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很多人會聯(lián)想到上古的神話傳說，三皇五帝，各種神獸，共工、蚩尤、祝融，以及華夏族與四方夷狄蠻戎的戰(zhàn)爭。但是，這些載于古籍的傳說或記憶碎片，與晚近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能否拼出完整而邏輯自洽的中國上古史？中華文明的源頭究竟能不能說清楚？人們耳熟能詳?shù)摹叭A夏民族”、“炎黃文化”概念，與15萬多片出土甲骨文所建構的早期漢字文化體系，會不會客觀上預設一個認知的“坑”，局限我們對中華上古文明“主河道”的想象？

2020年7月12日晚，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以線上講座的形式，舉行了今年首場“藝術與人文高端講座”。著名古文字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馮時，應邀開講“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并與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戴向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易華“同屏論道”，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梁治平擔綱主持。講座吸引了30余萬網(wǎng)友在線圍觀。

馮時認為，長期以來，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中國上古文明的認識，以為那時的文字是一統(tǒng)的，文化也是一統(tǒng)的；但不斷破譯的考古資料，特別是早期文字所反映出的史實，顯示并非如此。在中華文明的上游，漢字不是獨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統(tǒng)，而是呈現(xiàn)出“夷夏東西”的事實，也就是說，“夷”與“夏”的文化，在相當長時間里交相輝映。

（一）馮時：古彝文里藏著“夷夏東西”的密碼

“夷夏東西”之說，是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傅斯年提出的。他認為中國所謂“南北”格局是比較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霸谶@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F(xiàn)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tǒng)。這兩個系統(tǒng)，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p>

從1994年到2009年，馮時先后發(fā)表了《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試論中國文字的起源》等代表論作，對文字起源、“夷夏東西說”和文明起源進行持續(xù)研究，破除了文字起源研究長期固守的漢字一統(tǒng)的傳統(tǒng)觀念，為文明起源的一系列問題進一步探索，建立了新的研判標準和釋讀方法。

如何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解釋傅斯年所說的“夷夏東西”格局？馮時首先列舉了一塊出土于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的龍山晚期陶片，上邊鐫刻有11個文字符號。很多學者試圖通過甲骨文破譯，但這套系統(tǒng)顯然與漢字系統(tǒng)不同，徒勞而無功。1994年，36歲的馮時發(fā)表《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用古彝文釋讀出這11個字符，從右到左漢譯為：“魅卜，阿普瀆祈，告，吉長，百雞拐爪?！?“魅”為占卜對象，意即為惡鬼諸邪而卜；“阿普瀆祈”意即祈求阿普瀆，“阿普瀆”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百雞拐爪”意為以雞骨卜卦，屬彝人傳統(tǒng)的占卜形式。這片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儀。

古彝文是今天生活在川、滇、黔、貴等省的彝族古文字。馮時認為，如果說在山東鄒平出土的這些文字屬于古彝文，而不是我們習慣接受的漢字系統(tǒng)，這就意味著：生活在4100多年前這片土地上的族屬，不是華夏族而是“夷族”。那么，“夷族”與“彝族”有什么關系呢？他談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確定少數(shù)民族名稱時，毛澤東、周恩來與彝族代表討論認為，彝族以前的稱呼“夷族”帶有漢人歧視之意，于是改為“彝”。但彝人積古以來便自稱為ni，漢譯為“夷”，其字與古彝文的“人”字同源，“人”為本字，“夷”為后起再造；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為彝族始祖之名，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為族稱。同時，甲骨文記載過殷（商）夷爭勝的史實，殷人將當時位居海岱地區(qū)的方伯稱為“人方”，這與夷人的族稱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

傅斯年通過文獻考證，將上古文明區(qū)劃為“夷夏東西”，所謂“東西”的地理標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東屬于夷的文化區(qū)，太行山以西屬于夏的文化區(qū)。在講座中，馮時認為，傅斯年的這一論點，今天不管是從考古學研究還是從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東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風格。為此，他又舉出三個例子來進行說明。

