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船富商與宜稼堂 喬家路宜稼堂，喬家路77號，此地包括一旁的喬家路113號“梓園”這一片在清朝康熙年間原為進士周金然的宜園，乾隆年間時歸喬光烈所有（有些資料中也寫作喬光然），道光年間時又歸于當時的沙船富商郁泰峰（郁松年）家族名下。 宜稼堂為郁氏家族于道光年間建造，抬梁式構架、榫卯結構，四合院布局，共三埭，每埭五開間。第二埭大廳屏門上原掛有“田耕堂”匾額（故而有些資料中也把宜稼堂稱為田耕堂），宅東側據(jù)說原還建有戲臺。 宜稼堂內景 宜稼堂堂主郁泰峰（郁松年）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沙船富商，其家族除經(jīng)營沙船業(yè)以外，還廣泛涉足錢莊、典當?shù)阮I域，在當時曾享有“郁半城”的美譽，可謂富甲一方。1855年小刀會起義失敗后，郁泰峰在以“資敵之嫌”被清廷罰去白銀20萬兩后居然仍有實力再向清廷助銀20萬兩，由此可見其財力之盛。 宜稼堂也曾是近代上海著名的藏書樓，郁松年愛書藏書，即便是在小刀會占領上?？h城期間，他仍舊一如既往的堅持著自己的這一份“雅興”，后來清廷大員李鴻章、丁日昌和著名學者王韜等也時常會“聞書香而來”。 宜稼堂細部 說郁泰峰家族的歷史就不能不提到曾經(jīng)在上海紅極一時的“沙船業(yè)”，滬上的沙船業(yè)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南宋之后中國的經(jīng)濟重心完全南移，元明清三代大一統(tǒng)王朝時期首都及其周邊的供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南方的“漕糧”，這些“漕糧”原本可以通過“大運河”輸送至北方，但因當時運河不暢，故而朝廷開始啟用沙船將原本的“漕糧”由“河運”轉變?yōu)?/span>“海運”輸送到京城，其中雖屢有興廢（如：明清時期都出現(xiàn)過的“海禁”），但上海港的航運貿易總體上還是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 沙船老照片 19世紀中葉的清朝道光、咸豐年間是上海沙船業(yè)的鼎盛時期，尤其是在太平軍東進并控制了南京及其周邊地區(qū)后，通過運河將“漕糧”運送北上的方式再次受阻，清廷于是決定江浙一帶的“漕糧”均由上海運送北上。這一舉措極大的刺激了當時滬上沙船業(yè)的迅猛發(fā)展，以郁氏家族為代表的一大批沙船商也因此而獲益匪淺。 19世紀60年代后，由于國外輪船及其相關技術的相繼進入，沙船業(yè)的黃金時代由此轉瞬即逝，原本滬上沙船業(yè)大鱷們的命運也由此出現(xiàn)了分化。比如嚴同春沙船號果斷轉型，開始涉足地產業(yè)，其家族在滬上的聲望與地位也繼續(xù)高歌猛進，在舊上海時曾有“嚴半城”的美譽；與之相比同為沙船富商的沈氏家族則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從而在清末民初時逐漸沒落，其家族位于南市花衣街和王家碼頭路一帶的沈家大宅于上世紀20年代時被嚴氏家族購入，后嚴氏家族在沈家大宅建筑樣式的影響下于30年代在當時的福煦路建造了另一幢兩進四合院式住宅，也就是現(xiàn)在的延安中路816號，現(xiàn)此地為“解放日報”社使用。 延安中路816號原嚴家老宅 郁氏家族受“沙船業(yè)”不景氣等影響在郁泰峰去世后也開始逐步走向衰弱，大約在清末民初時，滬上聞人王一亭從郁家后人處將郁家原來喬家路的部分產業(yè)購入其自己名下，也就是后來的“梓園”。 如今的“宜稼堂”整體情況令人擔憂，2019年1月中旬發(fā)生在這里的一場火災給這樣一處歷史名宅的保護敲響了警鐘... 急需修繕的宜稼堂 王一亭與梓園 梓園 喬家路113號，原為滬上名人王一亭在上海的主要住所，因園內曾有一株百歲梓樹而得名。 王一亭 王一亭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書畫家、實業(yè)家、慈善家、宗教界名士，曾擔任過上海總商會協(xié)理等重要職務，他在加入同盟會后曾給予過革命黨人極大的經(jīng)濟資助，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二次革命”中，在眾多“上海買辦巨頭”紛紛離開“革命黨人陣營”乃至于出現(xiàn)“倒戈”的情況下，王一亭卻能依舊站在“革命黨人”一邊從而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此舉頗得后世“溢美之詞”。 