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七律，是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領(lǐng)袖康有為早期代表作《出都留別諸公》組詩五首中的第二首。組詩自序云：“吾以諸生上書請變法，開國未有。群疑交集，乃行?！鄙w作于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時年三十二歲。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康有為》載：“（光緒）十四年，再游京師，時以馬江敗后，外侮頻仍，有為惄焉憂之，以為‘中國發(fā)憤，只有此數(shù)年閑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后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于是伏闕上書，極言時危，提‘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而大臣阻阨，格不上達……十五年，離京返粵。”這是詩人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較系統(tǒng)地提出政治改良主張，結(jié)果由于閶闔九重，虎豹當關(guān)，非但上書無從呈進，反鬧得滿城風雨，“朝野大嘩，將逮捕”（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光緒十四年戊子》），最后不得不韜光晦跡，卷鋪蓋出北京回廣東老家。所幸朝中諸公并非個個都是冥頑不化的封建老朽，總還有幾位同情并支持他的維新派官員，如宗室、國子監(jiān)祭酒盛昱，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在刑部任職的沈曾植等。其中盛昱曾“慨然代遞”萬言書，頻留詩人館宿其家，相知尤深（見康有為《贈盛伯熙祭酒》詩后自記）。詩人所“留別”者，當即盛昱等人。

一介寒儒，叫閽不應(yīng)，幾陷于罪，孑然辭京，若在旁人，難免凄凄慘慘戚戚，形諸翰墨，便有衰颯頹唐之氣。好個康南海，不愧是代表當時民族脊梁的愛國匹夫、熱血男兒。你看他何等豪雄超邁，竟無半點猥瑣之狀，起筆即如飄風海雨，破空而至：“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飛龍在天，豈可羈勒？而詩人偏自命為馴龍而馭的超人，又想像世間萬千神靈，隨從呵護，唯我之龍首是瞻，狂矣哉！譎矣哉！但這狂譎之中，正透現(xiàn)出詩人真理在手，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感、政治自信心和領(lǐng)袖意識，極有個性色彩。它不是一句虛張聲勢，自欺欺人的大話，六年后，亦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詩人率領(lǐng)在京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公車上書”，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天龍”云云，確曾實現(xiàn)了的。當然，作詩之日，他在政治上暫時還處于孤立的地位，他自己也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故次句遂以塊然“獨立”、云煙“縹緲”的“飛來峰”自比。飛來峰，在杭州西湖西北，相傳東晉咸和中有天竺僧慧理登此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故名（參見《咸淳臨安志》）。詩人用此自喻，形象地道出了這樣一個冷峻的事實：當著一種新的、進步的政治勢力突然崛起之時，它與周圍的傳統(tǒng)、保守的舊勢力總是格格不入的，總要經(jīng)歷一段“光榮的獨立”。這組詩別首有“高峰突出諸山妒”之句，語本龔自珍《夜坐》詩“一山突起丘陵妒”，并可移用來作“獨立”句的注腳。

頷聯(lián)“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二句，緊承上意，順勢正面揭出和攤開自己個人與傳統(tǒng)、社會的矛盾對立。一方面是赤子拳拳愛國之心，猶如香草一把，芬芳四溢；別一方面是古往今來，迷霧縱橫，守舊的傳統(tǒng)勢力，籠罩重重——詩人借此處格律要求對仗之便，平列出“內(nèi)宇宙”（胸中日月）與“外宇宙”（身外世界），構(gòu)成鮮明的對比，此外更不著一辭，含蘊甚豐，耐人尋味。其意到底是想說“縱有蘭一握，其奈霧千重”呢，還是“幸有蘭一握，何懼霧千重”？筆者淺見，以康氏之倔強性格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他這里似乎應(yīng)該是說，一己方寸之間充沛著的浩然正氣，實為六合之內(nèi)充斥著的陰霾昏靄所莫之能御。這一聯(lián)精彩的對仗，用比興手法藝術(shù)地凸出了自我的忠賢之志和勇壯之膽，使其形象更加清晰、豐滿了。

