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甲進士是明代科舉功名群體中級別最高的一層，擁有的多寡成為衡量一個地區(qū)科舉實力的最鮮明標志。一個地區(qū)出了多少閣臣，也是衡量當?shù)厝瞬攀送景l(fā)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標志。二者的構(gòu)成狀況及其變化，自然成為反映當時社會流動狀況的最具代表性的指標。

　　“明代福建鼎甲進士和閣臣都保持了較高的社會流動率，來自上三代直系親屬皆為社會中下層家庭者占了兩者的絕大部分。”福建師范大學(xué)社會歷史學(xué)院教授郭培貴認為，這無疑是科舉制度和明代選官空前的“形式公平”帶來的結(jié)果。

　　殿試成績優(yōu)于會試

　　鼎甲進士又稱一甲進士，即明代殿試后產(chǎn)生的前三名，分別稱狀元、榜眼和探花，這一固定稱謂亦自明初始。

　　終明一代，共舉行89次殿試，鼎甲進士總數(shù)應(yīng)為267名。福建士子共在其中26榜分別考中狀元11名（福州府6名，興化府莆田縣2名，建寧府、漳州府、泉州府各1名）、榜眼12名、探花10名，所成鼎甲進士群體共為33名，占全國總數(shù)的12.36%，位列南直隸、江西、浙江之后，排在全國第四位，比福建進士數(shù)在全國排名第五提前了一位。郭培貴認為，這說明“福建士子在殿試中總體上比會試具有更強的競爭力”。

　　洪武、永樂、宣德三朝是福建收獲鼎甲進士的黃金期，從洪武四年（1371）至宣德八年（1433）共62年間的19次殿試中，福建共考出18名，占明代福建鼎甲進士總數(shù)的54.55%。而自正統(tǒng)至明亡200多年間的70次殿試中，福建僅考出15名；在正統(tǒng)、天順、弘治、天啟、崇禎5朝，鼎甲進士竟然全是空白，僅萬歷年間主要由于泉州府科舉的興盛而有所起色。

　　福州、泉州、興化、漳州等東部沿海4府的鼎甲進士共有29名，占了全省總數(shù)的87.87%，與明代福建各府的經(jīng)濟、人口、文化、教育的發(fā)展水平大致相當。尤其是有1/3的福建鼎甲進士出自福州府，而出自此地的狀元更占了全省狀元的54.55%，充分彰顯了閩都在文化上的優(yōu)勢。

　　興化府的6名鼎甲進士全部出自莆田縣，這是與莆田作為明代擁有進士人數(shù)最多的縣份的地位相適應(yīng)的；又全部產(chǎn)生于嘉靖之前，則反映了莆田嘉靖年間因慘遭倭寇荼毒而致科舉實力在明后期明顯走向衰弱的事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泉州府的8名鼎甲進士全部出自隆慶、萬歷時期，顯示泉州科舉一時之盛。

　　布衣之后占了半數(shù)

　　在明代福建鼎甲進士中，郭培貴查到有上三代直系親屬出身史料的有22人。他認為，以這22人（占總數(shù)的66.67%）為考察標本，庶可大致反映明代福建鼎甲進士社會流動的基本狀況。

　　流動幅度最大的是出身于上三代直系親屬皆為平民家庭的鼎甲進士，此類有11人，占統(tǒng)計總數(shù)的50%。根據(jù)掌握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對比，郭培貴認為“明代福建鼎甲進士最大幅度社會流動的廣度要大于明代進士的平均水平”。

　　另有9人應(yīng)屬社會地位不算高的階層出身，即其上三代直系親屬中僅擁有低級功名或低級官職，或僅有贈官、捐官，或為前朝中級官員。該類鼎甲進士占了統(tǒng)計總數(shù)的40.91%，仍屬上升幅度較大的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幅度小的僅有兩人，一是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科榜眼史繼偕（泉州府），父為進士、高官（湖廣右布政使從二品）；二是萬歷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狀元莊際昌（泉州府），出身于曾祖為進士和中級官員（按察僉事正五品）、父為舉人的家庭?！斑@兩人都是明后期人，從一個側(cè)面說明這個時期福建鼎甲進士社會流動廣度的收窄或速度的放緩。”郭培貴說，這與福建乃至全國進士的社會流動變遷趨向應(yīng)是一致的。

　　“語言難曉”難入閣？

　　閣臣是在明成祖即位后出現(xiàn)的，主要輔助皇帝決策的近臣，仁宗、宣宗之后“累加至三孤”，地位實居“七卿”之上，成為文官之首。

　　明代福建共產(chǎn)生11位閣臣，僅占明代“實任閣臣”總數(shù)（161名）的6.83%，擁有閣臣數(shù)排在南直、北直、浙江、江西、山東、湖廣之后。與福建科舉大省地位相比，郭培貴認為這個比率偏小，排名也是偏后的。

　　宣德之后，福建高科名者不僅罕有入閣者，而且罕有升至部院長官者。萬歷年初，王世貞就已注意到這一現(xiàn)象，說“福建自開科，至宣德間，最多高第，以后寥寥矣，然少顯貴者”，并專門當作“奇事”記述于《弇山堂別集》。

　　至于閩人為什么長期不能入閣，張廷玉《明史》解釋說，“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后，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

　　是“語言難曉”嗎？“原因似非《明史》所言如此簡單，尚有探討余地。”郭培貴說，自萬歷三十五年（1607）至崇禎十五年（1642），35年間福建相繼有9人入閣，占了福建閣臣總數(shù)的81.82%，莫非他們都克服了語言障礙？或僅因克服了語言障礙就能入閣？

　　空前的“形式公平”

　　明初的兩位閣臣，陳山（延平府）為舉人出身，楊榮（建寧府）雖是進士出身，但僅是二甲第三名，而萬歷年后的9位閣臣（7名出自泉州府）則都擁有顯赫的功名，2人為榜眼，2人為探花，5人為庶吉士。

　　“這自然是當時選官極重出身資格的結(jié)果，同時也顯示明代選官在‘形式公平’上達到了空前之高的水平。”郭培貴認為，一般而言，功名越高，選官級別越高。閣臣既然在事實上居于“七卿”之上，那么出任閣臣的出身功名自然也應(yīng)高于普通進士。

　　泉州府在35年間居然出了7位閣臣，幾近奇跡，又都是在明朝處于內(nèi)憂外患、風(fēng)雨飄搖的背景下入閣的，也使人不得不驚嘆于歷史的吊詭。

　　11位閣臣中，郭培貴僅查到9位閣臣的上三代家庭出身史料，社會地位都是“由低向高流動的，只是流動的幅度各有不同”。史繼偕、蔣德璟（泉州府）2人算是“官二代”，上三代直系親屬中有考取進士功名和任高級官職的，屬流動幅度最小的，如蔣德璟其父光彥進士出身，官至廣東布政司參議，屬四品以上。

　　而楊榮、李廷機（泉州府）、楊景辰（泉州府）3人，都是出身于上三代直系親屬皆為平民，沒有任何功名和官職的家庭，由平民升至閣臣，在既有統(tǒng)治秩序下，可謂實現(xiàn)了最大幅度的由低向高的社會流動。

　　“保持一定的流動率和選官上的‘形式公平’，無疑是保證社會平穩(wěn)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唯一條件?！惫噘F說，明朝滅亡的事實又昭示世人：社會是一個由眾多方面構(gòu)成的有機整體，哪個方面出現(xiàn)了問題都會導(dǎo)致社會的動蕩乃至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