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漢魏六朝“楚辭學”至民國時期各詩論家對屈原精神及其作品的解讀，說明中國兩千余載的“楚辭學”之發(fā)展。各詩論家對屈原作品不同角度、多樣性、創(chuàng)新性的系統(tǒng)詮釋，說明屈原作品的價值。從各個時代不同詩人對屈原作品的傳承，說明屈原作品的魅力及影響力。屈原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及藝術(shù)成就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

【關(guān)鍵詞】

        屈原；愛國詩人；浪漫主義文學；《楚辭》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姓羋，氏屈，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則，字靈均。漢族，戰(zhàn)國時期楚國丹陽人，今湖北宜昌市秭歸縣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自稱顓頊的后裔。他主張對內(nèi)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lián)齊抗秦，提倡“美政”。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chuàng)立者和代表作家，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tǒng)，被譽為“辭賦之祖”“中華詩祖”。屈原作品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chuàng)的新時代。其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詩歌藝術(shù)的第一座高峰，與《詩經(jīng)》并稱“風騷”，對后世詩歌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楚辭學”已經(jīng)和“詩經(jīng)學”一樣成為一門專門學問。1978年，學者饒宗頤提議建立“楚辭學”；1985年6月，國家一級學會——“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其實，歷代詩論家及詩人對屈原的作品早有研究，自漢迄今，楚辭研究歷時兩千多年，相關(guān)專著近千部。許多詩人也對屈原作品的藝術(shù)手法加以繼承，并發(fā)揚光大。縱觀歷代詩論家、詩人對屈原作品的闡釋與接受，筆者著重從以下兩大方面進行論述：

        一、漢魏六朝詩論家對屈原作品的闡釋：大家云集，精彩紛呈

        中國“楚辭學”跨越兩千余載，以漢魏六朝“楚辭學”最具特色。兩漢時期是中國“楚辭學”的肇始時期，也是高峰時期。這一時期的楚辭研究以研究形式的多樣性和全面性，成果的卓著和權(quán)威性令之后歷代“楚辭學”難望項背。魏晉南北朝楚辭學在楚辭傳播和接受社會化的大背景之下，以豐富深刻的審美批評和完備系統(tǒng)的理論構(gòu)建為主要特色。美學批評精思傅會，理論批評高屋建瓴，成為后世“楚辭學”研究之楷模。

        （一）兩漢詩論家對屈原作品的訓解

        漢代文化有著春秋戰(zhàn)國時期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大一統(tǒng)帝國的政治環(huán)境造就了兩漢融會百家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和兼容并包、儒道合糅的文化環(huán)境。屈原精神為漢代文人塑造了一個完美的人格典型，同時也提供了一種人生進取的模式。正是屈原精神對漢代文人名士的感召，使得這些在當時有著相當影響力的文人名士或?qū)η髌纺M仿效，或?qū)η烁癜勑麚P，或?qū)Τo作品訓詁闡釋，從而掀起了漢代楚辭研究的熱潮。屈原對西漢前期士人品格的影響是明顯的。從漢初的賈誼到劉安、司馬遷、班固、王逸，都對屈原的人格精神高度敬仰。漢代“楚辭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屈原個人遭遇和崇高人格的充分關(guān)注，對屈原人生價值取向予以高度贊美?？梢赃@樣說，漢人閱讀和評價楚辭作品，特別看重的是它所表達的“義”。劉安《離騷傳》評《離騷》為“舉類邇而見義遠”，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屈賦“有惻隱古詩之義”，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贊《離騷》“其義皎而朗”等，均是就“義”評價屈原及楚辭的。