首先是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的一塊玉版，距今約5300年。這塊玉版藏于一件玉龜之中，內(nèi)外有四重圖像，最中心是一個指向四方的八角圖形。馮時認為，這就是漢人常說的所謂“龜書”或者叫“洛書”。通過大量搜集和研究新石器時代這種特殊八角圖形后，他發(fā)現(xiàn)，這些考古材料的出土地點，都在太行山以東，北至遼河下游，向南到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都有，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見一件。并且，這種圖像今天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如彝族、苗族、傈僳族等的風俗里還大量存在，有些圖像配以八卦，彝語把八卦稱作“八角”。因此，通過考古材料，太行山以東的上古文明可以與今天西南少數(shù)民族建立某種聯(lián)系。

自內(nèi)蒙古東部以至山東、江蘇、湖南和江西地區(qū)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間，這一從東北到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qū)，被學者稱為“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其文化面貌與西部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著極大不同，馮時認為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獨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體。

（二）馮時：“地中”變遷暗藏著夷夏格局變化的玄機

第二個例子是來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圖像。這些圖像對很多考古學者來說非常熟悉，它們像一個斗魁，中間有突起。甚至還有一種“族徽”符號，也是下面一個斗魁狀的臉，上面中央突起。這在東部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中大量出現(xiàn)。

馮時認為這即是漢文典籍里描述的“璇璣”，也就是古人認為的“天極”，不僅今天考古發(fā)現(xiàn)有大量這樣的遺存，其文獻證據(jù)也記載在《周髀算經(jīng)》中。所謂天極，實際就是北天之中不動的那個點（北極星），北斗星會圍繞著北極星旋轉，規(guī)劃出一個圓形的空間，這個空間古人稱為“璇璣”，北斗七星中有兩顆即叫“璇”和“璣”。但是，今天我們從華夏族遺物中很難尋覓到這種中央凸起的“天極”文，而納西族的象形文字里居然還有，比如“天”字，正是這種中央突起的造型。這些圖像在太行山以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里都能看到，而太行山以西卻沒有。

從“夷夏東西”的遺存和觀念差異，馮時進而追問：“中國”的“中”，以及古代政治觀里“居中而治”的“中”，到底是四方之“中”，還是南北之“中”？他從天文考古學的角度推論早期統(tǒng)治者“立中測影”的圭表，其中暗藏著某種線索。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fā)現(xiàn)距今6500年前有圭表的遺存；而太行山以西，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出土了距今4700年左右的圭表。盡管二者年代相差久遠，但幾乎在同一緯度線上，馮時認為這不是偶然的，至少是在夏之前人們所認識的“地中”。后來“地中”變成了今天人們熟知的河南登封告成鎮(zhèn)，也就是傳說中周公測影的地方。

河南登封，周公測影臺。

這一作為“地中”的地點是誰建立的？清華大學收藏的戰(zhàn)國竹書《保訓》告訴我們，這個“地中”系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所定?！侗Ｓ枴访枋隽恕暗刂小弊冞w的故事，“上甲微”認為早前所定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測定，將“地中”定在今河南嵩山登封告成鎮(zhèn)，即現(xiàn)在所說的周公測影臺。《保訓》記載，周文王將這個秘密告訴了其子武王姬發(fā)，囑咐他守著這個“地中”。西周初期的青銅器何尊上，周成王還追溯了武王的話：“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边@也是迄今發(fā)現(xiàn)“中國”一詞最早的記錄。

馮時指出，如果將西水坡（河南濮陽）和陶寺（山西襄汾）連成一條直線，居中引出一條垂線，這條垂線剛好落在告成鎮(zhèn)，一度不差?？梢姟吧霞孜ⅰ碑敃r重新定的“地中”，不僅取了南北之中，同時還取了東西之中，真正形成了所謂“四方之中”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是在夏王朝之后形成的，夏朝建立“家天下”之后，整個天下格局變了，原來“夷夏東西”格局所定的地中，已不再是真正的“地中”，必須重新測定四方之中。

