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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單的人
首先，雖然標以“紅色”二字，作者伊薩克·巴別爾更是參加過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這本書卻并非“紅色”，與同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鐵流》、《毀滅》、《恰巴耶夫》之類沒有血緣關(guān)系，追求“教育意義”的讀者要注意了。 這后一類作品在當時的中國都有譯本，受魯迅激賞并大力推介，是革命文學(xué)的典范。而《紅色騎兵軍》一露頭就遭到紅騎兵老總布瓊尼元帥的猛烈抨擊，說巴別爾筆下的不是紅騎兵，而是馬赫諾匪幫，是“諷刺與誹謗”。 若不是高爾基利用自己的影響竭力辯護，作者恐怕早就因文致禍了?！都t色騎兵軍》的各篇從1924年起便在蘇聯(lián)文學(xué)刊物上陸續(xù)發(fā)表，兩年后結(jié)集，但那時并未譯介到中國來，想必魯迅先生無緣得見，否則，真不知會如何評價的。 其次，《紅色騎兵軍》由三十來個短篇構(gòu)成，卻不應(yīng)看作短篇小說集。它是一部小型交響樂，是所謂的“復(fù)調(diào)喧嘩”：多個敘述者用各自的嗓門說話。 有“我”，柳托夫，起初在第一騎兵軍當文書、后來下連隊作戰(zhàn)的猶太知識分子，這個“我”出現(xiàn)得最多，是巴別爾的影子，但大多數(shù)時候只是敘述者，并不參予故事；有紅軍高級指揮員；有政委；有普通戰(zhàn)士；有叛徒；還有敘述者套敘述者的多重結(jié)構(gòu)。 體裁也多樣，有記敘，有書信，有供狀，甚至還有墓志銘。它嘈雜，混亂，沒有一致的聲調(diào)，沒有一致的關(guān)注點，卻有同一根主線――戰(zhàn)爭，每一幅景象都是由不同的視點透過戰(zhàn)爭的血紅看到的。 篇與篇之間廣闊的留白由讀者的想象所填補，所以全書譯成漢語雖然僅有約十萬字，薄薄的一冊，卻氣象萬千，氣勢恢宏，是響當當?shù)囊徊课⑿褪吩姟?/span> 再有，《紅色騎兵軍》題材重大，卻不是傳統(tǒng)的俄羅斯文學(xué)風(fēng)格，憂郁陰沉，而是歡快明朗，甚至常?？梢娎资降目駳g，他的《敖德薩故事》也是這樣。巴別爾說俄國文學(xué)需要陽光。 他愛莫泊桑甚于契訶夫，并且以俄國的莫泊桑自詡。在我看，他的確把陽光照進了俄國文學(xué)，哪怕那陽光并不和煦，而是有點曬得人痛。 “我”去報到的時候，享受了頂特別的招待：一個紅色哥薩克拎起“我”的箱子扔出院外，并沖著“我”的臉撅起屁股，放了一串響屁，他們稱其為“00號大炮”。而“我”是遵照高爾基的叮囑，去過“人間”的，這一份小小的見面禮嚇不倒“我”。 在眾目睽睽之下，“我”不動聲色地踩死了女房東一只在院子里昂首闊步的鵝，用馬刀挑起，吩咐她說：“去，給我烤一烤！”這一舉動立刻讓紅色哥薩克們刮目，覺得“我”跟他們“合得來”，便又是讓位子，又是邀請陪他們吃飯，又是請給他們念《真理報》?！拔摇本瓦@么融入了革命隊伍。外面的一切漫不經(jīng)心，而里面，“我的心卻叫殺生染紅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我的第一只鵝》） 這種拒絕與接納，是“我”每到一個新的紅騎兵團體中都要重演的，所以“我的第一只鵝”之后，必會有第二只鵝，第三只鵝，第四只鵝……“我”好像祭司，一次又一次將“叫殺生染紅的”心獻在祭壇上，以求“革命”的悅納。 “革命”悅納“我”了嗎?《多爾古紹夫之死》回答了這個問題：紅色電話兵多爾古紹夫重傷待斃，求“我”行個好將其了結(jié)，“我”下不去手，“我”的朋友，騎兵排長阿弗尼卡·比達幫了他這個忙，向“我”翻臉道：“我斃了你!你們這些四眼狗，可憐我們弟兄就像貓可憐耗子……”這個圣徒一眼看透了“我”殘暴的外套下面藏著的雅致。不管“我”踩死多少只鵝，“我”還是“四眼狗”?！