        1、賈誼擬騷創(chuàng)作對屈原作品的傳承

        第一個以賦的形式來追懷屈原的是西漢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賈誼，他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創(chuàng)立的騷體文學，以《吊屈原賦》《鵬鳥賦》《惜誓》三篇騷體作品而占據(jù)漢代騷體文學的巔峰，亦說明其對屈原作品形式的接受、追隨與仿效。賈誼與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強烈的共鳴促使他完成了《吊屈原賦》這篇中國文學史上首篇擬騷之作，也是最早的悼念屈原的文學作品。它所構(gòu)造的體制句式，所運用的表現(xiàn)手法，所體現(xiàn)的抒情色彩，無不具有屈賦之遺風，可以說與屈原之作一脈相承。首先，仿效《離騷》之法，比興象征、鋪陳對比，用九種良莠倒置錯位的現(xiàn)象，反映世事渾濁、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社會現(xiàn)實，慨嘆自己生不逢時，抒發(fā)了世事難堪、時不我予的感慨。其次，文中用自然界的蟲魚鳥獸來比喻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人，揭露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平，完全是仿照了《離騷》中的“香草美人之喻”的筆法。此作境界追步屈原，實為后世同類主題辭賦之始。表面看，賈誼對屈子自沉汨羅江以身殉國，似乎不贊同，然而，從賈誼的人生經(jīng)歷看，賈誼對屈子投水自沉的責怪只是一種惋惜和贊揚，在思想和行動上，賈誼其實終生均是效法屈原，執(zhí)著不二的，最終用自己的行動踐行了屈原的人生選擇。劉勰認為，《吊屈原賦》作為漢代首篇追悼屈原的賦作，其體制與屈原辭賦相同，所記史實典核可考，且文辭清麗，感情哀婉。其后揚雄的《反離騷》以思辨見長而功力不足，班彪的《悼離騷》、蔡邕的《吊屈原文》等均為追隨賈誼的《吊屈原賦》，但卻難以與之比肩。

        賈誼創(chuàng)作《鵬鳥賦》時，正值人生的最低谷，其內(nèi)容都是賈誼在對仕途完全失望之后的自我寬慰，表達方式和屈原的《遠游》并無二致，與《卜居》亦多相合，所表達的情感態(tài)度都不是他們自己內(nèi)心情懷的直白體現(xiàn)。

        《鵬鳥賦》與《吊屈原賦》成為兩篇彪炳文學史冊的騷體文學作品，從中足見賈誼對屈原作品形式的接受與傳承，并以自身作品對屈原作品的內(nèi)涵及人格精神進行最深刻的詮釋與理解。

        賈誼的《惜誓》在構(gòu)思上對屈原的《離騷》《遠游》《九章·惜誦》等有很大程度的借鑒。姜亮夫先生對此評論云：“在賈誼的《惜誓》中那么些地方是很清楚地說明著屈原藝術(shù)構(gòu)思的要義的?！辟Z誼《惜誓》，情辭慷慨瑰麗，深得屈騷之神髓。劉熙載《藝概·賦概》云：“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庇衷疲骸扒又x，賈生得其質(zhì)?！闭绿住秶收摵狻け嬖姟吩疲骸百Z生《惜誓》，上接楚辭。”凡此，均說明賈誼擬騷之藝術(shù)成就。

        2、劉安《離騷傳》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

        從戰(zhàn)國末、秦代至西漢前期，劉安是對屈原作品進行研究整理的第一人。雖然在劉安時代，辭賦名手風起云涌，對楚辭的研習模擬蔚然成風，但沒有一人或一個團體能與劉安相提并論。劉安實為西漢楚辭訓釋第一人，同時也是楚辭評論第一人。武帝建元二年，時年四十一歲的劉安奉漢武帝之命撰文研究《離騷》，其研究楚辭的作品叫《離騷傳》?！峨x騷傳》承漢代《毛詩訓詁傳》釋詩之體例，是現(xiàn)在可考最早的楚辭訓釋著作，對當時及后代楚辭研究影響巨大。據(jù)現(xiàn)有資料，劉安還是第一個對屈原進行了肯定性評價并較全面評價屈原代表作品《離騷》的人。劉安對《離騷》及其作者的評價文字雖不多，但卻從《離騷》的思想內(nèi)容到藝術(shù)形式，從屈原的作品到屈原的人品都作了肯定性評價，是相當全面的作家作品評價。劉安認為，在思想內(nèi)容上，《離騷》兼具《詩經(jīng)》中《國風》和《小雅》的“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的優(yōu)點；“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強調(diào)了《離騷》的諷諫作用，指出《離騷》合乎儒家詩教的要求。在藝術(shù)上，《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說明《離騷》具有文約旨大，言近義遠的特色，也是對屈原在《離騷》中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而形成象征手法的肯定。

        對于屈原的人格精神，劉安概括為“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說是對屈原人格精神的全面肯定和極度推崇，評價之高無以倫比。

