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辭書研究》2019年第2期，今依原稿，體例略改。

一、《切韻》系韻書

陸法言《切韻》（601）原本已經(jīng)亡佚，與之時代最近、內(nèi)容最全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該書存五卷，其中平聲上、下及上聲有闕佚，學(xué)界稱之為《全王》或《王三》（龍宇純1968）。與《切韻》音系最為接近同時又在內(nèi)容上有所擴充的是北宋陳彭年等在大中祥符元年奉敕編定的《廣韻》（1008），也就是“廣切韻”?！稄V韻》跟《切韻》相比，雖然在有些方面也反映出了語音的實際發(fā)展，但總的來說是對后者的承襲。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從高本漢開始便已有將漢語中古音分作早、晚兩期來討論的意識，但嚴格區(qū)分中古時期語音資料的早、晚的做法，似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不多見。一般習(xí)慣上都是混在一起討論，下面介紹相關(guān)韻書材料、涉及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時，也不作嚴格區(qū)分。說到具體的問題時，再做分別。

自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隨著對敦煌出土寫卷的發(fā)現(xiàn)、整理和研究，斯坦因（Stein Auel）、伯希和（Pelliot Paul）等西方學(xué)者公布了一些《切韻》系韻書的殘卷材料，并被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國民圖書館等機構(gòu)收藏，后來又有俄國、日本等國學(xué)者所組成的西北考察團隊劫掠了若干《切韻》殘卷。另有新疆吐魯番所出、德人列考克（Le Coq）所得《切韻》殘片，現(xiàn)藏于柏林普魯士學(xué)士院（周祖謨1983a：1）。

音韻學(xué)界常常提到的用以探討早期中古音的韻書材料，除了上述的《王三》，其他還有：

（一）北京故宮博物院舊藏、裴務(wù)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即習(xí)稱的《王二》）（周祖謨2004，曹潔2013）。

（二）倫敦所藏三種敦煌出《切韻》殘卷，即《斯二六八三》（也就是《伯四九一七》）、《斯二〇五五》、《斯二〇七一》，分別對應(yīng)于周祖謨（1983a）中1.4、2.2、2.1三節(jié)所介紹的《切韻》殘卷資料。王國維分別稱之為《切一》、《切二》、《切三》，（三）巴黎所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即《伯二〇一一》，習(xí)稱《王一》）等。國內(nèi)傳世的、內(nèi)容保存相對較全的則有江蘇吳縣蔣斧藏本《唐韻》（存去、入二卷）。

目前所見與《唐韻》有關(guān)的資料，還有：（1）南宋魏了翁（1178—1237）《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十六所錄《吳彩鸞唐韻后序》。關(guān)于該書，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四“鶴山大全集”說：“《鶴山先生大全集》，宋槧本，黃孝廉蕘圃所藏。有吳淵序，吳潛后序，又有跋一篇，末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其下殘闕，姓名不可考矣。細繹其文，蓋亦蜀人，登寶慶元年進士，嘗通判靖州者?！保?）清卞永譽（1645—1712）編《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八所錄明項元汴（1525—1590）藏《唐韻》五卷，“前有孫愐序并四聲部目都數(shù)，后題‘元和九年正月三日寫吳王本’?！?（王國維1983b、1983c）（3）周祖謨（1983）附錄有“韻字摘抄和有關(guān)字母、等韻的寫本”，其中第五種定名為“‘馬’字殘葉”，編號《伯二六〇九》。近來有學(xué)者指出（徐朝東2012：206—208），此頁即為《唐韻》殘卷。（4）周祖謨（1983）6.2小節(jié)收錄《唐韻》殘葉，編號“伯2018”。（5）現(xiàn)藏于前蘇聯(lián)科學(xué)院東方學(xué)研究所的一種韻書殘卷（編號“DX1466”），據(jù)尉遲治平（1999）的考釋，應(yīng)屬《唐韻》一系的韻書。

（四）敦煌出土的唐末字母材料，包括《歸三十字母例》（《斯〇五一二》）、《守溫韻學(xué)殘卷》（《伯二〇一二》）。北京圖書館藏有《字母例字》一種，見于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jīng)題記與敦煌雜錄》（1936年鉛印本），其內(nèi)容與《歸三十字母例》相似（周祖謨1983：957）。

需要說明的是，探討中古音的聲母系統(tǒng)，不論早期、晚期，上述字母資料都是重要的參考，雖然其產(chǎn)生時代應(yīng)在晚唐以后，但憑借這些資料，參考對《切韻》系韻書的反切上字系聯(lián)，以及其他文獻記載，可以推知早期中古音的聲母。職是之故，也將其列為早期中古音的基本資料之一。

這些韻書、字母等材料，詳略不一，尤其是敦煌所出的有不少是只言片語，且漫漶不易辨認，后來經(jīng)過王國維、劉復(fù)（1931，1935）、羅常培（1928，1931）、董作賓（1928a，1928b）、唐蘭（1947，1948a，1948b）、丁山（1925，1928a，1928b）、魏建功（1932a，1932b，1936，1939，1940，1948，1951，1957，1958）、陸志韋（1939）、凌大珽（1939）、姜亮夫（1955，1987，1990）、方國瑜（1937）、周祖謨（1848a，1948b，1958，1960，1979，1983a）、王聯(lián)曾（Wang 1957）、葛信益（1993）等前輩學(xué)者的細心考察，確立了這些韻書材料的史料價值，它們對于認識隋唐以后韻書體制的變革、語言的若干發(fā)展都有重要的意義。限于篇幅，只能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獻，無法求全。更多的相關(guān)文獻亦可參看熊桂芬（2015：918—927）。

其中王國維關(guān)于《切韻》等韻書資料研究的論著收入《觀堂集林》（卷八），具體篇目除了上引王國維（1983a，1983b，1983c），還包括《六朝人韻書分部說》、《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后》、《書吳縣蔣斧藏唐寫本〈唐韻〉后》、《書小徐本〈說文解字篆韻譜〉后》、《書〈古文四聲韻〉后》、《唐諸家〈切韻〉考》、《李舟〈切韻〉考》、《唐時韻書部次先后考》、《唐〈廣韻〉宋雍熙〈廣韻〉考》、《天寶〈韻英〉陳廷堅〈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武玄之〈韻詮〉分部考》、《書王文郁新刊〈韻略〉張?zhí)戾a〈草書韻會〉后》等共十余篇，俱見于《王國維遺書（一）》，363—408頁。

劉復(fù)（1931）收集了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多種敦煌殘卷，該書下輯所收為語言文字（韻書）方面的材料，包括：（一）《唐韻序》（《伯二六三八》），即周祖謨（1983）7.2小節(jié)；（二）《守溫撰論字音之書》（即周祖謨（1983）一書的附錄九，該書題作《守溫韻學(xué)殘卷》，后來學(xué)界引用時沿用此名，簡稱《伯二〇一二》，與劉復(fù)（1931）的編號不同；（三）《刊謬補缺切韻》（劉書稱其為《伯二〇一一》），即周祖謨（1983）4.2小節(jié)，該書題作《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亦即習(xí)稱的《王一》；（四）《字書》（即《伯二七五八》）；《字寶碎金》（《伯二七一七》）；《俗務(wù)要名林》（《伯二六〇九》）。另外，劉復(fù)（1935）所收“十韻”分別為：（一）蔣斧藏《唐韻》；（二）《王二》；（三）《切一》；（四）《切二》；（五）《切三》；（六）《王一》；（七）五代刻本《刊謬補缺切韻》（《伯二〇一四》）；（八）普魯士學(xué)士院藏唐寫本；（九）日本大谷光瑞藏唐寫本；（十）《廣韻》（古逸叢書本）。

