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孟子》的作者，古今有三種不同看法

空谷天籟 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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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伯峻(1909-1992)：中華書局編審，湖南長沙人。1932年畢業(yè)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曾任馮玉祥研究室成員、中山大學講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協(xié)秘書處處長，湖南省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蘭州大學副教授，中華書局編審。中國語言學會理事。著有《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文言語法》(中華書局1963年)、《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春秋左傳論》(中華書局1981年)、《春秋左傳詞典》(中華書局1985年)、《楊伯峻治學論稿》(嶽麓書社1992年)、《楊伯峻學術論文集》(嶽麓書社1984年)等。

第一種看法認為《孟子》是孟軻自己著的。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焦循《正義》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jīng)問對》闡明此說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編成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故謂之《孟子》。”趙岐甚至把孟軻為什么要著書的動機都設想出來，他在《題辭》中又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同伸）三代之馀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后來，宋代朱熹從文章風格的一致性上來論證孟子為孟軻自己寫成的。雖然他有時也作些調(diào)停之論，如說，“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但他主要議論仍是：“《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睹献印芬勺灾畷适孜参淖忠惑w，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說：“觀七篇筆勢如镕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以上引文全見《朱子大全》）其后元人金履祥、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他相同。

清代閻若璩，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推論孟子為自著，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后一段說：“《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說：“七篇中無述孟子容貌言動，與《論語》為弟子記其師長不類，當為手著無疑。”

第二種說法則剛剛和這相反，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后他的門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共同記述的。最初發(fā)表這種議論的是唐代韓愈（見《昌黎集·答張籍書》）和張籍（見《全唐文·上韓昌黎書》）。附和這種議論的有唐人林慎思（見《崇文總目》）和宋人蘇轍（見其所著《古史·孟子傳》），可是他們都沒有舉出佐證來。

對這種說法加以闡明的最初有宋人晁公武。他在《郡齋讀書志》中說：“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

其后清人崔述在《孟子事實錄》中對此說多列了兩條證據(jù)。他說：“《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屬，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著，不應疏略如是。”又說：“七篇中于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細玩此書，蓋孟子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為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

較崔述略早的周廣業(yè)也認為《孟子》不是孟軻所著。他在《孟子出處時地考》中說：“此書敘次數(shù)十年之行事，綜述數(shù)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于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師訓，謹授受，兼法《論語》也。”但是他還是認為其中也有孟軻自己的筆墨。他又道：“迨還自青齊，既難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進說時王、傳授弟子者潤飾而刪定之。”他的結論是：“至其后編次遺義，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為之。何也？諸子皆孟門高弟，七篇中無斥其名，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當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未必不由此也。”

第三種看法是太史公在《孟荀列傳》中所說的：“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從這幾句話，我們得到這樣的概念：《孟子》的著作，雖然有“萬章之徒”參加，但主要作者還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的。關于這一點，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體會，他說：“又公都子、屋廬子、樂正子、徐子皆不書名，而萬章、公孫丑獨名，《史記》謂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者，其為二人親承口授而筆之書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陳臻等偶見，或亦得預記述之列）。與《論語》成于有子、曾子門人故獨稱子者，殆同一間，此其可知者。”

以上三種說法，雖各言之成理，但符合于歷史客觀事實的，當然只有一種。我們認為，太史公的話是可信的。他的時代較早，當日所見到的史料，所聽到的傳聞，比后人多而且確實；尤其是驗以孟子本書，考之孟子生卒，其馀兩種說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趙岐明明說，“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則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記錄。朱熹雖主張為孟子一手著成的，但也不曾否認在著作過程中有弟子參加。只是說，從文體的首尾一致看來，孟子是最后的訂定者。這從他“亦恐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一句話可以看出。所以他們兩人的看法和太史公的說法相距不遠。

第二種說法，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后他的門弟子所記述的，便和太史公的說法出入很大。他們舉了三種理由。有一條理由是，“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果孟子自著，不應疏略如是。”這實在不值一駁。孟子即便是所謂“亞圣”，也不能肯定他所說所寫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確。何況“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這種話，孟子不過借以說明禹治水的功績；正確的地理知識的具備與否，上古的所謂圣賢，似乎不曾給以重視。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孟子也不過借以說明伊尹全心為百姓服務的忠誠；而且孟子援引史事，常常主觀地加以改造，以期論證自己的觀點。稍讀孟子書就會了解這一點。這正是孟子辯論的手段哩。另一條理由是“果孟子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這一點，上引魏源的話已經(jīng)說得明白。孟子既是萬章、公孫丑之徒“親承口授而筆之書”，那么，稱其師為“孟子”，稱其同門為“樂正子”、“屋廬子”，何嘗不可？周廣業(yè)以此和《論語》同樣看待，認為是樂正子等的門人所編次，那是錯誤的。我們只要問，如果是樂正子之徒的門人所編次，為什么七篇中記樂正子諸“子”的問答反而根少，而記萬章、公孫丑之徒的問答反而很多呢？最值得注意的是諸侯皆稱謚一條。梁惠王、滕文公、魯平公都死在孟子前，固然可以稱謚；梁惠王是死在孟子后的，齊宣王也可能比孟子遲死三兩年，為什么也稱謚呢？我們認為閻若璩的解釋是說得通的。他說：“卒后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摘自楊伯峻《孟子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