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誤讀陶潛了嗎

陶潛自南朝被“人德”化以來，至宋時愈加圣化，讓后世無數(shù)人追慕，洪邁稱他“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陶淵明的研究，也夸大了陶潛的“高節(jié)”性，非常樂于稱道淵明胸中“無一點黏著”的超逸?！疤諟Y明和他的詩被編織成一個巨大的文化神話，在二十世紀以來建筑現(xiàn)代民族國家文化的工程中起到作用”?！拔覀兩踔習?，陶淵明首先是一個詩人——無論我們多么頌揚他的‘人格’，如果沒有他的詩，陶淵明不過是《宋書》、《晉書》和《南史》所記載下來的眾多隱士中的一員。”

其實，陶潛也是人，也有其不能脫俗的一面。陶淵明退隱后最不能免俗的憂愁，似乎是他對于其五子能否成器的憂患。

杜詩《遣興》是“譏病淵明”嗎？

杜甫的《遣興五首》其三（“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以詩論陶潛，引發(fā)了中國詩史上的一段公案。一般而論，認為杜甫沒有讀懂陶潛。

杜甫的《遣興五首》共有三組。其第三組的第三首詩云：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

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七評曰：“彭澤高節(jié)，可追鹿門。詩若有微詞者，蓋借陶集而翻其意，故為曠達以自遣耳，初非譏刺先賢也。黃庭堅曰：子美困于山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于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詩名曰《遣興》，可解也?！奔氉x此評，覺得話中有話?！俺醴亲I刺先賢也”句很有意思，即原非有譏刺意，言下之意是為人讀出了譏刺意，或認真讀來似有“微詞”。此解很有針對性，似乎還是在為杜甫辯解：“（杜）蓋借陶集而翻其意，故為曠達以自遣耳”。潛臺詞意謂：即便是詩有“微詞”，也不是故意的。仇氏借黃庭堅之語以佐證。此處所引黃庭堅的原話是：“杜子美困窮于三蜀，蓋謂不知者詬病，以為拙于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托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保ā对フ曼S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黃庭堅在《書陶淵明<責子>詩后》還說：“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于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贝硕卧挘谩鞍V人說夢”來諷刺將杜詩讀成“譏病淵明”意思的人。說白了，黃庭堅與仇兆鰲二人均認為：杜詩不是“譏病淵明”的，而是“自遣”或“自嘲”，然“俗人”沒有讀懂杜詩，而將杜詩說成是“譏病淵明”的了。

蘇軾《書淵明飲酒詩后》中說：“人言靖節(jié)不知道，吾不信也。”其中說到“人言靖節(jié)不知道”，是否針對杜甫論陶的，無可考。而蘇軾此言是有針對性的，這也是明顯的。而且，他認為陶潛是“知道”的。但是，此題是就陶潛的“生死觀”而言的，認為人去萬事空，什么聲名功利均“已矣”。蘇軾曾言：“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與蘇轍書》）蘇軾又說陶潛：“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后》）蘇軾有和陶詩124首，亦可見其愛陶之深也。不過，蘇軾則在其五言古詩《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中寫道：“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嘆。無弦則無琴，何必勞撫玩……”（《蘇軾詩集》卷十三）南宋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三：“始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嘆?！K公肯亦效癡人說夢邪？”然其又說：“《責子》詩聊洗人間譽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比~寘也在為杜甫與蘇軾開脫，認為他們是在開玩笑，不是真的不理解陶潛，即不是“譏病淵明”。但是，根據(jù)黃庭堅的邏輯，“譏病淵明”者皆“俗人”，蘇軾是在“譏病淵明”，故而蘇軾亦“俗人”也，亦癡人說夢也。