        《離騷傳》在楚辭學史上具有開山的作用，為后來王逸楚辭訓釋的集大成之作《楚辭章句》奠定了基礎。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就借用了劉安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劉安對屈原的代表作品《離騷》的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特色的研究，開兩漢楚辭學之先河，標志著漢代楚辭學的形成，從此楚辭研究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劉安當之無愧地成為兩漢楚辭研究的奠基人，是中國楚辭學上第一位訓詁家和評論家。

        3、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詮釋

        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是現(xiàn)存最早也是最全面的記載屈原生平事跡的文獻資料。文中高度評價了屈原的代表作《離騷》，對其創(chuàng)作動因、創(chuàng)作目的、內(nèi)容形式和思想藝術(shù)成就等均作出了精要的論述?！肚袀鳌分杏袃啥握摗厄}》之言。第一段從“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第二段從“屈平既嫉之”到“豈足福哉”。這兩段論《騷》文字合起來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離騷論》，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較完整的作家作品論。其中第一大段論述了《離騷》的創(chuàng)作動機和《離騷》創(chuàng)作的情感動因，闡明了作家創(chuàng)作是由其品格、身世、情志諸因素合力而成的。最后，從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手法兩方面對《離騷》進行思想分析和藝術(shù)評論。對于《離騷》的思想內(nèi)容，司馬遷首先引用劉安的話稱贊《離騷》兼有《國風》和《小雅》之長，再由作品之具體內(nèi)容進行分析論證，指出《離騷》的“刺世”思想以及在推廣道德教化和進行治國安邦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屈原創(chuàng)作動機上，司馬遷將其定位為“諷諫”。對于《離騷》之表現(xiàn)手法，司馬遷云：“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薄拔募s辭微，指大義遠”不僅僅是《離騷》的表現(xiàn)手法，也是屈賦最重要的藝術(shù)特點。這種表現(xiàn)手法其實就是由《詩經(jīng)》開創(chuàng)的比興手法，然而到了屈原手里，已進行了重大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將比興手法發(fā)展為象征體系。第二大段主要論述了屈原存君興國的情懷和對真理追求的執(zhí)著態(tài)度以及“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忠貞懇摯的思想感情。最后說明懷王不聽忠諫的結(jié)果，再明《離騷》之旨。司馬遷雖然吸收了劉安評論屈原的觀點，但并未局限于他的觀點，而是有了新的角度和高度。劉安強調(diào)儒家詩教局限的一面，司馬遷則發(fā)揮孔子評詩積極的一面，這正是他們的區(qū)別所在。由于司馬遷接受了賈誼、劉安的思想，同時也受到他父親道家思想的影響，他的屈原傳不無超俗避世思想影響的痕跡。但是，他的主題思想還是肯定了屈原的抗爭精神，而這一點，恰恰是司馬遷論屈原的高出前人之處。屈原在其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剛正直諫的精神被后人所遺棄，而這種直諫精神的缺失正是最終導致楚國滅亡的原因之一，可見屈子作品中所蘊含的剛正直諫人格精神的社會意義是何等巨大，而司馬遷的《史記》正是在這種“直諫”精神感召和影響下的產(chǎn)物。他在《屈原列傳》文末抒發(fā)了讀屈原作品的感受：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馬遷對屈原作品最大的感受是“悲其志”，被其作品中體現(xiàn)的剛正直諫精神、熾烈的愛國熱情、忠貞的道德情操所感動，從而產(chǎn)生強烈的感情共鳴。司馬遷在傳中還表達對屈原坎坷的政治遭遇和悲慘的人生經(jīng)歷的同情，對其品德和人格的緬懷和追慕，最后通過對賈誼在《鵬鳥賦》中對屈原選擇自沉的人生歸宿“怪”的評價，表達了對屈原人生選擇的理解和推重，從根本上對賈誼在《鵬鳥賦》中對屈原態(tài)度進行委婉否定。司馬遷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從不同角度對屈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評價。

        《屈原列傳》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及其作品最直接也最有價值的材料，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屈原研究所依據(jù)的第一手材料，無一例外都首選司馬遷的《屈原列傳》，它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作家傳記，為屈原研究奠定了基礎。

        4、劉向、劉歆對屈原作品的編輯、研究與接受

        劉向、劉歆父子是我國西漢時期的經(jīng)學家、文學家、目錄學家、校讎學家和編輯學家。劉向?qū)χ袊o學的最大貢獻是其編輯了十六卷本《楚辭》，它使得劉向成為漢代楚辭學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劉向第一次把屈原的所有作品以及從戰(zhàn)國到西漢時期代屈原立言的悼屈憫屈的代表作品集名之為“楚辭”的。也就是說，直到劉向輯屈、宋并后世諸家所作分為十六卷，《楚辭》作為書的名稱才算正式固定下來。正如《四庫提要》說“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