梓園西式門樓 “二次革命”的失敗可能是王一亭人生當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這以后他的重點開始轉移到書畫、公益等事務上。在書畫領域，王一亭早年曾獲徐小倉指點，后師從名家任伯年，除擅長繪畫人物、花鳥、走獸、山水外，尤其擅長于佛像（王一亭自己為滬上佛教界著名的大居士），他的作品除在國內聞名遐邇外，在日本也廣受好評。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王一亭通過義賣書畫賑濟災民，災民們以“王菩薩”相稱，日本天皇為表示感謝特派日本建筑師來到上海在王一亭的“梓園”內為其建造日式風格住宅一幢（也有說法日本設計師是在原有建筑上改建），加上原來園內已有的諸多中西風格景觀，這一時期的“梓園”風光達到了鼎盛。也就在此前的1922年，“梓園”還迎來了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造訪，一度被傳為佳話。 梓園內的主體建筑 梓園的看點頗多，沿喬家路的西式騎門樓中間可見由吳昌碩題額的“梓園”二字，園內主體建筑風格多樣，由日式菱形瓦，意大利與哥特式窗戶、古典主義的廊柱等融為一體，一旁的原佛閣在繼承傳統(tǒng)中式建筑飛檐斗拱等元素外，正立面以四根西式柱子撐起，不免會讓游客觀后頗感驚訝。 吳昌碩題額“梓園”
梓園內原佛閣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上海“華界”淪陷后，日本侵略者試圖“請王出山”出任偽職但遭到王一亭拒絕。1938年11月王一亭在滬病逝…… 現(xiàn)“梓園”已不復往日輝煌，除門樓、主體建筑、佛閣外其余景致已難覓蹤跡，“七十二家房客”成為了這里的“主題” ……
“七十二家房客”的梓園 九間樓與徐光啟 九間樓 喬家路234-246號，原為明末著名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的故居。該建筑為抬梁式木架構、榫卯結構，雖經(jīng)歲月流失部分原貌已失，但其中的梁、柱、斗拱、青石柱墩、樓板等多為明代遺存，是上海現(xiàn)存少有的明代宅第。
九間樓 徐光啟出生在上海城南太卿坊祖宅，此宅相傳建于明朝萬歷年間，據(jù)稱前門原設在現(xiàn)喬家路南側不遠處的俞家弄，北臨喬家浜（現(xiàn)喬家路），整座大宅共三進，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九間樓只是當年徐家祖宅樓閣的一個部分，而更為大眾所熟知的“徐家匯”名字的由來則是因為徐光啟曾在當?shù)亟ㄔ燹r莊別業(yè)以作為農作物試驗與著書立說之所。 徐光啟的事跡想必各位讀者都不會陌生，他與傳教士利瑪竇共同翻譯的《幾何原本》以及后來由他自己編撰的《農政全書》是他一生中最為知名的兩處亮點。在徐光啟身上我們不僅能看到他作為一名科學探索者的孜孜不倦，更能看到他身為一名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的心懷天下，明朝晚期內憂外患不斷，民不聊生，徐光啟為天下百姓計開始在桑園（大致為現(xiàn)桑園街）與露香園一帶開辟試驗田嘗試種植高產農作物，結果在對于福建甘薯的種植試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項成果后來在他上報朝廷后被迅速推廣到全國，為晚明的饑荒起到了適當?shù)木徑庾饔?，時至今日，甘薯種植已遍布全國各地，此間亦有著徐光啟的一份功勞。
徐光啟與利瑪竇 徐光啟位于城南太卿坊的老宅后來在明清變更之際的戰(zhàn)亂中被損毀大半，抗戰(zhàn)中“九間樓”又遭到轟炸被毀兩間，如今“幸存”下來的舊物已經(jīng)不多，更應倍加珍惜。 陸伯鴻與俞家弄老宅 另外位于喬家路南側不遠處的俞家弄193號也是一處鮮為人知的名人名宅，這里原為實業(yè)家、慈善家陸伯鴻在上海的住所之一，據(jù)稱是陸伯鴻的先人在清朝雍正年間從徐光啟后裔的手中購入的，后曾有過改建，現(xiàn)仍有陸家后人在此居住。
陸伯鴻 大宅為抬梁式木架構、榫卯結構，平面布局為三合院式樣，從南至北前后三埭。第一埭院內鋪青石板，聽住戶講過去青石板下安有水缸，就算遇到雨天地面也不會潮濕，第二埭為正宅，五開間，其間雕梁畫棟，樓上部分區(qū)域曾作為過私宅小教堂（陸伯鴻是天主教信徒），內宅為三開間平房，松木梁柱并全部杉木裝修。