從這些考古學和文獻學的證據(jù)，再回顧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東西說”，很多線索可以得到互證。在太行山以東，上古文明時應屬夷文化區(qū)，而在太行山以西應該就是夏文化區(qū)。如果這能成為一種基本認識，那么破譯新石器考古遺存中的圖像，就可以突破漢字文化的思維慣性，從夷文化的視角打開新思路。

（三）從早期文字解密夏初的“大革命”

隨后，馮時列舉了山東大汶口出土陶器上日月山或日火山圖像，以及安徽蒙城尉遲寺出土陶器上的類似圖像，指出其與彝文中的“天”和“地”字形一樣。而河南舞陽賈湖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龜腹甲上所刻“目”字圖像，也未必是甲骨文中的“目”字，而極有可能是古彝文中類似的象形文“吉”字，彝語念“MA”。這個符號并非孤立，在良渚文化的玉璧上也有出現(xiàn)。

“如果我們把這個文字認成‘吉兇’的‘吉’，我們遇到的麻煩就少多了?！瘪T時說。

為什么古人要用眼睛表示“吉”？他認為文字的發(fā)明與早期人神交流的需求有關，凡是宗教性質(zhì)的文字，都是象形文。而人神之間的交流，除了嘴，眼睛特別重要，通過文字完成眼神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只有兩種經(jīng)典形象：一種是只有空洞的眼眶，嘴角都往下撇，一副哀苦的樣子；另一種則是眼珠夸張地突出，嘴角都笑著上揚，很歡快的樣子。

此外，新石器時代很多玉飾上，也可以看到類似三星堆的兩種表情，開嘴笑的有眼睛，而撇嘴哀苦的則沒有。這樣一些實例，從古彝文的“吉”字來解釋，強調(diào)的就是眼目通神的意義。漢字系統(tǒng)中也是如此，古人畫倉頡像，有四只眼睛，特別強調(diào)他的“目”；而溝通人神的“巫覡”，“覡”字左邊是一個巫，右邊是“看見”的“見”，一定要看；廟主稱作“視”，視就是看的意思，視廟主就如同看到了祖先。

當然，這樣的結論也會帶來另一個問題，夷（彝）族的文化真的有那么久遠嗎？馮時認為，不僅古彝文中一直有“人”（ni）的自稱，殷商甲骨文里多有商王征討“人方”的記錄，而且，彝族古文獻中也能發(fā)現(xiàn)強有力的證據(jù)。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地質(zhì)學家丁文江在貴州畢節(jié)調(diào)查，將搜集的彝文典籍出版為《爨文叢刻》，其中收錄了彝族水西土司安氏的族譜，從其始祖記到1930年，還不包括斷代缺漏的部分，一共120代；而按《孔子家譜》的記錄，從春秋晚期的孔子到如今的孔門直系，也才不過80代。

從空間上看，如果“夷夏東西”這個局面是事實的話，那就意味著太行山以東，北到遼河下游，南到長江中下游乃至上游，這一半月形地帶可能都屬于廣義的夷文化區(qū)。可為什么現(xiàn)在的彝（夷）人僅分布在西南地區(qū)呢？馮時說，華夏族勢力的擴張史，也是夷族遭受不斷擠壓的歷史。商周對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不斷打擊，夷（彝）族文化在此過程中或融合，或南徙，到宋元以后最終偏守一隅，落腳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

從早期文字考察“夷夏東西”，馮時指出，山西陶寺文化其文字與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并存的事實，可以證明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tǒng)，即東方夷（彝）文字系統(tǒng)和西方夏文字系統(tǒng)。這一格局是什么時候被打破的？馮時認為，應當在夏啟建立“家天下”的王朝后，稱“這就是一場革命”。