頸聯(lián)“眼中戰(zhàn)國成爭鹿，海內(nèi)人才孰臥龍”二句，又以一聯(lián)工致的對仗，轉(zhuǎn)而披露自己深重的憂患意識。《史記·淮陰侯列傳》載漢蒯通語：“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文選》漢班彪《王命論》唐李善《注》引舊題周呂尚《六韜》：“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自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晚清統(tǒng)治者的腐敗昏庸，中國積貧積弱，已經(jīng)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垂涎爭奪的一頭“鹿”了。詩人目睹國家危亡，怎不憂心如焚？他這次向光緒帝所上的萬言書里，就清醒地指出“（日本）伺吉林于東，英啟藏衛(wèi)而窺川滇于西，俄筑鐵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于南以取滇粵”，凡此正是“眼中”句所概括的具體內(nèi)容。滄海橫流的時代，呼喚有能夠拯救祖國，挽狂瀾于既倒的英雄豪杰。然而，四海之內(nèi)，誰是諸葛亮（“臥龍”）那樣的人才呢？上下文皆陳述語氣，唯此處用問句提唱，便有搖曳生姿之效，而以“臥龍”自許之意，隱然包孕其中。

遺憾的是，諸葛先生當年高臥南陽，自有劉玄德那樣的明主，三顧茅廬，來請他出山；而今詩人不待朝廷下詔征賢，風塵仆仆，主動地從萬里之外的粵海炎州趕到京師，欲赴時用，誰料竟吃了老大一個閉門羹，心下如何能平？尾聯(lián)遂于繳出“出都”題旨的同時，放喉一吐英雄失志，無路請纓的滿腔憤懣：“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按以劍喻山，前人詩中早有成例，如唐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詩：“海畔尖山似劍铓。”柴夔《望九華山》詩：“九華如劍插云霓。”宋楊億《成都》詩：“青天路險劍為鋒。”本詩“青鋒”，亦將征途上的山嶺比作青光射眼的利劍。又按晉王嘉《拾遺記》：“帝顓頊……有曳影之劍……未用之時，常于匣里如龍虎之吟。”詩人既不為朝廷所用，怏怏“歸去”，其不平之鳴，遂借“劍”發(fā)之。古代士子遠游，隨身多攜書與劍，故“撫劍長號”云云，未始沒有一點寫實的成分。但結(jié)句言孤劍獨號一聲，頓時山鳴谷應(yīng)，風雨大作，千山萬嶺猶如千萬柄刺天之劍，風吼雨怒之聲仿佛是這劍的森林在呼嘯，卻不能不說是虛筆造設(shè)的意匠經(jīng)營了。論其勢固然有驚天地而泣鬼神的藝術(shù)魅力，而個中蘊含著的象征意味——吾之憤即天下士子之公憤，一個康有為被排擠出都，必將激發(fā)千萬個康有為奮袂而起，則又與首句“天龍作騎萬靈從”遙相照映，可謂源流回合，氣足神完，尤有章法嚴密周整之妙。

為詩之道，亦猶奏樂：豪竹哀絲，高揭低回，抑揚有致，曲調(diào)乃成。此詩四聯(lián)，首以雄健，繼以排宕，續(xù)以沉郁，終以悲壯；旋律自高音區(qū)起，而后向中音區(qū)、低音區(qū)遞降，最后又回升到高音區(qū)；亢爽之中，自饒蒼涼，激越為主，雜以嗚咽——立體而交響地演奏出了十九世紀末葉代表著中華民族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心聲的一曲慷慨悲歌。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云：“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fā)于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所論難免溢美。即如本篇，“天龍”“臥龍”，“千重”“千峰”，修辭重復(fù)，稍欠推敲，就比不得杜詩七律的渾成而精細。但杜甫雖有“政治詩人”之號，畢竟是詩人；而康有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詩人——盡管他的詩在藝術(shù)上還達不到杜詩那樣的“毫發(fā)無遺恨”（杜甫《敬贈鄭諫議十韻》詩句）；然而其政治家的氣勢和魄力，誠能開辟杜詩中所未有之境，不容忽視。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評康有為詩云：“黃河千里勢無回，雨挾泥沙萬斛來。”真正是切中肯綮的會心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