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岐陽村是海曙區(qū)高橋鎮(zhèn)下轄的行政村，曾是岐陽鄉(xiāng)政府所在地，六十多年來，岐陽村的行政區(qū)劃經(jīng)常變動，一位住在岐陽后新屋的一位余大叔說，他的戶籍至今已變過五次了，從慈溪變到余姚、寧波、鄞縣，現(xiàn)在又變成了海曙。余有?。?526～1584），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編修，執(zhí)草詔敕，萬歷元年（1573），余有丁升為左春坊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萬歷二年（1574），升為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后又任禮部、吏部侍郎。萬歷十年(1582)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xué)士，入閣參與朝廷中樞機務(wù)。

　   明萬歷二年（1574），寧波東錢湖的月波山麓，建起了一座別致的莊園，園名叫“五柳山莊”。消息傳出，雅客盈門，連萬歷皇帝朱翊鈞也手書“名山洞府”四個字送來賀喜。東錢湖畔的一個莊園，為什么會有這樣大的影響呢？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說到莊園主人余有丁了。

　　一、北上游學(xué)

　　余有丁，字丙仲，號同麓，鄞州區(qū)高橋鎮(zhèn)岐陽村人。其祖上從舟山遷來，父余永麟以舉人身份出仕為官，初為浦城教諭，后又歷官為浦江、昆山知縣。明嘉靖六年（1527），余有丁生于岐陽。余有丁自幼博聞強記，日誦詩文數(shù)千言，文名遍播鄉(xiāng)里。當(dāng)他父親任昆山知縣時，余有丁隨父親北上昆山。昆山有一位大學(xué)者歸有光，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人稱震川先生，35歲時獲鄉(xiāng)試第二名。但此后參加會試卻屢試不第。此時在家讀書授徒，從者數(shù)百人。歸有光的文名極盛，黃宗羲在評介明代散文成就時，推歸有光為“明文第一”。說“余讀震川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蓋古今來事無巨細，惟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長留天壤”（《明文案序》）。與這樣一位大學(xué)者同居一城，余有丁很想拜其為師。歸有光聞知知縣的兒子年輕有為、聰敏多才，也有意納入門下。然而天不遂人愿，最終兩人未能成為師生，但歸有光簡潔樸素的文風(fēng)和震人心魄的真情給余有丁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并由此影響了余有丁的文章風(fēng)格。

　　不久，余永麟昆山任滿，擢升為蘇州府通判，但未及赴任就去世了。余永麟是個清官，一生不受贈禮。如今去世，家無余財，這使余有丁生活和求學(xué)都成了問題，正當(dāng)他一籌莫展之時，揚州有位姓郝的富翁慕名請他去教家塾。在三年的教學(xué)中，他的學(xué)生學(xué)業(yè)大進，這使郝翁非常滿意，而余有丁的道德文章、人品才學(xué)也為郝翁所欽佩。于是他資助余有丁到北京入太學(xué)深造，余有丁因此成了太學(xué)生。

　　二、高中探花

　　嘉靖四十年（1561），余有丁以太學(xué)生的身份參加順天（北京）鄉(xiāng)試，考中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這次會試的主考官是慈溪人袁煒，與余有丁可謂同鄉(xiāng)，袁煒家在慈城，與余有丁的老家岐陽僅一江之隔。他性格豪放剛直，又十分惜才。會試中，袁煒看了余有丁的試卷，十分欣賞，將他置為上等。殿試時，定為一甲第三名（探花）。明代的科舉考試中進士分三等，第一等為一甲三人，稱狀元、榜眼、探花，稱進士及第。第二等為二甲，取若干名，二甲第一名稱傳臚，稱進士出身，第三等為三甲，取百余人，稱同進士出身。余有丁進士及第時，才35歲。

　　這科的鼎甲三人中，狀元申時行為南直隸吳江人，榜眼王錫爵為太倉人，探花余有丁為浙江鄞縣人。按例一甲三人都入翰林院供職，時袁煒已官拜一品，位至宰輔，常要為嘉靖皇帝起草應(yīng)酬文章及撰寫翰林院中重要文章。每逢此時，袁煒就把這三個門生叫到家里，代他起草文章，稍不如意，就予批評。因余有丁與袁煒是同鄉(xiāng)，要求就更嚴