魏建功撰《韻書研究綱目》具體寫成時間不詳，為魏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時的教學(xué)講義。

姜亮夫于1935年自費赴歐游學(xué)，訪求敦煌經(jīng)卷，并專門抄錄、摹寫敦煌所出的各種韻書殘卷，撰成姜亮夫（1955）一書，后在此基礎(chǔ)上又編成姜亮夫（1990）。此外，姜先生還撰寫了多篇專門研討中古音韻資料的論文，后俱收入姜亮夫（1987），其中一部分曾單獨發(fā)表于學(xué)報，大部分則收入《瀛涯敦煌韻輯》之中。這些論文包括《瀛外將去敦煌所藏韻書字書各卷敘錄》（寫作或發(fā)表年代不詳）、《王靜安先生所錄〈切韻〉三種卷子校記》（1940）、《劉半農(nóng)〈敦煌掇瑣〉所錄王仁昫〈切韻〉卷子校記》（1940）、《敦煌韻輯凡例與敘例》（1941）、《〈切韻〉系統(tǒng)》（1955）、《隋唐宋韻書體式變遷考》（1955）、《隋唐宋韻書反切異文表》（1955）、《敦煌諸韻書切語上字不見于〈廣韻〉諸字譜》（1955）、《敦煌諸韻書切語下字不見于〈廣韻〉諸字譜》（1955）、《瀛涯敦煌韻輯補逸》（應(yīng)作于1980年以后）《諸隋唐宋人韻書小韻韻次異同考》（年代不詳）、《吳彩鸞書〈切韻〉事辯及其征信錄》（年代不詳）、《從敦煌卷子推測唐人對〈切韻〉系統(tǒng)諸韻書之刊補大例》（1988）等。

方國瑜（1937）收錄多篇討論《切韻》系韻書的論文，包括《蔣斧藏唐寫本〈唐韻〉跋》（1931）、《敦煌五代刻本唐〈廣韻〉書殘葉跋》（1931）、《敦煌唐寫本〈切韻〉殘卷跋》（1931）、《隋唐韻書之淵源》（1932）、《〈切韻〉、《唐韻》序文校錄》（年代不詳）、《〈西域考古圖譜〉所錄唐寫本韻書跋》（1933）、《故宮敦煌兩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跋》（1937）、《唐寫本三種韻書校目》（1937）、《隋唐韻書部目次第表》（年代不詳）、《玄宗〈韻英〉考》（1937）、《隋唐音韻書目》（年代不詳）等，該書“附載”還選錄了陳垣、丁山等所寫與《切韻》有關(guān)的研究論文四篇。

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1945年開始撰作，1965年定稿，1983年正式刊行。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國內(nèi)（包括中國香港、臺灣地區(qū)）龍宇純（1968）、潘重規(guī)（1974）、尉遲治平（1994a，1994b，1998，1999，2004，2006a，2006b，2013）、余迺永（1974，1999）、黃耀堃（1984，2000）、葉鍵得（1988，1996）等先生在隋唐韻書資料研究方面都有卓著的成績。上田正（1973，1975，1987）、平田昌司（1981，1982）、平山久雄（2015）等日本學(xué)者對《切韻》系韻書反切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也頗有貢獻。其中潘重規(guī)（1974）收錄了《巴黎藏P二七一七號字寶卷子校記》、《影寫瀛涯敦煌韻輯P二七一七卷抄本》、《新抄S六一八九字寶碎金殘卷》、《S六二零四字寶碎金殘卷題記》、《巴黎藏伯二〇一二號守溫韻學(xué)殘卷校記》、《新抄P二〇一二守溫韻學(xué)殘卷》等論文。

韻書資料對中古音韻研究的價值，這里不能一一詳論。各種殘卷所反映的方言基礎(chǔ)，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容納了異質(zhì)成分，目前還不能說定。下面聯(lián)系《切韻》系韻書，對若干聲韻特點及其韻書史背景略做討論。

（一）云匣、禪船、從邪相混。云、匣母在中古南北方言的讀音表現(xiàn)不同，北方方言中的匣母為軟腭擦音*?-，云母為雙唇近音*w-；南方方言中的匣母和云母都讀作*w-，同時另有部分匣母字讀軟腭塞音*g-。這是南北方言口語音的表現(xiàn)，至于讀書音，南、北方言并不大，用王國維的話說，“法言之書，用六朝正音”（《觀堂集林》卷八頁二三背）,亦即金陵、洛下的書音都是承襲“洛陽舊音”。中古南方（以江東地區(qū)為代表）的口語音是云匣相混的，這一點從《經(jīng)典釋文》和原本《玉篇》的反切、日譯吳音等文獻資料都有所體現(xiàn)（鄭偉2018a）。敦煌韻書殘卷方面，《切三》“雲(yún)，戶分反”，“月，戶伐反”（據(jù)《十韻匯編》頁四四、二七六），都是云、匣母互為反切上字的例子。

《顏氏家訓(xùn)?音辭篇》說：“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闭f的是中古南方方言里從邪相混、禪船相混?！肚许崱废淀崟U船相混的如“蒔”字《廣韻?志韻》時吏切，讀禪母；同書平聲卷又有“蒔，又音示”，“示”字《廣韻》神志切，讀船母。從邪相混，如“粗”字在《切三》《王三》《王一》為徂古反，讀從母；《王二》為似古反，讀邪母。龍宇純（1965）對《切韻》系各種韻書所見的禪船、從邪、云匣相混的又切作了較全面的整理，可以參看。

（二）歌、佳、麻韻的韻次變化?！锻跞罚伪尽稄V韻》的佳韻為上平聲第十三，麻韻在下平聲第九，離得很遠。但實際上《切韻》系韻書的韻目排序是有規(guī)律的，即按照韻目所代表的字的韻母讀音來排列。（李思敬1985：54；鄭張尚芳2011：93；鄭偉2015：258）魏建功（1957：73）也早就說過：“《廣韻》的韻目次序是按照一定的聲母系統(tǒng)排列的。這一個系統(tǒng)是以舌音當頭的?！眲t是從另一個層面指出《切韻》系韻書的韻目選字的規(guī)律。裴務(wù)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即《王二》）的排序與《王三》、《廣韻》不同，按照“歌··佳··麻”來排。韻次的改變是實際語音的反映，所以周祖謨（1958/2004：288）認為：“佳列于歌麻之間，是佳不與皆音近，而轉(zhuǎn)與麻相近。”熊桂芬（2015：896—906）將《王二》與其他《切韻》系韻書的韻次做了全面比較，指出九點不同，其中就包括歌佳麻的韻次變化。該書進而指出《王二》調(diào)整韻次的理據(jù)：“一個是根據(jù)變化了的語音做調(diào)整，一個是根據(jù)語音的近似度，主要是主元音的相似程度做調(diào)整。調(diào)整過后的韻次很多地方顯得更科學(xué)、更合理，因而為后代的韻書所繼承?！保ㄐ芄鸱?015：906）該結(jié)論我們也很贊同。

