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長 陳眾議

塞萬提斯命途多舛、一生寥落。長篇小說《堂吉訶德》（1605年）便是他在獄中構思，并在上有妓院、下有賭場的廉租房中創(chuàng)作的。而且問世后雖引起轟動卻并未給作者帶來好運。時人在嘲笑堂吉訶德的同時，也輕視塞萬提斯的才華。

那時，龐大的封建帝國和新興的市民社會（早期資本主義）在16世紀的西班牙充滿矛盾地并存著。作為時代的反映，西班牙文壇思潮奔涌，其中最主要的兩個極端是陽春白雪的巴洛克詩潮和下里巴人的流浪漢小說。

這一切都決定了塞萬提斯的矛盾與復雜。他以歌頌女王的十四行詩步入文壇，雖萬般努力卻終不能躋身于宮廷詩人的行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借小說聊以自慰。當時，小說作為一個新興的體裁尚未得到上流社會的承認，處在巴洛克鼎盛時期的詩歌界和戲劇界大都視小說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藝術?！短眉X德》　恰是一部“不倫不類”、“無典可循”的“反騎士小說”。

小說開宗明義，要把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掃除干凈，這更引發(fā)了文壇同行對他的輕視。因為，特蘭托教務會議之后，騎士小說成了“地下文學”、“過街老鼠”，有人便想當然地認為塞萬提斯是在投機取巧。文壇泰斗洛佩·德·維加曾鄙夷地說：“沒有比塞萬提斯更糟的詩人，沒有比《堂吉訶德》更傻的小說。”

然而，小說本來就是市民文化的產(chǎn)物，生活是它的血肉，自由是它的風骨。他借題發(fā)揮，放筆寫去，海闊天空，一無拘束，自然而然地達到諷刺現(xiàn)實社會的目的。

譬如，堂吉訶德從命名、受封、比武到向貴夫人獻殷勤，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古代騎士的有關儀式進行的，戲擬得惟妙惟肖。受封儀式原本是非常莊嚴的，受封騎士必得經(jīng)過懺悔、齋戒、沐浴、守盔護甲等十分嚴格的宗教儀式，但是小說中的受封儀式卻是在馬棚里進行的，授封的也不是神職人員，而是一個江湖騙子、客店老板。他手里捧的不是《圣經(jīng)》，而是供給騾夫草料的記賬簿。為堂吉訶德掛劍的更非公主，而是妓女。堂吉訶德還把風車當巨人，把羊群當敵人。在鬧出一連串笑話的同時，他又是那么虔信真理和正義，并與天生敦厚又不乏狡黠的桑丘構成了一對極其豐富多維、類似于我國相聲逗捧的完美組合。

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堂吉訶德》　在17世紀西班牙讀者眼中只不過是“三流作家”的搞笑鬧劇。

最先發(fā)現(xiàn)《堂吉訶德》并使它“花香墻外”的是法國作家斯卡龍和圣埃弗勒蒙。

18世紀，隨著小說地位的提升和人文主義思想的發(fā)展，《堂吉訶德》在英國成為經(jīng)典。亨利·菲爾丁和薩繆爾·約翰遜認為堂吉訶德不僅可笑，而且可敬。他們的觀點使滑稽和崇高這一對矛盾的美學概念在堂吉訶德身上獲得統(tǒng)一。

19世紀，詩人拜倫進一步揭示了這部作品的價值，認為作品體現(xiàn)了理想和現(xiàn)實的矛盾：即讓過去回到現(xiàn)實，或者讓未來提前實現(xiàn)。這也是塞萬提斯的原話。而塞萬提斯的偉大就在于他充滿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訶德的悲劇命運。

德國詩人海涅幾乎和拜倫同時看到了這一點。在1837年的德文版《〈堂吉訶德〉序言》里，海涅認為塞萬提斯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小說并把《堂吉訶德》提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度，他除了肯定堂吉訶德的崇高與滑稽，還說“當高貴騎士的高尚品格僅僅贏得了以怨報德的棍棒時，我只知流出痛苦的眼淚”。

海涅甚至認為“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tǒng)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chuàng)作中分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此外，歌德、司各特、雨果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等都曾高度贊揚《堂吉訶德》。

