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一般認為這是我國近代史的開端。這是一部屈辱曲折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的自救史。在這段歷史中，發(fā)生了一件被后來大眾所熟悉的奇案——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

清代大新聞，滿清唯一總督被刺案

刺馬案發(fā)生在同治九年，時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被人刺殺，當時震驚朝廷，舉國關(guān)注。那一天正是一年一度總督閱射的日子，十分熱鬧。

閱射完畢，馬新貽步行回總督官署。當他走到署衙門口時，已有一個面目憎戾難看、毫無血氣的人等候多時。這個人一邊咕噥著“冤枉”，一邊悄然靠近馬新貽，然后暴起拔出匕首刺入馬新貽的右肋。刺殺完刺客并不逃走，高喊：“我就是刺客張文祥！”

馬新貽次日即亡，墓志銘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 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jīng)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巳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清代時總督是總管一方軍政的官職，且兩江總督在封疆大吏中地位靠前，官至從一品，兩江總督被刺關(guān)系重大。江寧府初審時，犯人只說自己是河南人，名叫張汶祥，問及其他便閃爍其詞。

“刺馬案”其中一個奇特的地方就是，刺客被抓后哪怕連累兒子被凌遲處死，也不肯說出刺殺馬新貽的真實緣由。

犯人寧死不說主使，奇案眾說紛紜

后來的審問中，犯人口供不斷自我推翻，總之不能審問出刺殺真相。其實在“刺馬案”發(fā)生當日有一個不尋常的情況——閱射時兩江總督本不需與民眾近距離接觸的，但當日的民眾熱情異常，人數(shù)也比往常多很多，很快人們沖破了柵欄進入校場。

馬新貽和在場官吏無法理會，便允許了民眾臨時入場，才給了張汶祥趁亂刺殺的機會。本來兩江總督威風(fēng)不同尋常，出入都有護衛(wèi)隨行，張汶祥一介武夫怕是連靠近都很難。當日的民眾確實給了張汶祥很大助力。

圍繞著民眾突入校場這一情況，滿清朝廷方面也未能深入調(diào)查了解。時過境遷，滿清不能細究真相，今人亦不知滿清當時調(diào)查的細節(jié)。清政府草草了案，似乎在隱瞞什么，或許真的隱瞞了什么，她們的行為卻暴露出了清政府的另一面目：中央朝廷在不斷失勢而民族意識正在覺醒。

“刺馬案”的民間傳聞很多指向了馬、張有私人感情糾葛，“刺馬案”乃情殺案。但這些說法彼此矛盾，要么馬強占了張的妻子，要么馬強占了張的弟兄的妻子，要么張的妻子被他人強占，張卻刺殺了兩江總督馬新貽，等等。

曾國藩與慈禧的權(quán)力角斗場

張汶祥曾在審問中說：“養(yǎng)兵千日”。對此，慈禧派往參與審理的曾國藩認為張汶祥背后還有黑手，轉(zhuǎn)而詢問其他審理官員的意見。官員們面面相覷，既不主張對張汶祥施加重刑，也不再追究真相。

最后審理的結(jié)果認定，張汶祥乃太平軍余孽，因私人過節(jié)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馬新貽被滿清朝廷下令厚葬，但在民間普遍認為張汶祥才是英雄義士。

細究起來，前后兩任兩江總督都與“刺馬案”關(guān)聯(lián)：現(xiàn)任總督馬新貽是本案被害人，而審理人正是前任總督曾國藩。曾國藩是湘軍領(lǐng)袖，平定完太平軍后被調(diào)往直隸總督。

案件發(fā)生時，曾國藩已位極人臣。他手中既有清朝軍隊中最有戰(zhàn)斗力、最富有的湘軍，也有遍布朝野內(nèi)外的強大政治勢力。有人建議曾國藩直接自立，抗衡朝廷。但曾國藩拒絕了，“刺馬案”后不久，曾國藩便告老還鄉(xiāng)，湘軍也隨之消解。

比起曾國藩，馬新貽的能力可謂平庸。馬新貽被安插到兩江一帶是中央朝廷的權(quán)謀之術(shù)也不一定。當時兩江一帶是湘軍的勢力范圍，政府中上上下下都是湘軍的人，馬新貽即使想在此調(diào)查湘軍也查不出名堂的?；蛟S正是馬新貽任上做了某些遏制湘軍發(fā)展的舉措，才導(dǎo)致殺身之禍。

這樣，“刺馬案”成為曾國藩與慈禧的權(quán)力角斗場，兩個時代的無名氏被推上了歷史的舞臺。于是，張汶祥成了湘軍勢力的代表，哪怕被刺殺的是清朝的一品大員，慈禧也無法對于真兇采取手段。

這樣的推論正迎合了最多人的心理預(yù)期，畢竟清末時局動蕩，洋人、滿人、漢人各方勢力在中國國土上相互角逐，在這樣的時代里人們更想要一位領(lǐng)袖帶領(lǐng)國人走出困境，漢人中最有權(quán)勢的曾國藩被抱有極大幻想。

朝廷上下對案件含糊其辭，便是“刺馬案”最奇的地方：從清軍入關(guān)要求漢人剃發(fā)易服，到如今兩江總督被刺草草了案，有一種趨勢在改變著一切，改變著人們。舊勢力中既存在斗爭又相互掩護，他們極力躲避真相和現(xiàn)實，只想在醉生夢死中繼續(xù)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