（三）歌戈、真諄、寒桓的分韻。孫愐《唐韻》將真諄、軫準、震稕、質(zhì)術(shù)、寒桓、旱緩、翰換、曷末、歌戈、哿果、箇過當作不同的韻，于是韻目數(shù)量由陸法言《切韻》的一百九十三韻增至二百余韻?！拔胡Q山所藏《唐韻》刪第廿八、山第廿九，蓋已增諄、桓二韻”（據(jù)《觀堂集林》卷八頁十一），“又以殘本去、入二韻求之，去聲代十九、愿廿五，是中間闕五韻。當有稕韻，而入聲有術(shù)韻，是諄之去、入也。去聲有換韻，入聲曷、末亦分為二，是桓之去、入也。去聲箇后有過韻，是戈之去。則別諄于真，別桓于寒，別戈于歌，皆始于孫氏?！保〒?jù)《觀堂集林》卷八頁十五背）韻書的分韻原則是把主元音和韻尾相同的字歸為一韻，否則便是不同的韻；介音的不同不應(yīng)該影響分韻，比如開合、重紐雖有分別，但都在一韻。

《唐韻》始將歌、真、寒三韻中分出戈、諄、桓三韻，一般認為是由于合口介音影響了這三個韻的主元音，于是形成內(nèi)部主元音的差異，《廣韻》根據(jù)韻書的分韻原則，將這部分帶合口介音的歌、真、寒韻字單獨列出，成為三個獨立的韻。但據(jù)平山久雄（2009a）的統(tǒng)計分析，留在真韻的尚有見組合口三等小韻、莊組合口小韻字，其余的真韻合口字才是后來的諄韻；真諄分韻并非純粹以合口介音為條件，而是根據(jù)主元音是否為圓唇元音?？梢?，真諄分韻雖為既定事實，但合口介音影響主元音的具體程度須視不同聲母條件來定，而且戈[*?]、諄[*un]、桓[*?n]三韻在后來的語音演變中，主元音確實都傾向于圓唇。

（四）齊栘分韻。南宋魏了翁《鶴山全集》載《<唐韻>后序》曰：“此書別出栘臡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然則今韻從陸本，疑此本為是?！保〒?jù)王國維《觀堂別集·魏鶴山唐韻后序書后》卷一頁九背引）蔣斧藏《唐韻》現(xiàn)存只有去、入二聲字，平聲字未見，且唐武玄之《韻詮》五十韻頭也列有栘韻成西反，但有目無實。宋刻配抄本《古文四聲韻》平聲第十三為栘韻，位于齊韻之后，但正文未列歸字，只有存目，且誤作“移”，韻序也誤作十二。其他中古韻書：

《切三》（《伯二〇七一》）齊韻 “臡”人兮反，又奴兮反?！皷亍弊帧俺蓷?，又今□以支二反”。（據(jù)姜亮夫《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卷三頁十八引）

《王三》齊韻“臡”人兮反，又奴兮反?！皷亍背晌鞣矗钟嗍?、以支二反。

《伯二〇一四》也僅有“臡”字，且只讀人兮反。（據(jù)劉復(fù)《十韻匯編》頁三十二引）

《伯二〇一五》“臡” “栘”二字緊鄰，且各為單個小韻。“臡” 人兮反，“栘”成西反。（據(jù)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頁七四八引）

澤存堂本《廣韻》“臡” 人兮切，又音泥?！皷亍背膳M切。又余氏、以支二切。

中古韻書所見二字反切，除了歸入支韻，都用齊韻字作反切下字，可見即便單列出栘韻，從反切上并不能表明它們跟齊韻字的不同。只有宋本《廣韻》“栘臡”的反切可以系聯(lián)，但仍在齊韻。按齊韻字在韻圖時代只出現(xiàn)在四等位置，而“臡”、“栘”的聲母分別為日、禪母，只跟三等韻字相拼。這種聲韻配合的例外，對于以展示聲韻配合關(guān)系為目的的韻圖來說，也做了特別的處理。楊軍（2007：120）在論《韻鏡》列字時說：“栘韻本不與齊韻同，韻書蓋以其韻字少且僅有平聲而寄于齊韻者也，然則與東韻上聲字寄于董韻、臻韻上聲字寄于隱韻相類矣。栘字正當列于本位，然則《七音略》此字既訛為移，又誤列于四等邪紐位矣?！?

（五）仙宣分韻。敦煌韻書殘卷《伯二〇一四》第卅一韻為宣韻，雖然之前的一韻卷帙殘缺，但無疑為仙韻。魏建功（1948）比較了《切三》、《王一》、《伯二〇一四》、《王三》四種，其中五代刻本《伯二〇一四》將其他韻書所見的仙韻字分作仙、宣兩韻，合口字都歸入宣韻，但唇音字仍在仙韻。周祖謨（1981：4）說：“《切韻》和《唐韻》的仙韻和薛韻的合口都是不單獨分立為部的。惟宋夏竦《古文四聲韻》所據(jù)唐《切韻》仙韻之后別出宣韻，而且上聲狝韻的合口也分立為‘選’韻。現(xiàn)在這種刻本韻書既有宣韻，又有雪韻，上聲部分或也也有選韻。敦煌所出唐守溫韻學(xué)殘卷《四等重輕例》內(nèi)也有宣韻和選韻。這都是中唐、晚唐時期分韻的一個新的系統(tǒng)?！蔽航üΓ?940/2001：463）說 ：“孫愐、李舟兩書或相承屬如所謂五代刻本所示，而孫書韻部之‘齊’后列‘栘’，自其他材料推求，或是初本所分，后不復(fù)別。乃‘仙’后列‘宣’，‘狝’后列‘選’（依守溫《字母》卷子及《古文四聲韻》），‘薛’后列‘雪’（依《法五五三一》），又當視為孫系刊補之作，后之視為李舟特征者，亦不過《篆韻譜》有‘宣’韻一目故耳?！?/p>

敦煌殘卷《伯五五三一》第廿為雪韻，其前為第十九薛韻（據(jù)潘重規(guī)《瀛涯敦煌韻輯新編》頁四八五和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頁七六七所錄該殘卷摹本引，薛韻韻目未見，但為該韻無疑）。如姜亮夫先生所言，“試以此卷與《〔伯〕二〇一四》卷第二種、第七種校，無一不相胹調(diào)，蓋為同屬同板之殘葉也?！保〒?jù)《瀛涯敦煌韻輯》卷十六之一）作為五代刻本韻書，該殘卷出現(xiàn)與宣韻相配的入聲雪韻，有別于仙、薛韻，顯然說明了仙宣分韻是唐末五代韻書的慣例。

上述第三條真諄分韻，在入聲層面則是質(zhì)術(shù)分韻。《古文四聲韻》承襲《唐韻》韻目列有第五質(zhì)、第七術(shù)韻，此外還有第六聿韻，收字包括“聿*j-卒*dz-戌（周祖謨[1983a：927]將“戌”字誤寫作“戍”字。）*s-卹*s-黜*?h-怵*?h-出*t?h-”等七字，術(shù)韻字則有“術(shù)*?-述*?-繘*j-”等（據(jù)宋刻配抄本頁八引）。從聲母條件來看，徹、昌、心、以母字均有，并沒有明顯的規(guī)律?！恫逦迦弧啡肼曈腥?，比《四聲韻》還多一韻，可見前者除有雪韻，還應(yīng)有術(shù)、聿韻。

