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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說大學是“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的學府，當然包含著對中西方文化要兼收并蓄、融會貫通之意。他積極聘請在世界各國學成的中國留學生到北大執(zhí)教，并努力為他們提供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同時，作為一種制度，北大的教師工作滿一定年限，可以帶薪出國研修，吸收國外最新科學成果。除此之外，他還邀請世界各國著名學者和社會名流來北大講學，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祿，法國著名數(shù)學家班樂衛(wèi)，以及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等，還學著外國名校的大牌范兒，授予杜威、班樂衛(wèi)等人名譽學位，揚了北大在世界高校史上的聲威。 愛因斯坦與北大擦肩而過，本來蔡元培約好了的，愛因斯坦也答應了，由于在日本講學時，正式邀請函錯過了時間，愛因斯坦不得不自行取消北大的講學計劃。但是，愛因斯坦曾兩次踏進中國的土地，與中國梁啟超等社會名流有交往，在上海參加過關于相對論的大討論，一直關注著苦難中的中國。 國際大師來北大，卷起的是一場場文化風暴，吹醒的是一代代中國人的大腦。 蔡元培給大學的詮釋非常明確：“大學并不是販賣畢業(yè)證書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蔡元培改造北大從做學問開始，求真務實，簡單明了。 十幾年前，湖南有一位老師，為激勵學生苦讀，考上好大學，甩出“掙大錢，當大官，娶美女”的誘惑，被《中國青年報》炒作后，引發(fā)了一場全國性的讀書目的大討論，那老師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也被開除了公職。 百年前，關于大學求學目的，蔡校長給大家伙兒講得非常透徹，百年后，我們再來認真聆聽，感覺又如何呢？ 第一，“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F(xiàn)在我們的大學基本普及了，讀大學不成問題，但考名牌大學的目的，似乎也更明白，將來找個好職位，多撈點錢，家長如是說，老師如是講，親朋好友也這樣強調，只是沒有湖南那位老師來得那么直接，那么干脆，那么公開。你說，在這種求學目的下，我們期盼大師出現(xiàn)？莘莘學子們，真別忘了蔡校長的諄諄教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 第二，大學不是“職業(yè)教育機關”。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試圖高校改革，把高校分為學術型高校，應用型高校和職業(yè)型高校，莫非突然有人想起來蔡校長的話？覺得大學的層次和類別不能隨意混同？但愿這不是一場遙遠的中國夢，人盡其才的教育就在腳下！ 第三，大學“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這是對大學師生教與學的高標準要求，其內核全在“研究”二字。北大如果今天能給人以神圣的感覺，我想，就是還有一些“研究”的氛圍，也可以說是不斷踐行蔡校長學術型大學思想的結果！ 蔡元培規(guī)定，考試后不準公布分數(shù)，只是私下通知留級的學生，希望學生要為學問而學習，而不為所謂成績而學習。他怎么也想不到，百年后的今天，我們有些人把教育的理念定位于唯分數(shù)論，百分遮百丑，退步還是進步？孰是孰非？自當分明，諸君仍需努力。 大學學術研究的深度，決定著大學的高度。在大學創(chuàng)設研究所，是蔡元培筑夢世界一流大學的又一舉措，開了中國國立大學設置研究所之先河。1917年底，北大各學科研究所紛紛成立，引起媒體轟動，成為教育界的新鮮事兒，成為學界飯后談資，開了中國培養(yǎng)本土研究生的端緒，繼北大之后，清華建立國學院，廈大設立國學所，推進了我國大學學術水準的提升。 中國研究生的教育，得力于蔡元培，后來雖遭多次沖斷，但依然勃興于現(xiàn)世，中國某些名牌大學每屆碩士、博士畢業(yè)的人數(shù)已經(jīng)多于本科生畢業(yè)人數(shù)。我想，所謂大學者，多點“學問氣”，少點“世俗氣”，才真范兒也！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另一個大膽舉措，至今人們還念念不忘，留下一片神往的天空。 到1920年9月，蔡元培在北大成功建構了一套較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蔡元培革了自己作為校長“一把手”的命，不貪權，不戀權，不要權，把民主無私地還給教職工。這種豁達的胸懷和民主的氣度，也只有像蔡元培這樣的教育大家才能做到，值得管理工作者潛心學習。 