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在這一天游子們從四海八方回家過年。不過總有一些人，或者在堅守崗位，或者因為路途遙遠，無法跟親人團聚。

今天要說的就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罪犯。罪犯，特別是死刑犯，本身已經(jīng)失去了自由甚至是面臨律法的制裁，活著對他們可能都是奢侈，更別想著在春節(jié)回家過年了。歷史上，有這么一位開明仁愛的帝王，他體諒死刑犯的苦衷，竟特許他們回家過年，并與他們約定按期回監(jiān)獄報道。

縱囚事件

貞觀六年十二月末，唐太宗李世民在視察關押死刑犯的監(jiān)獄時，想到春節(jié)將至，而這些犯人卻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團聚，不覺心生憐憫，下令把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釋放回家，但規(guī)定他們明年秋天必須自行返回長安就刑。

李世民的這個決定引起了在場官員的議論，他們覺得這些死刑犯肯定會有去無回，怎么會自動回來受死。在李世民的堅持下，共計釋放了三百九十個死刑犯。

相信在等待罪犯歸來的期間，李世民與眾臣一樣心存忐忑。如果這些死刑犯真的一去不返，就會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和司法部門的工作壓力。

然而，奇跡的事情發(fā)生了。

貞觀七年九月，三百九十個死囚在無人監(jiān)督、無人押送的情況下，全部歸還?！顿Y治通鑒》記載：“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李世民知道后欣慰地笑了，并當天下令將這三百九十個死囚全部釋放。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李世民“縱囚事件”。

“縱囚事件”是一件很了不起，很不可思議的事情。他不僅僅體現(xiàn)了李世民仁政愛民的悲憫之心，更是貞觀時期“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法治精神的充分體現(xiàn)。

“縱囚事件”成為貞觀時期的政治佳話，不過，也有許多后人對此事持有異議。北宋的歐陽修就專門寫了一篇《縱囚論》進行抨擊。歐陽修認為縱囚事件純粹是李世民在沽名釣譽、嘩眾取寵?？v囚也許有李世民沽名釣譽的嫌疑，不過貞觀時期對法治建設的推進確是有目共睹的。

皇權讓位于法權

李世民采納魏征“專尚仁義，慎刑恤典”的建議，在“德主刑輔”的原則下，積十年之功，制定了一部嚴密而完備的《貞觀律》?！敦懹^律》和唐高宗時期頒布的《永徽律疏》是我國法律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確立了古代刑法的規(guī)范，影響遍及亞洲各國乃至全世界。

在我國封建專制體制下，法律一直處于比較尷尬的地位。因為還有皇帝凌駕于法律之上，皇權大于法權?！豆茏印酚性疲骸吧ㄕ撸?；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敝煸罢f的就更露骨了：“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

對于皇權與法權，李世民有一句名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李世民與其他帝王的觀念不同，他沒有把法律作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承認并尊重法律的獨立性。李世民不僅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

貞觀元年，就發(fā)生了一起法權與皇權的沖突。一個叫“柳雄”的人冒領恩蔭成了這一事件的導火索。唐朝立國之初，為了照顧戰(zhàn)死沙場的官兵，出臺了照顧烈士后人的恩蔭政策，讓這些后人承襲先人官爵。恩蔭政策誘發(fā)了不少人渾水摸魚，偽造冒領軍功。為了懲治這種劣行，李世民下詔對詐冒恩蔭政策的人一律處以死罪，可按當時的律法此罪最多只能判為流放。時任大理寺少卿的戴胄堅持柳雄依律流放，這樣就與李世民的詔令相沖突。在戴胄的據(jù)理力爭下柳雄依律流放，李世民向律法妥協(xié)，維持了法律的公信力。在這件事上，李世民體現(xiàn)了一個古代君主難能可貴的品質(zhì)，在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實屬罕見。

寬仁慎刑，死刑復核

貞觀時期的法治以“寬仁慎刑”為理念，嚴格執(zhí)行死刑復核制度。貞觀元年，李世民依據(jù)“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的思想，以詔令形式對“死刑復核”做出來嚴格規(guī)定：“古者斷獄，必訊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議刑”的死刑復核制度。死刑復核制度之后，李世民又推出了“五覆奏”制度，即“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以確保司法公正，避免濫殺無辜。

李世民還在貞觀元年廢除了五十多種絞刑條款，之后又將九十二種死刑罪名降格為流刑，七十一種流刑降為徒刑。到貞觀四年，唐朝就出現(xiàn)了“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勢。

李世民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嚴格執(zhí)法時又能兼顧人情，所以才會出現(xiàn)“縱囚回家過年”的驚人之舉。“縱囚事件”李世民就是想告訴世人：刑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既然死囚們能夠按期歸還，說明他們有著改過自新、棄惡從善的決心和行動，李世民大膽將其釋放也就不足為怪了。

參考文獻《大唐興亡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