仙宣分韻與上述歌戈、寒桓、真諄分韻皆有可比之處。韻書的作者這么做，應(yīng)該是基于仙韻內(nèi)部開口字與合口字之間的實際語音差異。開合由介音體現(xiàn)，但介音的不同會影響后接主元音的音質(zhì)，這也是事實。真諄分韻在《唐韻》、《廣韻》均有反映，齊栘分韻也見于《唐韻》（至少見于魏了翁《<唐韻>后序》的描述），仙宣分韻在《唐韻》各本雖未見，但齊栘、仙宣分韻均見于《古文四聲韻》。王國維《書古文四聲韻后》說：“夏文公進《古文四聲韻》，……其書平聲齊韻后有栘韻?！身嵑笥行崳c小徐所據(jù)《切韻》、大徐所據(jù)李舟《切韻》同?！保ā队^堂集林》卷八頁十六背）可見，不同版本的韻書之間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不能僅憑個別韻的分合來簡單判定其親疏。不同的韻書編者對某個韻的開合對主元音的影響程度可能有主觀的判斷，進而有不同的音位化處理也未可知。

二、音義類辭書

自東漢孫炎以來，反切注音之法開始流行，“至于魏世，此事大行”，“自茲厥后，音韻鋒出”（《顏氏家訓(xùn)·音辭篇》），所以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xiàn)了諸多為先秦典籍做音注的學(xué)者，這些代表不同時代、地域的音切材料作為《切韻》的前身，可以用來觀察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與異同。

陸志韋（1963）以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為基本資料，歸納反切構(gòu)造的原則，比如就反切上字的用字來看：（1）很少用二、四等字；（2）用曾攝舒、入聲字的數(shù)量遠遠少于用宕攝舒、入聲字；（3）收-t尾的全部集中于質(zhì)韻字，收-n尾的則多為真、文韻字；（4）規(guī)避真正的合口字（開合不分的唇音字和東、模等獨韻字不算）。這其中有些似乎沒有還看不出有明顯語音學(xué)規(guī)律的制約（至少目前看不出來），比如前面三條，但有些還是可以從語音歷史演變做些考察，比如第（4）條，再如“切下字多用k-類，切上字多用-k、-?類；切上字的主元音多是-o(u)類；作者以為是同一種勢力的不同表現(xiàn)”（陸志韋1963：385），此處暫不置論。另外，陸文還詳細考察了徐邈（344—397）、呂忱（生卒年不詳）《字林》、郭璞（276—324）三位的反切材料，簡單論及的還有孫炎、王肅、韋昭的反切，其他的（比如應(yīng)劭、鄭玄、服虔、薛綜等）只提到名字，對其音切未做討論。

日本學(xué)者坂井健一（1975）是目前在這一領(lǐng)域材料最豐富、討論最全面的著作。該書分別討論了二十家音切的聲、韻類特點，除了陸志韋（1963）所涉孫炎、郭璞、徐邈、韋昭、呂忱、王肅等人，還包括劉昌宗、李軌、郭象、向秀、王元規(guī)、崔譔、沈重、戚袞、沈旋、謝嶠、顧野王、鄭玄、何胤、施乾等。通過分析各家反切，再加上《切韻·序》里提到的早于《切韻》的所謂“五家韻書”，對照《切韻》音系，可知東漢到南朝這段時期內(nèi)漢語（包括部分方言）語音的特點。

為了便于比較，下面列出上述二十三家音切注家的姓名、音義或韻書名、籍貫、生卒年：（坂井健一1975：31—32）

鄭玄 周禮、禮記、周易、尚書、論語、毛詩、左氏傳 山東省高密 127—200年

韋昭 左氏傳、公羊傳、尚書、毛詩、爾雅、論語 江蘇省丹陽 204—273年

孫炎 爾雅 河南省盧氏縣 220—265(?)年

呂忱 字林 山東省曲阜 260(?)—310年

呂靜 韻集 山東省曲阜 265—316年

郭象 莊子 河南省武陟 ?—312年

崔譔 莊子 河北省清河 265—316年

郭璞 爾雅 山西省聞喜 276—324年

徐邈 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左氏傳、谷梁傳、論語、莊子 江蘇省丹徒 334—397年

李軌 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左氏傳、公羊傳、莊子 湖北省武昌 317—420年

劉昌宗 周禮、儀禮 317—420(?)年

向秀 莊子 河南省沁陽 370—?年

沈旋 爾雅 浙江省吳興 460—530(?)年

何胤 毛詩 安徽省廬江 446—531年

夏侯該 韻略 安徽省亳縣 503—557年

沈重 禮記 浙江省吳興 500—582年

王元規(guī) 左氏傳 山西省太原 515—589年

戚袞 周禮 浙江省海寧 519—581年

顧野王 玉篇 江蘇省吳縣 519—581年

陸德明 經(jīng)典釋文 江蘇省蘇州 556—627年

陽休之 韻略 河北省玉田縣 550—581年

李季節(jié) 音譜 河北省趙縣 550—581年

杜臺卿 韻略 河北省定縣 550—581年

國內(nèi)學(xué)者（包括中國香港、臺灣地區(qū)），如簡宗梧（1971，1986）、林平和（1976，1978）、高明（1978）、吳承仕（1986）、黃坤堯（1992，1998）、張金泉和許建平（1996）、邵榮芬（1982a，1995）、蔣希文（1999）、范新干（2002）、簡啟賢（2003）、沈建民（2007）、羅常培（2008）等，都是專門討論魏晉各家反切的論著。日本學(xué)者平山久雄（1966，1979—1987，2009a，2009b，2010）則對敦煌《毛詩音》的反切研究最為詳譫，平山先生提出的反切“類一致”“開合一致”原則都是重要的發(fā)現(xiàn)。

唐初以降，仍有多家注音材料，與《切韻》音系大同小異。如顏師古（581—645）有《漢書》音注（作于唐貞觀年間）（董忠司1978；謝紀鋒1987、1992a、1992b），鐘兆華（1982：41、46）認為，雖然“顏師古本人沒有說明他的反切的來源，是自己的還是采用別的人的”，但是，“從種種關(guān)系看，陸法言的《切韻》最有可能為顏師古采用。時間上說，離的最近；內(nèi)容上說，是當時集大成的一部韻書；學(xué)術(shù)淵源上說，又是顏之推等‘多所決定’的。”至于顏師古的《漢書》音注的方言基礎(chǔ)，“從顏師古所處的條件說，他以長安話為中心的關(guān)中方言作為注音的依據(jù)，也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鐘兆華1982：9）。

顏師古曾為《急就篇》做音注，其注敘有“秘書監(jiān)弘文館學(xué)士上護軍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明清之際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xiāng)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救》，習(xí)甲子?！秉S汝成集注曰：“《急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皆所以便小學(xué)者。”（顧炎武1994：760）不過，《急就篇》的個別注音與《漢書》注音并不一樣，例如：（大島1981：21）

鹖〔漢〕音芬，字本作鳻，此通用耳……，音曷非。（〈列傳五九〉）

〔急〕音曷（〈卷下〉）

釭〔漢〕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列傳六七下〉）

〔急〕古紅反，音工、古雙反、又音江。（〈卷下〉）

若《漢》、《急》二書的音注都出自顏師古，不免讓人生疑：為何同個字在不同書中的注音有別？此外，《急》還有幾處引用了《廣韻》的注音材料。如：（引自大島正二1981：22）