這種體制有兩個方面的創(chuàng)新：一方面是立法和行政分離，校長為核心，評議會為立法機關，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處為行政機構，教授代表為各機構的成員或領導力量，充分發(fā)揮教授治校的民主決策權；另一方面是精簡機構，全國第一學府，數(shù)千人規(guī)模，只有校長一人，沒有副校長，校長辦公室設秘書一人，處理校長日常往來信函，行政機構三足鼎立，各司其職，管理的民主高效，相對我們如今龐大的管理機構來，實在不敢想象。 百年后，我們的教育管理體制，機構越擴越大，人員越招越多，事情越做越雜，會議越開越繁，效率越來越低，在蔡校長面前，我們唯有俯首，汗顏！再過多少年，能有“蔡元培”再現(xiàn)呢？滿心期待！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即仿效法國教育行政制度，取消教育部，組織中國民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和教育行政機關，管理全國學術和教育行政事宜?；蛟S，在蔡元培理想的天空，取消教育部，即在取消官僚氣，建立大學院，即在倡導“學術救國”，與官場來一場痛快的告別。這年6月，蔡元培不為做官為學術，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繼續(xù)探索全國范圍的教育改革，10月1日正式宣誓就職，直至1928年10月因大學院取消而辭職獲準，恰好一年時間。 這一年，蔡元培的教育理想在瘋狂地滋長。大學院者，以學術化代官僚化也。學術與教育并重，院長制與委員制并用，計劃與實行并進。 說得更明白點，就是把全國教育行政的領導權還給學者，消除“外行”領導“內行”的現(xiàn)象，學術的事情學者討論，教育的問題教育者解決，院長負行政全責，委員負議事及計劃責任。設立中央研究院，實行科學研究；設勞動大學，提倡勞動教育；建音樂院、藝術院，實行美化教育。 蔡元培首倡科學化、藝術化、勞動化的教育，實行大學區(qū)制，每區(qū)建一所大學，區(qū)內各種教育事業(yè)，均由大學校長管理。蔡元培終究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說干就干。1927年，作為發(fā)起人和籌備員，蔡元培在上海江灣創(chuàng)辦國立勞動大學，并設附中、附小，同年，蔡元培與蕭友梅在上海創(chuàng)設了國立音樂院，1928年，蔡元培又提議在杭州創(chuàng)設了國立藝術院，林風眠為首任院長。 國立勞動大學毀于1932年“一·二八”的戰(zhàn)火，國立音樂院和藝術院，穿過歷史的煙云，薪火相傳，幾易其名，變成了現(xiàn)在的上海音樂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數(shù)十年來，這兩所藝術院校為中國培養(yǎng)了數(shù)以萬計的音樂和美術杰出人才。可誰會想到，這薪火竟是蔡老先生傳遞過來的呢？ 中國大學院與大學區(qū)制的試行，在中國教育史上，雖說只是“曇花一現(xiàn)”，最后以失敗而告終，但它為我們的教育行政模式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它所提倡的“行政學術化”“學術研究化”的意旨，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借鑒價值，有很大的探討和研究空間，說不定哪天，教育的歷史又會翻轉回來，開拓出另一片新天地呢！ 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還有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現(xiàn)在看來，都不合時宜，更讓人汗毛直豎。蔡元培主張教育獨立，那么，何謂“獨立”呢？在當時情況下，即獨立于政黨，獨立于教會。獨立于教會，你容易理解，獨立于政黨，的確值得三思！ 我們從小接受黨的教育，當了教師，表態(tài)的時髦語也是無限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yè)，我認為，這沒有錯，按中國的國情，教育不姓黨，怕真有麻煩。蔡元培的獨立教育理論，是想把教育獨立于國民黨之外，多點自由呼吸的空氣，多點民主研究的氛圍，對于教育和學術而言，無疑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一個缺少大師的時代，教育的獨立精神是否留給一定的空間？多來點永恒的教育？ 有關蔡元培系列文章如下： 蔡元培（1） | 今天是蔡元培的生日，想起這位偉大的教育家。 蔡元培（3） | 馬相伯叫了一百年，沒有把中國叫醒，卻叫醒了蔡元培。 蔡元培（4）| 又是個只為學問不為文憑的主兒，海外留學11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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