明明是“譏病淵明”的，因此，辛棄疾《書淵明詩后》詩則直接批評蘇軾云：“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彼J為陶潛已到達“身似枯株心似水”的境界，豈可“笑”其未“聞道”呢？或許是稼軒不敢直接批評杜圣，而將“避俗”言也讓蘇軾一人承擔了。辛棄疾還有一首《感懷示兒輩》詩：“窮處幽人樂，徂年烈士悲。歸田曾有志，責子且無詩。舊恨王夷甫，新交蔡克兒。淵明去我久，此意有誰知?！痹娭械摹柏熥忧覠o詩”句，似也屬于“亦戲言之”的意味吧。

辛棄疾認為蘇軾說陶潛“未聞道”是“譏病淵明”的。他似乎沒有評價杜甫。那么，杜甫說陶潛“未必能達道”也是“譏病淵明”嗎？清代康熙年間的著名學者朱彝尊在《題亡兒書陶靖節(jié)文》中直接批評杜甫說：“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贝搜圆皇钦谡谘谘诘模鞔_地說杜是譏陶公的，而且明確表態(tài)說此譏是不確切的，即“非篤論”。 何以見得不是“篤論”呢？朱彝尊雖然沒有明說，可以肯定的是，其主要是針對杜詩“未必能達道”說，言外之意是陶公已“達道”。應該說這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南宋的葛立方在其《韻語陽秋》卷十里有一段話，似乎也是參與“達道”與否之討論的，但幾乎沒有發(fā)表議論，通篇都是在比較二者的憐子詩：“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愿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爝\茍如此，且進杯中物?！陡鎯暗仁琛穭t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于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纴y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帧稇浻鬃印吩娫疲骸畡e離驚節(jié)換，聰惠與誰論?！畱浨钪凰吮掣┣畿??！兜眉視吩疲骸軆盒覠o恙，驥子最憐渠?！对帐咀谖洹吩疲骸晏湮崾謶?zhàn)?！^此數(shù)詩，于諸子鐘情尤甚于淵明矣?！贝硕挝淖值囊馑荚瓉硪彩钦J為杜詩是譏刺陶潛的，也認為說陶“未必能達道”乃非“篤論”也。意謂：杜老你就不要譏刺陶令啦，你比陶潛還要憐子，對諸子還要不能忘情。言下之意是：你之不能“達道”遠甚陶潛也。

概言之：杜詩確是“譏病淵明”的。古人雖多已見出，卻礙于陶潛的“高節(jié)”性，而不敢言、不便言、不直言耳。

杜說陶“未必能達道”乃“非篤論”嗎？

陶潛生前是以“人德”著稱的，而其詩在《詩品》中列為中品。鐘嶸說：“每觀其文，想其人德。”陶淵明逝世百年后，蕭統(tǒng)收錄其詩文并編纂成《陶淵明集》，并親為其序而高度贊美說：“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說其“貞志不休，安道苦節(jié)，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蕭統(tǒng)對于陶潛也主要是從“人德”方面推崇的。自唐以降，陶淵明迅速地高大起來，造神一樣被造成一個忘懷世事、絕棄名利的圣人。這也定勢了我們的思維，即便是我們從其詩中讀出了其世俗的一面而也不敢往此上想。特別是“為尊者諱”的思維，影響了我們對前賢的正確而全面的認識，即便是詩圣杜甫說出了陶潛“未必能達道”的實話，也讓人懷疑或否定。

我們以為，杜甫認為陶潛“未必能達道”，是說了一句大實話。杜甫《遣興》詩的中心意思是說，陶淵明盡管一生超凡脫俗而高蹈獨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又終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懷得失。杜甫作此詩，似也并不能排斥是“自遣”的，或所謂“聊托之淵明以解嘲”。

杜甫《遣興》詩寫于其生活極端困境時，其中戲謔味是明顯的，似夾雜有自怨自嘆的無奈與感喟，言外之意是：難啊難，陶潛且不能免俗，何況吾輩乎。不過，以杜甫看來，陶潛不能免俗是肯定的。詩共八句，前半說其未能“達道”；后半說其未能“達生”。都是先說觀點，說看法，后作例證。詩的第一句很有意味，“陶潛避俗翁”句意謂：陶潛是很想免俗的，歸田而“避俗”。也就是說，陶潛主觀上是想免俗的。但是，客觀上呢？至少是從客觀上說，他卻沒有能夠免俗，即未能“達道”，未能徹悟世事而不受世事所牽累。杜甫說的那個“道”，不是自然規(guī)律，也不是道德法則，更不是儒、道之辨的“道”，其所言之“達道”，即是忘懷世情俗事的超然物外，即是不為世俗所累的徹底放下。

