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易與陳鴻壽皆為錢塘人，同列于“西泠八家”。黃易生于乾隆九年（1744），陳鴻壽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黃易長陳鴻壽二十四歲。從年齡上來說，是可能有所交集，在一些相關(guān)研究中，兩人是否曾經(jīng)會面，或有所交游過從，長期以來一直是筆者所關(guān)注的問題。

　　陳鴻壽的印章邊款中多次提及黃易，極為推崇黃易篆刻，屢次言及“平生服膺小松司馬一人”、“丁老后予最服膺小松司馬”，還曾經(jīng)應(yīng)黃易之索為其刻“蓮宗弟子”一印。

　　秋盦先生歸自山左，馳書索刻，此印蓋其先人少參公與蓮池大師參無上乘，結(jié)方外緣，迄先生凡七世，俱得宗傳不壞法云，遍覆一切，宜不忘所自也。顧先生金石之學(xué)為當(dāng)代一人，乃令持布鼓以過雷門，得毋啞然失笑否。乙卯十月八日，菰城鏡煙堂中，曼生鴻壽謹記。

　　從邊款可知，此印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八日陳鴻壽客居菰城（湖州）時，此時黃易以母喪南歸營葬，馳書索刻，二人并未見面，這與陳鴻壽題跋中“秋翁以營葬南歸，枉書索鄙人篆刻”相合。此時陳鴻壽方二十八歲，從邊款內(nèi)容的語氣來看，對黃易也是相當(dāng)恭敬。

　　嘉慶元年（1796），陳鴻壽為梁寶繩（接山）刻“苕園外史”印，邊款云：

　　予性拙率，有索篆刻者，恒作意應(yīng)之，不敢以其人為進退。接山先生為今日著作手，精鑒賞，徵及鄙作，尤不敢以尋常酬應(yīng)例也。吾鄉(xiāng)此藝，丁老后予最服膺小松司馬。客冬為小松作“蓮宗弟子”印，用漢官印法，抽邀鑒可，今為接山先生制此，意致亦略相似，覺半年所學(xué)未進，殊可愧耳。丙辰八月五日，曼生并記。

　　此則邊款中明確提到“吾鄉(xiāng)此藝，丁老后予最服膺小松司馬”，與故宮所藏尺牘題跋中“秋翁平生篆刻第一”的評價相合。

　　故宮所藏尺牘中新180850-3/10陳繼昌致黃易歷下札，亦與所論有關(guān)：

　　繼昌拜白。耳先生名非一日矣，前年游歷下，知先生適在東，以為可以見，而不得見。昨歲客武林，聞文駕將旋里，以為必得見，而又不得見，一見爾何如是其難耶？小池、曼生皆昌性命交，先生之舊雨也，屢從二兄處知金石日富，著作等身，無由一抒欽仰。不獨昌如饑如渴，小池、曼生均以不能作合為歉。昨于月之望日抵東省，晤南薌大兄，詢悉安況為慰。頃過此處，極思趨候一罄積私，無如迫于不可應(yīng)酬，室邇?nèi)隋?，徒增不快而已。留札以布微悃，不莊不備，惟先生鑒之。曼生不日東來，今秋擬赴北闈，并此上告?；蛟鲁趸厥r仍經(jīng)貴記，當(dāng)詣鈴閣邀駕同登太白樓也。小松先生史席。繼昌再拜。（賤字述之，號蓮龕，行二。）

　　陳公諱熙，號曰梅岑，現(xiàn)在南河候補司馬，詩人也。昌之至好，未識曾晤此公否，又拜。

　　今考此札作于嘉慶三年（1798），札中提及“小池、曼生均以不能作合為歉”，可作為黃易與陳鴻壽二人此前并未有過直接接觸的旁證。并且是年（1798）陳鴻壽來山東歷下，亦未與黃易相見。這正符合陳鴻壽跋中所云：“及余游歷下，翁在任城，郵筒往來甚數(shù)……可謂忘年交亦文字交，顧終未得相見為歡，托之神交而已?！痹刑岬健澳纤G”為吳文徵，字南薌。歙縣人。工書畫篆刻，與黃易、陳鴻壽皆有交。嘉慶戊午（1798）六月七日，陳鴻壽于山左節(jié)院為吳文徵刻“南薌書畫”印，款云：

　　南薌大兄與余訂交歷下，若平生歡論書畫篆刻，有針芥之合。其所作印，一以漢人為宗，心慕手追，必求神似，真參最上乘者，而于拙作乃極稱許，豈有嗜痂癖，抑非虛懷若谷耶？平生服膺小松司馬一人，其他所見如蔣山堂、宋芝山、桂未谷、巴予藉、奚鐵生、董小池、汪繡谷諸君，皆不敢菲薄所相與論次之。所以別正變而峻其防也。古人不我欺，我用我法，何必急索解人。因?qū)倏檀瞬再|(zhì)南薌。不知小松丈見之以為何如也。戊午（1798）六月七日，山左節(jié)院珍珠泉上。曼生附記。