拔摇苯K于承認，“我在這些人之間是孤家寡人一個，我沒法得到他們的友情”。我渴望“革命”，“革命”卻一直在“我”耳邊呼喊：“你還是離開我們，遠遠地滾開去吧……”（《千里馬》） 然而“滾開”并不容易，“我”已經(jīng)離不開這幫圣徒了?！拔摇睂λ麄冇卸辔窇郑陀卸嗑把?，如同他們有多殘暴，就有多天真一樣。 帕什卡·吉洪莫諾夫，紅騎兵中一等一的斗士，他嫉惡如仇，在押送兩名波蘭軍官去旅部的途中無故將他們槍殺了。作為懲戒，連里發(fā)配他去輜重隊拉車，胯下的“千里馬”發(fā)給“我”騎?！拔摇币詾檫@是一個好兆頭?？墒恰拔摇备抉{馭不了這匹烈馬，正如“我”捉摸不透“革命”的脾性。而這個時候，帕什卡正在暗地里惦記著“我”，好像惦記一個情敵。“我”的背脊整天冰涼冰涼的。有一天輜重隊遇襲，帕什卡沉著布陣，用偷來的機槍打退了波蘭人，旅長準其回連?！扒Ю锺R”帶給“我”的痛苦總算到頭了，而“我”交還給帕什卡的，已經(jīng)是一匹糟蹋得不成樣子的病畜。 “遭了這樣的罪”，帕什卡喃喃道，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那馬伸長脖子，把臉貼向原先的主人，發(fā)出一聲聲哀鳴。 “我們和好吧，帕斯卡，馬戀著你，我跟它合不來……” “我不會與你和好”，帕什卡猛然看了“我”一眼道，“遭了這樣的罪……”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馬前，用無聲的言語訴說對它的思戀和對“我”的仇恨。這一刻，“我”是不是想起了契訶夫《苦惱》中的老車夫約納·波塔波夫？他把死了兒子的苦惱統(tǒng)統(tǒng)說給他的瘦馬聽，說得出了神。 正是這種狂暴中無意間透出的詩意拽住了“我”，讓我著迷。原來“我”于“革命”，不僅是萬難進得去，也是萬難出得來的。 “我”終于沒有取得帕什卡的和解，調(diào)到另一支騎兵連去了，但“我”學(xué)會了帕什卡瀟灑的騎式。他們可以不接納“我”，但他們總要認可“我”同樣瀟灑的騎式吧，“我”想。（《千里馬》） “我”是猶太人，戰(zhàn)斗之余，便與波蘭當?shù)赜蓄^臉的同胞廝混，安息日還與他們同領(lǐng)圣餐，盡管“我”不信神。（《基大利》、《拉比》）“我”盡情褻瀆耶穌基督和天主教。（《潘·阿波廖克》）“革命”占領(lǐng)天主教堂，沒收教會財產(chǎn)，嚇跑主教神父，把他們的助祭趕上戰(zhàn)場。（《兩個伊凡》）“革命”合猶太人的意。 “波蘭人是惡狗。他們抓猶太人，把他們的胡子拔掉……可現(xiàn)在它，這條惡狗，挨揍了。這太好了!” 兩千年來猶太人飽受的壓抑終于可以在“革命”中得以宣泄，這應(yīng)當也是“我”加入騎兵軍的原因之一。 可是很快，“那個揍波蘭人的人對我說：‘基大利，把你的留聲機交我去登記……’我回答‘革命’說：‘老爺，我喜愛音樂?！罄?，你并不知道你愛什么，等我朝你開槍，你就會知道你愛什么了，我不能不開槍，因為我是――革命……’”（《基大利》） “革命”言而有信，真的朝猶太人開槍了。（《小城別列斯捷奇科》）在哥薩克們的“烏拉”聲中，猶太人的尸體在發(fā)臭，而馳過猶太人尸體的紅騎兵中，有一個同樣受過割禮的“我”。 那么，“我”到底是誰呢?是猶太裔的俄國詩人革命者?還是用俄語寫作的猶太革命詩人?不知道?！拔摇彼赖氖?，在俄國人眼里，“我”是猶太人；在猶太人眼里，“我”是褻瀆神的；在波蘭小貴族眼里，“我”是革命者；在“革命”眼里，“我”是混進來的“四眼狗”；在只拿筆的詩人眼里，“我”是暴徒。 “我”的歸宿何在? 終于，1940年，“革命”也朝“我”開了槍，了結(jié)了這個難題。 的確，“革命”是不能不開槍的，“革命”必須開槍，因為它是——“革命”。 關(guān)注書韻閑話 無  分享悠悠書韻 文史|教育|時事|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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