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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需 要 10 min 《范進中舉》是中學語文必學科目，無論是范進中舉前后自身的酸腐、胡屠戶的前倨后恭、張鄉(xiāng)紳的殷勤結(jié)交，都顯示著“舉人”這個名頭在清朝的分量。受現(xiàn)代小說、影視作品的影響，我們認為中國古代讀書人，起碼得中個進士。但是，為什么范進只是中舉，就被胡屠戶稱為文曲星下凡呢？中舉后的范進可以做到什么樣的官呢？吳敬梓所寫《儒林外史》雖然假借明朝，其實根據(jù)的是清朝背景。因此，范進中舉反映著清代讀書人的一種生活狀態(tài)。小說中，范進最后中了進士，甚至做了山東的學政，但這些都是簡單帶過，遠沒有他中舉時寫得精彩詳盡。吳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軒，一字文木，號粒民在清代做官的群體中，最正統(tǒng)的有四種出身：舉人、進士、五貢、蔭生。- 舉人，明清兩代，通過全省鄉(xiāng)試而選拔出來的士子；
- 進士，通過最后的朝廷考試，即殿試，及第者會被賜進士；
- 五貢，指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yōu)貢五種臨時政策性的做官門路；
- 蔭生，因為祖宗積德，長輩身居高位，或是為國捐軀被皇帝恩賜的做官資格。
《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作為實打?qū)嵔?jīng)過科舉的舉人，雖然不如進士榮耀，也是科考下各省的拔尖人才。一名讀書人，要先成為童生，由童生參加縣試、府試而成為秀才；秀才參加本省組織的鄉(xiāng)試，通過后方為舉人；舉人入京參加會試，通過后稱為貢士；貢士再參加殿試，由此才算得上是進士。在清代如果無特殊情況，各省鄉(xiāng)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小說中，范進屬于廣東人士，清初順治年間，廣東每屆鄉(xiāng)試只能取90余名舉人，到了乾隆時期改為72人的名額，所以，范進中了廣東鄉(xiāng)試的第七名，是一個很高的名次。成為舉人也就初步具備了做官的資格，所以平日里高高在上，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xiāng)紳才會來和范進敘情，并且一出手就是五十兩銀子、一所三進宅院的見面禮。按清代乾隆年間的規(guī)定，舉人如果參加會試三次，都沒有考中進士，朝廷會為這些落第舉人開啟一扇新的大門——大挑。所謂大挑，就是將符合上述條件的舉人以二十人為一組，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對他們進行當面選拔。但是這次改變舉人命運的選拔，一不看學識，二不拼文采，只是看這些舉人的外貌條件?！跋嗝部齻ァ笔俏ㄒ坏脑u判條件。因此，范進中舉前，胡屠戶罵范進時，才有“你不看見城里張府（張鄉(xiāng)紳）里的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樣尖嘴猴腮，也應該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惡毒話語。但是大挑并不是二十個人都能入選，因為只選取相貌堂堂，魁梧大方的一等三人，二等九人，一共十二人。剩下的八名則美其名曰：八仙，不入等次，純屬陪跑。大挑中被評為一等的三人，可以做知縣，分發(fā)到各省當差。二等的九人可以做教諭、訓導之類的教官，回到其所在省份，候補各縣的“教委主任”，執(zhí)掌該縣的文廟祭祀，教育所屬生員。以清代一位普通的教官高照煦為例，他是光緒庚辰年（1880年）參加的大挑，被列為二等。雖然高氏自覺相貌堂堂，心有不忿，可就是這個二等候補的身份，他也一直等到光緒乙酉年（1885年）才補上了陜西省宜川縣的訓導。