        相似的政治經(jīng)歷促成劉向?qū)η竦慕邮?，以文為諫是劉向?qū)η竦睦^承，其進諫精神更為執(zhí)著，方法技巧也有較大改進。不僅如此，劉向父子還模擬屈原作品進行騷體文學創(chuàng)作?！毒艊@》是劉向模仿屈原《九歌》而創(chuàng)作的代言體政治抒情組詩，在表達對屈原的深切懷念的同時，也間接地傾吐了對自己生活遭際的幽怨情懷。其于家國社稷款款之心尤為真摯，與屈子是極為相似的。劉歆的《遂初賦》是漢代紀實性述行賦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紀實性賦作。該賦仿騷體形式寫作，很好地繼承了屈原《涉江》的藝術(shù)構(gòu)思，通過一路行程連綴來感今抒懷，寫景抒情結(jié)合緊密，是有相當藝術(shù)水準的騷體賦。

        5、揚雄的《反離騷》對屈原作品的詮釋

        揚雄是我國古代少有的畢生從事著述的作家和學者，他對屈原及《離騷》的態(tài)度和評價集中體現(xiàn)在其《反離騷》和《法言》等作品中。

        《反離騷》是揚雄三十一歲左右尚未出川赴京時的作品，體現(xiàn)了他早期對屈原的態(tài)度和評騷思想。從情感上說，《反騷》實為合《騷》。揚雄推崇屈原的人格，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賞屈原的才華，但對屈原投江殞身的人生選擇是痛惜并持保留態(tài)度的。《反離騷》作為一篇悼騷之作，從文體到表現(xiàn)手法均模擬《離騷》。對于屈原之作品，《反離騷》云：“圖累承彼洪波兮，又覽累之昌辭。”稱《離騷》為“昌辭”（即美辭）?？梢?，揚雄對《離騷》的推崇，其原因在于《離騷》文辭的華美溫雅（昌）、內(nèi)容的哀怨悲愴（悲）、表現(xiàn)的幽婉深邃（深）。揚雄的《反離騷》與屈原的《離騷》應該屬于“貌異而心同者”之類。雖然題為《反離騷》，內(nèi)容亦多擇《離騷》文句而反之，但實際上是借反《離騷》之辭，表達“甚憂”“憤世也益甚”“嫉俗愈深”的思想情懷，其目的是“為屈子翻愁結(jié)耳”，是對屈原的“痛念”。

        《法言》則反映了揚雄后期的騷學思想。文中有三處論及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字，體現(xiàn)其評騷思想的成熟。揚雄早年在《反離騷·自序》中稱“屈原文過相如”，在其晚年的《法言》中也給予了充分的解釋說明。他認為“賦莫深于《離騷》”，并且“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足見屈原賦是符合揚雄所稱道的“詩人之賦”的范疇的。他認為屈原辭賦能夠“蹈云天”，而相如賦則是“華無根”。也就是說屈原的辭賦立意高遠，意象縱橫，融神話傳說與歷史典故于一爐，是現(xiàn)實和想象的完美統(tǒng)一，具有無可比擬的浪漫主義高度，且在浪漫中根植于現(xiàn)實的土壤，符合儒家經(jīng)世致用的文學觀念。

        6、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全面而獨特的評價

        東漢班固的《漢書》對屈原及其作品屢屢提及，倍加贊賞。他的《離騷贊序》和《離騷序》對屈原之個性品格和《離騷》的思想內(nèi)容及藝術(shù)成就作出了比較全面且具有一定創(chuàng)見的評價，在楚辭學史上產(chǎn)生了久遠的學術(shù)影響，成就了其在楚辭學史上的獨特地位。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屈賦的源流進行了探討，對其思想內(nèi)容作出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屈賦的特質(zhì)是在遭饞憂國的人生境況下的“賢人失志之賦”，繼承了《詩經(jīng)》諷喻怨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其源流是和《詩經(jīng)》一脈相承的。

