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書

——歷代文人與成都之杜甫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陽春的一天，在天府之國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一位身材瘦長，皮膚黑黝，面容清癯的老人，邁著滯重的腳步，行走在泥濘起伏的小徑上。

他就是唐代著名詩人杜甫。自從“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杜甫全家一直流離失所，過著朝不保夕、食不甘味的流浪生活。直到千里遠徙至成都，才總算安頓下來。在嚴武等蜀中好友的幫助下，找到了方可安生的落腳點。浣花溪畔的那座低矮的茅舍，便是他和全家人的臨時寓所。茅舍旁邊，住著一個名叫黃四娘的鄰居，雖然彼此還沒有過多的交往，但從女鄰居和善的笑容里，他看到了久違的善良與真誠。行走在百花爭艷的小路上，久久壓抑的詩情從詩人胸中火山般迸發(fā)：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杜甫祖籍湖北襄陽，唐玄宗壬子八年（公元712年）二月十二日出生在河南鞏縣的瑤灣村（今河南鞏縣）。杜甫是晉代名將杜預的第十三代子孫。杜預是京兆杜陵人，不僅精通政治、經濟、天文、律法、算術等各種具體學問，還精通軍事戰(zhàn)略。同時，杜預又是一個學者型的官宦，文字功夫頗深。這樣一位集大成于一身且位至臺輔的遠祖，完美地體現了杜甫心目中“奉儒守官”的理想境界。

杜審言，也就是杜甫的祖父，雖然沒有像杜預那樣位至臺輔，在功名事業(yè)上作出一番過人的功績，但其文采風流，名噪一時，曾得到過一代女皇武則天的賞識，是武則天時代相當有名的文人。

與以上兩位對杜甫影響至深的先祖相比，杜甫的父親似乎已經有些維系不住這種輝煌的家聲了。杜甫的父親名叫杜閑，曾作過朝議大夫、兗州司馬，官至奉天縣令（今陜西乾縣）。

杜甫的母親崔氏雖然出身于清河望族，但在杜甫年幼時便已去世，甚至連名字都湮沒了。由于幼年喪母，父親又在外地做官，杜甫很小便被寄養(yǎng)在東都洛陽的二姑母家。史書記載，杜甫性格急躁褊狹，比較固執(zhí)，這可能正是由于他童年時期失卻母愛所致。幸好他在早期教育中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挽救了他的心靈，讓他沒有因此失卻對人的親善之情和對天下蒼生的關懷。

杜甫啟蒙得早，除經史著作外，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曹植、陶淵明、謝靈運等人的作品他都喜歡讀，《詩經》《楚辭》《文選》等更是他的珍愛。少年時代長時間住在洛陽。洛陽的文化風物也熏陶感染著他，使他從小就耳聞目睹了許多盛事風華。

弱冠之年，杜甫義無反顧離開溫暖的家，開始漫游天下。杜甫25歲時登泰山，寫下了傳世佳作：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杜甫到長安，原本作了兩手準備，一是參加朝廷考試，二是結交達官貴人，雙管齊下，企圖很快受到朝廷重用。

天寶六年（公元747年），杜甫只好參加朝廷科舉考試。遺憾的是，唐代科舉史上最荒唐的一次考試，竟然讓他碰上了。杜甫科舉考試不中，集賢院的興奮曇花一現，他開始陷入巨大的苦悶。

40歲出頭的杜甫，總算獲得一個職位：兵曹參軍，從八品小官，專門保管軍用倉庫的鑰匙。這個職位的好處是有點俸祿可以養(yǎng)家糊口。他可以過著門前喝酒，倉庫里讀書，恬淡卻相對自在的小日子。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秋末，有些閑散的杜甫請長假，赴奉先探親。長途跋涉歸心似箭，漫天飛雪中，杜甫一臉疲憊地奔回家中，剛進柴門卻聽見妻子撕心裂肺的哀嚎聲：他最小的兒子剛剛餓死。楊氏肝腸寸斷，杜甫老淚縱橫。自此，杜甫揭示人間苦難的詩作一發(fā)而不可收，最終演繹成為中國詩壇驚天地泣鬼神的“詩史”。