對于大挑這種全看相貌和眼緣的制度，很多舉人多有不滿，有舉人曾攔下參加大挑選拔的王公大臣問到：“大挑以何者為憑？”，卻被大臣恥笑回答道：“我挑命也”。國家的基層教官選拔、舉人一生的運數(shù)，只以相貌為憑。而對于這樣的兒戲選拔，并不僅僅存在于大挑中。清代曾有主考官做了一副對聯(lián)諷刺考生：“爾小生論命莫論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span>就是這樣全憑考官主觀臆斷的糊涂選拔方法，讓范進受益無窮。在考取舉人之前，范進以童生身份從二十歲應考，考了二十多次都沒有考上秀才，只因最后一次考試被周學道可憐，選中為秀才，才有了他后面的故事。因此如果時年五十四歲，相貌平平的范進參加了大挑，最多也只能評為二等，候補一個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上任的縣學教諭。但是，并不能因此小看這縣學教諭，教官雖然與其他肥差相比，顯得清貧，但是也有自己的好處。比如“新生冊費”就是教官們非常重要的一筆收入。每當童生考中秀才，需要教諭、訓導這些官員給他們在“履歷”上蓋章子。章子不是白蓋的，新生必須要向教官送上一份“心意”，才能夠得到官方承認，如若不然，教官一句話就可以將來之不易的秀才身份剝奪，多年的寒窗苦讀就化為飛灰。光緒年間，湖北武昌有一田姓秀才，因為家中富有，所以在蓋章時遭到教官的刁難，索要數(shù)百兩銀子?？商锛译m有錢卻也不是冤大頭，于是借口等到田秀才入學之后再給。教官知道此時推脫，就是不給銀子，于是返回縣學向朝廷派來的學政告狀，說田秀才是靠舞弊才考取得功名。偏聽偏信之下，田秀才被革除功名，從縣學轟了出去，田家雖然家大業(yè)大，卻因不愿賄賂教官，斷絕了晚輩的功名。清代筆記《瓜棚閑談》的作者曾肇堃，在上任做了敘永廳（今四川敘永、古藺等縣地）訓導之后有這樣一段自述：“于是一介窮儒，乃得大成殿行走，管理紅墻一帶，統(tǒng)轄文武生員之職權(quán)。幾生修道，豈偶然哉”。這段話不僅透露出高氏的得意，也表明了教官手中掌握著對該地區(qū)“文武生員”的生殺大權(quán)。所謂大成殿，就是各地孔廟的主殿，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此處行走就是代圣人教授門徒，這就表明了教官之輩官職雖小，卻清貴無比，并且掌管該地的教育事業(yè)。西方出版物中記錄的裝運食物等用品的中國箱籃，也是帶入科場的考籃的常見形制光緒年間，陜西省潼關(guān)廳的訓導張晨嵐，曾就自己的教官生涯作了一首《得字歌》：這又可以與曾氏所說教官職權(quán)互為補充，“一品官前坐得”是說教官清貴；“兩回丁祭辦得”，則是指各地每年要在農(nóng)歷二月、八月兩個月的第一個丁日祭祀孔子，其中花銷可以落下一些，而且祭品的整只牛、羊、豬也歸教官分配。“四等秀才打得”，是因為秀才每三年要參加兩次縣里的歲考，用以檢查功課是否扎實?？荚囍校u為一二三等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是四等的秀才家麻煩了，輕則被當眾叱責，重則被革除功名，因此這其中不愿被革除功名的秀才和掌握生殺大權(quán)的教官，自然又有文章可做。至于“十分將就算得”，則是因為教官基本上沒有升遷的門路，官場歷來也沒有教官升任的規(guī)矩，所以，對于那些心比天高的舉人來說，教官只是算不得出路的辦法，所以沒了上進的動力，很多基層教官也就尸位素餐，混吃等死而已。清末，愛國志士開始提倡教育改革，晚清朝廷也興辦學堂，廢除科舉。持續(xù)千余年的古代科考制度，終于成為歷史。【5】《清史稿·一百零八卷·選舉》 趙爾巽（主編）經(jīng)公眾號“歷史D學堂”（微信ID：lishi1600）授權(quán)轉(zhuǎn)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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