        然而，班固在《離騷贊序》和《離騷序》中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有相互矛盾之處。在《離騷序》中，班固稱屈原“露才揚己”，自古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這是班固批評屈原的重點，但對屈原的文學成就是極其推崇的?！峨x騷序》云：“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靳、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北M管班固從經(jīng)學家的身份和角度否定了劉安關(guān)于《離騷》“兼《詩》風雅”“光爭日月”的評論，但他卻能從文學家的角度充分肯定《離騷》的藝術(shù)成就，在文學史上第一個敏銳地察覺到并作出屈騷是“辭賦宗”的評價。

        班固對屈原作品的評價，有弱化諷諫、強調(diào)頌美的傾向。這首先表現(xiàn)在能夠準確而清楚地看到《離騷》不同于《風》《雅》的思想內(nèi)容，指出其之所以能夠澤被后世是在于奇崛浪漫的文學特征，表現(xiàn)出自覺的文學審美批評意識。班固所說的“弘博麗雅”四個字，是對《離騷》頗為中肯的高度評價。他抓住文學的審美特征，是較早以“麗”論騷的批評家。班固的這種文學批評二元論思想在漢賦研究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7、王逸《楚辭章句》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

        東漢的王逸楚辭學貢獻在于其完成了漢代楚辭學集大成之作——《楚辭章句》，王逸也因此當之無愧地成為兩漢楚辭學之集大成者。這在中國楚辭學史上和文學史上都有里程碑的意義。王逸作《楚辭章句》乃是不滿意前人對楚辭的注釋和評價，為了糾正舊說，發(fā)明己意，使得楚辭“章決句斷，事事可曉”，因而對前人的楚辭著作廣泛攝取。

        儒家的“忠”“節(jié)”觀念和《詩經(jīng)》的風雅美刺精神是王逸闡釋屈原作品和評價屈原人格精神的重要依據(jù)?！冻o章句序》是王逸為《楚辭》作注的指導思想，也包含了王逸對屈原及其作品評價和訓釋的基本原則。

        王逸認為屈原的人格精神符合“義”“忠正”“伏節(jié)”“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等儒家思想精髓，對屈原張揚的主體個性完全肯定并由衷贊揚。他認為班固對屈原人格和作品的批評有失公允，稱《離騷》是依托五經(jīng)立義，完全符合儒家經(jīng)典的標準。王逸不僅明確地指出屈賦“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的思想內(nèi)涵，而且指出《離騷》之文句與儒家經(jīng)典《詩》《書》《易》在意旨上的一一對應關(guān)系。他不僅稱《離騷》為經(jīng)，而且在《九歌》《九章》《遠游》等解題中一再強調(diào)屈原“諷諫”“思君念國”“忠信之篤，仁義之厚”等儒家忠臣的優(yōu)秀品質(zhì)。他在《楚辭章句》中為屈原作品所作的每一篇序中，都毫無例外地揭示出以“憂憤”為核心的創(chuàng)作感情動因，這是對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首次指出“怨”是屈原創(chuàng)造偉大詩篇的藝術(shù)力量源泉的更加具體而深入的分析和闡釋，是對司馬遷“發(fā)憤著書”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他在《離騷序》中進行了提綱挈領(lǐng)的總結(jié)，準確地概括出楚辭中的比擬象征體系并揭示其內(nèi)涵，首次稱之為“引類譬喻”的藝術(shù)手法。

        王逸吸取了從劉安到班固等兩漢眾多楚辭學名家之長，對屈原人格和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及藝術(shù)成就全面肯定，是對兩漢楚辭學的一次全面總結(jié)，也在客觀上解決了揚雄、班固等一方面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對屈原的作品及其文學地位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從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則來評論屈原的人格，而對其人生選擇和個性品格有所保留的矛盾。

        （二）魏晉南北朝詩論家對屈原作品的訓解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楚辭評價從重情轉(zhuǎn)向了尚辭，楚辭成為文學批評的熱點。這一時期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如鐘嶸、劉勰、蕭統(tǒng)等無一例外的也都是著名的楚辭學者。鐘嶸的《詩品》在騷源視野下對漢魏到齊梁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詩家“溯流別”“定品第”，其五言詩源于《詩》、騷的觀點在楚辭學史上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劉勰以其《文心雕龍》形成了系統(tǒng)觀點，構(gòu)成獨具特色的楚辭學說，構(gòu)建了全面系統(tǒng)“楚辭學”理論，把楚辭研究推向了新階段，代表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楚辭研究的最高成就。蕭統(tǒng)的《文選》在唯美主義文學觀念的指導下，獨立騷類，第一次把屈原作品實為純文學來理解和研究，促進了南朝齊梁文學“重悲尚麗”的審美取向的轉(zhuǎn)變。同時，這一時期的郭璞，開辟了“楚辭神話學”，促進了音韻訓詁學的演進，成果卓著，當之無愧地躋身于這一時代的“楚辭學”大家之列。