俞家弄陸宅入口 陸伯鴻是在研讀近代上海史時無法繞開的一位人物，尤其是在南市老城廂近代化的發(fā)展歷程中，他的名字幾乎與這段發(fā)展史如影隨形，在電力、交通、工業(yè)、教育、慈善等各領域都留下了他的印記。 如在交通領域，華商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的通車就與陸伯鴻有著極大的關聯(lián)。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市老城廂迎來了一波新的發(fā)展契機，鑒于當時外商在租界內已開了有軌電車的先河，時任滬軍都督府民政總長的李平書為長遠考慮竭力向滬軍都督陳其美建言在南市也開設由華商自辦的有軌電車并得到了陳的支持，而這項重任后來就是由陸伯鴻來主持完成的，陸伯鴻在主持這項工作期間除了公開發(fā)起招股集資外，還親赴現(xiàn)場進行實地勘察并通過觀察人流量等方式以確定最終的行車線路。1913年8月11日，在近代上海史上由華商主持運營的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正式通車，行車線路大致為沿車站前路（現(xiàn)中山南路）至外馬路，至十六鋪的大達碼頭處往訪行駛，陸伯鴻在為這些電車做外觀設計時還別具匠心的在每輛電車的車頭都安裝上了“綠、白、紅”三色彩燈，以取其名字“陸伯鴻”的諧音，結果被傳為佳話，為華商電車做了一個很巧妙的宣傳，提升了其社會的影響力。
俞家弄陸宅內細部 又如在慈善領域，曾經(jīng)位于陸家浜畔普安橋南（現(xiàn)普育西路）的大型慈善機構“新普育堂”也是由陸伯鴻主持設立的。普育堂的歷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9世紀60年代，時任上海道臺的應寶時在目睹眾多江浙難民因戰(zhàn)亂而涌入上海縣城后露宿街頭，于是便萌生了開設善堂的想法，這也就是“普育堂”的由來，早期的普育堂位于淘沙場（大致為現(xiàn)淘沙場街，文廟附近），是近代上海最早官民合辦的善堂之一。進入中華民國后，“普育堂”在失去官方經(jīng)費來源及救助對象日益增多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逐漸難以維持，1912年陸伯鴻在市議會的公推下開始負責起在新址開設“新普育堂”，新堂于當年4月在陸家浜畔普安橋南正式開辦，與老堂相比新普育堂在各項救助的種類上更為完善，管理也更顯規(guī)范，除此新普育堂內還專門附設有“習藝所”，以“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方式幫助那些受助者習得一技之長以便在當時的社會能夠糊口。經(jīng)費問題同樣也是“新普育堂”在運行中的一大難題，陸伯鴻也曾為此東奔西走苦心支撐，自行墊款就此成為了這位陸大善人的家常便飯。 陸伯鴻在“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結束不久后在上海遇刺身亡，關于這場遇刺的經(jīng)過在由許國興、祖建平主編的《老城廂—上海城市之根》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陸伯鴻在抗戰(zhàn)中）寧愿響應政府號召，將自己企業(yè)的客輪自沉于長江中，以阻止日軍向西進犯南京，也不愿放棄慈善事業(yè)。人們發(fā)現(xiàn)陸伯鴻居然主動與日本占領軍接觸，試圖解決嚴重的難民危機，為此甚至同意參加日本人主持的上海地區(qū)改組委員會。1937年12月30日，陸伯鴻在呂班路（現(xiàn)重慶南路）住宅前乘車準備前往新普育堂辦事時，遭兩名偽裝成賣橘子的男子襲擊身亡，終年62歲。其死因始終是個謎。據(jù)稱，可能與他接觸日本人有關。也有說，那兩名襲擊者是軍統(tǒng)特工”。對此讀者們可能會以“晚節(jié)不保”或是“忍辱負重”等詞匯來評價陸伯鴻最后的結局，但無論如何這一切都掩蓋不了他對于老城廂發(fā)展所作出的那些貢獻。
俞家弄陸宅內的樓梯 結尾 除了上述這些以外，在喬家路及周邊還隱藏著一些極易被忽略遺忘的歷史遺址，如喬家路143號，據(jù)說這里曾是明代名將、書法家喬一琦家族的舊宅，喬家路名字的由來就與這個喬氏家族有關；又如在與喬家路相連的藥局弄上曾經(jīng)有過一座藥王廟，過去許多施診送藥的善舉都會在這里進行；還有如位于喬家路北側深藏在天燈弄深處的“書隱樓”，每一位有幸步入其中的訪客都無不會驚嘆于其間那些巧奪天工的磚雕...希望這些散落在喬家路片區(qū)內的“文化珍寶”都能在這次的舊區(qū)改造中得到精心的呵護與專業(yè)的修繕，衷心祝愿喬家路的未來會更好。
喬家路與藥局弄口
喬家路（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