杜甫言之鑿鑿地說：“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倍湟庵^：細讀其詩集，其中多有嘆苦恨窮之意。意思是，陶潛不能免俗，我是從他的詩之讀出來的。淵明詩中多“恨枯槁”苦于生活困境，患于生存危機，怎么可以說其已“達道”呢？從上下文的意思看，此“枯槁”當是用以證未必達道之觀點的，言其仍然為生計所困而為窮愁所擾。陶詩云：“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保ā讹嬀贫住返谑┐嗽娭小翱蓍隆钡姆戳x詞是“滋潤”，指生活不滋潤而一生清苦窮困。陶詩中常有“枯槁”的討論，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jié)”（《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等。其《飲酒二十首》第十六，通篇反思自己一事無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jié)，饑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痹妼懽约贺毨Ф陋毜默F(xiàn)實處境，寫自己為窮困所埋沒的心理苦悶，而以張仲蔚自比，認為沒有像劉龔那樣能了解自己的人，所以心中真情就始終不能表露了。詩中的孟公，是東漢劉龔的字。據(jù)《高土傳》記載，東漢張仲蔚隱居不仕，“常據(jù)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yǎng)生，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通篇為“淹留遂無成”的意識所籠罩，而非常想有個像“孟公”的人來賞識他?？磥?，陶潛這個“避俗”老頭兒還是未必能夠真正免俗也。雖然他宣稱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說自小就沒有適應世俗的本性與氣質，天性就熱愛自然，而其詩中也一再宣稱自己具有這種不適俗韻的品性。

北宋著名詩評家黃徹《?溪詩話》卷七云：“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于聲利也。老杜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于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黃徹讀陶詩，不屬于看見了“枯槁”而說沒有看見的那種，顯然，他是承認陶詩中亦多言“枯槁”的，只是他為尊者諱，認為其“枯槁”之嘆，非自“畏”也，而“傷時”也。這與杜甫同，都憂的是國而憂的是民也。古代詩話，總有將詩人與詩往好處想的傾向，好人就一應俱好，甚至是不乏過度闡釋的。陶潛自唐宋以降，其“高節(jié)”愈發(fā)神圣化，其不僅絕棄功名利祿，似乎連家庭與自我都徹底淡忘了?？墒牵斞赶壬贿@么看，其《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系》文中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鄙醵劣冢疤諠摽偛荒艹趬m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陶潛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可做，也不管做什么官，不管為哪家做。陶潛自辭彭澤令，似乎也不全是因為不愿為五斗米折腰。他在《歸園田居》中說自己是“誤落塵網(wǎng)中”，但是其辭歸的思想又是十分糾結也非常矛盾的。他從29歲“投耒去學仕”，到41歲辭去彭澤縣令這宦海沉浮的十三年，滿打滿算的也沒有幾年時間。其辭官之際所作《歸去來兮辭》，是其理想受挫，想奮起卻苦于無路可走時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的是歸家后出世之樂，然而在文字背后卻能讓人體會到詩人的離世之苦。或者說，詩人是在用想象中的歡樂來壓抑自己現(xiàn)實中的痛苦，表現(xiàn)的是一種極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飾不住的內心苦澀。其文之開篇就說“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既然心為形役，怎么能夠沒有悲愁？改為陳述句就是，我已經將形讓心役，再也沒有了世俗之絆，那應該就沒有任何惆悵與悲愁了吧。而文中像“世與我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等，則直言其處于“出世”與“入世”之矛盾中難以自拔的痛苦狀態(tài)。誠如宋代施德操評曰：“人見淵明自放于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疏懶人耳，不知其平生樂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保ā侗贝爸溯{錄》）杜甫深刻，也敢說，看到其詩中不能參透人生而忘懷世事的深沉思想。