　　格。三人在這種環(huán)境中迅速成熟起來，最終在萬歷年間同入內(nèi)閣，同為宰輔，成為萬歷朝的一代名臣。三個同科鼎甲又同時入閣為相，這在整個明代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余有丁擔(dān)任翰林院編修后主要是起草皇帝的詔書或敕文。當(dāng)時的慣例是接受皇帝詔書、敕文的官員預(yù)先寫好初稿，送到執(zhí)筆的編修手中，請編修稍作修改潤色即可，并饋贈豐厚的禮物，以期筆下留情，美言獎掖。如此一來，編修不用費心又得厚禮，官員能隨心如愿得到好評，使雙方滿意而正氣不存。余有丁初次任事時未知此例，當(dāng)他接到初稿和禮物時，由驚詫而震怒，斷然拒絕，并說：“詔書敕文代表皇上講話，怎能按你的意圖而寫？詔敕中的獎掖之辭，只是提高受敕者的名望地位讓其獲得非分之利，這事萬萬不能！”拒絕贈禮使余有丁能毫無約束，以公允的觀點起草詔敕。受詔的官員原擔(dān)心不收禮后會出現(xiàn)麻煩，但一看余有丁起草的詔敕用語典雅，評價允當(dāng)、措辭得當(dāng)，都心服口服了。此后，賄賂編修寫詔敕的陳規(guī)陋習(xí)就被革除了，寫詔敕不受“潤筆”之風(fēng)自此而開。

　　使余有丁贏得聲譽的還在于處理突變事件中的智慧。萬歷時有一次杭州發(fā)生了兵變，形勢嚴峻，朝廷派兵部侍郎張佳允為浙江巡撫處理這次兵變。張佳允臨行前登門拜訪了余有丁，向他請求對策。余有丁分析了這次兵變的原因，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攻心戰(zhàn)。他說：這些兵士發(fā)動兵變只是一時興起而為，硬攻要傷多人，不如讓人宣撫朝廷旨意。這支部隊過去的主官徐景星，在部隊中威望很高，如今因失職閑居薊門，可帶他去杭州勸戒兵士。張佳允聽后立即將徐景星請來同去杭州，兵士們看到老將軍熱淚盈眶，一場兵變就這樣消彌于無形。

　　三、考場奇遇

　　科舉制度有利也有弊，歷史上有許多才華橫溢的人在科場中卻常不得志，如唐寅、蒲松齡、杜甫。歸有光的科舉之路也崎嶇不堪，自35歲考中舉人后，他連續(xù)8次赴京趕考，卻每次名落孫山。這一年他已年滿花甲，再次赴考，那次正好是余有丁任禮部考官，在閱卷中余有丁發(fā)現(xiàn)一張試卷的文筆是如此老辣又如此熟悉，久違的感覺將他拉回青年時的求學(xué)時光。這份試卷一定是歸有光的！他這樣下了定論。為此他力薦此卷為上等，并對同考官們說：“這份試卷文風(fēng)古樸，議論精辟，必定是昆山歸有光先生的！”同考官們看了試卷也點頭稱好，但對余有丁認定是歸有光的試卷卻半信半疑。拆封后，果然是歸有光的。這一次歸有光終于高中進士，卻按例成了主考官余有丁的“門生”了。這時歸有光已60歲，余有丁39歲，名義上歸有光是余有丁的學(xué)生，但實際上余有丁一直視歸有光為老師。

　　四、筑園湖上

　　余有丁雖常年為官京師，卻崇尚自然，酷愛山水，尤喜家鄉(xiāng)的東錢湖，一直有志在湖畔建一座別致的園林，因此他每每留心各地園林特色，見有佳景就繪成圖紙，幾年后，積累了厚厚的一沓。當(dāng)他買下月波寺廢址后，就精心設(shè)計規(guī)劃起來。

　　余有丁的園林重在自然造景。五柳山莊枕山面湖，地廣百畝，四周是一丈多寬的水渠。渠外側(cè)種了千余株柏樹，遠看茵綠一片；渠內(nèi)側(cè)遍種桃、桑、竹，春暖花開時紅綠相間。莊正門用大木筑成，上掛“五柳門”匾，門前便有五株婀娜婆娑的垂柳。門廳稱“日涉園”，為三間平屋，沒有奢華浮飾，盡為田家野趣。