今天找到的夏代文字，出土地點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屬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在這里發(fā)現(xiàn)的一個陶罐上，用朱砂寫了兩個字，一個是跟甲骨文完全一樣的“文”字，另一個字符馮時認為就是族邑的“邑”，而“文邑”是早期夏王朝的王庭，確切地說，也就是夏啟所建的王庭。

關于“文邑”最早的材料，在甲骨文里可以找到。商代甲骨文里，目前發(fā)現(xiàn)五條有關“文邑”的卜辭，如“癸酉卜貞，文邑受禾”、“壬申卜貞，文邑受禾”等。古籍所載，夏禹名叫“文命”，夏代也叫“文夏”；而今天推考的夏代王庭叫“文邑”，都強調(diào)這個“文”字。那么“文”是什么呢？馮時認為，“文”就是修養(yǎng)自己的內(nèi)心，修養(yǎng)道德。這樣的一種文化面貌與太行山以東的夷文化完全不同?！抖Y記·表記》中說：“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毕娜朔畹氖亲鹱鹩H親，商人是敬事鬼神，“尊尊親親”是重德表現(xiàn)，說明在夏代已有“文”的思想，這是非常進步的。

陶寺最晚期實際上就是夏啟所建的王庭，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很多證據(jù)。比如陶寺出土的彩陶龍紋盤，馮時在《夏社考》一文中考證出盤上畫的龍就是夏代的社神（夏社）“句龍”，而夏社句龍的嘴里叼的東西，就是社樹的符號。他還搜集了從新石器時代直到漢代有關社樹的圖案，發(fā)現(xiàn)都是這個樣子。

從夏社句龍與社樹，進一步佐證陶罐上的“文邑”為夏代文字，也就是甲骨文的祖先。而“文邑”出土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這與“夷夏東西”的事實有什么關系呢？

馮時介紹，“邑”是沒有城墻的，一個邑里邊居住的就是一個族或者一個分族，族與族之間是通過環(huán)壕限定的，而不會建城來分開，環(huán)壕只起到防御野獸的作用。新石器時代發(fā)現(xiàn)很多有環(huán)壕的遺存，實際上就是邑。歷史學或考古學上有個長期誤解的問題，以為找到城就找到了文化中心。實際在三代文獻里，王庭統(tǒng)統(tǒng)都叫邑，沒有城。四面有城樓的叫做“墉”。夏的王庭叫夏邑、文邑；商的王庭建在亳時叫“亳中邑”，晚商的王庭（即今殷墟）叫“大邑商”?！渡袝防镉涊d盤庚遷殷曰“于茲新邑”；洛陽是西周初期周成王所建，叫“雒邑”。

從傳世文獻來看，這種邑的制度非常清楚?！吨芤住贰皦浴庇胸侈o云：“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蓖跣袒谕跬ィ跬ナ菦]有城墻的邑，所以“不利即戎”，一打仗就潰了，但是它“利有攸往”，利于王命的傳播。但是王庭不建城墻，如何保護自己呢？馮時說，這涉及到夏、商、周的分封制度，諸侯封建于王庭的周圍，所建立的諸侯國很重要的一個義務就是拱衛(wèi)王室。因此，早期的王庭用不著王自己保衛(wèi)自己。當然，后來“禮崩樂壞”，王的權威下降，諸侯勢力強大，諸侯不僅不保衛(wèi)王，還想取而代之，這時候王只能是建城墻以自我保護，而這樣的事情已經(jīng)發(fā)生在西周晚期與東周時期了。

陶寺遺址分成早、中、晚三期，沒有城墻的文邑出土在最晚一期，而早期和中晚期都發(fā)現(xiàn)有城墻。馮時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早期的城墻被推倒，宮廟被毀棄，男人被殺戮，甚至女人被絕嗣。