        1、郭璞游仙詩對屈原作品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

        郭璞是我國訓詁學的祖師爺。他的游仙詩，從藝術(shù)形式到思想內(nèi)容諸方面，無不表現(xiàn)了他對屈原作品的接受和繼承。郭璞的游仙詩借仙人仙山自抒懷抱，在山水林泉中表現(xiàn)出一種自我理想，借仙游來抒發(fā)自己人生遭際的感慨，這和屈原《離騷》中的升天遠游以及《遠游》的旨趣非常一致。

        郭璞游仙詩的感情基礎和屈原《離騷》《遠游》一樣，都描繪了在現(xiàn)實世界中難以實現(xiàn)的理想家園，表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世界的強烈不滿和對理想境界的執(zhí)著追求。屈原的精神始終處于痛苦的求索之中，從來也沒有得到安息，這是屈原的悲劇，也是屈原的偉大。郭璞亦是如此，在消極低沉、落魄潦倒的外表之下潛藏著清醒的意識和苦苦求索的滿腔熱血。和屈原一樣，郭璞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也是郭璞和屈原思想的相通之處。在藝術(shù)上，郭璞游仙詩深得屈原《離騷》和《遠游》的精髓，表現(xiàn)在善用華美的文字，描繪出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并在浪漫色彩濃郁的背景中凸顯所描繪的隱士、神仙形象。郭璞游仙詩的成就，正是對屈原作品《離騷》和《遠游》中相關(guān)仙游內(nèi)容和藝術(shù)表現(xiàn)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結(jié)果。

        2、鐘嶸的《詩品》對屈原作品的定義

        鐘嶸的《詩品》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詩歌批評著作，也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自覺的文學批評著作”，被稱為“詩話之源”，鐘嶸也因此成為我國詩學史上最早從理論上肯定和推崇五言詩的文學批評家。鐘嶸將《楚辭》和《詩經(jīng)》并列四言詩的源頭，這種“騷為詩宗”的文學觀念，對楚辭學史、詩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影響。鐘嶸由流溯源，確立中國詩歌發(fā)展的兩大源頭，梳理詩人之間承傳以及他們與《楚辭》和《詩經(jīng)》的淵源關(guān)系，從而總結(jié)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鐘嶸這種“騷為詩源”文學觀視界之高遠，見解之精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鐘嶸提出的“吟詠情性說”具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詩歌審美色彩，肯定了以《離騷》為代表的積極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對漢魏六朝五言詩的影響。鐘嶸論漢魏六朝五言詩，以《楚辭》為其主要源頭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強調(diào)《楚辭》系列作家抒發(fā)的“怨”情。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抒悲怨之情，這使得楚辭文學帶有極濃的悲劇色彩。

        3、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對屈原及其作品全面系統(tǒng)的評論

        劉勰是繼劉安、司馬遷、班固、王逸之后又一重要楚辭學者，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最重要的楚辭學者。他在其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中，比較全面地總結(jié)了楚辭研究成果，代表了魏晉南北朝楚辭研究的最高成就。劉勰的楚辭研究集中體現(xiàn)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較為全面而系統(tǒng)地論述了《楚辭》的文學創(chuàng)新、藝術(shù)表現(xiàn)、地位與影響等一系列問題，在楚辭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劉勰論騷，首先論《離騷》產(chǎn)生的文學史背景和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學史定位。劉勰認為，屈原的《離騷》既是《詩經(jīng)》的繼承者，又是辭賦的開創(chuàng)者，在文學史上是先秦文學到兩漢文學銜接和傳承的紐帶。劉勰從文學流變的角度立論，指出《離騷》是打破《詩經(jīng)》后數(shù)百年文壇寂寞而郁勃興起的“奇文”，是在《詩經(jīng)》之后文壇冷寂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絕無僅有的文學奇葩，指出《離騷》在文學史上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肯定了楚辭在《詩經(jīng)》與漢賦之間有繼往開來的橋梁作用?！败庺阍娙酥?，紛飛辭家之前”，指出了屈原是《詩經(jīng)》之后、兩漢辭賦大家之前的文壇奇才。