钅焦，子消反，音譙，廣韻音焦。（〈卷下〉）

萭，王矩反，廣韻音矩，又萭。（〈卷上〉）

翟，廣韻翟音狄。（〈卷上〉）

甕，廣韻于容反。（〈卷下〉）

如《急》音注確出自顏師古，不應(yīng)該引用比他晚的《廣韻》，說明這是后人增補的。這樣一來，在利用《急》的注音材料時便要小心。

李善（630—689），初唐江都（今揚州江都）人，曾作《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編撰）注六十卷，其中的注音材料包含反切、直音兩類，至少有一千五百余條。由于寫作時代只比《切韻》稍晚幾十年，因此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據(jù)徐之明（1994）的研究，“李善音是契合南北兩地官音的讀書音”?！缎绿茣に囄闹尽罚骸肮珜O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笨磥懋敃r給《文選》注音的不止李善一家。日本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列有《文選音決》十卷，當與此有關(guān)（張潔1999a，1999b，2011；徐之明1999）。

唐李賢（653—684）曾與當時其他幾位學(xué)者共同為《后漢書》（南朝范曄撰）作注，包括注音材料。據(jù)孫玉文（1993），除直接引用舊注外，李賢等的音注包括反切一千一百余條，直音六百五十余條。李注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反映的是讀書音系統(tǒng)，《后漢書·班超列傳》“龜茲”條下注：“《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 , 蓋急言耳?！薄褒斊潯钡淖⒁羧∽詰?yīng)劭，不用今音。第二，反映的是唐初語音，以當時的長安音為基礎(chǔ)。

唐盧藏用，幽州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其生卒年大約為670—722年，曾撰《春秋后語釋文》，包括反切、直音近五百條。二十世紀初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敦煌出土的六朝唐人寫卷中也有《春秋后語》及《春秋后語釋文》（編號“斯1439”）殘卷（張金泉、許建平1995：316—361）。據(jù)鄭榮芝（1998：161），“盧藏用晚陸法言（562—？）一個世紀，總體而言，其語音與《切韻》仍大致相同，而有跡象顯示某些音變現(xiàn)象已開始發(fā)生。”

唐顏元孫出生于七世紀六十年代，其高祖父為顏之推，曾編著《干祿字書》，此書本來是用來正字的，交代哪些寫法是俗體，哪些是通行體。書中漢字的編排體例反映了《切韻》系韻書的體制，同時注語中也有反切。據(jù)王顯（1964），（1）該書的小韻順序不同于《王三》和《廣韻》；（2）大韻順序不同于《廣韻》，而與《王三》基本相同；（3）個別小韻和個別字的歸類不同于《王三》或《廣韻》；（4）韻部數(shù)目少于《王三》，尤其少于《廣韻》；（五）韻類與音韻結(jié)構(gòu)與《王三》、《廣韻》相同。此外，由于該書所收的字并非都有反切，無法做全面的反切比較，因而“不能斷然說他〔引者按：指顏元孫〕所混合的韻部就是反映著語音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從全面地解釋所有混合的韻部來看，從一前一后的玄應(yīng)和張參所記錄的長安語音來看，假定顏書混合的韻部是實際音值已經(jīng)變化的反映，有著種種困難。

唐開元間任朝散大夫的司馬貞曾著《史記索隱》，其成書年代具體已難考證，應(yīng)在公元719—736年之間（大島正二1981：26）。據(jù)游尚功（1988），該書有不重復(fù)的音切材料一千八百余條，庶幾可用以考察《切韻》到唐代中期的語音變化。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成書于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其音注在于“正音”，消除南北方音對標準音的影響（游尚功1995），“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于重濁。今之取舍，冀除茲弊。”（據(jù)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論音例》引）剔除引用舊注和重復(fù)的音切，《史記正義》共有近九百條可用的反切材料（黃坤堯1993，1994a，1994b；龍異騰1994）。

何超，唐初洛陽人，著有《晉書音義》（寫作時代當不晚于747年，《晉書》一百三十卷，為唐房玄齡（579—648）等奉敕編撰，據(jù)邵榮芬（1981：12），該書包含反切三千九百余條，另有兩千七百余條直音材料，“在經(jīng)歷了一個半世紀之后，以洛陽話為基礎(chǔ)的《〔晉書〕音義》語音系統(tǒng)與《切韻》音系之間的差別還是如此之小，這在同時代的語音資料還沒有找到其他例子。這說明《音義》和《切韻》確實具有共同的語音基礎(chǔ)?！鄙巯壬f的洛陽話，指的是洛陽方音，它跟《切韻》音系的方言基礎(chǔ)也還略有不同。

與何超同時代的張參撰有《五經(jīng)文字》（書成于775年）。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八：“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為改經(jīng)文之日，篆籀之學(xué)，童而習(xí)之。……大歷中，張參作《五經(jīng)文字》，據(jù)《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于學(xué)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fù)作《九經(jīng)字樣》，石刻在關(guān)中?！比珪幸羟袃汕灏儆鄺l，“因為《〔五經(jīng)〕文字》的時代距離《切韻》比較近，它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切韻》以后音變的最早記錄。”（邵榮芬1964：230）

唐孫愐根據(jù)《切韻》編定《唐韻》，序成于開元年間（713—741）。封演《封氏聞見記》（書成于788年）卷二“聲韻”條：“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為《切韻》，……爾后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于《切韻》，殊不知為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蔽宕纬跣煦C（916—991）、徐鍇（920—974）世稱大、小徐，揚州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兄弟二人都曾為許慎《說文》注音，大徐《說文·序》：“《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并以孫愐音切未定。”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多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痹ⅲ骸摆w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愐《唐韻》所加’?！卞X大昕曰：“朱翱自造反切，與《唐韻》反切不同。趙古則非是?！笨梢?，大徐本《說文》的反切與孫愐《唐韻》有繼承關(guān)系，可作為《切韻》音系研究的參考資料，雖然大徐本反切、蔣藏本《唐韻》與宋本《廣韻》之間也有字音上的差異（嚴學(xué)宭1937）。小徐本《說文系傳》所用的反切本之于南唐朱翱，是晚期中古音的體現(xiàn)。

佛經(jīng)音義方面。唐京師沙門玄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作于貞觀十九年后，根據(jù)周法高（1948：376；1963：9—10）的考察，玄應(yīng)《音義》與《切韻》音系大致相同，但前者不可能是對后者的因襲，因為“玄應(yīng)書中從未提及陸法言《切韻》，《音義》中一字一音可以有幾條不同的反語，和《切韻》也不大同。采用像《切韻》這樣嚴密的聲韻系統(tǒng)，而隨便改換其切語上字，本身雖非韻書，而大體不致錯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有些地方，音義雖比不上《切韻》的細密，而有些地方，卻比《切韻》精細。假使切韻是人為的聲韻系統(tǒng)，而為玄應(yīng)所采恐不會如此”，“切韻和〔玄應(yīng)〕音義的作者都大體根據(jù)一個語音作反切……陸法言作切韻，玄奘譯經(jīng)，和玄應(yīng)作音義，都大體根據(jù)當時的長安士大夫階級的讀書音，所以大都相合?！币虼?，根據(jù)玄應(yīng)音義的材料，既能看到中古前期音的諸多特征，也能間接證明，《切韻》并非雜糅古今、南北方音的綜合音系，而是有著實際語音基礎(chǔ)的單一音系。王力（1980：18）也認為玄應(yīng)音義與《切韻》音系之間的語音差別不大，但就兩者的音系基礎(chǔ)而言，與周法高先生還有些不同，“玄應(yīng)既是長安的和尚，他的反切必能反映唐初首都長安的語音系統(tǒng)。這是漢語史的寶貴資料。另一方面，陸法言的《切韻》并不反映隋代的長安語音系統(tǒng)。否則，玄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和陸法言《切韻》的差別不會那么大。陸法言自己聲稱，他的切韻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寫成的，當然不是一時一地之音?！蓖趿Γ?936/1958：2）早說過類似的話，“《切韻》所定的語音系統(tǒng)竟近似于潘耒的《類音》，并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記錄。”也就是說，王力承認玄應(yīng)音系反映長安音，但沒有說明是長安口語音還是長安讀書音，又主張《切韻》是綜合音系，都和周法高先生及我們的看法不同。