“這不是一場革命是什么？當然是一場革命！”馮時說，“這個轉變很有意思。如果我們把它設想成這就是夏啟建立夏王朝的這樣一場革命，那么這個事情在文獻里邊或許就有記載。”他從周易《泰卦》“上六”爻辭中發(fā)現(xiàn)了線索：“城復（覆）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薄兑捉?jīng)》的卦爻辭體系，最晚成于西周早期，而殷商的大邑沒有城墻，不可能有“城復（覆）于隍”的事；商湯滅夏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夏朝就已經(jīng)叫邑了，商湯所建的即叫亳中邑，不可能有“城復于隍”這樣的事。那么，造成這一革命性巨變，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夏啟建立他的“家天下”時，開創(chuàng)了文邑制度。

陶寺遺址的發(fā)掘，不僅找到推倒城墻、毀壞宗廟、壯丁被殺的證據(jù)，還有女性被絕嗣的殘酷畫面，比如一副女性骨架的陰部插著一根牛角，并且是被活埋的，至死還保留著掙扎的樣子。馮時推測，如果陶寺能證明夏啟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實，那么，從古史系統(tǒng)去分析，就不排除“益干啟位，啟殺之”這樣的權力斗爭。

通過對陶寺遺存的分析，馮時指出，夏代早期，以夏啟為代表建立了“家天下”王朝，并將文邑作為宮廷，如果這種分析成立的話，我們對上古的文明就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耙南慕粍佟?、“夷夏東西”的格局，隨著夏王朝的建立而改變。隨著夏、商、周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續(xù)中，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正統(tǒng)文字而得到強勁的發(fā)展。這一過程中，統(tǒng)治者為實現(xiàn)其政治擴張和王權統(tǒng)一的理想，將文字變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四）戴向明：從巴蜀到良渚 早期國家并非都有文字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研究館員戴向明，與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易華，就馮時先生演講分別發(fā)表了評論。

戴向明近年來的研究重點集中于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發(fā)展等重大課題，他認為馮時的講座不光讓考古門外之人聽得入迷，連從事考古的人也同樣如此；馮時用非常生動的語言講述了“夷夏東西”這一遠古中國的格局從多元到歸一，經(jīng)夏、商、周三代成為一統(tǒng)的過程；特別是用古彝文解釋八角星文以及大汶口文化、凌家灘文化等等的象征意義，其中有很多非常新穎的說法。

結合自己長期在野外考古及研究的體會，戴向明指出，夏商時期開始，中原文明在中國地域之內(nèi)處于遙遙領先的位置，青銅文明非常發(fā)達，像有的學者說的，要用“月朗星稀”來形容；而實際上，西南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非常特殊的文明景觀，后來還有以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與中原文明可謂是日月同輝。“假如把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比作一個太陽的話，古蜀文明就是個月亮，它足可以代表當時國家層次的文明社會。同時期的其他地方都達不到，只有古蜀文明才可以，它是連續(xù)不斷的，從寶墩文化之后，到三星堆、十二橋，古蜀文明的興起，它是連續(xù)不斷上升的?！?/p>

但即使這樣，我們?nèi)匀粵]有從發(fā)達的古蜀文明中發(fā)現(xiàn)文字。中原生長出來的殷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往前追溯到夏之前的龍山時代，山東鄒平的丁公陶文能夠用古彝文念出來，這是令人驚奇的。再往前追溯，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達到了早期國家水準，但只發(fā)現(xiàn)刻在玉器上的圖像符號，而沒有發(fā)現(xiàn)像丁公陶文那樣能多字連綴成篇的文字體系，也就是說，我們還不能確認出良渚有成熟的文字出現(xiàn)。

戴向明認為，早期的刻畫符號數(shù)量很多，形態(tài)也很多樣，比如更早的仰韶時期遺存，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可能會推測這是不是早期文字？但多數(shù)學者還是持謹慎態(tài)度，認為這些仍是符號，而不屬于文字。因為符號是表意的，有特定的含義；而文字的表現(xiàn)是可以連綴成篇，用語言釋讀出來，通過學習了解并記住它，從而起到溝通的作用。