杜甫詩的后半，實際上說其未能“達生”。意謂：陶潛別說達道，達生尚且未能做到。于是，杜甫舉例說其“責子”詩，對其五子之成器與否還是非常掛慮的。意思是，雖然你欲避俗而不受世事牽累，卻仍然少不了懷有普通老人的舐犢深情，為五子不能出息而煩惱。清人楊夔生在《匏園掌錄》中說：“陶公終日為兒子慮，慮及僮仆、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睏钍险J為，唯其真，而才有“終日為兒子慮”，也才有“責子”。其實，陶潛也是非常希望兒子們有出息的，期望他們迅速成長，去獲取功業(yè)。陶潛的《命子》詩，據(jù)考寫于其三十八歲時。詩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歷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勵兒子繼承祖輩光榮的家風；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說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達對兒子的殷切希望和諄諄誡勉，希望他將來成為一個有作為的人。從他為兒子取名，可見其對兒子的殷切希望?！睹印吩娫唬骸安吩萍稳?，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陶淵明給兒子取名為“儼”，字“求思”，極有深意。何謂“儼”？《爾雅·釋詁》：“儼若思?！焙沃^“求思”，即希望像“思”那樣。名與字中均重復“思”的意思。“思”者何也？“思”即子思，孔子之孫孔伋之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據(jù)說《中庸》也是他的作品，而被尊為“述圣”。陶淵明希望自己的兒子儼也要象子思一樣有出息有作為。因此，陶潛對兒子是有其嚴格要求的，有其秉承陶門家風之厚望的。有人認為，陶潛自號“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周易》有“枯楊生稊”說，陶潛自己已無可能成為陶侃那樣的人物，將振興陶門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國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是期望子孫中出現(xiàn)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說也可自圓?？傊?，陶淵明期盼五子成龍的心情極其強烈，不僅僅是一般性的將子之賢愚而掛于懷抱也。他自己就說過：“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詠貧士七首》其七）。因此，杜甫追問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意謂：陶潛你果達道且達生的曠達，何必介懷于子嗣的賢愚呢？

杜甫詩中所說的“達道”，顯然是指通達世事，徹悟人生。而卻引發(fā)了此“道”究竟是儒家還是道家的討論。至于說“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jié)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林逋《省心錄》）“不懼饑寒，達天安命，陶公人品，不在季次、原憲下，而概以晉人視之何？”（沈德潛《古詩源》）等等，將陶潛比作古之圣賢，這些都是衡之以“德”的。此德非“達道”之“道”也。也不可混同，縱然其道德高尚，然并不能代表其一定能夠免俗也。南宋后期著名理學家真德秀官至宰相，是個有學問的人，其學以朱熹為宗。他在《跋黃瀛甫擬陶詩》中寫的：“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于莊、老，康節(jié)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杂嘤^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于詩，有不可掩。”譚嗣同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其在《致劉淞芙書》中說：“真西山稱陶公學本經術，最為特識。”其詩所以多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養(yǎng)深純”的結果，是“經術之效也”。譚嗣同還說自己曾經說過：“學詩宜窮經，方不終身囿于詞人?！闭嫖魃綖榱苏f明陶淵明學問“正自經術中來”的觀點，舉例簡評曰：“《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讹嬀啤纺┱掠性唬骸宿r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耶？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逼錈o意于世事，并不等于其忘卻世事。盡管其辭官歸隱而清蹈衡門，詩人大唱自然真趣，但世事憂心與思想矛盾則隱約其詩中的。

清代位極人臣的張廷玉在其《澄懷園語》說：“子美之貶淵明，蓋正論也?！币庵^杜甫是在貶損陶淵明。其實話不能這么說，杜甫以詩論陶，說陶潛也不能免俗，只是說了句大實話。