他的憂思也正當其時：天下大亂已然拉開帷幕，大唐節(jié)度使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附近）起兵反唐，二十萬鐵騎橫戈殺向洛陽和長安。大唐帝國自此繁華不再，陷入空前慘烈的戰(zhàn)亂時期。

安祿山和部將史思明發(fā)動的“安史之亂”，使大唐這架已經銹跡斑斑的機器頓時運轉失靈。杜甫如喪家之犬，四處逃奔。唐軍在名將郭子儀的帶領下，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總算穩(wěn)定了朝廷局勢。

杜甫身為政府“官員”，本應以國家大局為重，可是他的眼睛，怎么也無法忽視民間的苦難。從新安到潼關的路上，杜甫在他投宿的百姓家中，親眼目睹了一幕官軍深夜捉人的場景，更是觸目驚心，于是他寫下悲憫千古的詩作《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zhàn)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

太陽出來，太陽落下，杜甫從一個村落走到另一個村落。觸目處處，驚心動魄。房舍凋零，民不聊生。詩人憔悴，徒喚奈何？他飽含熱淚一路走一路寫，一路傷心欲絕，又相繼寫下了《新安吏》《潼關吏》和《新婚別》《生死別》《垂老別》等反映民間疾苦的系列詩作，史稱“三吏”、“三別”。

“三吏”、“三別”，就像一條滿載中原大地人民苦難的漫漫長河，將杜甫悲天憫人的愁苦無限地擴展開來，其苦難與悲憫直逼千百年來每一個良知者的靈魂。

杜甫從河南走到陜西，人世間的苦難盡收眼底。他沒有料到，自己也即將開始一生中最為遙遠的大遷徙。

經過長達半年的旅途奔波，公元759年，杜甫一家終于來到了天府之國成都，在一彎清溪流淌的浣花溪畔，選中了一棵樹齡高達200年的楠樹為依托卜居筑宅。于是，便有了“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的草堂落成。草堂東邊有清澈見底的浣花溪，南邊有紅蓮放香的百花潭，西邊可以遠眺山巔終年積雪的西嶺雪山。一條波光閃爍的河流從門前流過，這就是杜甫詩中多次提到的浣花溪。

此后一年多時間，杜甫的生活是閑適的，心情是平靜的。在風和日麗的季節(jié)，他常常捧著一卷書，在樹蔭下，吟一會，寫一會，然后傾聽燕子的絮語，翠竹的和鳴。他也經常拄著一根藤杖，走到溪邊江畔，看出水的紅蓮，逐浪的白鷗，漁人的網罟，客商的大船。他熱愛大自然，不管是飛鳥的輕盈，蝴蝶的翩躚，野花的幽香，他都喜歡。他的朋友也慢慢多了起來，詩人、文人、畫家、隱士、僧侶，但最多的還是那些田父、野老、花農，以及左鄰右舍。

杜甫對蜀中安寧怡然的生活特別爽心，盡管房舍建得十分簡陋，連蓋房的材料都是用茅草為主搭建的，但他已感覺到家的許多溫馨。

當他看見在自己親手修建的茅舍中，妻子和兒女們笑逐顏開，揮毫寫下詩作《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在詩中，他把草堂描繪得漂亮潔凈，窗明幾凈，并流露出舉家就此長住，不再四海漂泊的意愿。

唐時的浣花溪，尚在錦官城外，溪闊數丈，波光粼粼，清澈如鏡，曲曲彎彎自西向東。一年四季碧水長流，春夏時節(jié)水位升高，還可以撐船放舟。成都自古是西南交通樞紐，文化遺產頗多，杜甫亦多有游歷。萬里橋、青城山、都江堰……都曾留下他流連的足跡。杜甫一直崇拜三國時期的蜀國丞相諸葛亮，在一個春風和煦的日子，他來到成都南郊武侯祠瞻仰諸葛武侯風采，寫下抒發(fā)曠世胸懷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鵬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成都平原潮濕的氣候和喜怒無常的暴雨，讓杜甫的草堂時常處于風雨飄搖中。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秋風怒號、暴雨傾盆，百年楠樹被狂風吹倒，草堂頓時成為風雨飄搖的危房，全家老少頃刻間都暴露在風雨中：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