　　山莊內(nèi)分為幾個大單元，各成天地又相互呼應(yīng)，曲徑聯(lián)絡(luò)，綠蔭間隔，使人莫測深淺。

　　山莊內(nèi)的園林，集山水亭閣于一體，聚淡泊風(fēng)雅于一身，以榮秀奇險四種格調(diào)造景布局，以一泓清水引帶，一葉扁舟牽動而貫通各方。人工乎，盡得自然；天成乎，皆出匠心。充分體現(xiàn)了余有丁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

　　五柳山莊可謂東錢湖畔的大觀園，在近百畝的園地里，因地制宜，因景設(shè)點，成為東錢湖畔的勝景，后因余有丁入閣為相，五柳山莊也被稱為“余相書樓”，成為錢湖十景之一。

　　余有丁任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時，寫過一首《過廣陵懷舊》的詩：

　　三月鶯花壓酒樓，　　依然二十四橋頭。

　　滿城煙雨隋宮夕，　　兩岸帆檣楚水秋。

　　西下龍門憐舊好，　　東歸雀舫試重游。

　　故人落落今無幾，　　搔首江天數(shù)點鷗。

　　在三月鶯花燕語中追憶流水華年和零落無幾的舊友該有多少惆悵和無奈？

　　又如春天將近，雪夜中獨宿官署時有感而發(fā)寫了一首《署中雪夜》：

　　春來雪滿秣陵關(guān)，　　天地探春春自閑。

　　四壁寒光握玉署，　　千門夜色照鐘山。

　　月遲影動簾旌外，　　風(fēng)細聲沉鈴索間。

　　卻憶故山湖色好，　　哪能清夢不飛還。

　　身在官署中，縈回在余有丁腦海中的卻仍是故鄉(xiāng)寧波的山水。

　　五、魂歸故里

　　萬歷十年（1581）六月，大學(xué)士、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病危，病危中的張居正深知他的事業(yè)需要人來繼承，又深知余有丁的學(xué)識才干足以當(dāng)此大任，于是竭誠推薦余有丁。就在張居正去世的前一天，朝廷任命余有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xué)士，參與中樞機務(wù)。明代自洪武后期不設(shè)丞相，內(nèi)閣大學(xué)士成為事實上的宰相，此后余有丁被稱為“余相”。

　　余有丁入閣后，與張四維、申時行同為閣臣，同事之間相互支持，共同輔政，一改嘉靖年間閣臣的傾軋之風(fēng)。張居正去世后，御史丁此呂彈劾兵部員外郎嵇應(yīng)科等人在鄉(xiāng)試、會試中為張居正兒子張嗣修、懋修營私舞弊，爾后又牽涉到內(nèi)閣宰輔申時行、許園等人，雙方僵持之際，余有丁密奏萬歷皇帝，認為為了這樣已經(jīng)過去的事件，導(dǎo)致兩位宰輔堅決不愿任職的狀況是不利于治理國家的。在聽了余有丁的奏言后，萬歷皇帝讓太監(jiān)持親筆信勸慰眾臣，一場行政危機于是化解。

　　萬歷十二年（1584）十一月，寬宏儒雅、淳厚簡樸的余有丁病重去世，享年57歲。為悼念余有丁，朝廷輟朝一日，謚“文敏”。故稱余文敏公。著作有《史匯刊誤》、《子匯》等，后人將其著作合編為《余文敏公集》。

　　余有丁死后歸葬于湖邊的隱學(xué)山中。其莊園與墓地隔湖相對，以其雄奇簡樸的建筑和莊嚴肅穆的氛圍遙相呼應(yīng)。世事滄桑，山河陵替，昔日五柳山莊已了無痕跡，而隱學(xué)山中的余有丁墓歷經(jīng)劫難依然留存。每當(dāng)游人在晨光暮色中遙望那一片湖水時，總會想到華表高聳、墓道莊嚴的余有丁之墓，想到與之隔湖相望的“五柳山莊”。也許，清代詩人忻恕的詩能表達后人對余有丁的追思和懷念。

　　小筑園林息宦情，　　湖山從此結(jié)新盟。

　　曉吟竹葉當(dāng)窗碧，　　午聽茶聲入夢清。

　　子昔山中棲宰相，　　于今洞里訪先生。

　　游人欲問讀書處，　　夜半樓頭月尚明。

大門上的對聯(lián)：“派分昌國，居卜岐陽”，昌國，即舟山；岐陽，即岐山之陽，說明該村的余姓是從從舟山分出來的，在岐山之陽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