陶潛《責子》不是責子之不肖嗎？

陶潛也是不能免俗的，他也有不能免俗的憂愁。在現(xiàn)實生活中，陶淵明是個失敗者，他事業(yè)失敗，又不擅處世，不擅營生，不會耕種，不會治家，也不擅教子?！稓w園田居》五首幾乎將其這些特點都概括出來了。雖然其“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而且“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然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滿以為可以憑著自己的辛勤勞動來養(yǎng)活自己，也養(yǎng)活全家的，然而事與愿違，不僅自己弄得沒有了一點尊嚴，也讓家人受累，讓其妻子們過不上起碼的溫飽日子。杜甫的《遣興》（“陶潛避俗翁”）主要是就其《責子》詩而發(fā)的議論，認為陶潛歸田避俗卻并沒有能夠免俗?；蜓灾绻闾諠撜媸峭鼞训檬У脑挘痛罂刹槐亍柏熥印?，大可不必將兒子們的好壞記掛于心了。我們看看陶潛在《責子》詩中是怎么表述的？

白發(fā)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詩以“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二句，總寫兒子不中用，不喜讀書，不求上進。接著分寫：阿舒是老大，十六歲了，而懶惰無比。阿宣是老二，行將十五歲了，就是不愛學寫文章。阿雍、阿端都十三歲了也不識數(shù)，六與七都數(shù)不過來。老五通子，快九歲了，只知貪吃，不知其它。

于此可見，陶淵明對他的這五個不成器的兒子是很不滿意的，或者說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五個兒子?！敦熥印吩婇_篇就先直言自己已老邁，白發(fā)已布滿了兩鬢了，肌膚松弛也不再豐滿了。因為年老而來日不多，也才愈發(fā)為兒子們沒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也才發(fā)生了此“責”。詩中所表達的這種意思是再明白不過了的?？磥怼氨芩住钡奶瘴?，一點兒也不能超脫，而不可能真正進入忘懷得失的境界。陶潛雖棄絕仕途，他還是個社會的人，終究不能回到蠻荒。他可以不要功名，但他還有家庭與子女；他可能脫離了社會，但絕非脫離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畢竟還有不是酒醉糊涂的清醒。因為心系五子的前途，掛慮他們的品學好壞及成器與否，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責”。我們不能因為此“責”不是板著面孔的教訓，就認為這不是“責”；我們更不能因為把其“責”視為責了，就貶低了陶潛。杜甫說陶潛不能“達道”，是說他雖然想要放下塵俗世事卻還是沒有放得下。

我們以為，杜甫此論非常精辟。倒是有些與杜甫理解相左的人，囿于為尊者諱的思維，硬要把陶潛說成是個世事通達、忘懷得失而一成不變的世外高人，硬要強調其戲謔的個性，而歪讀了陶潛，連明明是“責”子，都不愿這么解，甚至不愿這么去想。此詩的題目是《責子》，其創(chuàng)作動因也是“責”子，事實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分明是以諸子不肖為恨的詩意。而其對五子的批評，或可有被夸大之嫌，甚至是漫畫化了的筆法，但是，其五子之不肖則是事實，頂多只是可以說成其采用幽默的口吻紀實。如果這不是“責”子，難不成是在“頌”子？恰恰相反，這種戲謔之責而非雷霆之怒的責，才真正表現(xiàn)出詩人的舐犢情深，反映了詩人內心的真正痛苦，也反映了他教子無方的無奈?？磥碓娙似饺詹]有少“責”，而只是“責”之沒有效果，于是也才有了“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的“曠達”式的放棄。陶潛在將兒子一一數(shù)落之后，說：這也許是天意吧，管他這么多的？還是喝酒去吧。這似乎倒有點“達道”的意味。陶潛的五子讓人既好氣、又好笑；陶潛的這種態(tài)度也讓人既好氣、又好笑。沒有家庭責任感，對子女也不負責任，只管自己享樂，今日有酒今日醉。蕭統(tǒng)《陶淵明傳》半數(shù)以上的文字用來記載陶潛與酒的趣事：