針對馮時所論證的“夷夏東西”說，戴向明指出，前輩考古學者將史前中國，依考古發(fā)現(xiàn)，作過文化區(qū)的劃分，除了夷、夏，還有苗蠻、百越等等，北大的嚴文明先生甚至劃分出八大文化區(qū)。這種史前文化的多元，經(jīng)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不斷滾動，越滾越大，最后形成“秦漢歸為一體”的大一統(tǒng)局面。這里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夷夏東西”文化區(qū)的劃分粗細問題。

對此，馮時的回應是，通過文化大區(qū)塊的劃分，來區(qū)別夷與夏的不同，是帶有根本性的。宏觀的夏，也包括后來的周；廣義的夷，實際也包括了苗。今天我們其實很難用考古材料去對應某一個具體的族，將來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豐富，或許我們能夠對這個問題有一些新的認識。

（五）易華：夷夏文化有先后之別，漢字起源無外來之力？

同為討論嘉賓，易華是長期從事蒙古學與藏學、游牧與農(nóng)耕民族關系史及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專家。他很贊成馮時關于“夷夏東西說”的論述，并且指出，夷夏不僅有東西之分，還有先后之別。他為此撰寫過專著《夷夏先后說》，2012年出版后引起國內(nèi)外學界的關注。

易華認為，早在4000年以前，夷文化在東亞就已經(jīng)發(fā)展到很高的水平，有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像凌家灘的玉器等等，工藝達到了世界領先的高度；但是到了4000年前左右，夏代開始的時候有了很大的變化，進入青銅時代，東亞文化從相對比較獨立自由的發(fā)展，到遭受外來文化很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成系統(tǒng)的，并非偶然的小影響。

易華向觀眾展示了一份夷與夏的關鍵詞對照表。

2014年易華提出“青銅之路”的概念，詳細論證了青銅文化、馬和馬車文化、牛和牛奶文化、羊和羊毛加工，這四大技術是從4000年前左右，也就是夏代開始之際進入東亞夷文化區(qū)的。另外還有小麥、火葬墓和支石墓、黃金崇拜、天崇拜、磚（瓦）等等。他所列舉的很多方面都顯示出，東亞固有夷文化與外來文化逐漸融合形成了夏文化，比如三皇五帝的合流、五谷六畜的匯總等。

易華同意馮時講的陶寺可能是夏邑，他認為在堯、舜、禹時代，以祭祀為大，用玉器祭祀是最大的事情，打仗是次要的，戰(zhàn)爭不是主旋律。從夏啟開始，戰(zhàn)爭變成主旋律，一方面夏代開始進入青銅時代，青銅兵器的出現(xiàn)，使得戎與祀都成為國之大事；另一方面，夏啟的王位權力是通過戰(zhàn)爭奪取的，而不是禪讓而來的，這個戰(zhàn)爭正好是陶寺的滅亡和石峁的興起，可以作為中國從“玉帛古國”進入“干戈王國”的主要轉折點。

如果說，青銅等器物的融合，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那么，作為文字的甲骨文，到底是本土原生的，還是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呢？易華認為，安陽殷墟在商代已經(jīng)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青銅器、牛、馬、羊、小麥等指標，都已經(jīng)進入當時的世界體系。文字的產(chǎn)生不是孤立的，也有相互的影響。公元前4000年前后東亞就有了多種文字。甲骨文的產(chǎn)生，可能會跟這種外來文化的影響有關系。實際上比甲骨文早或者同時的文字，至少有10種。有學者對埃及文字、兩河文字和甲骨文字做過比較研究，認為這三種文字有很多共通性，但是還不敢下結論，既不能說有影響，也不能說沒有影響。另外，中國是文字很豐富的地區(qū)，文字產(chǎn)生之后，還會有模仿，有競爭，有繼承，跟多種文字相互作用。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線索，是在安陽發(fā)現(xiàn)的三枚銅印章，上面刻有文字，墓主人是“貞人”，即占卜的人。這是中國發(fā)現(xiàn)最早的印章。而從中國往西追的話，在西亞兩河流域，五六千年前印章就很流行，可以表示個人身份，也可以用于交易。印章上面有圖像，有符號，也有文字。這是否影響到漢字的生長？甲骨文的起源有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易華提出疑問。