下者飄轉沉塘坳……

草屋被吹倒后，杜甫急得捶胸頓足，卻毫無辦法。他夜不能寐，感想自己幾十年來顛沛流離的所見所聞，看看自己曇花一現的安定生活，寫下了錐心泣血的千古名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再也無法忍受壓抑在心中的無限悲憤，發(fā)出了悲天憫人的絕世呼喊：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甫發(fā)出的悲憫之聲絕非偶然。自從“安史之亂”爆發(fā)后，詩人一直流離失所，無所歸依。直到千里奔波進入相對安寧的成都平原，生活才逐漸有點起色。然而，老天居然不給他安定生活的機會，連最后的希望也要破滅。這吶喊聲，穿越千年的時空，在天府成都久久回蕩，在華夏大地浩浩飄揚……

第二年春天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草堂被修葺一新，杜甫的心情變得稍稍好些。他在寫給嚴武的詩作中，把自己幾年奔走的事實總結為：“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p>

回到成都不久，杜甫接二連三得到不幸的消息：他的至交好友高適去世了，杜甫的心情郁悶至極。他連夜寫下懷念高適的詩作：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

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

此后，杜甫一直在梓州鹽亭縣、綿州、漢州（今四川廣漢市）和閬州（今四川閬州市）等地流寓，持續(xù)近兩年?；爻啥疾痪?，杜甫登高遠眺，觸目傷懷，寫了《登樓》一詩：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不久，朝中傳來喜訊，大將郭子儀收復洛陽，繼而收復河南、河北。杜甫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欣然寫下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并沒有馬上離開成都，因為再次返蜀任職的好友嚴武執(zhí)意挽留。春天又來了，在相對安定，重獲生機的草堂，杜甫的心情也日趨好轉。房外的翠柳婀娜多姿，樹上的黃鸝深情鳴唱，天空的白鷺排列成行，江中的舟船迎來去往，天府錦城一派生機盎然。杜甫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他忍不住推開久閉的窗戶，正好看見西嶺雪山那千年不變的皚皚雄姿，詩情悄然萌發(fā)：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嚴武突然暴死于成都任上。杜甫失去生活上的最重要支撐，終于不得不離開這塊他生活了6年的沃土。杜甫全家乘坐的小船蕩漾在錦水河中，一次命運難卜的長途跋涉又開始了。

天府成都的寓居生活，是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臻于成熟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他寫下了兩百多首詩作，絕大多數都代表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天府成都的生活豐富并提升了杜甫詩歌的豐厚內涵，杜甫的詩歌也為天府成都留下了千古閃耀的光芒。

大歷四年（公元769年）秋季，杜甫自潭州赴郴州，逆水行舟，途遇洪水困阻，連郴州也去不了，只好回舟北上，船過洞庭，準備到漢陽，然后再回京洛。此時，杜甫早已臥病多日，由于旅途顛簸，已經病入膏肓。到了冬天，一代大詩人杜甫于貧病交加中病死于潭州到岳州的船上，時年59歲。臨死前，杜甫在痛苦中寫下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他最后的這首詩，寫到了自己漂泊一生的困苦以及心酸的政治遭遇，實際上是為自己寫下的祭文。

杜甫雖然沒有生在天府巴蜀，他一生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高峰卻在蜀中，他還為后世留下了“杜甫草堂”這一詩歌文化“圣地”，使巴蜀文化因為他更加燦爛奪目。不難想象，缺少了杜甫的加盟，巴蜀文化的成就絕不會有今天的光芒。杜甫早已與巴蜀文化結合成一體，成為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載體。研究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無法繞過杜甫，研究巴蜀文化發(fā)展史，同樣無法不銘記杜甫這個名字。

當然，詩就是詩，史就是史，“詩史”與“史詩”是炯然不同的。我們在研究杜甫時，絕不可以其詩為史，亦不可以其史示詩。應通過對杜甫“詩史”的研究，弘揚天府文化，繁榮中華文化，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復興！

2014年9月于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