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

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后軍功曹，在當陽與淵明情款，后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 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L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說到飲酒，人多將陶潛與阮籍比。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時多。陶淵明與阮籍一樣，都是個極其痛苦的人，陶潛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詩，詩中“篇篇有酒”（蕭統(tǒng)語）。其詩中多處說到他是靠酒來遺忘世事的：“日醉或能忘”；“酒能祛百慮”；“載醪祛所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其《飲酒二十首并序》之序云：“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shù)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毙蛑薪淮似洹讹嬀贫住返某稍娺^程?？梢?，酒不僅是陶潛遣憂除悶的“忘憂物”，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催化劑，是他生命的主要內容與樂趣。用現(xiàn)代醫(yī)學的觀點，說陶潛是酒精依賴，也是一點也不詆毀他的?！讹嬀贫住返淖詈笏@樣唱道：“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寬，而絕無自責之意。

陶潛的《責子》詩中責子，批評兒子不求上進，評價兒子的無能，讓我們看到了陶潛的憂心，看到了他對自己教子無方的自慚。應該說，其五個兒子都這樣的“窩囊”陶潛有其不可推諉的責任。關于這一點，他自己在《與子儼等疏》中則將責任全攬了下來。全文如下：

告儼、俟、份、佚、?。?/span>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賢，誰能獨免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彼挠阎耍H受音旨。發(fā)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对姟吩唬骸案呱窖鲋?，景行行止?！彪m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此疏與《責子》幾乎寫于同時，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是無奈與遺憾，以及愧疚不安，還有深深的自責，其望子成龍的期望已蕩然無存，也沒有了責子的痛苦，只是希望他們安貧樂道，和睦相處。其中第二自然段說：主要是因為自己性格剛直而不能逢迎取巧，且與社會人事多忤逆而不相合，結果是作踐了自己，也作踐家庭，讓你們五個從小就跟著我過著貧窮饑寒的生活，弄得很沒有尊嚴可言。陶淵明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其五子不僅無能，而且似乎還不團結（最后一個自然段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不僅對兒子們不滿意，對鄰居不滿意、對老婆也不滿意（“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因此，淵明所面對的艱難，不僅是饑餓，更為沉重的是家人和整個社會的不理解的世俗壓力，其詩文的字里行間充斥著一種牽心掛肚的一種憂患感，即杜甫所說的未能“達道”也未能“達生”。

《蔡寬夫詩話》：“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fā)于詩者，特為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蕩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于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后可也?！保ㄎ簯c之《詩人玉屑》卷之十二）此詩話比較三者而盛贊陶潛，說其是真正做到了“超世遺物”的。然真正的“達道”或“達生”談何容易！中國的文人與政治天生有其不解之緣。余恕誠先生指出：“就詩人而言，古代詩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經常由封建政治賦予他們以理想與熱情，構成他們與時代和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密切關系，詩歌所呈現(xiàn)的氣象、風貌，也都與他們的介入有關?！币虼耍笆看蠓蛉绻痪砣胝?，一般就只有歸向山林田園。窮鄉(xiāng)僻壤的封閉，小生產者的狹隘天地，對他們的視野與情感，構成嚴重的限制和束縛，使他們與外部疏離，難得從時代生活中汲取創(chuàng)作的動力。甚至連詩歌創(chuàng)作，在死水一樣的生活中也會變得多馀。”自古文人要真正擺脫傳統(tǒng)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棄大濟蒼生的社會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孔孟做不到，李杜做不到，陶淵明也做不到。陶淵明進退而皆憂，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營生，其悲劇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即便是退隱而其心還是不得不為生計而為世俗所驅使，一生深處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之中，其生存困境，特別是物質生活的困擾，使其怎么也不可能“達道”抑或“達生”（杜甫語）也。

作者為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江蘇省中華詩學研究會副會長

文/王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