        劉勰認為，《離騷》效法夏商周三代文法體制以及儒家經(jīng)典的思想內(nèi)容，同時也受戰(zhàn)國時期縱橫家文風的影響，擁有戰(zhàn)國時期的文風特征?！啊堆拧贰俄灐分┩健?，這是劉勰將《離騷》與《詩經(jīng)》進行具體比較發(fā)現(xiàn)“同于風雅者”之“四事”后所得出的結(jié)論；“詞賦之英杰”則是在發(fā)掘出《離騷》中“異乎經(jīng)典”之“四異”而得出的結(jié)論。

        《辨騷》是《文心雕龍》中作為“文之樞紐”的一篇總論，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評價楚辭之專論，也是一篇楚辭代表作家屈原的文學批評專論，同時又是一篇漢人楚辭批評之批評。劉勰認為好文章就應如屈原所創(chuàng)作的楚辭那樣，在思想上依附儒學傳統(tǒng)經(jīng)典，在藝術(shù)上追求艷麗華美。劉勰從文學作品的社會功用角度出發(fā)，指出屈原的代表作品《離騷》具有“同于《風》《雅》”的“宗經(jīng)”的一面，闡明了《離騷》與《詩經(jīng)》的“四同”，從思想內(nèi)容到表現(xiàn)方法都存在繼承關(guān)系，這主要是針對班固批評《離騷》離經(jīng)叛道的評論而言。

        劉勰指出屈騷與經(jīng)書相同的“四事”是肯定《楚辭》雅正的體制、諷喻的旨意、比興手法以及抒發(fā)忠貞怨憤的情感，而從“變乎騷”的角度來評價屈原作品“異乎經(jīng)典”的特性，是看出了文學從《詩經(jīng)》到楚辭的文學發(fā)展、變化，突出了屈原作品的創(chuàng)新性特色。劉勰在《辨騷》中對屈騷“同于《風》《雅》”四事的論述，是揭示出《楚辭》的現(xiàn)實主義特征，對其“異乎經(jīng)典”四事的剖析，突出了屈騷浪漫主義藝術(shù)特征。

        劉勰在《辨騷》中對屈原作品從思想內(nèi)容到藝術(shù)形式是全部肯定并極力贊揚的。他稱屈原之楚辭是“雖取熔《經(jīng)》旨，亦自鑄偉辭”之作，稱“《騷經(jīng)》《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

        《辨騷》云：“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边@段“贊語”是《辨騷》一文的結(jié)語，是對《辨騷》中心思想的概括，是劉勰對屈騷評價的感情傾向的集中體現(xiàn)。

        對于屈騷在文學表現(xiàn)上的創(chuàng)新性，劉勰的《楚辭》藝術(shù)創(chuàng)新論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論騷以變、論騷以異、論騷以艷和論騷以韻。劉勰認為，屈騷是在思想內(nèi)容上繼承儒家經(jīng)典而又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實現(xiàn)創(chuàng)新突破的奇文，是為文的典范之作；他肯定了楚辭“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等“異乎經(jīng)典者”之四事；他認為楚辭的獨創(chuàng)性，不僅僅體現(xiàn)在“語其夸誕則如此”強烈的浪漫主義表現(xiàn)手法，也體現(xiàn)在不同的篇章中都達到了超越古今、難以企及的藝術(shù)高度；楚辭作為一種結(jié)構(gòu)嚴謹圓潤、感情充沛的新詩體，與屈原對“兮”字的巧妙運用有關(guān)。

        4、蕭統(tǒng)對屈原作品的價值定位

        蕭統(tǒng)的《文選》所蘊含的楚辭學思想，不僅對楚辭的傳播和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有更重要的學術(shù)史意義。蕭統(tǒng)把屈騷看作抒憤之作，可以說正確地認識到了屈騷的思想內(nèi)容，脫離了儒家經(jīng)學的落籬，也擺脫了以前幾百年來研究領(lǐng)域中僵死的思維范式，不失為一位卓越的評論家，他打破了兩漢以來時代稱屈原《離騷》為“經(jīng)”的傳統(tǒng)，一反前人研究屈原作品“崇圣”“宗經(jīng)”之態(tài)度，別騷于經(jīng)，第一次真正地把屈原作品當成純粹的文學作品看待，突出其文體特征，重視其純文學性，對華麗的文采、浪漫的神話、比興象征表現(xiàn)方式和哀怨纏綿的情致都給予充分的肯定。他明確提出賦與騷是兩種不同的文體，屈原和宋玉分別是騷和賦的第一位作家，即所謂“騷作于屈原”，“賦始乎宋玉”。