對此，馮時表示，自己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認為仍是原生的。因為文字的創(chuàng)造必須要跟語言結合起來，語言不同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那樣的文字來。而且，中國文字有自己的造字系統(tǒng)——“六書”，“六書”表現(xiàn)出獨特的思維體系。他承認作為文字載體的印章，有從西方借鑒的可能，但就漢字本身發(fā)生、發(fā)展和演變的邏輯關系而言，他認為這套文字體系是自成系統(tǒng)的。

（六）梁治平：歷史的豐富性模糊了文明的界限，使其更有彈性

本期高端講座的主持人、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梁治平與在線網(wǎng)友也頻頻向馮時發(fā)問，比如凌家灘玉版上11個古彝文字的真實性問題、彝族八卦與《周易》的關系問題、三星堆人像眼球凸出的原因問題等等，馮時一一進行了回應。

在總結這場講座時，梁治平用“別開生面”“引人入勝”來描述這場講座，并對馮時嚴謹?shù)目脊艑W研究和講故事的能力表示贊賞。他認為，此次講座不只討論了考古學上的一個具體問題，也展示了考古學這一學科的基本特點和引人入勝之處，即一方面非常注重考古材料，需要有特別扎實、細致的功夫；另一方面，在材料的基礎上復原歷史場景與細節(jié)，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需要非常強的想象力。“我覺得馮時先生給我們做了一個特別好的示范，在這個過程里邊我們了解到，考古學者是怎么樣展開他們的工作，并且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展現(xiàn)給我們。”

從方法論的意義上，梁治平指出，馮時提醒我們，固有的類似于“大一統(tǒng)”的觀念，往往會限制我們對歷史的想象力。今天的講座則成功地展示了如何用更多元的視角去解讀材料，從而發(fā)現(xiàn)一個完全新的世界。探討文明起源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其方法論問題也同樣存在于不同階段的歷史研究中，固有的歷史觀可能給后人帶來很多限制，需要突破其局限性。

梁治平認為，“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的探討，讓我們認識到，文明的豐富性使得文明的界限變得模糊，也很有彈性?！笆裁唇腥A夏？我們所說的炎黃文化，經(jīng)歷了多少改變、多少不同文化的因素的加入？漢族好像在文明演進最高的位置上，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漢文化的形成，其實有許許多多古代遺存下來的民族的巨大貢獻。沒有這種貢獻，漢文明不會是后來的這個樣子?！?/p>

（文字整理：柳理。圖片來源：除海報和視頻截圖外，其余均為講座嘉賓提供。）

【下期預告】歷史學家羅新：內(nèi)亞視角下的北朝史

歷史總與政治糾纏不清，正史敘事基本都是王朝興衰史。中國史的研究，如何突破長期以漢文化和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視角局限？從北方游牧民族的“內(nèi)亞視角”研究中國史和“中國性”，正在形成一種新范式。

8月2日晚19：30，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將在線主辦2020年第二場“藝術與人文高端講座”，特邀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曁歷史學系教授羅新先生主講“內(nèi)亞視角下的北朝史”，并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烏云畢力格在線論道。講座由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梁治平主持，歡迎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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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文高端講座，是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自2018年以來面向大眾推出的重磅人文講座，旨在從藝術與人文切入，深度關切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回歸與重構。作為該院的高級研究員，陳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勝、王石，陳越光、陳嘉映、陳平原、白謙慎、王學典、黃一農(nóng)、梁治平、趙汀陽、鄭永年、任劍濤、余世存等十六位在國內(nèi)外有影響力的學者專家、藝術家，以及眾多杰出人文學者，將在此平臺上分享他們的卓識睿見。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創(chuàng)辦于2017年12月，創(chuàng)始人和首任院長為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劉夢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