慧苑（生卒年約為670—750），唐代京兆（今西安）人，幼時出家，“內(nèi)外兼通，《華嚴》一宗，尤所精達。以新譯之經(jīng)，未有音義，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字書，撰成二卷，俾讀之者，不遠求師而決于字義也?！保〒?jù)《開元錄》卷九引）陳垣先生（2005：54）說：“《華嚴經(jīng)》開元以前有二譯：一、東晉義熙末佛陀跋陀羅譯，六十卷，玄應(yīng)《音義》卷一所音者是也；二、唐武后證圣間實義難陀譯，八十卷，慧苑所音者也?！堕_元錄》、《宋僧傳》，皆《四庫》所著錄，清儒不考，故不知慧苑為華嚴藏門人?！墼芳葹槿A嚴藏門人，則盛唐時人也。”《慧苑音義》共反切近八百條，寫成的年代稍早于《玄應(yīng)音義》（大島正二1981：35），書約成于720年。日本學(xué)者水谷真成（1994）收錄了多篇關(guān)于慧苑、慧琳音義的考證文字，并編有《佛典音義書目》。

關(guān)于慧琳音義，黃淬伯（1931）、河野六郎（1955）等都是早期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從初唐到中晚唐，標準音的基礎(chǔ)從洛陽音轉(zhuǎn)為長安音。學(xué)界常將玄應(yīng)音與慧琳音作為這兩種標準音的代表性文獻。前者與《切韻》音系相當接近（周法高1948），然而到了中唐以后，《切韻》音系與北方口語及書面語的差別已經(jīng)相當明顯，“清”“青”之別在北方已不復(fù)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九），只有在當時的南方才能覓其蹤跡，于是《切韻》被斥為“吳音”（李涪《刊誤》卷下“切韻”條），著者陸法言也被誤判為“吳人”（蘇鶚《蘇氏演義》卷上）。語音演變的時間先后在空間上表現(xiàn)為方言差異，亦即早期的音韻特征在方言里變成了存古成分，所以說“唐代的吳語可能有很多語音成分與《切韻》系統(tǒng)相同，而且北方文士對此也比較熟悉”（儲泰松2014：76）。唐代始出現(xiàn)“秦音”一說，其特征可見于陳廷堅（或作元廷堅）《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武玄之《韻詮》等韻書。王國維說：“慧琳音義于《韻英》及《考聲切韻》外多引《韻詮》三書，皆當時正音。琳師為疏勒人，其入中國，殆止習(xí)關(guān)中語，故獨有取于此也。”（據(jù)《觀堂集林》卷八頁二五背引）

慧琳音義反映的諸多語音現(xiàn)象，如侯尤入模（如“浮扶”同音）、上聲變?nèi)ィㄈ纭氨П蓖簦﹥蓷l是秦音和吳音的重要區(qū)別?；哿找袅x所見其他材料（儲泰松2014：79），未必具有南北方言的系統(tǒng)差異可言，如“髀”字“北人”蒲米反（齊韻）、“江南”必爾反（支韻）；“曬”字“北土”霜智反（支韻），“江南”所隘反（佳韻），看不出南、北方言音韻演變不同的規(guī)律。又“打”字“吳音為頂”，也跟現(xiàn)代吳語讀德冷切（梗韻）而非迥韻的事實相反。

暫先置長安音和洛陽舊音的方言差異不論，慧琳音和《切韻》音可以分別代表晚期中古音和早期中古音。例如：（一）禪船母相混；（二）三四等韻與一二等韻反切上字不同；（三）止攝支脂之微四韻合并；（四）蟹攝三四等韻合并；（五）梗攝庚三清韻合流；（六）通攝東三和鐘韻唇音字相混；（七）臻攝真韻重紐三等字與欣韻相混；（八）咸攝嚴凡鹽韻相混；（九）侯尤韻唇音字與遇攝字合并；（十）輕唇音字的三等腭介音失落；（十一）元韻與仙韻重紐三等字相混等。當然，慧琳音也有其保守的一面，比如云母和以母的分別，魚韻和虞韻的分別，梗攝和曾攝入聲的分別等。（麥耘2002）

如果將“安史之亂”（755）看作是早期中古音與晚期中古音的分水嶺，那么上面提到的隋唐時期的音韻史資料，可以按其時代排列如下：（據(jù)大島[1981：37—38]引，部分音韻史文獻是我們補入的）

陸法言《切韻》（601）—《漢書音義》（641）—《急就篇音義》（727—644？）—《文選音義》（658）—《玄應(yīng)音義》（661）—《后漢書音義》（676）—長孫訥言《切韻》（677）—《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706）—《春秋后語釋文音義》（720年之前）—《干祿字書》（710—720年前后）—《史記索隱音義》（719—736？）—《史記正義音義》（736）—《晉書音義》（740）—孫愐《唐韻》（751）—《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785—820）。

三、詩文押韻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一）說：“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韻者，《關(guān)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于此。自是而變則轉(zhuǎn)韻矣。轉(zhuǎn)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顧氏第一種即指《關(guān)雎》一、二、四句末字“鳩、洲、逑”入韻，三句“女”字不入韻。第二種即指《卷耳》二、四句末字“筐、行”入韻，一、三句末字“耳、人”不入韻。第三種即指《考槃》四句末字“澗、寬、言、諼”均入韻。

西漢、東漢可以看作是上古音向中古音的過渡階段，尤其是東漢，已經(jīng)具備了若干中古音的特征。整理漢魏至六朝的詩文押韻，并將其分別與上古韻部、中古韻類相比較，是考察漢魏、六朝音的基本途徑，尤其是漢魏時期，不像六朝，已有不少韻書出現(xiàn)，還可以通過各家反切來探求六朝音，漢魏音的基本只有押韻資料可用，西漢還有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經(jīng)法》、《五十二病方》等）、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晏子春秋》等）、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張家山漢墓竹簡（《引書》）等出土文獻中的通假字可用，聲訓(xùn)材料則有西漢劉熙《釋名》、東漢《白虎通》，但通假、聲訓(xùn)有其不確定性，所反映的漢字聲韻的信息不一定很精確。因此，詩文押韻是漢魏六朝音韻的重要參考資料。于海晏（1936）、羅常培和周祖謨（1958）、王力（1936）、李榮（1961—1962）、林炯陽（1972）、丁邦新（Ting 1975）、何大安（1981）、周祖謨（1982，1983b，1996，2000a，2000b）、邵榮芬（1982b，1983a，1983b）、舒志武（1992）等學(xué)者在這一領(lǐng)域均有論著發(fā)表。