　　其中“不知小松丈見之以為何如也”一句，從語意揣摩二人亦未相見。

　　然據(jù)錢泳《蘇碑考》所載，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冬，黃易曾與陳鴻壽等同人謁杭州新修落成之表忠觀并刻石以志。其銘文曰：

　　大興方維翰、金匱華瑞清、古歙鮑廷博、仁和趙魏、邵志純、錢唐朱彭、黃易、陳鴻壽、何元錫、海寧吳騫、陳鳣、海鹽張燕昌、山陰陳廣寧以乾隆乙卯冬日同謁表忠觀并訪武肅王裔孫泳，時新修落成，仰瞻榱桷，俛視幾筵，聯(lián)袂行吟，試茶坐話。烏程陳焯自新城權(quán)學(xué)回郡，欣逢雅集，題石志之。

　　這則記載明確地提到乾隆六十年（1795）冬黃易與陳鴻壽、方維翰、華瑞清、鮑廷博、趙魏、邵志純、朱彭、何元錫、吳騫、陳鳣、張燕昌、陳廣寧、陳焯同謁杭州表忠觀雅集，并訪錢泳，還有“聯(lián)袂行吟，試茶坐話”之雅事。言之鑿鑿，似乎不容置疑，但卻與陳鴻壽跋文所言陳、黃二人“終未相見”相抵牾。那么，究竟是陳鴻壽忘記了曾與黃易謀面，抑或是《蘇碑考》所記失實呢？

　　據(jù)故宮所藏新155999-4/8黃易致張愛鼎南歸札“易定期月半南歸”，新155999-5/8黃易致張愛鼎榮擢札“茲于九月初五日抵杭，已奉先靈到山，即日安葬。故鄉(xiāng)無屋無資，賤眷不能久住，乘此河路通行，先令返東。易俟窀穸完備，亦即赴濟?！笨芍S易扶柩南還之啟程時間在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十五日，九月初五日抵杭營葬畢。此后至十月間，皆居停杭州，直至是年大雪節(jié)氣（十月二十九日）后方離杭。十一月黃易至蘇州過訪陸恭等人。而是年十月陳鴻壽客居烏程鏡煙堂，回杭具體時間則不詳。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筆者認為從時間上看，黃易與陳鴻壽確有見面的可能，但事實上應(yīng)當(dāng)并未覿面。因為陳鴻壽是黃易的推崇者，其題跋出自親歷者本人，作為第一手資料，可信度更高。何況如果二人覿面，其后來的印章邊款中提及黃易時不太可能完全沒有反映。而《蘇碑考》相比而言可信度弱了一些?！耙郧∫颐胀]表忠觀并訪武肅王裔孫泳，時新修落成”，是指乾隆甲寅（1794）七月錢泳寓居西湖監(jiān)修表忠觀一事。杭州表忠觀即錢王祠，為紀(jì)念錢镠功績之所，現(xiàn)在杭州西湖畔柳浪聞鶯附近。始建于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供奉吳越錢氏三世五代國王。錢泳為錢镠后裔，監(jiān)修表忠觀落成后，召集友朋聚會參觀很可能并非在同一天，以十四人“同謁并訪”勒石記事或許出于以隆其事的目的，很有可能帶有矜夸成分。再者既是如此盛事，何以不寫明具體日期而僅以“乙卯冬日”含糊帶過，似乎有違常理。

　　陳鴻壽曾慨嘆不能與黃易作合為歉，這一遺憾直至黃易去世次年，即嘉慶八年（1803）方稍有彌補。乾隆六十年（1795）黃易曾寫《亂石圖》（《疏枿竹石圖》，今藏杭州西泠印社）寄贈陳豫鐘。嘉慶八年（1803）陳鴻壽補跋其上：“秋影不知處，黯然思故人。三生盟片石，后夢亦前因。樹老葉易脫，竹香寒更新。髯翁與蒙叟，珍重百年身。小松歸道山之次年，種榆仙客陳鴻壽為家秋堂三兄題此志慨?！贝藞D涉及“西泠八家”中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四家之交游，又集其中三家筆墨于一，稱為藝林鴻寶實不為過。

　　由此可知，黃易與陳鴻壽，雖然皆為杭人，又并列“西泠八家”，但由于年齡相差二十余歲，且黃易青年游幕，中年游宦，足跡遠離杭城。待陳鴻壽成立之際，黃易已入晚境，加之陳鴻壽之宦跡與黃易南北分馳，終隔暌違，兩人之間既無師承關(guān)系，也并未覿面，僅屬忘年之神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