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門嚴于“義利之辨”，若追溯這一思想統(tǒng)緒的源頭，可將其歸結(jié)于《論語·里仁》所載夫子自道的一句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薄傲x利之辨”是內(nèi)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話題之一，它所關(guān)涉的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過程中如何裁斷“利”的問題。

在孔子看來，人對“利”的裁斷不外乎三個方面：如何措置“富”與“貧”、 “貴”與“賤”、“生”與“死”。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往往認為“貧”“賤”“死”是有“害”的，因而常常會生出一種恥“貧”、厭“賤”、惡“死”之心。與此相對，“富”“貴”“生”則往往被認為是有“利”的，因而人們常常會存有一種愛“富”、喜“貴”、好“生”之心。進而言之，在“富”“貴”“生”三者之中，“生”更是被人視為最基本的“利”——只是有了肉體存在的“生”，人才有了對“富”與“貴”的求取；或者說，人對“富”與“貴”的求取，最終乃是為了維護最基本的“生”的權(quán)利與滿足活得更為幸福一些的意愿。鑒于此，我們可以把人對“利”的求取進一步簡化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對“富”與“貴”的求取，一個是對最為基本的“生”的求取。與此相應(yīng)，孔子依于人所“宜”行的“仁”道而作的“義利之辨”也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一個是對人在“富”與“貧”、 “貴”與“賤”之間進行取舍而作的“義”或“不義”的價值裁斷，另一個是對人在“生”與“死”之間進行取舍而作的“義”或“不義”的價值裁斷。

裁決富貴貧賤需體現(xiàn)“仁”

就“義利之辨”在其第一個層面的裁斷來看，孔子并沒有在維護人的生存權(quán)利的意義上否認“富”與“貴”之于人的價值，因而也沒有一概而論地貶抑作為肉體存在的人對“富”與“貴”的欲求。《論語·里仁》記載了這樣一段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笨鬃邮紫仍谌酥Ｇ榈膶用嫔峡隙巳巳硕加杏蟆案慌c貴”、嫌厭“貧與賤”之心。作為儒門先師，孔子超出常人之處在于，他為人對“富與貴”“貧與賤”的棄取設(shè)置了一個不得不有的前提，那就是必須依于“道”來裁斷，而這個“道”自始至終都有其確然不移的價值取向，那就是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可離棄的“仁”。如此看來，孔子“義利之辨”的核心問題并不在于人是否順乎人之常情而對“富與貴”“貧與賤”有所取或有所棄，而只是在于人在有所取或有所棄的裁斷與抉擇中是否體現(xiàn)了“仁道”。

“富”與“貴”在孔子這里顯然并不是居于主導地位的價值取向，更不是唯一的價值取向，人對“富”與“貴”的欲求自然也就會因“道”的統(tǒng)攝而有“可求”與“不可求”之分。譬如，孔子曾這樣說：“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保ā墩撜Z·述而》）那么，這里所謂的“可求”意指什么呢？“不可求”又意指什么呢？孔子對此雖然沒有明說，但是依循他的思想宗趣，凡是合乎“道”的就是“可求”的，凡是不合乎“道”的就是“不可求”的。在“不可求”的情境下，孔子斷然作出“從吾所好”的決斷，其實他“所好”的東西指的就是他始終樂在其中的“道”?？鬃釉H為坦然地說道：“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保ā墩撜Z·述而》）可以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乃是孔子在“富且貴”與“道”不可兼得的兩難處境下，自覺地依從他所篤好與樂守的“道”，對那些依然糾纏于利害權(quán)衡而終以“富且貴”為上的人們所作的一個醍醐灌頂?shù)亩截熍c指點。

當然，有所“好”就會有所“惡”，有所“樂”就會有所“憂”。如果說孔子之所“好”與所“樂”的都是他所期許的“道”的話，那么他之所“惡”與所“憂”的則是“道”之難行于天下的人生境遇了?！墩撜Z·衛(wèi)靈公》載有夫子自道的這樣一句話：“君子憂道不憂貧?！闭纭昂谩彼敽谩ⅰ皹贰彼敇?，孔子以其“惡”所當惡、“憂”所當憂的圣者情懷，為他所顧念的“義利之辨”作了一種并不在其天然性情之外的價值裁斷。

生的終極意義取決于“仁”

孔子同常人一樣也看重“生”。正因為如此，當子路就何謂“死”這一問題冒昧討教時，他才會以“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這樣的反問式答復來予以指點?！吧笔侨怂櫮畹模八馈笔侨怂訁挼?，這乃人之常情。就日常處境而言，其實并不存在如何在“生”與“死”之間作取舍的問題。進而言之，在“生”與“道”并行不悖的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舍“生”求“道”抑或貪“生”棄“道”的兩難抉擇，自然也就不存在“見危授命”（《論語·憲問》）的問題。在孔子看來，只是當人不幸遭際“生”與“道”不得兩全而不得不在兩者之間抉擇其一的人生危境之際，是否“授命”才成為關(guān)乎人生大端的一個真問題。

孔子就這一人生難題所作的經(jīng)典誨示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意思是說，“志士仁人”不會因為貪生而有害于“仁”，而能夠犧牲生命以成全“仁”。在這里，孔子不僅強調(diào)了“仁”對于人成其為人的根本意義，而且提醒那些“志士仁人”本當不斷地在當下即是的生命決斷中踐行“成仁”之“道”?？鬃釉疲骸俺劦?，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可以說，“道”的自覺讓孔子終于獲致了裁斷“生”與“死”的價值尺度，也讓他終于可以坦然地面對“死”的威逼而始終信守不可搖奪的生命重心。

孔子以“仁”立教，他所“志”與所“弘”的“道”說到底乃是以“仁”為價值底蘊的“仁道”。如果我們將“義利之辨”在其第二個層面的裁斷歸結(jié)為“生”與“道”之間的裁斷的話，那么對“生”與“道”作裁斷也就意味著對“生”與“仁”作裁斷。在孔子這里，“生”誠然是人生最大的“利”，不過“生”的終極意義畢竟取決于“仁”，因此，“仁”便成為孔子用以裁斷“生”的最高的“義”，“殺身以成仁”也由此成為孔子為人生價值棄取所作的最高斷制。

這個最高斷制在孔子之后又被孟子表述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鬃右粯?，孟子首先肯認了“生”和“義”在日常處境下都是“我所欲”的，只是在“二者不可得兼”之際，“舍生而取義”才成為“志士仁人”當有的人生決斷。也正是在實施這一決斷的過程中，“志士仁人”才真正地把自己成全為“志士仁人”。

無論是孔子的“殺身以成仁”，還是孟子的“舍生而取義”，他們所點示于人的，乃是一個關(guān)涉人生大端的價值裁斷問題。從根底處看，以價值裁斷為其內(nèi)在樞機的“義利之辨”顯然不是一個訴諸思辨的知識論話題，而是一個訴諸生命踐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與生命意義息息相關(guān)的價值論話題。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