用詩韻來考證語音發(fā)展，有時候要注意到不同時代押韻標準的區(qū)別，而不是語音的實際發(fā)展。如果著眼于歷代標準音，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上古音分韻嚴格，韻部三十個左右，現(xiàn)代音的韻母也僅有四十個左右，而《切韻》系韻書所歸納的韻母，除去平上去入的不同，至少也有八九十個，所以學(xué)界常說漢語語音史是燈籠形，中間大、兩頭小。丁邦新（1975：291）根據(jù)王力（1936）、羅常培和周祖謨（1958）的研究，提出“兩漢的音韻與上古音的分別不大”，“南北朝的音韻與中古的不同也很有限”。王力（1936/1958：55）說：“用韻的寬嚴似乎是一時的風尚：《詩經(jīng)》時代用韻嚴，漢魏晉宋用韻寬，齊梁陳隋用韻嚴，初唐用韻寬（尤其對于入聲）?！敝茏嬷兿壬?996：1）也說：“齊梁陳隋詩文的押韻經(jīng)過分析研究，陰聲韻分為十七部，陽聲韻與其相承的入聲韻各為十九部，共五十五部，遠比晉宋時期分得細了。齊梁陳隋時期分韻所以加細，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語音已有變化?！硪环矫媸怯捎谠娢淖骷疑朴趨^(qū)分韻類，用韻要求精細?！缟蚣s、謝朓、劉勰、何遜等人審音辨韻特為精細，其對《切韻》的分韻影響更大?！贝送?，運用標準語抑或方言作為押韻標準，也會隨作者的習(xí)慣而異，因此在使用這類材料時需要小心，立論時以之為旁證更妥一些。

如果用“四聲一貫”的標準來看周秦兩漢的詩文押韻，那么這宗材料可以反映去聲獨立至晚到魏晉才實現(xiàn)。段玉裁說：“考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zhuǎn)而為去聲，平聲多轉(zhuǎn)為仄聲。于是乎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牌缴蠟橐活?，去入為一類。上與平一也，去與入一也。上聲備于《三百篇》，去聲備于魏晉。”（《六書音韻表》卷一頁十九）再從諧聲來看，不少諧聲字中只包含中古的去聲和入聲兩類字，而排除了平、上聲字，說明這類去、入聲字在先秦只是一類（或者說“去為長入”）。古音學(xué)家劃分出至部、隊部、祭部等上古韻部，正是看到了這種去入關(guān)系。中古泰夬祭廢四韻僅有去聲，而無平上入字，正表明它們作為去聲字，先秦實為長入，較晚才從僅有去入的諧聲系列中分化出來。

《切韻》之前的韻書，最早的李登《聲類》、呂靜《韻集》等都已經(jīng)亡佚了，我們在分析《切韻》的分韻時，可以參考《王三》等韻書的韻目下注出的魏晉南北朝“五家韻書”的韻類分合，以及這一時期的南北各家的詩文用韻。周祖謨（1963：60—61）對齊梁陳隋之間南方（齊、梁、陳）和北方（北魏、北齊、北周）的押韻情況做了分類觀察，并結(jié)合《切韻》韻目的小注，發(fā)現(xiàn)“《切韻》的分韻大部分與梁陳時期南北詩文押韻的部類相合。顏之推、盧思道等人的詩文用韻也大致與上表（引者按——指見于周祖謨[1963：60—61]的齊、梁、陳、隋之間韻文押韻的部類與《切韻》韻目的比較表）相同?！?

四、域外漢字音

中古音韻研究的一大宗域外資料，是見于各類外語及少數(shù)民族語言中的漢字音（Sino-Xenic），學(xué)界討論較多的，有梵漢對音、日語吳音（Go-on）、日譯漢音（Gan-on）、越南漢字音（Sino-Vietnamese）、朝鮮漢字音（Sino-Korean）、藏譯漢音、夏漢對音等幾種。

梵漢對音所代表的時代，從東漢到中唐的各個歷史階段都有，因為自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土以來，不斷有佛經(jīng)被譯作漢語，來自不同地區(qū)的譯經(jīng)僧人帶有不同方言背景，可能會使得梵漢對音材料既有時代特征，也有地域特征。俞敏（1984）指明其搜集的二十余家梵漢對音材料的時代為后漢三國，譯經(jīng)所代表的語言可能不是梵文（Sanskrit），而是巴利文（Pāli），至于其方言基礎(chǔ)，“三國里有譯場的只有魏國的洛陽和附近、吳國的建業(yè)（支謙竺律炎在吳國武昌譯過經(jīng)；分量極少……）這兩處的方音大致是統(tǒng)一的。顏之推說過，語音清正的地方‘獨金陵與洛下耳’，正反映這一點”（俞敏1984/1999：2），說明當時譯經(jīng)用的應(yīng)該是金陵、洛陽的標準音。這兩地雖然一南一北，但其標準音幾無差別。劉廣和（1991a，1996）用東晉法顯、佛陀跋陀羅、僧伽提婆等的對音，對東晉中原洛陽方音的聲韻系統(tǒng)做了探索。上文引述過段玉裁“去聲備于魏晉”的看法，絕大多數(shù)泰夬祭廢字在東晉譯經(jīng)中仍然對譯塞音韻尾，如：世貰?at、逝jais、衛(wèi)vas/vat、罽kas/kār/ka(n)（祭韻）；會vās、奈??as、賴ra?、害hat、旆vas、貝pas/pat（泰韻）；貝（薄邁切）vaji（夬韻）；吠vai（廢韻）。

尉遲治平（1982、1984）用北周、隋代阇那崛多、阇那耶舍、耶舍崛多、達摩笈多等四位經(jīng)師在長安所譯的佛經(jīng)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一時期的長安方音。施向東（1983）所用玄奘（600—664）和柯蔚南（1991）所用義凈（635—713）的對音都反映了唐初中原方音。劉廣和（1984，1991b）所用不空（705—774）反映了八世紀的長安音。

與中古音韻有關(guān)的日本漢字音，主要有吳音和漢音兩種（藤堂明保1959）。吳音代表了公元六、七世紀前后中國江南地區(qū)的方言，漢音代表了中晚唐的標準語長安方音。嚴棉（1994）認為日本漢字音跟閩語，尤其是閩南語經(jīng)歷了相同的音變，日譯吳音借自古閩語而不是吳語，但因為現(xiàn)代吳語（尤其是浙南吳語）和閩語在諸多特點上是一致的，“吳閩同源”也是學(xué)界大多數(shù)人的看法，所以吳音和中古以后的吳語的關(guān)系是無疑的。日譯吳音一方面保留《切韻》音系（或更早階段）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保留了中古南方口語的一些特征，包括：

（一）匣母開口讀g-（沼本克明1995；鄭偉2018a），如：何ka、瑕ke、狐kio、駭gai、豪gu、后ko、含gam、閑ken、麧kit?i、涸kwaku、項ko?、弘gu?、幸ka?、紅gu。

（二）齊韻開口讀洪音-ai，如：帝tai、禮rai、濟sai。梵漢對音里的齊韻字，對梵文的-i、-e、-ai都有，不能只憑它來判定中古齊韻的讀音（柯蔚南1991）。

（三）魚虞有別。魚韻讀-jo或-o（吳圣雄1991），如：魚gjo、除djo、女njo、呂ro；虞韻讀-ju或-u，如：喻ju、雨u、具gu、株sju、須su。雖然吳音未必準確反映了中古魚韻的實際音值（當時魚韻應(yīng)讀不圓唇主元音），但至少反映了韻類上的分別。

（四）純?nèi)软嶉_口字讀圓唇元音，如元韻開口讀-on，如：獻kon、建kon、言gon；欣韻開口讀-on，如：勤gon。嚴韻開口讀-on，如：嚴gon。純?nèi)软嵵桓窖篮砺暷赶嗥?，其韻母主元音均為央后元音，而這類元音更傾向于往圓唇化的方向發(fā)展。痕韻開口讀-on，如：恩on、根kon、墾懇kon，也與此有關(guān)，因為中古痕韻字的主元音，學(xué)界普遍同意是擬作*-?的。

