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中下游兩大新石器文化上的統(tǒng)一及炎黃諸部落集團的融合，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它們發(fā)源與興起的地區(qū)雖然不同，祖先傳說各異，而三族文化特征大體相同；它們勃興與建國，不斷交遞，到西周已融為一體。

周人以少數(shù)人群入主中原，統(tǒng)治范圍包括今黃河、長江流域和東北、華北的大部地區(qū)。為有效控制四方領土，周人以姓、氏、宗、族建禮法制度，分封諸侯，經(jīng)幾代征伐，百年磨合，終于將不同姓氏的宗族凝聚在了一起，為后世大漢民族乃至中華民族的產(chǎn)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石。

早在商代，商人為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區(qū)，以法律與王權集中掌握資源，通過婚姻等方法，與各地諸侯國和藩邦建立起了龐大的姓氏宗族關系。姓氏宗族、法律與王權相輔相成，成為商王朝統(tǒng)治四方的有效手段。

當時，姓氏宗族的含義與今天不同，各自具有相應的含義。姓是指同祖的血緣集團；氏則是政治性的單位，同時也是姓的分族；宗是宗法制度下，按祖先祭祀的禮儀特權分級的序列；而族是指在同一旗號下的軍事戰(zhàn)斗單位。在商王朝的王畿以外，是與商王朝保持隸屬、友好或敵對關系的各姓方國。這些方國有30多個，如周方、羌方、鬼方、召方等。他們都有不同的姓氏，周為姬姓、羌為姜姓、鬼為魄姓、召為子姓等，由此可見商的政治勢力，仍以“姓”為國家的基礎，其中再分出若干氏或族。

在立國前周國的地位只是商的附屬，其國家基礎也是以 “姓”為紐帶。周王朝建立后，周人進一步吸收繼承了商王朝文化，發(fā)展了商人的姓氏宗族制度。這就促使在西周時期，姬姓周人與子姓殷人的交融在各姓部族中首當其沖。

西周立國，周人為了能控制殷商遺民，容忍了商王室的殘余勢力繼續(xù)存在。如武庚授封和后來周公封微子于宋等史實，都是在周商兩姓相互融合這一社會背景下出現(xiàn)的。

武庚策反“三監(jiān)”叛亂與周公的東伐，則是在大融合背景下姬姓與子姓兩姓宗室矛盾的突出表現(xiàn)。周公為徹底解除殷商友邦與其他方國勢力對西周王朝的威脅，對外征伐的戰(zhàn)線拉得很長：北到梁山，南到淮上，由殷商王畿往東，張開成一個扇形，包含今山東及其南北鄰近地區(qū)。

戰(zhàn)事過后，周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充實周王國的凝聚性。具體方略包括建立了東都成周和分封了大批姬姓與姜姓諸侯，使姬姜兩姓的宗族控制了全國的戰(zhàn)略要地，為周王朝的長治久安打下了穩(wěn)固的基礎。

經(jīng)過周公一番調整，周人與東土的各姓部族迅速糅合成為一個文化政治體系，逐漸形成了一個國族——華夏族。殷商時期，殷人只是自稱為大邑，卻沒有“華夏”觀念。而經(jīng)過周人的軍事與政治策略，周王朝內的各封國都自號華夏，成為了當時中華大地上的主干民族。

在西周時期，周朝所控制的核心地區(qū)居住的是漸漸融為一體的周商子民。而在周王朝統(tǒng)治的邊緣地區(qū)，周人與其他若干古老的族群相互影響，描繪出另外一幅交融并合的畫面。

西周時期的古代族群一族群是姬姓、姜姓和子姓，所代表的是商周交融的族群，是華夏文明的主干。另一族群多生活在當時周王朝統(tǒng)治的邊緣地區(qū)，如己姓、董姓、彭姓等都屬于這一類，其中有些應是祝融的后裔，有些屬于徐偃集團，有些則是夏人后代。再加上南方的吳越與北方的戎狄，眾多姓氏聚合在一起，構成了環(huán)繞西周四方的各姓方國。

不同的姓氏代表著不同的文化傳承。商、周文化主要源自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己、董、彭等八姓的文化多系出祝融集團所代表的屈家?guī)X文化圈。嬴、偃、盈諸姓的徐偃集團相當于是在大汶口文化下發(fā)展起來的東方沿海文化圈。夏后代，姒、弋諸姓秉承的是光社文化一系。至于南方的吳越與北方的戎狄，其一是代表長江下游河姆渡以至良渚的文化系列，另一個則屬草原文化。

西周以姓氏宗族為紐帶，結束了商王朝時期原始小邦林立的現(xiàn)象，是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凝聚共生的關鍵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華民族的雛形赫然呈現(xiàn)，可以說，沒有西周，就沒有以后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