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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楊會忠
讀史札記（之五） 作者：任思遠 
探討隋朝滅亡的原因，大運河的修筑恐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隋煬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運河兩岸白骨累累，百姓困厄堤道、苦難深重，不得不揭竿而反。若探討唐朝興盛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同樣是因為大運河的修筑，它使中華五千年黃河文明一下跨進到黃河、長江兩河文明時期，國家財力成倍增長，長安城內“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歷史似乎給我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國家興亡，成也運河，敗也運河。 說起“隋唐大運河”，或許有人稱之為“京杭大運河”，這怕是又一個誤區(qū)。我們現在的京杭大運河可不是隋煬帝時期修筑的，它其實是在元朝修筑，明清時期清理疏通，直到現代還在不斷修整治理、并一直斷續(xù)沿用至今的一條運河。隋唐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與古長城、新疆坎兒井并稱中國古代三項最偉大的工程。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起余杭，北至涿郡，全長2700余公里，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縱貫中國最富饒的東南沿海和華北大平原，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巨大的作用，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運河。但是隋煬帝修筑的運河并不是后世這一條京杭大運河，雖然兩條運河都起自北京，終至杭州，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甚至部分航段是重疊的，但它們確確實實是兩條不同的運河。隋唐大運河是由四段水渠構成：永濟渠，溝通海河與黃河;通濟渠，溝通黃河與淮河;邗溝，溝通淮河與長江;江南河，溝通長江與錢塘江。元代京杭大運河改原“人”字形航道為近似直線航道，裁彎取直，不再繞道洛陽和開封，為此先后開鑿了通惠河、會通河和濟州河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朝橫向運河，修筑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這條大運河由七段水渠構成：通惠河，連接北京至通州;北運河，連接通州至天津;南運河，連接天津至臨清;魯運河，連接臨清至臺兒莊;中運河，連接臺兒莊至淮安;里運河，連接淮安至瓜洲;江南運河，連接鎮(zhèn)江至杭州。隋唐大運河繞道洛陽，不經過山東，而京杭大運河不僅經過山東，其最重要的中心調控樞紐,也是運河上最兇險的河段正在山東濟寧。元明清三朝均在此設有運河最高司運機構“河道總督衙門”，使?jié)鷮幊蔀槁暶@赫的“運河之都”。隋朝為何要修筑這條運河，首先要推重隋王朝對國家宏觀把控的戰(zhàn)略構思。重新考量、整合南朝、北齊、北周統(tǒng)一于隋后，國家一盤大棋的合理布局。洛陽是隋朝的“東都”,是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大運河的啟運使洛陽成為天下一統(tǒng)的四海中心。從政治經濟角度分析，自東晉衣冠南渡以來，南方經濟文化大幅度向黃河文化接近。北朝經過幾百年的戰(zhàn)亂，經濟遭到嚴重沖擊，長江經濟已經趕上、甚或超過了北方經濟。繼續(xù)加強和融合南北方經濟文化交流，鞏固和促進大一統(tǒng)的格局是大勢所趨。特別在元朝以后，有了這條大動脈，“半天下之財富，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北方的棉花南下，江南的漕糧、蘇杭絲織品順河北上。當時運河上是“漕船往來，千里不絕”。大運河把中原文化帶到了南方，也把南方魚米桑茶水鄉(xiāng)文化帶到了中原，實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化、互補化和共繁化。從軍事角度分析，國家政要、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北方，軍事行動所需運輸之大量糧秣，在水運占有主導地位的年代，快捷方便，形勢一旦有變，大軍揚帆，旦夕可至，甚或傳檄威懾而定。運河對于國家物資調配和儲積，特別是邊遠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及軍事快速應變能力具有重大意義。隋唐大運河的開通崛起了沿河幾十座繁榮之城市。城市意味著人口的相對集中，意味著因大河經濟而構成的社會經濟體，進而是城市繁榮和人民富裕。例如棉花主要產在北方，而南方紡織業(yè)更為發(fā)達，大運河的繁榮、社會需求量的極大增長、商品的集散，刺激了北方棉產量和南方絲織業(yè)的興盛，造就了揚州、杭州、蘇州、淮安、濟寧、天津等一批運河邊上的城市。在古代社會，運河興則朝代興，運河衰，則國家亡，京杭大運河成為了國家之命脈，民生之基石。十九世紀后，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大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后，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濟寧以北的河段現已淤塞，只有以南這段還在維持。小可擬聯一副，為我們先人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擊節(jié)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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