20世紀，在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諸如“虛構與真實”、“敘事方法”與“元小說”等問題的討論中，《堂吉訶德》不斷獲得新生，以至于在2002年由瑞典學院等有關機構舉辦的、54個國家和地區(qū)百余位作家和文化名人參加的“人類偉大作品”的評選活動中，以壓倒多數(shù)的選票名列第一。

最早將《堂吉訶德》介紹到中國來的是周氏兄弟，即魯迅和周作人，他們于20世紀初在日本接觸到了這部作品。周作人在一本叫做　《歐洲文學史》（1918年）的教材里幾乎一步走完了3個世紀的解讀，說塞萬提斯“以此書為刺，揭示人以舊思想之難行于新時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時之諷刺，至今或失色澤，而人生永久之問題，并寄于此，故其書亦永久如新，不以時地變其價值。書中所記，以平庸實在之背景，演勇壯虛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與實際生活之抵觸，亦即人間向上精進之心，與現(xiàn)實俗世之沖突也。堂吉訶德后時而失敗，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現(xiàn)時而失敗者，其精神固皆堂吉訶德也，此可深長思者也”。

魯迅的阿Q被認為頗有堂吉訶德的影子，盡管前者不具備后者的崇高。魯迅曾于1928年約請郁達夫?qū)⑼栏衲虻摹豆防滋睾吞眉X德》從德文轉(zhuǎn)譯過來，發(fā)表在他們合編的《奔流》創(chuàng)刊號上。魯迅還在“編校后記”中把堂吉訶德精神概括為“專憑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則“一生冥想，懷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

而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這時正攻擊魯迅為中國的堂吉訶德先生。上世紀30年代，魯迅還和瞿秋白一道（前者從德文，后者從俄文）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魯迅在“后記”中說，“吉訶德的立志去打太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錯誤，錯誤是他的打法，因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而且是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魯迅還說，“后來又有人和這些專憑理想的堂吉訶德式相對，稱看定現(xiàn)實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為‘馬克思式’”。1978年，楊絳先生首次從原文譯出《堂吉訶德》，而且她所依據(jù)的馬林校勘本是國際公認的權威版本。

20世紀80年代以降，由于中國社會逐步進入了商品經(jīng)濟和市場經(jīng)濟時代，物質(zhì)主義的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精神的錯位、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訶德又一次成為人文學者關注的對象。二十余個譯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繼問世，從而使《堂吉訶德》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畫餅”。

人人皆有英雄夢，《堂吉訶德》　的主人公阿隆索·吉哈諾（堂吉訶德原名）沉溺于騎士小說，結果把自己打扮成扶貧助弱的騎士，橫槍躍馬殺將出去，上演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但是，那何嘗不是塞萬提斯的英雄夢？或者他的夢中之夢？歸根結底，阿隆索·吉哈諾是個塞萬提斯式的“好人”、“善人”，一輩子時運不濟，卻充滿幻想。

西方文學史中充滿了廣義的變形。荷馬史詩中至高無上的宙斯經(jīng)常搖身一變，以掩人耳目。譬如他化作金牛騙取了歐羅巴，而這正是被塞萬提斯譽為“天才”的西班牙詩人貢戈拉在其代表作《孤獨》中開篇的內(nèi)容。古羅馬時期又有奧維德的《變形記》。中世紀的宗教文學更是神奇充斥，以至于后來的哥特式小說借此奇幻、玄幻和魔幻了一番。

《堂吉訶德》是否如作品所言的那樣，是從阿拉伯語翻譯的？這當然是戲言，但塞萬提斯顯然含蓄地表達了他對阿拉伯人的敬意。事實上，自公元8世紀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至1492年最后的堡壘格拉納達陷落（是年哥倫布替西班牙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阿拉伯人不僅因“百年翻譯運動”為西方接續(xù)了希臘羅馬文明的香火，而且?guī)砹税ㄎ覈八拇蟀l(fā)明”在內(nèi)的東方文明成果；其文學更是一掃中世紀歐洲的沉悶，在詩歌、小說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

如今，我們在這里祭奠塞萬提斯，也是為了紀念所有為人類創(chuàng)造美好形象的作家、藝術家們，是他們用“無用之用”為人類精神長河提供了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