        二、歷代詩人對屈原作品的接受

        真正的詩人、文學家對屈原是何心態(tài)？賈誼、揚雄、劉安、司馬遷之后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棄疾等皆厚愛屈原。他們把屈賦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詩文。“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保ǘ鸥Α短炷牙畎住罚┰诙鸥ο胂笾校庥鲈┣疾ê娴睦畎讜懺娡度脬枇_江，與蒙冤的屈原對話。“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李白《古風》其一）“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保ɡ畎住督弦鳌罚v史知道，應該把誰立為豐碑。真正的詩人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詩人。真正的詩人，他們與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梢哉f，屈原對李白的影響巨大，他的人格魅力與浪漫主義風格被李白繼承與發(fā)展，并沿著屈原開辟的文學之路越走越遠。屈原的忠君愛國與李白的“濟蒼生、安社稷”可謂是一脈相承。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可見其為國為民之心；李白的“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亦見其為國之熱情。后期的李白寫了好多抨擊時弊、揭露現(xiàn)實的詩篇，他的《古風》59首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他的作品繼承了屈原的愛國情懷，對現(xiàn)實的批判比屈原犀利得多。屈原的人格魅力更是伴隨著李白的一生，他的桀驁不馴、高潔不染、從不奉承的個性完全被李白所吸收?！鞍材艽菝颊垩聶?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表達了李白的心聲，體現(xiàn)了他與屈原一樣的清高情懷。屈原作品給李白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浪漫主義風格和強烈的主觀意識精神。李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里所描寫的天姥之美，與屈原在《離騷》中所描寫的求神時的美景與浪漫如出一轍。李白的詩富于自我表現(xiàn)的主觀抒情色彩極為濃郁，其感情的表達常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這一點與屈原極為相似。所以說，李白在屈原的浪漫主義風格與強烈的主觀意識精神這兩個層面邁了一大步。李白繼承和發(fā)展了屈原，屈原永遠活在李白的心里，活在李白的作品里。

        雖然也有憎惡屈原的詩人，如中唐詩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懷靈均》一詩，對屈原評價之低令人瞠目：“名參君子場，行為小人儒”“死為不吊鬼，生作猜謗徒”“懷沙滅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養(yǎng)育無羈孤”——這簡直是咬牙切齒的詛咒，連屈原自殺亦被視為不孝之舉。相反，同時代的“鬼才”李賀對屈原卻大加贊賞。他稱屈原的《天問》語甚奇崛，于楚辭中可推第一，即開辟以來，亦可推第一。賀極意好之，時居南園，讀數(shù)過，忽得“文章何處哭西風”之句。從中可以看出“鬼才”李賀詩作的“奇崛”，頗得屈原《天問》的滋養(yǎng)和啟迪。

        朱熹是我國哲學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對《詩經(jīng)》和《楚辭》的研究均有重要貢獻。他為《楚辭》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詩集傳》。他是一個有民族氣節(jié)的政治家。他注《離騷》中“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云，此乃屈原“托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義至盡也”。如此體會屈原眷戀楚國的思想情感，可謂深入了一層。蘇軾對屈原也倍加推崇：吾文終其身企幕而不能及萬一者，推屈子一人耳。北宋邵博亦說：“《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p>

        明·蔣之翹說：“予讀《楚辭》，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荊卿和歌于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凄婉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窮）叫濕，殘燈照愁；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艷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披錦繡，佩琳瑯，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華》；仙韻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緱（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fā)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shù)人而且?！?/p>

        王國維1906年初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深入解釋了屈原文學的根本精神，即在對屈原主體人格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揭示了屈原文學的精神就是“國身通一”的具體體現(xiàn)。這是王國維認定屈原是“真正之大詩人”的根本原因。王國維說：“大詩歌之出，必須侯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p>

        屈原是一面歷史的鏡子，是一座文化的豐碑。對他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的解讀，一直延續(xù)著......

        注：查閱《漢魏六朝楚辭學名家研究》

——2018年湖北荊州“首屆中華詩人節(jié)”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