——這是人類功業(yè)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的事。（《尺牘》第—六四） 發(fā)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 《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fā)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為這個原故。 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fā)展個人的人袼。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后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后或者須用熱藥了。 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于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于中國；適用于德國的藥，未必適用于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圣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于20世紀的中國。 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y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于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 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wèi)社會健康的衛(wèi)生良法。他仿佛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里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zhàn)。把一切病菌撲滅干凈，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zhàn)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wèi)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里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y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y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驛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里時，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推 薦 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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