（五）梗攝三四等讀低元音（平田昌司1995）。如：荊gyau、秉pyau、戟gyaku（庚三韻）；禎tyau、盛zyau、擲tyaku、奕yaku（清韻）、屏byau、鈴ryau、經(jīng)kyau、霹byaku、擊gyaku（青韻）。

由于某些音類從中古前期的洛陽書音到中古后期的長安音并沒有顯著的變化，以及譯音材料本身有不能準確反映音值的局限性，日譯漢音在很多方面和日譯吳音相同，如：歌韻開口讀-a、支脂之微韻讀-i、覃談寒韻字讀-an、痕韻字讀-on等。有些特征，無法判斷是漢音的存古還是創(chuàng)新。如寒韻入聲字的銳鈍分韻在北京話中仍然保留，如“葛達”不同韻，這是《切韻》以后的語音演變，而吳音和漢音的寒韻字不論舒入或聲母的銳鈍，主元音一律寫作-a。

漢音與吳音相比的創(chuàng)新之處，比如上述元韻字在漢音讀-en，如：言gen、建ken；欣韻字讀-in，如：近kin、隱in、欣kin；齊韻開口讀-ei，如：禮rei、西sei、雞kei；梗攝開口讀-ei，如：京kei、命mei、精sei、逆geki、昔seki、經(jīng)kei、的teki。（馬伯樂2005）這些特征是中古音演變的結(jié)果。

關(guān)于朝鮮漢字音（高麗譯音）的時代，馬伯樂（Maspero 1920/2005：16）說過：“現(xiàn)存的朝鮮譯音不能用于中古漢語研究。我原則上認為現(xiàn)在的讀音實際上就是以五世紀吳方言為基礎(chǔ)的新羅音，可是它也受到了以唐代北方方言為基礎(chǔ)的高麗音的影響，在古音產(chǎn)生混淆的情況下顯得尤為突出?！背r譯音反映了中古音的部分特征，如重紐三四等的分別（聶鴻音1984），支韻開口重紐三等讀-?i、重紐四等讀-i；真韻開口重紐三等讀-?n、重紐四等讀-in。

羅常培（1933）討論的幾種藏譯漢音材料，如《千字文》、《金剛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大乘中宗要解》和注音本《開蒙要訓(xùn)》，都是敦煌藏經(jīng)洞所出殘卷，張清常（1963）討論了《金剛經(jīng)》的藏譯漢音，高田時雄（1988）在羅書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十余種藏譯漢音或藏文的漢字注音材料。材料的時代和地域方面，羅書指出其“可以代表五代時候的敦煌方音”。至于西夏文獻中的漢字譯音，以《番漢合時掌中珠》為代表，其年代為1190年左右，“西夏國區(qū)域占有今日陜西的北部、甘肅的西北部，那么它那漢譯音當然也出不了那幾處的方音”（王靜如1930）。而日譯漢音的語音標準是唐代長安音，所以說這幾種材料都是中唐以后西北方音的代表，雖然時代上略有早晚，但目前來看，其內(nèi)部一致性較強。例如：

（一）次濁鼻音聲母讀作同部位塞音。中古明微母在《千字文》等藏譯漢音材料中都用藏文的[’b]（[’]是對藏文字母?的轉(zhuǎn)寫，也有轉(zhuǎn)寫成[?]的）或[m]字母來對譯的都有，泥母則用藏文[’d]或[n]字母來對譯，疑母字用藏文[’g]字母來對譯（羅常培1933：17、19、24）。龔煌城（1981）通過觀察《掌中珠》里漢與鼻音字的西夏對音及相關(guān)的藏文對音，提出當時的漢語西北方音的陽聲韻聲母保持m-，入聲韻的聲母變?yōu)閙b-。陰聲韻是單高元音多作mb-，復(fù)元音作m-。中古泥母字也是類似的情況，比如“能泥涅”等字讀*nd-，疑母字“銀硯言驗玉”等字讀*?g-。同樣地，日譯漢音也把鼻音聲母譯作同部位塞音，如：寧dei、泥dei、迷bei、玉獄giok、鵝ga。

（二）全濁塞音和塞擦音聲母字不論平仄讀送氣清塞音和塞擦音。羅常培（1933：27）指出，“全濁聲母只有在《大乘中宗見解》里除去定母的仄聲以外，已然大部分變成次清，在其余三種藏音里大體還都保持它的本音?！蔽飨奈牡哪硞€字同時用中古次清和全濁聲母字來注音，如“鋪菩蒲薄泊葡”對譯西夏文的phu1，“他達”對譯西夏文的tha1，“天田甜電殿”對譯西夏文的th??e1，“起氣其”對譯西夏文的khi2（龔煌城1981）。

《大孔雀明王經(jīng)》漢譯密咒里的不空漢字對音，顯示並母字對bh-、定母字對dh-、群母字對gh-。梵文的b、d、g用漢語鼻音聲母字來對譯（劉廣和1984）。可見八世紀的長安音全濁聲母字可能在向次清化方向演變，鼻音字帶塞音成分也跟藏譯漢音及后來的夏漢對音相同。

（三）中古宕梗攝字的鼻韻尾弱化。羅常培（1933：30—31、64）說：“宕攝字在《千字文》跟模韻對轉(zhuǎn)，而《阿彌陀經(jīng)》跟《金剛經(jīng)》讀a?, ……梗攝字在《千字文》跟齊韻對轉(zhuǎn)，……有幾個殘余沒變的便跟‘曾攝’的登蒸兩韻一律寫作ei。”劉廣和（1991a）指出八世紀不空譯音中的部分宕攝字譯作-a，如：忙莽ma、囊曩na、娘穰n?a、仰n?a；梗攝清青韻字在咒語對音里一律沒有鼻韻尾。從《掌中珠》看到的十二世紀西北方音，也是類似的情況，“凡今音i?，古音???、?e?、i??、i??，西北方音為i??類音的，在西夏都是e”。（王靜如1930）

越南漢字音（安南譯音）跟朝鮮譯音一樣，時代層次也比較復(fù)雜。越南漢字音的主體層大概是晚唐以后的長安音（三根谷徹1972，1993），所以反映了晚期中古音后期的特征，而古漢越語是《切韻》時代以前傳入越南的漢字音，秦漢、魏晉、南朝時代的音韻特征均有可能出現(xiàn)。如寒山合并、宕江合并是中古后期的特征，庚二庚三有別、藥覺有別是《切韻》時代的特征，魚虞有別、麻佳同韻則是中古以前的特征。

五、結(jié)語

本文從學(xué)術(shù)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古音韻研究中主要涉及的四類歷史性資料：《切韻》系韻書、音義類辭書、詩文押韻、域外漢字音。每一種資料都有其特別的價值及局限，本文在介紹前人的研究的同時，著重說明了不同資料在哪些方面表現(xiàn)出中古音的音類分合、音值表現(xiàn)等特點。總的來說，《切韻》系韻書和音義類辭書是最可靠的內(nèi)部資料，域外漢字音是音系折合的產(chǎn)物，拿它來分析音類分合比拿來探討音值變化更為可靠，詩文押韻即便在表現(xiàn)音類分合方面，有時也未必準確，更何況押韻習(xí)慣經(jīng)常因時因地而已，所以說只適合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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